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的是母乳绑架”

2012年，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考特妮·琼格（Courtney Jung）刚生完第二个孩子，开始动笔写作《母乳主义》（Lactivism）。她想理解的是，母乳喂养为何承载着如此沉重的道德感？在这份道德感中，有多大一部分只是一种思想包袱？一些友人提醒她，这本“反母乳”的书一旦出版，要做好被舆论攻击的心理准备。但令她颇感意外的是，在北美，这本书的反馈相当积极。这些针对母乳主义的历史溯源和社会制度分析，好像捅开了长久存在的沉默，让许多曾为哺乳而不安、愧疚乃至绝望的女性找到了脱困的抓手。

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考特妮· 琼格

专访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

考特妮·琼格：母乳主义（lactivism）这个词合并了哺乳（lactation）和行动主义（activism），是支持母乳喂养的社会活动者提出的。母乳主义者的目标是推动公共政策和社会规范的变革，使母乳喂养更容易进行。但至少在美国，母乳主义逐渐升级成了一种养育孩子的标准、母亲的道德义务。它不同于和一个妈妈说“如果你选择母乳喂养，我会支持你”，而是在说，“除了母乳喂养你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就没有给予孩子你的所有，可能会伤害孩子的身体”。

2005年，我第一次怀孕时就想写一本书探讨母乳喂养的问题，因为那时我就感受到母亲们面临很大的压力。当我还在孕早期时，就有人开始和我讲母乳喂养有多重要。尤其是在专业的医疗工作者那里，我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符合“爱婴”（baby-friendly）标准的医院，简单来说，在这种医院，如果你想给新生儿喂配方奶粉，是不太可能的。2011年，我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医院找来泌乳咨询师和我沟通，因为他们判定我对母乳喂养的态度表现得不够坚定，甚至延迟了我的出院时间。

《产科医鸿鸟》剧照

考特妮·琼格：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我们的生活都没有面临今天这样的约束，妇女不需要参与家庭之外的劳动，所以大多数母亲能够将哺乳纳入正常的生活。在田地里劳作的女性可以背着她的孩子，孩子饿了，就被移到前面，喂奶，喂完奶就继续干活儿。但同时，从来就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分泌足够的乳汁，母乳喂养也一直有替代选择，比如，过去的所有社会都有乳母的存在。我在书中也提到埃及博物馆收藏的一个陶制小泥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现的，年代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时期。它证明，3000多年前人们可能已经在用母乳以外的方法喂养婴儿。

考特妮·琼格：这个转变是缓慢发生的。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配方奶粉基本是美国最主流的喂养方式。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开始转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针对雀巢公司的抵制运动。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历“现代化”，雀巢公司看到了新兴市场的广阔，开始在非洲、东南亚国家大力推销配方奶粉。

但1970年左右，发展中国家的高婴儿死亡率引起了国际关注，而且这被部分归咎于配方奶的快速扩张。一方面，这些地区的贫穷母亲很难获取干净的水或者烧开水来冲奶粉、洗奶瓶，另一方面，配方奶粉的价格对贫穷家庭来说很贵，他们负担不起婴儿所需的基本剂量，而母亲停止喂养后就会停止泌乳，对奶粉就产生了致命的依赖。所以最尖锐的批评者认为，雀巢公司需要为当地婴儿的营养不良、腹泻甚至死亡负责，它的营销活动实质上是在“杀害贫穷国家的婴儿”。在富裕国家，雀巢事件导致配方奶粉的名声恶化，英美两国的反对声音最为激烈。事实上，这项运动现在仍有活跃的支持者，是有史以来针对单个私营企业持续时间最长的抵制运动。这是母乳主义的关键铺垫之一。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在国际母乳会发展的同一时期，美国也经历了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从19世纪末开始的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主张参政权和财产权的两性平等。而第二波浪潮更像是一场性革命，重点是女性要掌控自己的身体，因此母乳喂养是女性权力的一种标志。到了80年代，大量有关母乳喂养的好处的科学研究涌现出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始推广母乳喂养，把它作为应对婴儿死亡和儿童疾病的措施之一，许多地区卫生组织也随之效仿。

