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什么热衷捡垃圾？

文｜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嫄媛

责任编辑｜李慕琰

武楷斯兴奋地走向标有“其他垃圾”的黑色垃圾桶，桶盖被塞满到高高拱起。垃圾桶最上方是一包帆布裹起的物品，他掀开帆布，里面全是衣物。

他拿起最显眼的毛绒外套就往身上套。当天他穿着T恤牛仔裤，脚上还趿拉着一双万年不变的拖鞋。

“哎呀，不要乱穿呐！”一旁的保安大叔连忙劝阻。武楷斯就住在附近的城中村，尽管他经常来捡垃圾，和保安大叔已经打过多次照面，对方还是一脸不理解。武楷斯只是解释“好看呐”，埋头解开另一包衣服，一件一件掏出来往身上比划。

这样的情形武楷斯早已见怪不怪。遛狗时、旅游时，他走到哪就捡到哪。95后的他自称是个“捡破烂的”，同时也是社交网络上“Stooping广州”的发起者。

95后武楷斯是Stooping广州的发起人，他开了两间旧物商店。（受访者供图/图）

“Stooping”直译为“弯腰，俯身”，这个概念近来逐渐引申为“俯身拾物”“把废弃物品捡回来循环利用”。Stooper信奉的口号是“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个人的宝藏”，他们经常在夜间行动——武楷斯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清晨环卫工人上班之前，捡到好东西的概率往往更大。

这种行为有迹可循，最早出现在美国纽约。从2019年开始，Instagram上一个叫“stoopingnyc”的账号，会发布路边被遗弃的旧物，附上位置信息，让有需要的人看到并带走，其中大多是被遗弃的家具。

在中国，Stooping在社交网络上的热烈讨论是2022年6月份从上海兴起的，有Stooping博主开始发布街边的投稿信息、开设群聊，群员们分享街边发现、互赠闲置物品。秋天，这股风吹到了广深地区，武楷斯先后在小红书上创建了“Stooping广州”和“Stooping深圳”的账号，加入讨论群的成员已经有几千人。

不过，早在引入Stooping这个词汇之前，很多捡垃圾爱好者就有了这样的习惯。他们只是自发地捡拾旧物，漫无目的地分享在社交平台上，并不刻意附庸什么潮流，也不在意别人如何称呼自己。

武楷斯和女友廖君君常常一起去捡垃圾。有一次在廖君君家附近一栋快要拆迁的楼里，他们发现一个很大的旧沙发，掀开沙发布，下面躺着两个完整的瓷娃娃，一男一女，长得像印第安酋长，很漂亮。

廖君君说，和买东西不一样，捡东西无法预料自己会得到什么的。“捡东西特别像是冥冥之中有人送礼物给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

朱迪第一次捡垃圾，是在一位波兰朋友的领路下。一起去超市附近垃圾桶的路上，朋友告诉朱迪，不是每次都能捡到好东西，要看运气。

朱迪在丹麦读研究生，还在国内的时候，她就看到过一些国外捡垃圾的视频，以捡食物为主，视频里的食物看起来很新鲜，包装得也很好，那些垃圾桶看起来很干净。

一次课间，朱迪与这位波兰朋友聊到关于物品改造的问题，发现对方也很喜欢，朱迪试探着问，知不知道有一种活动，在垃圾桶里捡食物吃？“结果发现对方也是垃圾佬。”朱迪与他一拍即合。

对于能否捡到东西，朱迪无所谓，“反正只是玩”。但她第一天的运气就很好，不仅捡到一堆吃的，还有超市扔出的一些卖不掉的衣服。

丹麦天气冷，人口少，娱乐活动不多，年轻人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开派对，喝酒蹦迪。朱迪不太热衷。后来，捡垃圾成了她的消遣方式。学习累了或是周末没有安排时，她就会出去散散步，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捡。1982年的收音机、一整套的餐具、圣诞卫衣、宜家置物小推车，这些都是她的“战利品”。

国外的超市经常会清理临期商品，给货架腾出空间。朱迪只捡那些尚未过期、包装完好的食品。

2021年圣诞节前后，朱迪还捡到一些未开封的培根和酱料，大约十瓶冰咖啡。捡的过程中，超市员工又抱出来一箱咖啡，看了他们一眼，什么也没说，面无表情地丢进垃圾桶。日期都在保质期内，朱迪开心地捡走。

