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人约会，为什么总是送玫瑰花？

原作者｜【英】卡西亚·波比 

《花朵小史》，［英］卡西亚·波比 著，杨春丽 译，贝页｜文汇出版社，2022年7月。

从“宙斯之花”到“衬花”：

康乃馨为何成了花市里的“廉价品”？

夏洛特谈起自己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约会”：“我知道会不愉快的，这个男人送给我的是康乃馨。”这是2003 年的曼哈顿。或者确切地说，是HBO 播放的《欲望都市》中浪漫场景中的雷区。夏洛特对花朵轻蔑的反应是我们许多人都认可的反应：“这花是衬花”。康乃馨的花枝很实用廉价、持久，在超市里总能买到，它们无法传递很多思想，无法说明花朵需要的工夫。“可以向女主人送一束康乃馨吗？不可以！”《时尚》（Vogue）杂志的编辑苏茜·门克斯（Suzy Menkes）设问道。

宙斯之花香石竹（Dianthus caryophyllus）如何沦落至如此卑微之境地？

石竹（Dianthus）这一属有300个种类，其中康乃馨是原生于地中海地区的粉紫色花朵，其培育历史悠久，难以追踪到确切的源头。这种花朵5世纪时在北欧的花园里已司空见惯，从那时起无人对它溯源。康乃馨走向大众化主要在于它的顺应杂交，说难听一点，就是它愿意产出“变种”，即“自然界的杂种”，花朵的褶皱、纹路、线条千姿百态。然而，无论是最初采花的贵族还是后来养花、举办花展的花卉商，几乎都不欣赏康乃馨这种“畸形的后裔”。

亚历山大·马歇尔于17世纪中叶编纂的《花谱》中的一页。这一页全是康乃馨。马歇尔给它们命名为杂交石竹、粉花绒球、圆珠、科尼利厄斯将军、贝克将军。这本花谱一共有284朵花，其中60朵是康乃馨。

今天“花卉商”这个词用以描述卖花的人，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它指代业余时间热爱花卉的工匠（比如，许多织布工是花卉爱好者），他们培育特别种类的花，参加展览、竞赛。耳状报春花、郁金香和风信子是大众化的，唯有康乃馨是有选项的：“双色香石竹”（白底上有单色条纹）、“异色香石竹”（底色上有两种以上颜色的条纹）、“斑纹香石竹”（花朵的边缘颜色比其他部分更深）。

当时，人们尚不完全了解植物繁殖的机制。品种的差异通常源于“意外耦合”或者环境因素的巧妙操控。人去抢夺功劳就等于扮演上帝。18 世纪的植物学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人们最终承认，花朵“只不过是植物的生殖器”。各种各样的创造物都可以在“婚床”上通过干预而创造。康乃馨在这个故事里充当关键的角色，因为第一个有记录的、有明确意图的、用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进行杂交繁殖的案例就与石竹有关。

扮演上帝（或丘比特）的人是霍克斯顿的苗圃工人托马斯·费尔柴尔德（Thomas Fairchild）。1717年，他把须苞石竹（Dianthus barbatus）的雄性花粉转移到一朵康乃馨的雌蕊上，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植物”。30多年以后，林奈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确立了现代植物学的命名体系（属类之下是种类）和分类体系（依据花朵的雄蕊和雌蕊的数目）。“费尔柴尔德的杂种”（Fairchild’s Mule）有两例样本，如同公驴和母马的杂种一样，没有繁殖能力，但是，这两个样本分别在牛津大学植物标本馆以及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标本馆存活下来。

母亲节贺卡，1914年。

从那时起，培育的康乃馨有几千种，我主要想讨论其中“四季开花的”这个品种。它是康乃馨和粉红色的中国石竹（D. chinensis）的杂交品种，由美国的苗圃工人培育。这个品种的培育促进了19世纪末大规模商业花卉园艺的发展。康乃馨原本在仲夏季节开放，其俗名“七月花”足可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康乃馨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如何成为大规模种植、全年供应的花朵，从而在“五一”劳动节、母亲节，甚至2月剧院的夜晚均可现身。

大约十年前，杂志上的文章就开始提醒网络上不谙世事的人：“必须送花”这样的请求说的不是花而是现金；“必须带玫瑰花”不是居心叵测的媒体提出的严苛要求，而是避开征婚交友网站禁止商业行为法令的一种方式。一旦澄清了送花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教那些倒霉的好色之徒如何送花。在情人节给女朋友送玫瑰花几乎是必须的（美国2018年的情人节就售出两亿朵玫瑰），慷慨大方的人还要加一瓶“香奈儿5号”香水，每一瓶30毫升的香水与一打百叶蔷薇（Rosa centifolia）相配。

然而，倘若是（不付费的）首次约会，送玫瑰或香水作为礼物绝对不是好主意。礼仪专家说，玫瑰已经“过时”，而且传递的信息明显是“请喜欢我”，暗示携带玫瑰的人“缺乏自信、苦于恳求”。更糟糕的是，玫瑰让人产生“不现实的”预期，送一次玫瑰给人的印象是“你是有超人风格的‘完美男子’”，但愿不会这样！

在恋人的交流中，玫瑰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玫瑰有特别的生理特征（颜色、质地和形状），似乎能激起人的性欲。单瓣花（有五个花瓣）的种类就有此类特征，但是，毫无疑问，玫瑰花经过几千年的培育，产生了复杂的“双瓣”花，使花朵与女人的嘴唇、面颊、外阴愈加相像。因此，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说，“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自然中的玫瑰，还是文化层面的玫瑰，玫瑰（自然）一直接受人工培育（文化），玫瑰的花朵（自然）被男人想象（文化）成女人的性器官（自然）”，当我们说起这些时，无法肯定我们说的是自然还是文化。

玫瑰的象征意义有时也让人厌倦。

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922 年写道：“玫瑰已经过时了。”他说，长久以来，“玫瑰背负爱的重担”，但是，现在，“爱就是玫瑰的终结”。我们应当抛弃所有老掉牙的词汇和观点，好好观赏这朵花本身。

真正刺激现代情感的是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多愁善感的传统。19世纪是伟大的花朵时代：有花展和园艺协会，有鲜花和干花，有花束，还有别在纽孔上的花，服装、窗帘、壁纸、碗盘上的印花，女孩的名字有黛西（Daisy，雏菊）、莉莉（Lily，百合）、艾丽斯（Iris，鸢尾）、维奥莉特（Violet，紫罗兰），还有罗丝（Rose，玫瑰）。

19世纪是玫瑰花的诗歌时代，诗中的“男人”等待面颊如玫瑰、嘴唇如玫瑰的“女士”“答应”男士的“请求”；描写花朵的词汇冗长，红玫瑰、深红玫瑰、有叶的和无叶的玫瑰花蕾，绽放一个花蕾的和绽放两个花蕾的玫瑰、昂扬向上生长的或俯身向下低眉顺眼的，千姿百态，其微妙差别均得以呈现。一切都要烟消云散。满载沉重象征意义的玫瑰花如同印度的印花棉布、家具上的装饰小垫、椅背罩布、会客室里沾满尘土的蕨类植物，现在就是一种尴尬，一个累赘。

灿烂或忧郁：

向日葵总是象征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