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应该是客观、中立、可靠的，但在历史上，地图及其绘制、出版成为西方殖民扩张的武器，地理学与制图术被动地成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帮凶”，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见、歧视、欺骗。
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各地的地图资料、经纬度数据等被带到欧洲，同时欧洲新推出的地图及其贩售、流通构成了海外扩张的信息指南。因此，在近代欧洲，测绘作为新型权力技术，不仅是领土扩张与空间治理的辅助手段，还在无形中塑造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知识和话语。
对殖民主义者而言，地图如同火枪、战舰一样，是他们进行海外扩张必不可少的工具。测绘制图除了服务于最初的占有、征服和暴力掠夺，在后期的土地分割、勘界立碑、调查研究、日常统治及移民管理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早期殖民阶段，“新大陆”的土地如同地图上的空白地带一样等待被“填满”。当英格兰在海外狂飙突进时，剧作家马洛写道：“给我一张地图，看看征服世界还剩下多少空间。”测量技术与绘图方法使大面积的土地“执掌可治”，任性的殖民者愈加罔顾当地实际，直接在地图上以几何线条切割土地。从1493—1494年西、葡两国瓜分新世界的“教皇子午线”，到1947年的“印巴分治”，任意、武断地“图分天下”，充斥着列强的殖民史，也在今天的亚、非、拉美等地区留下了笔直醒目的边界线条。美国地理学者托马斯·贝塞特指出，在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新旧殖民帝国对非洲的蚕食就是先在地图上直接划线、交易，然后通过一系列测绘行动予以落实：在已控制区域，新地图被用于确定村镇、道路、矿产资源与行军驻点的信息方位；对未占领土地，时刻更新界线、设色与留白，协助帝国的扩张计划；甚至连地图上题铭、装饰以及象征物也在日常生活中构成了一种对入侵和掠夺的美化。列强罔顾非洲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肆意瓜分土地，为当代非洲民族矛盾和边界冲突埋下祸根。图为表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瓜分非洲的漫画 文化传播/供图18—19世纪北美殖民地战争中，英法通过《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1748）确立了其殖民安排：英国夺取了法国的阿卡迪亚（新斯科舍）。然而在执行条款时，英法对区域的划定产生了分歧。1749年，两国成立划界委员会，在协议无果后，双方开始借助地图争取本国利益，利用对方出版的地图证明己方要求的合理性等。双方的争议很快蔓延到地理学界，英国地理学者批评法国宫廷制图师绘制地图时故意扭曲了该地区的边界线。对此，法国地理学家贝林反击道：“地理学是唯一且真实的，用它来支持任何错误意图或不公正主张都是一种堕落，但在北美地区，英国地理学家近期绘制的作品恰恰如此。”法国和西班牙划定双方在欧洲本土比利牛斯山地区的边界后，决定将测绘制图的工作机制推广到海外殖民地。在拉丁美洲，大同盟战争（1688—1697）尽管结束了西班牙对圣多明各岛长达200年的独占状态，但战后条约只是承认法国在西海岸地区的统治，并未指定两国势力的明确界线，导致双方殖民者在相当长时间里彼此越界、冲突不断。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后续协议，委派双方的行政专员、工程师与当地人共同进行勘界工作，进而澄清存疑的领土条款。测量制图人员除了要记录地形数据信息，还要描绘详细的土地分界线及经过的地点，所得地图在经专员确认并签字后，附于已有条约之中。1777年的《阿兰胡埃斯条约》则将岛屿直接分割成海地和多米尼加两个部分，还明确了221块界石的方位与路线走向。
