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需要年轻人，年轻人需要地摊

傍晚时分，是上海青浦区彩虹桥最热闹的时候，人们会从市区驱车来到这里，欣赏日落。通往景区的必经之路上，大大小小的摊贩们占好位置，留出不足两米宽的人行道，等时间一到，这条路上就会挤满游客，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清一色的深蓝色遮阳伞下，堆叠着甘蔗、蔬菜、三种口味的江米棍、摞得老高的鸡蛋……即使站在很远的地方，你也能看清每一个摊位卖的是什么产品，红底黄字、大字报式的招牌被摆放在摊位的前后左右，烤肠、冰绿豆汤、臭豆腐、铁板鱿鱼，应有尽有。

几乎每个摊位背后都站着一个“多才多艺”的阿姨，她们穿着那种买厨具附赠的、印有某品牌logo的围裙，操着一口上海方言大声吆喝，试图与每一位经过摊位的路人进行眼神交流：“清爽解渴的冰绿豆汤要伐？”

你能听到鸡蛋打在烙锅里滋滋的油炸声，不锈钢铲碰在铁板上发出的噼啪声，紧接着迸发出来的香气钻进每一个路人的鼻腔，空气中混杂着葱香、辣椒粉、番茄酱的气味，或许还有臭豆腐的味道。

在一众阿姨中，33岁的小毛显得有点“另类”，她染着一头红发，笑的时候会露出整个牙龈，看着就像个大学生，在彩虹桥摆摊卖“上海人最爱喝的咖啡”。可以用“花里胡哨”来形容她的摊位：一米长的木桌上盖了一条白色蕾丝边的桌布，又罩着一层印有“摆摊不摆烂”“吃咖啡”等字样的彩色挂布，透明的花瓶中摆放着一束新鲜的黄色玫瑰花，除了一些制作咖啡的材料和机器，还摆放着音响、小花伞等装饰品。

但即便如此，在这样的集市里，没有朴素的大字招牌，她的摊位也黯然失色，吸引不了多少游客。事后她总结经验，摆摊要“接地气”，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卖的是什么东西。

上海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的消息一出，一直想摆摊的她有些如释重负，“原本感觉自己摆摊是鬼鬼祟祟的，现在觉得是光明正大的”。她发现景区的确放松了对路边摊的管控，但还是会约束限制摆摊的位置。“城管也会管，但不会赶，比如说你们摆摊不能超过这条线，注意卫生这样子。”

国庆第一天，她开始了第一次摆摊，每天早上八九点，她就需要收拾摆摊的东西，前往景区，抢占摊位，靠近景区大门的位置往往是最抢手的。一般中午十一点开摊，摆到晚上七点半左右。

摆摊前，她对摆摊地点还进行了一番考察。景区比较偏远，周围七公里以内，都没有咖啡馆，除了门口的路边摊，最近的超市都在三公里以外。她在网上购置了500个外卖杯、1kg咖啡豆、3kg柠檬和若干装饰，整个启动成本不到两千块，其中最贵的是200多块的二手制冰机和手压咖啡壶。

本以为稀缺效应会带来巨大的商机，她在心里也打起了溢价的算盘，咖啡的定价根据咖啡豆品种的不同，从20元到40元不等，为了更加贴合景区特色，她还开发了一款名叫“日落特调”的咖啡，35元一杯。但没想到国庆期间，上海突然升温，游客更青睐能解决刚需的矿泉水和冰绿豆汤，第一天她只卖出去了5杯。好在她做了两手准备，卖起了柠檬茶，小杯16元，大杯18元，但还是抵不住对面12元还买二送一的鲜榨甘蔗汁。

作为摆摊新手，小毛在摆摊过程中和周围的专业摊贩学习到了很多。摆摊必须得靠喊、靠热情，第一天她还有些不好意思，渐渐地也学会了吆喝，学会了如何用目光锁定潜在顾客。不仅如此，她还发现，其他摊位是不会把价目表给贴出来的，“就是等顾客来问，问了之后，他不会不买的，如果事先把价目表写在外面，顾客可能就不会问了”。

摆摊第三天，她的摊位成了迷你超市，除了柠檬茶和咖啡，还卖口罩、草帽和粽子，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八九百，咖啡和柠檬茶的利润只占一半。

和选择在景区摆摊的小毛不同，今年刚过30岁的霍凯在24小时做核酸的居民区发现了商机。他是山东淄博人，淄博烧烤是全国唯一保留有独立小炉纯炭的有烟烧烤，但他发现上海几乎没有这类烧烤，为了保持家乡原味，他使用的部分食材和调味料都是从山东老家寄过来的，“所以我的成本要比其他卖烧烤的高一点，可能别人的利润率能达到70%，但是我只能达到50%左右”。