考特妮·琼格：这其实是个很不寻常的过程。一般的社会运动中，不同的群体总会走向不同的方向，很难达成一致的政策主张。但在《母乳主义》里你会看到，在其他问题上都持不同意见的群体走到了一起，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嬉皮士还是雅皮士，他们都相信母乳喂养才是正确的。

考特妮·琼格：不，我认为大多数母亲认为护士和医生做得对，她们试图顺应母乳喂养的要求。在美国，超过90%的妇女在分娩后开始母乳喂养。这个比例之所以会随着时间下降，是因为一些母亲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或者时间表不允许，但几乎所有人在一开始都会进行母乳喂养。总的来说，她们相信母乳喂养对孩子有非常重要的好处。我当时也是那样认为的，即使是现在，我也并非拒绝母乳喂养。我想说的是，要警惕把母乳喂养等同于好母亲的逻辑。

考特妮·琼格：开始读相关的科研文献后，我才发现关于母乳喂养的好处的研究结论要远比大众传播中的更加模棱两可。母乳喂养被宣称能降低一系列疾病风险，从克罗恩病到耳部感染，再到癌症、心血管疾病，但很少有人指出，大部分这些研究被判定为“质量欠佳”或“证据不足”。母乳喂养的研究者很难收集到可靠的数据，因为他们不能将参与实验的母亲分成两组，一组亲自哺乳，另一组喂配方奶粉，然后观察孩子的健康情况。这样可能会违背参与者的意愿，是不道德的。

《坡道上的家》剧照

因为随机对照试验行不通，研究者一直依靠观察来研究母乳喂养的好处，但这样就没法控制混杂因素。这就等于忽视了一个事实：在美国，选择哺乳的母亲多数是白人女性、收入在中等以上、外出工作的少。而她们的孩子没有生某种病，很可能是因为她们不抽烟，或者没有把孩子送到日托所，不一定是因为母乳带来的好处。

考特妮·琼格：母乳喂养有一定效果，但这个效果绝对没有大到能决定人生的程度。我采访过一位曾担任纽约市卫生专员的儿科专家，他指导了2012年纽约市的哺乳倡导运动。当时他们所用的宣传单只列出了哺乳的三个好处——预防腹泻、肺炎和耳部感染。为什么不强调广为流传的很多其他好处呢？他的解释是，只有这三方面的结果看起来是最可靠的。再比如，有人曾鼓吹母乳能降低儿童肥胖率，但是从2003年到2014年之间，有近10篇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上的研究显示，母乳不具备这个功能，这已经是医学界的定论。

如果有人和我一样，曾经花了几十个月给孩子喂奶，很可能会在第一次听到这些结论时失望。毕竟，所谓哺乳会给母亲带来快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相信母乳喂养有一大串好处。但很遗憾的是，母乳喂养不是万能的，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

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是，只要是从自己身体里出来的，就是纯粹的、自然的、好的。但实际上，人类的乳房是脂肪组织，这意味着它们会吸收环境中的有害物质。如果大家对自己的母乳进行化验，很可能会发现“可怕”的东西。因为我们普遍生活在被污染的环境中，这和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不同。现在，即使是吃健康食品、不必在工厂工作的人，也一定程度上面临这样的风险。

考特妮·琼格：这本书出版前，很多人提醒我，“你肯定会被人追着‘骂’”，因为这是第一个反对围绕母乳喂养的道德狂热的主流出版物。但不知为什么，我想传递的信息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回应。女性读者非常愿意接纳我的论点，也许她们已经受够了因为没能母乳喂养而产生的内疚。这是我自己没能预想到的，也让出版商吃了一惊。

考特妮· 琼格的著作《母乳主义》

当然，也有少数人比较挑剔，说我是为雀巢或者其他奶粉公司工作的。可惜的是，我没收到钱。我也设想过，如果雀巢的高管碰巧读到这本书，会不会迟疑一下，“我们给这个人发工资了吗？”但总的来说，大家对这本书的反应很积极。

考特妮·琼格：母乳主义的影响不可能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这样的社会运动相提并论，我也不认为个人议题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参与。信仰母乳主义的人和那些周末在有机农夫市场买菜、做瑜伽、喝康普茶的人群会高度重合，因为母乳喂养契合她们生活方式的框架。通过消费来体现个人价值观、认为你所买的产品服务应该与政治承诺相匹配，这当然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现象。