地理大发现给欧洲的资本开辟了新天地。15世纪以后，在新旧大陆之间的海面，有无数支满载财富的船队穿行不息，促成这些行动的条件除了新技术的发明与使用，还有无休止的逐利欲望。新地图的知识生产与资本全球化的进程同步，欧洲制图业的发展也同海外扩张的活动联系密切，反映各国权势的消长转移。作为商品与人员流动的路线指引，地图的更新通常关联着地理的重大发现。与之相应，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葡到低地国家地区，再到英格兰和法兰西，地图行业的出版中心也是资本、信息、原材料与商业贸易的集散地。到了新世界，地图不但出现在列强分赃的谈判桌上，而且深度融入他们在殖民地的资源攫取、经济开发与势力扩张。在地理学家的工作室里，资本以资料、信息和数据的形式被获取、消化和提炼，不仅完成了知识生产的原始积累，而且转化成支持下一步行动的资源，这其中既有面向大众读者的推广，也有同国家权力的合谋。享有盛誉的制图学者，也是印售地图的生意人，他们的事业与所在城市一样，随着欧洲的海外扩张而日益富有。法国从17世纪开始构建由专家学者与科研机构组成的“殖民机器”，它以政府部门为核心，统筹皇家科学院等团体及个人，支持法国的殖民事业。这些机构平台直接同殖民当局、殖民公司等合作，一方面负责地形调查，为军队、航线、种植园等提供定制的图表参考；另一方面借机搜集自然、政治、经济、人文和生态方面的信息。在此基础上，1720年法国成立海军地图局，1778年则分化出独立的殖民地图局。同一时期，英、荷等国也致力于构建系统化、有组织的殖民主义知识体系。全球各地的地理信息和数据图表同香料、珠宝、黄金一样，源源不断地运到欧洲，向读者传达关于航线、海港、奴隶贸易、种植园以及新发现土地等“有价值的”资讯，并潜移默化地鼓动和助长新的征服与牟利行动。
无论是地图的生产者，还是制图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对地理空间与信息的认识与呈现并不是全然客观的，而是包含着偏好、意图与价值选择。纵观近代西方的历史进程，从基督教的圣地、新航路上的海港，到奴隶贸易中的种植园、殖民主义热潮下的黄金、白银和象牙海岸，制图过程充斥着权力的意志与利益的算计。地图在反映位置、环境与空间信息的同时，也可能误导、混淆、迷惑读者，极易成为操纵舆论、扭曲事实的意识形态武器。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列强围绕制图霸权展开了话语竞争。谁掌握了最先进的测绘技术、数据信息与行业标准，谁就掌控了地缘政治时代的话语权，因而，地理学与制图学的发展历程暗藏着一次次以知识、技术、科学考察为外衣的利益与霸权竞争。17—18世纪，英法“子午线之争”爆发。18—19世纪，两国在发布、推销、宣传各自制图技术与测量成果的同时，彼此攻讦、相互拆台，学术分歧的背后潜伏着争夺欧洲与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作为殖民、战争与霸权机器的一部分，各方围绕测量与制图标准的论争从未停止。在欧洲之外，基于制图学的霸权行径，更多表现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知识生产和话语施加。学者研究显示，西方的制图规则强行改变了暹罗（泰国）的空间意识与日常生活，这些看似无害的知识和技术成为致命武器，“就像羊变成狼一样”。除了将世界强行纳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霸权主义的隐性话语还表现为视觉、符号和文化意象方面的区隔、歧视与压迫，在这个意义上，地图不仅是强权政治的辅助，更是意识形态的同化媒介。无论是中世纪的宗教朝圣地图，还是15世纪的航海图，抑或17、18世纪流行的环球地图与旅行指南，它们不仅呈现着地理信息与人文资讯，还反映了特定的时代观念与价值偏见。如南美的“食人生番”、非洲的“狗头人”、中东与亚洲的“野蛮人”、“异教徒”等，这些地图上的形象与命名反映了近代西方的观念与价值体系，制图者通过地图标记，将世界划分为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价值空间，从而彰显其作为文明传播者的优越地位，为构建和巩固世界殖民体系制造舆论。1598年，制图师奥特利乌斯将其所制世界第一部地图集《地球大观》翻译成法语，取名“世界之镜”，意为“观察人类历史与地理的一面镜子”。但他不会想到，制图学在欧洲的发展很快将地图转变为帝国主义与种族歧视的“有色眼镜”，大量新地图的测绘、制作与出版构成了对殖民主义掠夺统治的宣传、掩饰和美化。正如卡尔·施米特所言：“地理图景的巨变只是某种深层变革的表象……人们所谓的欧洲人的理性优势，欧洲人的精神，以及西方的理性主义，如今已经畅通无阻，大行其道了。它在西欧和中欧发展起来……征服了欧洲以外的民族，并将它们扔在这一种困境中，要么接受欧洲文明，要么屈尊为其附庸。”作为一种地表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图形再现，地图应该是客观、中立、可靠的，但也可能存在偏见、歧视、欺骗。从线条、文字、投影和经纬线数据，到图例、配色、装饰与媒介形式，制图者可以选择凸显一部分信息、地点和区域，也可以设法隐瞒、扭曲甚至屏蔽。历史上，地图及其绘制、出版成为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武器，地理学与制图术被动地成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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