自从开始摆摊，他便开启了“家-菜市场-摊位”三点一线的生活。他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8点钟出门买肉，牛羊肉共6斤，回来后花两小时切肉，接着串肉到晚上六点多钟，每天能串200串，吃完晚饭后便开始烧炭，准备晚上出摊的东西。

烧烤是夜宵的标配，24小时不间断的做核酸人群给他带来了一批人流量，他一般九点钟出摊，总有源源不断的人围着他的小摊，站在“烟雾缭绕”的路边，撸串聊天，通常到晚上十二点，就能卖完，营业额在一千元左右。

即使12月才正式施行，新版《条例》通过的消息还是给想摆摊的人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霍凯发现，很多做核酸的地方、地铁口渐渐多了一些摊位，城市里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越来越多了。但是像霍凯这样的“野摊”仍然不能乱摆，“就算12月正式放开了，也还是会有城管的，不可能所有地方都能摆”。这是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在上海，更常见的可能是比较正规的市集摆摊。中国商业研究院课题组的数据显示，仅在2020年，上海共出现了近百个市集形态，集中分布于徐汇区、静安区、黄浦区以及浦东新区世博园及陆家嘴金融中心板块。这类市集通过了官方审批，也没有城管的约束，任何想摆摊的人只需要在搭建好的摊位上售卖，电源、场地、物料等市集主办方会解决。

2020、2021两年中，为了疫情之后经济的恢复，上海先后举办两届“五五购物节”、一届“六六夜生活节”，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市集，还在抖音、美团点评、小红书等开展市集直播，发布必逛市集榜单及打卡路线，打造市集IP，带动了客流量和零售额的提升。

刘丽丽经营一家主办市集活动的公司，干这一行已有6年，主要对接商场进行市集活动策划。上海新规《条例》出来后，找她合作办市集的商场变多了，她觉得市集这种形态将会越来越流行，“在上海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直辖市，市集主办方不低于三十个，比很多省都多”。

她曾在南昌某个大型商场办过市集，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出租金，整体消费水平也比较有限。在苏州办市集场地费会比上海的便宜，消费也比不过上海，但是苏州市集的氛围会更好，“苏州人的节奏会相对慢一点，更喜欢逛，但是上海人会比较匆忙，没有那种人们在市集里面慢慢地淘东西的感觉”。除此之外，在上海办市集，会有更严格的品类要求，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广东，就没有太大的限制。

在上海的地铁线路图上，一条紫色的环线串联起徐汇区、黄浦区、浦东新区、静安区等商业发达的地区，市集也基本分布在这条4号线周围。市集会根据商场的地理位置、人流量向摊主收取一定的摊位费，200元一天的居多，市中心顶级的商场，比如外滩中心、安义夜巷和久光夜市，一天的费用可能在800元-1000元不等。不是所有市集都需要摊位费，有的人少的地方不仅免费，甚至还会给摊主一两百元的补贴。

刘娜是一位宝妈，她在工作之余兼职摆摊，就喜欢这种免费的市集，因为没什么风险。市集往往有七到十天的档期，等到免费的档期开始了，她便会前往售卖饰品，比如头花、头绳、耳饰、耳钉、项链，主要面向儿童和女性。耳饰的定价在29块、39块，小朋友的饰品价格不超过15元，一天能卖两三百块。

夜幕降临，连接着每个摊位的小彩灯发出金灿灿的光，释放出开摊的信号。一个卖观赏鱼的摊主在摊位上方装了一个彩色的射灯，直直地打在水箱上，与水融为一体，波光粼粼的，五颜六色的鱼穿梭其中，非常漂亮，几乎每一个经过的小朋友都会央求父母买一条带回家。这家是整个集市生意最好的，一天最少能卖一千多块。

刘娜很羡慕，据她观察，开设免费市集的往往是正在招商、没有发展起来的新商场，希望利用市集来提高知名度，儿童类的玩具或者民俗非遗的东西像糖画、吹糖是卖得最好的品类。为了赚更多钱，许多人不止占一个摊位，有些人甚至都不会来，只摆一个收款码，挂一个“扫码自取”的牌子。

市集也是许多年轻人喜欢扎堆的去处，在一些圈层文化主题市集里，比如咖啡市集、音乐节市集、二次元市集，就有很多圈层品牌和创意摊位，有时市集就像一个创业孵化器，很多创业的年轻人在这里第一次直面消费者，让自己的产品接受市场考验。

不过，即使在正规的市集，摆摊的品类也需要经过严格审批，餐饮类摊点比较难进入市集。在刘丽丽看来，这类产品才是市集烟火气的主要来源，目前的市集大部分都是文创产品，烟火气还是比较有限。

