1144万人考教资，“就算没用，先考再说”

毕业10年后，齐小燕再次走入了考场。

站在大门口，周围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个女孩从身边经过，看起来最起码比她小了10岁，正对旁边的同伴说，“我就是裸考，大不了下次再过”，语气很轻快。但齐小燕没法这么放松，她卯着一股劲，想尽可能一次性通过，“上一次这么用功，还是考大学的时候”。

她今年已经33岁，想赶在35岁的门槛前考进编制，时间很紧张。丈夫也并不支持，想让她“随便找个班上”，在她的强烈坚持下，丈夫才勉强妥协。脱产备考的2个月里，丈夫每个月要给她2000元零花钱，给老人买菜钱，还2套房子的贷款，给夫妻俩交社保，再承担2个孩子的花销，压力很大。一旦这次没有考过，之后更难获得支持，小燕这样想。

和齐小燕一样，走进教资考场的中年职场人不在少数。据北京报考人数数据，从历年来看，在考生人群中，只有一半是在校生，其余都是社会人士。这个情况，放眼全国，也很普遍。

39岁的青岛妈妈宋雅舒同样考下了教资，她考的是美术。宋雅舒曾是艺术生，学了6年画画，大学读的服装设计，毕业后创业开了服装精品店。那些年，她胆子很大，常常包里装着几万元现金，坐深夜大巴去上海、杭州进货。后来，宋雅舒结婚、生子，父母想让她稳定下来，“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她顺势进入国企，负责后勤，一做就是十多年。

最近几年，宋雅舒发现，周围考教资的朋友越来越多，一位大学同学，本来在纺织行业工作，考了4年，卡着35岁拿到了教师编制，成为“励志典范”。另一位好友在媒体，报社改制后，薪资骤降，不再做美术编辑，拼了一段时间考下教资，去家附近的辅导班当起了兼职老师。

眼看着自己要40岁了，宋雅舒没打算进学校，她跟很多人想法一样，“这就是一条后路”。有朝一日，一旦离开国企，她可以去孩子在的补课班代课，钱不用多，就当挣一个零花钱。

考教资并不难，对很多人来说，是个“踮踮脚就能够得着”的选择。1992年出生的空乘苏苏，预见到自己“能飞的时间不多了”，她爱笑，亲和力强，也善于沟通，觉得“当老师是个不错的出路”。在众多科目中，她选择了考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自学画画，再从零开始学钢琴。她甚至还想着多手抓，“考完幼师，再考小学”。

30岁的带货主播宋敏，为了考教资，从8月份开始已经备考了2个月。她每天4点半起床，6点开播，一直到很晚才能下班，挤出时间复习。十几年没学过文化课了，她发现“自己还能这么自律”，几乎拿出了备考成人大专时的劲头。

放眼四周，备考教资的人随处可见。每天中午，国企茶歇室里，藏着记笔记的职工；上下班的通勤路上，身边人耳机里传出的是网课老师反复强调的背诵重点；不下班的晚上，互联网员工的桌子上摆的不是策划案，而是一套套习题和随身携带的知识点小册子；打开社交平台，随处可见一个个“瞒着领导和同事录制的备考vlog”。

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尽快通过。

决定考教资的职场中年人，大多对现状很焦虑，对未来也很迷茫。

拿着女儿的成绩单，宋雅舒很不满意——班级里只排中下水平，难免向别人提及时，也被她说得很小声，有些不好意思。她劝慰自己，“要想开，养娃就像抽奖，谁让你抽中的就是个普娃”。但在观察过成绩好的学生后，她又有些自责——班里凡是不靠天赋、全凭努力的孩子，几乎都离不开一个全职妈妈，在背后全程辅导，制定计划。这一点，宋雅舒却很难做到。

