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华给出的答案是，“精神内耗就像作家写作的过程，也可能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找一种出口，寻找自己人生的出口。如果人不内耗，那他连寻找出口的动力都没有了。我写作40年，就是无数次内耗构成的，大家不要担心。”

罗翔的答案是，“人生存在，就一定会有损耗的存在。但问题在于，内耗得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停留在想，而是一定要去做。只想的话，CPU占的能量会特别大，但是去做就会让自己慢慢变平静。”

不过，在罗翔看来，面对精神内耗，更大的智慧是我们如何去选择。正如尼布尔所说，“对于不能改变的，请给我力量，让我去接受；对于可以改变的，请给我勇气让我能改变。”

因此，“对于精神内耗，如果是一些根本无法改变的，你跟它耗，也耗不过；但有些是可以改变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跟它耗一下呢，谁怕谁呀？”罗翔补充。

前不久，借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获得2022年俄罗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最佳外语作品奖的契机（注：该奖项由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设立于2003年，以列夫·托尔斯泰出生、居住了一生的庄园命名），B站读书区UP主黄鸭兄与罗翔、余华展开了一场对谈。

余华和罗翔的这场对话，在B站有超472万人观看，网友纷纷表示，看完之后治好了自己的精神内耗，甚至有人表示根本不舍得开倍速播放。

来源：“罗翔说刑法”账号视频截图

近年来，余华和罗翔都是网络公共文化领域的顶流，他们凭借幽默的谈吐，输出最直抵人心的朴素道理。

在这场跨界对谈中，他们分别针对人性、幽默、荒诞、精神内耗、时代狂热、爱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的回答纵观古今，横跨中外，但往往却又殊途同归，受益无穷。

《中国企业家》整理了余华和罗翔的对谈，并提炼了核心观点：

幽默

是为了让人思考背后的沉重

余华与罗翔的表达都是具有幽默性的。

此次对谈中，关于幽默与沉重的关系，余华和罗翔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罗翔：幽默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通过幽默来跟荒诞的世界和解；另一种是为了超越荒诞，对抗荒诞，是我们通过幽默来体会它背后的一些不合理，以及我们希望奔向的那种合理性。

我记得（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讲过很多非常非常幽默的段子，其中有一个关于小丑的：有一天剧场着火了，一个小丑就赶快上台跟大家说：“着火了！着火了！”下面的人都说：“哇，怎么演得那么好，太逼真了，太逼真了。”

小丑眼泪都出来了，下面还在不停地鼓掌，最后大火把这些人全烧死了。

这个故事想要提醒我们的是，当我们对一些幽默的理解仅仅只有笑声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像这个故事中的观众一样，不知道背后一些重要的警示。

余华：罗翔说到的这个小丑和观众的故事非常好。让我想起了自己很多年前写这本书（《兄弟》）时候的状态，就是心里有一个很清晰的点：我是一个病人。

其实我们都在这个剧场里，这个剧场就是我们身处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有一份，很多人只看到台上人的那一份很精彩，却没意识到自己也置身于其中。这个社会中美好的东西我们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这个社会中丑陋的东西我们也有一份，我写下社会中的弊病，其实我身上都有。即使我没做过，甚至没有这样的想法。

生活中永远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总认为，这个社会的种种问题是你们造成的，不是我，而我是来监督你们，这就好像是后面的海浪在批评前面的海浪把村庄给淹了，就是这样的关系。

荒诞

往往是因为突破了我们认知范围

不管在余华的小说中，还是在罗翔的法律案例中，总是充满了颇具荒诞感的人物角色和事件，因而，他们对现实中的荒诞感也有不同的理解。

余华：现实任何时候都有荒诞的一面，生活很多时候是用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荒诞就是忽然一下突破了我们的认知范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社会中比比皆是，当我们的认知范围逐渐扩大就会觉得也没什么。

作家最重要的两个品质，我认为一是幽默感，二是同情和怜悯之心。幽默感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体现了这个作家如何和世界打交道。我的写作还是与人为善的，虽然我可能写的那个环境很糟糕，但就好比你在暗夜里行路需要一束光，没有那束光，写作就没法往前走，我一直在寻找这种美好的东西。