不过她还是持乐观的态度，马上就到年底了，圣诞、元旦、新年将会是做市集摆摊的好时机，各大商圈也希望在节假日通过举办市集提高商圈的客流量和影响力。在上海，不同地点、不同形态、不同群体的市集，为城市添加了许多活力，上海对各类市集的支持，体现出这个城市对圈层文化、小微经济的包容。

这一年来，后备箱摆摊、创意市集成为热潮，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赚钱方式并非长久之计，各地支持摆摊政策的出台似乎赋予了它一定的确定性，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摆地摊的价值。

但除了经济层面的价值，对于每一个选择摆摊的人来说，地摊就像是一个容器，装载着不同的人生经历，给没有方向的人提供一个选择和尝试的机会。

上海疫情的三个月里，从事教育行业的刘娜工作停滞，每个月只能拿底薪，除了日常开销，上幼儿园的孩子还需要上培训班，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必须得想办法补贴家用，正好上海出了新规，她想通过摆摊赚点小钱。“其实这个（新规）一出，很多人都跃跃欲试。说真的，疫情过后，大家都削尖了脑袋，看看能不能赚到钱，其实大家也都是在尝试。”

真正实践后，她发现摆摊并没有网上说的那般“月入上万”，但她也明白，能赚多少钱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大学城、景点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搞夜摊发财的人不在少数，但也很辛苦。

“虽然赚得少，总比待在家里啥也不干强。”她并没有因此失望，反而摸索出新的商机。她发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对摆摊充满兴趣，她偶然发布的一条摆摊日记收获了上千浏览量，许多人在底下评论询问摆摊的地点和时间。她计划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摆摊经验，积累一定粉丝，未来或许可以开网店，或者接广告。

在走上街头摆摊之前，小毛从事的是文旅类的策划工作，疫情的冲击让她的许多项目纷纷停滞，曾经的年薪30万也被打了个六七折，她无法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今年4月，她选择辞职，但辞职后，她没有想好要做什么，一直处于待业状态，渐渐地，之前的积蓄也见底了，实在没钱了，她决定摆摊卖咖啡。

小毛觉得，虽然摆摊赚的钱没有上班多，但是却能给予她珍贵的成就感，这种感觉是实时的，可能三分钟内因为有人光顾了你的摊位，买了一杯咖啡，这种成就感就会达到一个顶峰，“他人的反馈是很快的，你的脑子里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想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

关于摆摊，霍凯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决定。他在房地产行业干了几年，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朝九晚五、挤地铁、按部就班的办公室工作，他用“一事无成”来形容自己的而立之年，希望在这个节点能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低成本、低门槛、低风险的摆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年6月，他选择辞职，回老家学了两个月如何做烧烤，他想通过摆摊摸索经验，培养一批稳定的线下客源，争取未来开一家有淄博特色的烧烤店。刚好上海出了摆摊的新规定，他花1400元买了一个二手三轮车，自己喷漆改造成了一个“流动的摊位”。

“摆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面对这个问题，霍凯顿了两秒：“意味着我的全部。”目前，他靠摆摊谋生，每天晚上收摊后，他会用手机备忘录记录下一天的支出和营收。他认为，要想挣钱，必须得全身心地投入，把摆摊当作一项事业。

90后雅雯始终坚信一句话：“路一定是走出来的。”而摆摊让失业的她不至于无路可走，寻找出路是一个过程，摆摊也是如此。“低门槛的摆摊会给灵活就业的人心理安慰。你无法预估它会持续多久，因为中间有很多变量的因素，但至少证明你没有闲着，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了。”

离开外企后，她在自己的后备箱里卖袜子，她发现摆摊给予她的不仅仅是收入，更多的是一种阅历的丰富。“在摆摊过程中，你结识了一些人，也许是顾客，也许是摊友，在与他们交流互动当中，你可能就会发现一个新的出路。就算有一天你不摆摊了，终止这个动作了，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你收获了更有意义的东西。路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城市需要地摊，刘丽丽深以为然，“摆摊带动了消费，对摊主也好，主办方或者商场也好，都是有好处的”。她接触的很多摊主都是从摆摊开始，慢慢做品牌，到最后有自己的工作室，年收入在20万以上的比比皆是，甚至有一些做到了一两百万，“摆摊没有限制，只要你想做，有头脑，什么都能卖”。

疫情虽然对商业造成了冲击，但在无处不在的地摊里，市场参与者们都在蓄势，等待春天的到来。小毛选择摆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喜欢逛地摊，“我需要一些奢侈品，我也需要这些好玩的，好吃的，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