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iPhone的年轻人不够了
iPhone 14的出货量正在降低。
11月6日,苹果公司发布了一份最新声明,受疫情影响,位于郑州的主要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组装工厂,目前产能大幅降低。由于出货量将低于此前预期,客户将经历更长的等待时间,才能收到他们的新产品。苹果公司称,“公司正与供应商密切合作,以恢复正常的生产水平,同时确保每位工人的健康和安全。”
毋庸置疑,富士康,是苹果在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庞大的流水线要维持运转,人力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过去,依靠派遣公司和内部推荐,双线并行的用工系统,如一块海绵,能在短短一周内为富士康吸纳数以万计的人力。而依附于这个系统之上,在各处广泛分布的劳务中介,成了工人和富士康厂区之间的摆渡人。
按照官方通报的消息,十月初,郑州出现疫情,部分区域开始封闭管理,其中就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航空港区。十月中旬,厂区开始对所有员工采取闭环生产模式,宿舍到厂区的所有路径,全被铁皮围了起来,员工们只能两点一线流动。随着被隔离的员工越来越多,许多人选择穿越围栏,离开厂区,徒步返乡。
而亲自把工人们招募进厂的中介们,此刻有了新的摆渡任务——为中途回家的人们解绑账号、结清费用,甚至是,捎一程回家路。
文章授权转载自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作者:曹婷婷 罗镇昊
编辑:易方兴
运营:绘萤
绿色围挡
“我也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10月30日,站在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区最外围的绿色围挡旁,富士康劳务中介赵成,举着手机,拍下了员工们离开的场景。围挡被掀开了一角,年轻的背影们,拖着行李箱,背着被褥,穿过围挡的缺口,消失在围挡另一边。
▲ 赵成的朋友圈。图 / 受访者提供
赵成是80后,河南开封人,他算是老中介,已经给富士康招工五年。招工这一行,也是看天吃饭,多的时候“一天能招百十来个”,少的时候“一天一个也招不到”。但唯独这一次是特别的,“他们是跟我进厂的,(现在想离开),我肯定得把他们安排好”,以前都是往富士康里面送人,这次,是头一回把里面的人往外送。
等出了围挡,那就是富士康外面的地界儿,这些人就可以回家了。
离开的想法,最早始于一天前。10月29日,一个以前他招进来的年轻人联系赵成,说想回家,希望他帮忙送到卡口。
从厂区到卡口,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但许多道路封禁,即使开车,一趟也要花半小时。“如果工人不知道路线,可能得绕一上午。”
此时,在不对称的信息之下,富士康厂区里的谣言和恐惧已经开始潜滋暗长。赵成答应下来,但他自己也怕。最后,他在车上备了不少消毒酒精,每送一拨人,就用酒精全车喷一遍,“害怕也没办法,对不对,咱也不忍心看他们劳累”。
最开始,赵成送的是自己带进厂的工人们,这出自他的一种中介的“责任感”。他还发了个朋友圈,说“想回去还没有回去的,联系我”。但渐渐地,想离开的人多了,他就其他工人也送,有四十多岁的大姐,也有刚二十出头的女孩。
每个月的28号,对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来说,是个大日子,这一天会发放“小时工差价”。小时工是相对富士康正式工而言,被更多人接受的方式。在富士康,一线操作工,主要分为正式工、小时工和返费工。其中,返费工在职90天后,能拿到几千到一万多不等的返费。小时工更灵活,每月结算一次,好的时候一小时能赚30块钱左右。而正式工只拿固定工资,总工资不如派遣工高,但胜在稳定。
对赵成这样的“富士康摆渡人”来说,发工资的时间,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富士康招人的节奏。因为许多小时工和返费工,会选择在拿了工资之后离开。而富士康每个月要发两次工资,一次是7号,这一次发的是“同工同酬”的工资,即不论类型,统一发放底薪和加班费。等到每个月28号,再发小时工差价。赵成算了一笔账,比如工人一个月做了240个小时,每个小时30块,一个月计7200块,扣去7号统一发放的工资,剩下的数千块钱,就是给小时工补发的工资。
富士康被务工者们青睐的很大一个优点,就在于它不拖欠工资。所以,一到28号,工资发放,加上赶上疫情,才有了这次大规模的“离开”。
摆渡人
就在富士康劳务中介赵成开着车,一遍又一遍地往返于厂区和围挡送人的时候,另一些“摆渡人”也同样陷入了忙碌。他们的手机里,信息和电话接连不断,曾经进厂的人,第一时间想到联系的,往往都是自己曾找过的中介。有位中介说,他从早到晚都在接电话,晚上失眠时,也会发招工信息。