疫情之后，她所在的国企改制，领导更换，工作流程大变，常常半夜12点突然接到新任务，下午2点前就要完成，她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内打了三四百个电话，向供应商核对数据。有时，就连晚上吃饭时，也放不下手机和电脑。那时候，女儿正上小学一年级，早上由夫妻俩轮流送孩子上学，放学后，只能把孩子送到托管班，六七点再接回家。这样一来，作业虽然不用操心，但质量堪忧，基础更是没能打好。

改制后，办公室里始终飘着焦虑的气息，还学起了互联网公司的习惯——到点不下班。没成家的年轻人，下班了不肯走，在工位上“表演忙碌”，一位家住得很远的同事，有时宁可住在单位里，第二天早上，再当着领导的面洗漱。有些成了家的爸爸，不想回家带孩子，躲在单位里打游戏，既避免了被妻子骂，又做出了加班的样子。

一到下班时间，宋雅舒常常如坐针毡，心里很着急，但所有人都不动，她更加不好意思做“第一个”。

眼看着要40岁了，宋雅舒没了年轻时的冲劲与热情，只想按部就班地完成份内事，多些时间照顾孩子和家庭，“比起奋斗，我更想要时间和自由”。

时间一长，她的身体也发出警报，确诊了甲状腺结节，需要一直吃药，再按时复查。同时，她也不自觉地将焦虑情绪带给孩子。一次送女儿上学时，耽搁了一点时间，迟到了一会，女儿想让她给老师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她把手机忘在了车上，不想再回去拿，只对女儿不停催促，“快进去，我上班要迟到了”。两个人在校门口僵持了好一会儿，旁边的家长看到了，借给她手机打了电话，才解决了这场“对峙”。

女儿进学校后，这位家长看出了她刚才流露的崩溃，劝慰她，“不要这么焦虑，这样的情绪对孩子不好”。单位并不对迟到扣钱，宋雅舒不知道那一瞬间的情绪从何而来，但从此之后，她开始把“全身而退”放在心上，想要效仿离开报社的同学，为自己谋个可行的退路。

与宋雅舒细密、长久的焦虑不同，齐小燕面临的现状更加严峻。大学毕业后，她开了10年跆拳道馆，有自己的教练团队，也跟许多幼儿园搞过合作项目，早几年的时候，赚过一些钱。2019年，齐小燕刚刚花了20多万重新装修道馆，没想到，紧接着发生了疫情，学生和老师大量流失，几乎是赔钱经营，每年还要交35万的保证金和5万元的二次消防费。那时候，她生了二胎，精力大不如前，每天愁得掉了不少头发。

身边做生意的朋友，大多在苦苦撑着，有人借网贷，还有人卖房子，齐小燕不想走到那一步。她跟丈夫是再婚，哪怕是为了大女儿的未来谋划，不开道馆，她也要继续工作。大学时的辅导员，正在学校管就业工作，听闻之后建议她，“不如先考个证，你有10年的经验，可以当个体育老师”。

相对年轻的职场人，比起焦虑，更多是面对未知的未雨绸缪。25岁的广东姑娘赵慧杰，刚刚迈入职场2年，就开始为日后做起了打算。她学金融出身，毕业后去了深圳，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现在正值双十一节点，她要对接各个带货主播，一周无休，每天加班到11点，累得脚步虚浮。赵慧杰甚至没想等到35岁的“生死线”，只想再奋斗几年，就回老家茂名。

面对未来，她有不少迷茫，也没想好回老家后要做什么，只把考教资当作有备无患，“给自己多一个选择”。几年时间，她的想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大学时，面对父母考教资的建议，她很排斥，心里想着，“这很无聊，为什么要当老师？”但现在，在被互联网行业摔打后，她已经有些羡慕做老师的朋友了——“稳定，又有寒暑假，是个不错的选择。”

真正回到老家的职场人会发现，考教资的推力无处不在。年初，95后的李丹从宁波回到了老家江西新余，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专员，每个月扣除五险后，拿到手工资4600元。工作不忙，也不需要加班，有大把时间，父母操心起了终身大事，忙着为她安排相亲。