“它有一种赶海的感觉。（虽然）也不是每一次都能赶到好的。”朱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留学丹麦的朱迪喜欢去超市附近捡包装完好的临期食品。（受访者供图/图）

2022年2月底，身处上海的姜也被老板辞退，成了自由职业者。她有了更多时间四处闲逛，干脆做起了“垃圾博主”。她说，捡垃圾“就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

她第一次捡垃圾的尝试是在上海长乐路。当时她刚搬家不久，看过朋友分享这类活动，想去碰碰运气。那天她捡到一个挺新的灰色沙发凳，还有4个装红酒的木箱。她担心是别人不小心放在路边的，特意绕开走了一圈，回来发现真的没人要，才把它们带回家。

有一次，在一个分享垃圾的网络群里，有人分享了一个被丢弃的半身人体模特。经过一番寻觅，姜也找到了它。打车回家的路上，司机问她这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和工作有关。其间，他们还遇上一个醉酒的路人，一起聊起了疫情期间的不容易。

对姜也来说，捡垃圾的路上一切都是未知的，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不知道会捡到什么物，或者根本什么都不会遇到，这都是不同的体验。“它不是限定你一定要遇到人，或一定要捡到东西，而是你出去了再回来的这个过程，遇到人了是一种感受，没遇到人也是一种感受。”

姜也在路边捡的人体模特。（受访者供图/图）

25岁的廖君君长得白白净净，从她乖巧的外表，很难看出是一个捡垃圾老手。一开始她也不会主动去捡垃圾，武楷斯捡的时候，她只在旁边帮忙打光照明。以前她很害羞，在意别人的眼光，做不出当众捡垃圾的行为。

按照传统印象，廖君君分析，只有大爷大妈会去捡垃圾，“因为他们不是比较光鲜亮丽的那群人，所以不会害怕捡垃圾。”

大学毕业后，廖君君进入一家国企上班，轮岗时负责监督门店里的其他员工，她不认同这样的工作方式，也无法融入年龄较大的同事。只做了13天，她就辞职了。

离开职场让她丢掉了惯有的包袱。以前在职场，她为了穿着得体，特地买了一些衣服，而自从成为自由职业者，这三四年来她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她穿的要么是以前的旧衣服，要么就是捡来的。她说，捡来的衣服也可以很漂亮。

“当我不再那么融入社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消费其实并不单纯是因为自己想要，而是因为在社会的需求下才会让你想要。”廖君君说，“我觉得很开心，我的购买没有再去考虑别人的眼光。”

廖君君曾经问一位朋友，有没有买过一样东西，可以让她的幸福感一直维持到现在？对方回答不出来。她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同样也没有答案。“我觉得消费带来的那种幸福感总是会过去的。”她举例说，可以攒钱买一只昂贵的包，但当看见别人背着一样的包，或是看见它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售，购买时的满足感就会大打折扣。

捡东西的满足感更加持久，反正没有花钱，不会产生比较。总有买不起的东西，钱也总有花完的时候，但只要是别人不要的东西都可以捡。“那种快乐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廖君君强调。

朱迪去丹麦前，很喜欢买衣服饰品打扮自己，按她的话来说，“很想探索一下购物的世界。”在丹麦捡垃圾后，她对消费有了更多思考。她发现，大家其实并不在意对方穿什么衣服、鞋子，用什么包包、口红，对于别人出门化不化妆也不会发表任何看法。现在她购物时会更加考虑自己是否真实需要。

捡垃圾时，朱迪也只捡自己有需要的东西。家里的置物小推车就是捡来的。之前，家里的洋葱和土豆放在地上，调料瓶摆在餐桌上，她觉得置物车不是必需品。但捡到它之后，生活质量确实提高了一些，至少桌面整洁了。大部分捡垃圾者和她一样，“不那么在意这个东西是买的还是捡的，而是在于更关注自我。”