“摆渡人”的属性,此前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么紧密。许多人或许不会注意到,是这些摆渡人成了连接厂区和普通务工者的纽带。
作为郑州富士康三个厂区中最大的厂区,你其实可以把“航空港厂区”想象成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县城。这个厂区位于郑州东南端,距离城区的郑州东站,还要走二十多公里。旺季的时候,最多有35万人工作和生活在5.6平方公里的厂区内,如果没有“摆渡人”群体的存在,这条汇聚着务工者的河流,将不可避免出现断流。
某种意义上,富士康的某些员工,跟中介一样,也承担着“摆渡人”的职能。比如,在富士康工作的陈旭,2014年从深圳富士康调到郑州,到了2020年,也开始兼做招人工作。
来富士康的人,大部分都是冲着旺季而来。今年4月,陈旭曾遇到一位老家来的朋友找他帮忙办理入职,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此前做些小生意。富士康招人的年龄区间在18到48岁,但四十多岁的工人数量并不算多。陈旭记得她家庭条件还不错,但“她老公赌博欠下20万,对她也不好,终于离了婚,她希望自己进厂挣钱,养孩子”。
那时,还不到返费最高的时机,陈旭让大姐先等待一段时间,“我在这边待了这么久,我会告诉她什么时候来”。到8月,返费突破了一万,陈旭赶紧联系她。岗位是随机分配的,进厂后,大姐挺满意,跟他说:“这活儿都挺好的,也不是很累,还有空调。”
也有人只为进厂,好有个过渡。今年5月,一对父母辗转联系上陈旭,他们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迟迟没开学,希望利用这段时间送他去厂里锻炼锻炼。原本,入职时间已经定好,“什么都谈好了”,突然遇到郑州疫情,富士康招募也中断了。
四五天之后,招人又重新放开,但是要“点对点”——外来车辆把人送到高速,富士康再派车到高速口接人。这样的方式颇为周折,但也可以看出来,是富士康为了缓解当时用工情况的一种特殊时期的办法。“当时整个港区管控了14天左右,进来的车辆,只要说是去富士康就放行,会给你一张小卡片,(送行人员)凭这张小卡片,一个小时内可以离开。”
▲ 今年五月,富士康派出大巴前往地市点对点接人。图 / 受访者提供
那一天,男孩家人自己联系车,把孩子送到高速口,终于顺利入职。男孩父母挺高兴,因为男孩走的派遣工,在富士康待满三个月,直到开学前,赚到了近两万元。“他父母挺感激我给他们提供消息,当时的信息,就像现在一样瞬息万变的。”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招聘政策可以说是在与疫情赛跑。
陈旭说,后来没过多久,招募方式又变了。那时,专门出了一项“重点企业招募保障”的政策,允许富士康直接从各地招人回厂区。急需用人的富士康,开始直接派大巴,到省内各地招人。“约好在哪个路口,或者哪个宾馆门口,几点钟,坐上车我直接给你拉过来。”陈旭很感慨,“那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富士康挺过来了。”
但这一次,郑州面对的挑战更加艰巨。11月6日,郑州市有关部门发言人一连用了三个“最”来形容,称这是“最广、最多、最长”的一轮疫情。
这一次,富士康停止招工近一个月,“摆渡人”们没闲着,他们的工作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回家的工人们处理后续工作,解除和富士康的在职绑定,计算每个员工的工资,了解工人们的健康状况。另一部分,则是将招工的范围从郑州向外转移,招工的企业定位从上海、杭州再到嘉兴。
而就在赵成将工人们送到围栏卡口的第三天,他发布的招募信息里,出现了招卡口保安的消息——8小时170元,工期直到疫情结束。
▲ 富士康的许多员工选择徒步回家。图 / 人民视觉
候鸟和提桶人
郑州航空港是苹果在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庞大的流水线要维持运转,人力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陈旭印象中,为了赶在每年9月苹果新品发布会前完成订单,7月、8月是富士康招募工人的高峰时期,“一周可以招五万人”。尤其是航空港富士康厂区,人数最多时可以直接翻两倍达到35万左右。
实际上,在疫情来临之前,“提桶跑路”才是富士康不少打工者们的常态。年轻人们把杂物、洗漱用品装进桶里,像候鸟一样涌入旺季时的富士康,又在淡季时离去。那时他们选择很多,其中的一些人自称为“提桶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但现在,情况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一直以来,富士康如海绵吸水一样的人工聚拢能力,主要依靠两种模式:派遣公司和内部推荐。在河南,富士康的员工招募主要由六家派遣公司按地域瓜分,各派遣公司下方再设置门店,散落各处的小中介们则与门店对接。每招来一个工人,中介能拿到几百不等的提成,派遣公司也一样,这笔招人成本都由富士康支付。此外,还有内部推荐模式,每成功推荐一个人,推荐者可以得到500元奖励。
▲ 富士康六大派遣公司和负责区域。图 / 受访者提供