但是，我想说的恰恰相反，大多数人其实还没意识到母乳喂养也是一个政治议题，至多把它看成一种社会责任。我写这本书正是想把这个问题带入政治讨论的范畴，提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母乳喂养之所以是政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加强了种族和阶级的身份划分，将积极或负面的价值附加在特定的人群身上。美国的母乳喂养数据是按地区、按阶层、按教育水平和族裔报告的。在美国相对富裕的地区，如东北部、加州和西北部，母乳喂养的人群比南部多得多，因为南部人均收入低、黑人更多。每次疾控中心发布母乳喂养的数据后，新闻报道上都是，“黑人的母乳喂养率没有白人高”“穷人母乳喂养的不如富人多”。换句话说，如果母乳喂养被看作一种美德或者成功，成为中产以上白人妈妈的标签，那么不哺乳，不仅会被认作所有“坏妈妈”的失败，还是黑人妈妈、贫困妈妈的失败。

考特妮·琼格：美国官方建议进行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但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没有授权产假。虽然一些州制定了独立的产假政策，但没有全国性的配套制度。因此，在哺乳问题上，大量美国母亲受到产假的限制。有研究显示，有些女性实际上根本没有休产假，她们可能星期三生了孩子，周四请个假，而到了星期五，又开始工作了。这种现象不仅存在，而且多达30%，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这些女性中，相当一部分处于经济困窘的状态，受雇于工厂或者个体餐馆，雇主完全没有产假政策。这一点让美国在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显得很特别，即在“要求”母乳喂养的同时，不保障产假。

多中上层阶级的美国人因为笃信亲密育儿法而致力于母乳喂养，这是当代最流行、实践者最多的育儿理念（站酷海洛 供图）

过去十几年里，美国政府为“六个月的纯母乳哺乳”所匹配的政策是，建议母亲在没有产假的情况下使用吸奶器。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包含了这样一项措施，要求健康保险公司为新妈妈提供免费的吸奶器。但这样一来，母乳喂养的定义就悄悄变了，重点只是母乳的化学性质，母乳更加趋近于一种产品。同时这也是一项产业激励政策。事实上，在奥巴马政府医改前，美国就是全球最大的吸奶器市场，占到40%，医改法案通过后，吸奶器的制造商获得了巨大的胜利，配件产品的需求也大增。这项政策现在仍在持续。

考特妮·琼格：免费的吸奶器本身当然是有益的，但我认为，大多数母亲更愿意休产假。如果她们选择母乳喂养，她们更希望有机会真正喂养她们的孩子。如果你没有当过母亲，可能不会明白吸奶是件多么不愉快的事情，真的。如果你不得不带着吸奶器去工作，不得不在一个小房间里躲起来吸奶，那是相当糟糕的体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妈妈们根本用不到吸奶器，它不是母乳喂养的一部分。只有在没有产假的情况下，吸奶器才成为必要。

《产科医鸿鸟》剧照

总之，从哺乳到吸奶是一个重要的改变。生产吸奶器的公司赚足了钱，一些雇主找到了既能留住员工又不需要放产假的好办法，对那些害怕产假法威胁美国经济的政客来说也是个解脱。这三方都受益了，似乎只有母亲和婴儿是“输家”。

考特妮·琼格：据我所知，中国此前没有出现过美国那样激进的母乳喂养运动，直到近几年，中国才真正推进相关的政策。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书今年会在中国出版，因为母乳喂养正在这里成为对话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可能会经历我书中所写的一部分过程，但必然会有非常不同的地方。

《三十而已》剧照

我在书中反复写道，我不反对母乳喂养，如果每个想进行母乳喂养的人都有条件这样去做，简直太好了。但现实是，富裕的女性更易掌控母乳喂养的体验，而她们也更容易接触到时髦的科学研究，会将“母乳最好”纳入自己的认知。但对于更多的妈妈来说，她们可能也希望聘请哺乳顾问，学习如何进行母乳喂养，希望不必在保住工作和亲自哺乳之间为难，只是那太奢侈了。对此，我想说的是，在所有对孩子的幸福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中，母乳喂养或许连前十名都挤不进去。让孩子感受到爱，多多关心她，为她提供安全的住所，培养她的自信……这些都比母乳喂养重要。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46期）

排版：雨筠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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