接连相了2个，李丹都觉得不合适，她很郁闷，小城市的优质异性实在太少，“他们竟然要介绍初中毕业的”。父母却把相亲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她的工作，笃定地对她说，“如果你是老师，别人都会上赶着来介绍条件好的人了，哪还需要等着。”在李丹的老家，别说相亲市场，“只要能教书，那就是无上的光荣”。

李丹想得开，既然下班没事做，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考一下试试，“大家都说宇宙的尽头是考编，以后没准就用得上”。

比起金钱和记忆力，对于职场人来说，备考教资，最稀缺的是时间。

通勤路上，是挤出来的时间。早晚开车时，宋雅舒会把手机打开，连上蓝牙，播放前一晚看过的网课。她只听声音，调到1.5倍速，1个小时的路程，就能听完一节课。在国际留学机构做行政工作的张澜，上下班路上，耳机里播放的也是教资网课，她只听录播，不看直播，开头结尾和课间休息一律跳过，2个小时的课，她只要1个半小时就能听完。

更多的复习时间，还是来自午休和下班后。李丹每天6点半到家，7点半准时开始学习，持续到9点半，前期听网课，后期大量刷真题和预测卷。买的教材附赠了一个精华知识点小册子，李丹带去了公司，趁着午休，“没事就瞄两眼”。

宋雅舒会大大方方地拿出教材复习，她所在的办公室只有3个人，关系很好，不必遮遮掩掩，只是被人问起时，她还是保守地说，“为了退休之后做打算”。晚上9点半哄完孩子上床睡觉，书桌和台灯就被她征用了，常常从9点半看到凌晨1点，有时会困得趴在桌子上睡着。如果晚上没看书，宋雅舒会先定好闹钟，早上4点爬起来补上，学完2个小时，再叫女儿起床。

夏天的上海很炎热，有时晚上12点，张澜还翻来覆去没有睡意，之前她可能会接着刷会儿手机，但在备考时，她不止一次爬起来，打着灯看书。

职场人备考，没时间走弯路，他们无一例外，都要借助机构网课和习题。据天风证券预测，教资考试培训在2019年市场规模70.4亿，预计2025年有望超140亿。为了工作族和时间不充裕的人，头部机构大多配备了30天冲刺班，价格在1000元到上万元不等。

只不过，选择协议班的还是少数。近年来，多个机构推出9.9元、99元、199 元的低价直播课，更受考生青睐。宋雅舒买了两个不同机构的网课，一个199元，另一个99元，“300元也不贵，网课讲得很好”。赵慧杰更相信自己的水平，她常常加班，没时间系统复习，只在考前一个月，从淘宝上买了重点笔记和资料真题，只花了几十元。

大多数人是在工作和家庭之余，挤海绵式地复习，但少数基础较差的人，也会暂时脱产备考。齐小燕把家当作自习室，将梳妆台当书桌，每天除了接送孩子，其余时间全部用来自习。一抬头，眼前整面镜子上贴满了二十多个写着密密麻麻知识点的便利贴，其中两个比较特殊，是用显眼记号笔书写的，一个是“考期倒计时”，另一个是定的小计划——“背简答题，每天3道”。

齐小燕的备考并不算顺利，考前10天内，模拟考还是一个81分，一个88.5分。面对这样的分数，她有些难过，“别人裸考都能过，看来还是我太笨了”。

考期即将到来时，难免要“临阵磨枪”。去年12月，笔试成绩公布，张澜顺利通过，当时正赶上寒假，是她工作最繁忙的时候，等到能歇下来时，距离面试只剩下10天。张澜每天七八点下班后，找个没人的会议室，立好手机，自己抽真题，模拟面试，还要反复观看视频复盘，天天待到12点才回家。临考前两天，宋雅舒也跟单位请了年假，每天坐在家里刷8套真题，锻练手感。