对于工资的实时调整,是富士康调动“海绵吸力”的关键,而像赵成和陈旭这样的中介,就是执行者。招人高峰期,返费一度可以上涨至一万以上,小时工资也能涨到33元每小时。
三个月后,还用不用人,也视情况而定——如果订单量多,富士康会与返费工人续签,意味着还能再拿返费;如果订单量少,则只提供转正式工的机会。正式工工资低,“大多数工人自己就走了”。
这些年来,富士康一直都如此运作,这也成为了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公司的“模板”。8月到11月的旺季之后,富士康会依据产能判断所需工人数量,再动态调整返费和小时工价格,工人们也会判断值不值得续约。“有的时候在观望,你给我1万块我就继续干,你给我8000块我就走人,好多人就这样。”
就这样,一年年循环往复,像“候鸟”那样。为拿返费不断入职、离职的人,陈旭遇见过不少,“有的人一年最多可以入职三次”。
依靠这块不断吞吐的海绵,富士康灵活把控着一线操作工人数量,“只要钱砸了下去,不怕招不来人的。”直到现在,这种模式罕见地“失灵了”。
如今,富士康正在叠加用工和疫情的双重困境。现在,富士康的出勤补贴,已经由100元/天提高至 400 元/天,适用时段为2022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奖金额度也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1月份出满勤,总奖金可拿15000元”。但随着出走的人变多,富士康的人力缺口仍在增大。
11月6日,苹果公司发布了一份最新声明里,用了“产能大幅降低”的说法。声明中称:“受疫情影响,位于郑州的主要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组装工厂,目前产能大幅降低……公司正与供应商密切合作,以恢复正常的生产水平,同时确保每位工人的健康和安全。”
▲ 富士康发布新出勤补贴方案。图 / 受访者提供
围城
有的人想离开,但仍有的人想留下。
虽然富士康没有公布官方的数据,但根据中介们的估计,旺季时能有35万人的港区,如今可能仍有10万人选择留下。
陈旭观察,留下的人里,有不少是中年人。比如他介绍进厂的那位前夫赌博欠债20万的四十多岁大姐,疫情开始时,她找到陈旭问怎么办,陈旭让她准备好药物和食物。家里人给她打电话催她回家,但她还是希望留下挣钱。
结果,和陈旭联系的第二天,她自测快筛显示两道杠,隔了一天,单管结果出来了,阳性,她被送往富士康的统一隔离点。陈旭曾问她“后不后悔没有提前回家”,得到的答复依然是“不后悔”。“她告诉我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果她检测没阳性,她是准备一直留在流水线上。”陈旭理解他们:“你身上有100万的时候是健康重要,当你身无分文,那时候就是钱重要。”
▲ 恒大未来之光小区,用做富士康隔离点。图 / 受访者提供
除了工人之外,紧密附着于富士康上的中介们,也感觉到“越来越不挣钱。”
赵成甚至考虑过换行业。“就跟买东西一样,你卖得便宜,我比你卖得还便宜,你给员工补200块,我给员工补300块。”这里的补差价,区别于富士康给小时工补的差价,是中介为招揽工人,而把自己的利润补贴出去,这样的竞争之下,中介的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
比如,每招到一个返费工,中介能得到500块的固定提成和几百不等的奖励,但得是同一个地域招到的工人数量多,才能拿到奖励。而为了招人,许多中介会将提成再分出去一部分。陈旭曾听过最夸张的,直接把500元提成全部贴给工人,只为招揽到足够多人数,以拿到奖金,“就是在赌”,“到派遣公司那边,因为总人数高,招一个工人可能只赚10块钱”。
另一方面,富士康也在面临挑战。和富士康紧密联系这几年,就连处在人力供应链最末端的赵成和陈旭,也明显感觉到这座巨人有了压力。
据富士康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为了完成订单,郑州富士康不得已将设备运往深圳,并要求三天内运送到位。国内竞争激烈,在未来,国外也可能分走一杯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新款iPhone几乎都在郑州富士康生产,但从iPhone 14机型开始,印度钦奈(Chennai),也获得了该条生产线。据摩根大通报告,从2022年底开始,苹果将会把约5%的iPhone 14生产转移到印度,以利提升该国制造能力。
但无论如何,就像富士康始终在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富士康永远不会缺少年轻人。11月7日,一名亲手送出了许多员工的“摆渡人”,如今又开始接到新的消息——离开的人又想回来了。
计划重回富士康,是许多人没有选择的选择。这几天,陈旭又新发布了招工消息,结果,很快收到了二十多人的登记信息。现在,只等富士康重新开放招募,“候鸟”们就能第一时间“回巢”。
▲ 图 / 人民视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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