罗翔：荒诞是这个社会的存在方式，只是它折射着人类对美好的期待。卡夫卡的《审判》和加缪的《局外人》，都是在描述人类司法制度是可能出现错判的。一旦错判就会觉得很荒谬，但是我们又必须接受，人类的有限性就会导致人类的荒诞性。

难道我们就接受这一切吗？不是的，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减少这种荒诞性，我们不是跟荒诞握手言和，我们承认荒诞，也不是彻底制造一个不荒诞的社会，那是不可能的，当你想彻底制造一个不荒诞的社会，那一定是最荒诞的结果。

我们要在其中保持一个合乎中道，一方面我们接受人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向往一个更美好的，在两者中寻找一个平衡，这个世界不应该这么荒诞。

时代

第一批骑摩托车的人驾驭不了速度

余华和罗翔成长于不同的年代，但他们都曾经历过一些密集出现荒诞和冲突的年代。关于时代出现的新速度、新欲望，人们也表现出不同的驾驭能力。

余华：我印象里90年代就是摩托车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说一个事情，当然这没有准确的数据，就是中国第一批买摩托车的人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驾驭不了速度，太快了，所以不是撞在电线杆上，就是撞在树上，还有一些撞在了墙上。

90年代就是这样，我们从一群习惯了自行车速度的人变成要去适应摩托车的速度，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就走了。然后你会发现又过了没多久，街上跑起汽车来了。至于那时的感受，就是觉得变化太快了，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比如像我们这样，三个人今天还在晃来晃去，大家从口袋里凑出一块多两块钱准备去吃顿饭，好点的饭钱不够，最多能吃饱，于是就商量来商量去。到一个月之后，其中一个人突然就开着轿车来了，你就会很惊讶，一个月没见差距怎么这么大。

童年是我所有写作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地方，那里发生了什么，你要心里有底。

罗翔：余华老师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好。

时代变迁太快，每天都眼花缭乱，但问题是有时候人对自己的欲望是缺乏驾驭能力的。这种情况下，欲望的满足让你感到的不是幸福，可能是一种摧毁。

对命运要保持足够的敬畏

时代变迁中的“无常”，但命运好像就是这样，它不可知，它会戏弄你，甚至让你变成自己的敌人。余华和罗翔也分别表达了各自对命运的看法。

余华：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命中注定，古希腊人也有类似的表达，对命运的看法总是比我们更准确。

罗翔：中国的一些俗语其实很深刻地表达了一种观点：人对命运要保持足够的敬畏。有心插柳柳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但在某种意义上，人又不能够太过于“宿命”，因为宿命会让人放弃、让人懒惰。

来源：“罗翔说刑法”账号视频截图

我经常引用爱比克泰德说的一句话——“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绎并非我们选择的剧本”。既然很多东西不是你能够选的，那么，当这只看不见的手赋予你一个剧本时，你就要把它演好，因为你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很多人总是活在对过去的悔恨中，也活在对明天和未来的忧虑和不可知中，但是唯一没有做好的就是负责任地过好今天。

人要读万卷书，行千里路。读书，是为了走出时代性的偏见；行路，是为了走出地域性的偏见，能够让我们包容看待世界，接受自己的有限性。不要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只有死去的东西才会随波逐流。

余华：虽然剧情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但台词是我们自己说的。我们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命运到了某个关口说什么话，这些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想和时代，想和命运保持好关系的话，他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台词说好。

而且我认为，台词有时候会改变剧情。

爱是因为我们不完美

罗翔和余华的表达总是充满对人性的善意，而与善很近的就是爱，这也是包括余华在内很多作家在探讨的话题，余华和罗翔也给出了回答。

罗翔：首先，爱一定是先天的，我们为什么总是渴望爱与被爱，因为我们缺乏，是孤独的。当你渴望别人去爱，你就承认先天是不满足的、有缺陷的，所以你希望别人爱你。

同时，爱一定得有后天的学习，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爱，总是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因为人是如此自恋，你所有的爱可能只是自恋的投射。而狂热的投射到最后，越是爱，越是伤害。爱是需要后天学习的，就是承认我们的有限性。

爱是因为我们不完美，爱也是因为我们希望变得完美。爱是彼此牺牲，彼此成全，彼此成就，并彼此走向更深更远的满足。

爱一旦开始变成占有，就变成长达一生的互相折磨。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