与在校生相比，深谙职场经验的他们，有着自己的复习重点。宋雅舒写了多年材料，作文几乎不用训练，30分钟1200字并不是难事，她没在客观题下大功夫，主要靠大题拿分。张澜也没遵守“想要通过，选择题不能错超过4个”的规矩，她足足错了11道，依然平稳通过。“年纪大没关系，我有自己的优势，应对考试，我们可是‘老江湖’了”。她说。

很多职场人其实明白，这张教资合格证，对自己来说，最后大概率是没用的。

一位30多岁的职场人晒出了两张教资证，一个小学语文，一个小学英语，但她并不是为了炫耀，相反的，还有些无奈——“没用的证，一共两张。”很多人在评论中安慰她，有人说，“最起码有些景点能打五折”，还有人留言，“等到孩子上学就有用了，科学育儿”。

一位上海的外企从业者深有感触，“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考这个证，难道要放弃月薪2万元的工作，转行去做月薪8000元的么？”结果婆婆告诉她，“这是为了证明，你是一个有能力，能说到做到的人。”

很多人的考教资之路，上得稀里糊涂。从去年4月份开始，张澜的家里多了一幅画面，两个30多岁的人，像是大学泡图书馆的情侣，立着两个平板坐在一起学习，丈夫刚刚考上MBA的研究生，每天忙着看书、上课，张澜则是在复习教资笔试。

她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了“拿证之路”。有人考会计资格证，还有人拿人力资源管理证，像丈夫这样搞成人教育，想提升学历的人也不在少数。张澜是文科生，为了“不被上进的丈夫落下”，考起了跟自己关系最大的教师资格证。虽然在留学机构被称作“老师”，但她的日常工作与教课并无关系，她对当老师也毫无兴趣，在她看来，这是一个“投资回报率非常低”的工作。这张教资合格证，注定是个“无用的证”。

跟风备考者用不上，想着有备无患的职场人，想真正用上这张从业资格证，也并不容易。事实上，风风火火的教资考试，只是进入各类学校或教育机构工作的“敲门砖”，下一关的招聘编制考试，才是真正的难关。据媒体报道，去年，郑州一个教育局招聘200多个教师岗位，报名人数达到了近2万，有人报考了一所偏僻的农村小学，还有54个人一同竞争。新闻里，不乏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涌入中小学的例子，考教资简单，但考教师编制，越来越难了。

就算放弃编制，成为临聘老师，以合同的形式加入教师队伍，也只能生活在缝隙里。他们被称为“代课老师”，工作量大，考核指标严格，但却要接受“同工不同酬”，许多人工资不超过3000元，还有随时被正式编制老师挤下去的风险。

考下教资的宋雅舒，并没有辞职，丈夫劝说她，“如果想要离开国企，做新不如做熟”。现在，她重新捡起了自己的设计爱好，闲暇时，在朋友的工作室帮忙，朋友负责面料，她负责设计款式，全都是新中式的女装，做喜欢的事，宋雅舒每天有源源不断的新灵感。

至于美术老师，成为了被搁置的选择，“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也许等孩子上初中之后去试试，也许一直都不会做”。

今天，新一批教资人涌入了考场。压力大的齐小燕抱着希望，“一次不行就两次，一定要考过。哪怕不能考编，也可以进私立学校”。开考前夕，李丹却遇到了突发情况，新余市出现了疫情，全区静默，她所在的乡下也一直封村。从10月20日开始，她一直居家办公，一边刷题，一边向当老师的同学打听考试消息。临考前3天，如期考试的通知终于到达，李丹却打了退堂鼓，考场距离家10多公里，她担心当天村里不解封，无法顺利出去，更不想考完居家隔离，耽误工作。思虑再三之后，李丹决定放弃这次考试，等待退费。

她还年轻，考试时间很充裕，短暂的失落过后，她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我要好好地睡上两天，再去上班”。

（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