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2届毕业生，选择打零工

毕业后去打零工，找回生活的选择权。

“正常的工作不双休，双休的都是销售和客服，成都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的同龄朋友们都在当‘无业游民’”。

在9、10月连续被封控两次之后，星萍终于得到一份临时工作——在西餐厅当服务员。没签合同，不交社保，工资按到岗天数算，120元一天。

没有什么保障，但同样没有什么限制。不需要早晚打卡，没有组长监视，没有客人就可以休息，不设绩效、不会罚款，不忙的工作日可以下午5点到岗。

虽然经常晚上9点才下班，也很累，但星萍非常满意，“不用考虑业绩或应付人情世故，我觉得很好。”

刚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星萍，感受到了今年找工作的困难。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届高校毕业人数高达1076万，加之疫情带来的优化、缩招，往届生不断流入就业市场。求职者暴增，而岗位在减少，市场竞争越发激烈。

不少应届生因封校或考研错过秋招、春招，又缺少工作经验，求职屡屡受挫。有人转而打零工来负担生活开支。

早上9、10点到餐厅，换上工作服，有客人进门就欢迎并引导至座位，上水、介绍菜单、上菜，解决用餐途中的问题，最后送客人出门——这是星萍每天重复无数次的工作流程。

在成都，星萍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她发现除了销售和客服，几乎没有双休的工作岗位。同宿舍的5个同学，有两个继续考研，一个还在成都找工作，两个回老家了，“有个在县城的小学当老师，我觉得她是（我们几个里）比较成功的。”

星萍原本一边兼职一边找工作，但兼职收入难以覆盖每个月1350元的房租和不低的生活费，封控时甚至要让父母接济，每次都免不了被责备“一本毕业都没找到个工作”。她渴望有个工作，什么都好，只要能正当地挣钱，负担起自己的生活开支。朋友介绍了餐厅服务员的工作后，她没有犹豫。

星萍工作的餐厅（供图：受访者）

“我要是大学毕业了去端盘子，我都不好意思见人”。星萍喜欢cosplay和跳舞，会在b站发vlog和翻跳视频，有一次直播时，有个男网友发了这条评论。她当时有点懵，事后越想越生气。

星萍动过回老家苏州的念头，但现在的住处离高风险区很近，回去要被隔离，她怕有许多未知的麻烦，就又留下来了。

找工作的几个月里，星萍的要求一再放低。开始想投身喜欢的新媒体行业，在一家直播公司做了一周，要长时间直播、拍视频带货，收入也和面试时说的差距甚远。后来，星萍只要求能双休，工资够房租和生活，3000块也行，但满足双休条件的岗位，她看到的也只有销售和客服岗。

甚至还遭受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职场歧视。应聘文员岗位，被要求取下口罩看相貌；明明招聘启事上没有身高要求，却被HR在询问身高后拉黑。

有时候她也怀疑学历根本没用。和两个学历不高但有工作经验的女士一起面试，HR从头到尾没有问她话。她后悔考研：如果早点出来实习、刷简历，“也许不至于到现在这种地步”。

漂泊他乡的星萍，以打零工来维持生存；而回到老家、几乎不需要自掏生活开支的冷宇，则是为了逃避父母的唠叨，去托班当了辅导老师。

今年上半年，大学长期封校，冷宇在老家完成了毕业论文和答辩。因为疫情，最近的几场资质考试都被取消，她受不了每天备考却总考不成、在父母看来什么事都没做的日子，就在家附近找了个托班机构工作——月工资2000元，包吃住。

托班接收的是父母没时间管午晚饭或没法辅导作业的小学生。冷宇带二年级，中午11点多接孩子放学，带他们吃饭、写作业，下午2点送去学校，5点接回来。等孩子们作业都写完或家长来接走后，她才能离开，有时候会到晚上10点多。

工作时间长还在其次，最让冷宇苦恼的是和孩子们的沟通：他们不调皮，也不闹腾，但是辅导作业时，无论教什么，他都不说话，只是看着你，就算生气都不能让他们开口，像石头一样沉默。有的孩子基础很差，课本上的内容，可能有70%搞不懂。

待了一段时间，冷宇才了解到，有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有的是家里有了弟弟被冷落，有的是寄宿在此，周末才能回家。有个父母离婚后被判给爸爸的孩子，造句时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写着“我想我的妹妹，也很想妈妈，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冷宇看了心酸又无力，决定以后一定不当老师。

“无用的责任感对身心消耗特别大，你当老师，总是会想让学生变得更好，可是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一个人的力量都太渺小，根本改变不了现状。我看着他们，真的非常不忍心，但我无可奈何。”冷宇对工资多少不太在意，没想到干着干着快有心理阴影了。只干了一个多月，就辞了职。

冷宇其实早就察觉到了就业形势的严峻。她学的专业是旅游管理（中韩方向），大三下学期，学院老师问大家考不考研，如果不考的话，就要参加学校的专业实习。

整个学院200多人，170多个同学都考研。她和剩下30多个同学被安排去酒店实习。

旅游管理专业对口的就业方向很窄，博士毕业去高校当老师算好的。大多数人读研是为了换专业。冷宇实习时的上司也跟她说，入行近20年，酒店和旅游行业现在是走下坡路的，让她最好别做这一行。同去实习的同学也对这份工作缺乏兴趣。

冷宇在学校安排的酒店里实习了半年，学着叠不同形状的方巾，应付着讲方言的客人“你怎么听不懂人讲话”的质问，每天都筋疲力竭，偷偷掉眼泪。没有老师提醒她们要趁秋招看看工作，她们也分不出精力去想这件事。

临近春节，冷宇和同学们结束了实习回老家，她报名了今年4月的韩语等级考试，边写论文边备考。她想拿到证书，找小语种方向的工作。

离考试日期还有20天时，因为风险管控，考点取消了。她有些气馁，但又继续报名了10月份的等级考试。9月中旬，又收到考点取消的通知。后来10月底的教师资格证笔试，因为疫情爆发，全省都取消了，那时离考试还有5天，冷宇还在背诵书本。

“一年都在备考，一场试都没有考成。”冷宇感觉进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很多工作要求有工作经验，但她是应届生；即使只要求资质，但她还没有证书；想好好准备考下证来，但连考场都没进去过。

冷宇也尝试投过简历，但完全没有回音。父母催她找工作，叫她考事业编，她也去看，不是限定专业，就是要求研究生学历加工作经验，根本报不上名。

而经历过酒店实习，下定决心一定不进酒店业的同学们，有考了教师资格证，回老家私立学校当了老师的；但很多还是在转行无果后，又回了实习时的酒店，成为正式员工，这是当下唯一能走通的一条路，“我了解到的是没有转行的”。

吃住在家里，冷宇暂时没有经济压力，除了偶尔要面对父母“你天天待家里什么都不做”的质问，也不是太难熬。她打算继续投简历，并且明年再考一次。

私企工作难找，而考公、考编、考国企也一样很难。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高达212.3万，而招聘岗位为3.12万个，平均68人竞争1岗。

央企、国企这类相对稳定的工作单位，今年变成了毕业生求职的首选。从事应届生就业辅导的万校长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变化。以前加他微信的学生，问的都是想进互联网大厂该怎么提升简历、有没有内推机会，“现在风向完全变了。”

在今年3、4月春招时，他开设了一个关于央企国企求职的自媒体账号，加他的90%都是家长。以前服务的主要是学生，但今年家长都开始焦虑了。

 万校长发在朋友圈的感慨（供图：受访者）

万校长明显感觉到今年毕业生求职难度比以前大了很多，以前帮忙改简历、实训提升后不少人可以进二面，但今年很多连简历关都过不了。他在长沙和一家上市公司老板吃饭时，对方说“从没见自己公司HR这么硬气过，不是985毕业的简历都不看了”，而在以前，普通本科的毕业生投简历的都不多。

就业形势的严峻 从简历那关就开始了（供图：蓝字计划）

今年这家公司招聘，非常看重工作经验，以前内推的产品经理岗，专业要求都放得很宽，学设计的、学应用统计的都可以，只要有过项目经历，不论参与程度与规模，都可以有个笔试或面试机会；而今年人员需求急剧下降后，招聘要求收窄到只接受有技术开发背景的，要有大型项目的深度参与经历，才有可能通过简历初筛。

没有在大学期间没有刷实习、做项目，也不是知名院校毕业的应届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难度，要比以往高出数倍。万校长还发现，惨烈的就业形势，也有反向传导效应，大二、大三学生的忧患意识大为提高，他们已经在考虑从现在开始该为求职做点什么。

毕业生难就业，也不是因为太过挑剔。本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想法，星萍接受过一份工作——在一家放贷公司当电话推销员。

上班的第一天，她就因为还没打完招呼就被对面挂电话、工作时一直被人盯着而想离开，但为了房租、为了双休，她还是想先坚持一个月。

但每天上班，她都陷在良心与现实交战的两难困境里：那位顾客真的需要贷款吗？他的条件根本拿不了贷款，为什么还让人上门了解？利率这么高是高利贷吧，这不是违法吗？我不会被抓吧？我要用靠欺骗别人来挣钱吗，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挣钱？

因此，近一个月里，她也只是按要求拨打电话，并未开过单，最后公司以“没完成业绩”对她罚款时，她再也受不了，就辞了职。离开公司后，被七月的骄阳炙烤着，她在马路边哭了一通。

后来封控时，也因为要生活费，星萍和父母吵过几次架，父母觉得她没找到工作“就是不努力”、“为什么不能早点安排好，一直问我们要钱”，也不问她是否买得到吃的，生活怎么样。

星萍60元购买的一周食材（供图：受访者）

在西餐厅工作后，星萍没再去纠结大学毕业当服务员值不值的问题，她觉得很满足，至少不用再伸手要钱，而且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劳动所得，都堂堂正正。

打零工，让人更有选择权。

现居广西南宁的吕霄，也毕业于一所二本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从去年秋招开始，投了近十个国企，做了N次笔试，跨市面试的住宿费和路费也花了不少，但面对更高学历、丰富工作经验的竞争对手，这些努力都没什么结果。

毕业后她进了一家地产营销公司当总监助理，待了三个月，她觉得这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因为直属领导之前3个月送走过4位助理”。

除了完成助理的基础工作——拟合同、走流程盖章、写会议纪要、出去开会、做工作汇报，还要做活动方案策划、写广告文案和视频脚本，经常加班到晚上11、12点。不止这些，她还总被其他部门领导要过去“打杂”，迟到一分钟罚款30块，说好的一个月转正拖到三个月都还没实现。

这样的工作强度下，第一个月她拿到的工资是1310块。且工作已经开始影响身体健康，她做梦都是开会，也开始长白头发，于是很快和同样受不了的同事集体离职了。

也得益于在上家公司的文案撰写经历，她收到了一家广告公司递来的橄榄枝——居家办公的文案兼职，为其代运营的公众号写文案。虽然一条文案的价格也才几十块，但吕霄已经很满意，“以前一天写很多条，也没有钱，现在努力写可以比全职工作还赚得多。”

这些足以支付南宁市中心900块的房租和生活用度，最重要的是，吕霄感觉自己比以前更有选择权，“以前是工作挑我，不是我挑工作，但现在我一看到那些重度加班还单休的岗位后，就会更努力地写，如果没有这份兼职，我就只能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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