朱迪在路边捡到的小柜子，用来摆放玩偶。（受访者供图/图）

武楷斯和廖君君家里的东西几乎都是捡来的。卧室是一点点填满的，复古风格，三角小沙发、桌子、镜子、床垫、床单，甚至连刷墙的油漆都是捡来的。

原来的墙面只是普通的白墙，廖君君想把它刷成斑驳的效果，结果就在家附近发现了别人用剩的油漆，其中一桶就是她想要的绿色。廖君君将墙漆好，和绿桌子搭配得恰到好处。

“大家可能会觉得你捡垃圾就是要迁就，要舍弃很多，但我觉得垃圾桶里也能捡到很漂亮的家。”廖君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垃圾桶就是一个世界。”

武楷斯和廖君君家里的东西几乎都是捡来的。（受访者供图/图）

Stooping强调街边拾物，而在国内，很多人捡垃圾不止是从街边，很多情况下人们会分享家中的闲置物，有意者约好时间地点去“捡”。陈大树是宁波Stooping的发起者，有一次朋友要搬家，他带走了很多朋友不要的闲置物，包括圆桌、门板，甚至院子里的一些地砖。

陈大树对南方周末解读，捡拾这个动作更代表一种姿态，“我们捡拾其实就是在惜物，不要造成太多的浪费，让旧物的价值利用到最大化”。

在他们看来，很多东西即便不是太需要，但扔掉实在是可惜。

物尽其用是武楷斯家庭一贯的教育。他小时候随父母从山西搬到了北京，本来在当地还算小康条件的家庭，到北京后一下变得窘迫，只靠父亲的工资养活一家人。当时5平方米的地下室月租700元，只有一张床，他们最初租不起房，武楷斯先是睡在父亲的办公室，后来又睡在母亲的宿舍，那时他已经11岁了，母亲还在进修博士。直到武楷斯年龄更大一些，一家人才开始租房。

他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煤气灶点不着火了，要先拿打火机引一下，直到把火点燃，最后一丝燃气烧尽才罢。

从广州一所985大学毕业后，学法律的武楷斯没有找工作，开起了旧物商店。父母从一开始就反对，觉得他浪费了自己的学历。武楷斯相信，他所受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他的价值观和学习能力，让他把捡垃圾的事业发展得更加丰富。他拍视频、写文章，运营自己的账号，和博物馆合作。

现在，武楷斯有两间旧物商店，三个仓库，加起来大约一千平米。有些东西是旧物市场淘来的，有些是捡来的，一共约有十万件。两间店面，一间在佛山，一间在广州番禺一处网红复古园区。

他留着浓密的胡须，过肩的长发大多数时候会半扎起来。和南方周末记者见面那天，他穿着一件在柳州旅行时捡的白色背心，大概是1970年代的款式，直到聊起这件背心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一整天都穿反了。短裤是二手店里10元钱买的，拖鞋是别人闲置的。

武楷斯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物尽其用，但家人反对他捡垃圾，认为浪费了985毕业的高学历。（受访者供图/图）

对于捡来的物品，武楷斯不觉得脏，也没有过多忌讳。“很多人也上过公共厕所。很多忌讳的东西是自己心理的一个暗示而已，比如说有些（人）忌讳二手，但是我们会洗、会消毒。”廖君君解释。

“我们呼吸连空气都是二手的。”武楷斯调侃着补充。

2014年，武楷斯去桂林旅行，青年旅舍的陌生室友想去旧物市场，他就跟着一起去了。那天他花5毛钱买了一个印着“老桂林”的酒瓶子，上面还沾着泥土。旧物市场里寻宝的新鲜感、跟老板讨价还价的过程，都令他着迷。隔年在广州，对天光墟的探索让他对旧物更加沉迷，“好像一列行驶的火车一样，刹不下来了。”武楷斯比喻。

天光墟在粤语中指的是天亮即散的旧货市场，一般在凌晨进行。最疯狂的时候，武楷斯每天不睡觉，一周七天都泡在天光墟。当时学校离天光墟约20公里，为了省钱，他会先在附近麦当劳待着，等到凌晨开墟再进去。

旧物里是另一个世界。最开始收旧物的时候，武楷斯好奇，父辈们成长起来的环境、用的物品，比如那些收音机、衣服，明明也就过了几十年，怎么就和现在的这么不一样？“收旧物的过程，就好像在翻阅一本历史书一样。”武楷斯说。

他曾在天光墟里收了一大包老信件。信纸已经发黄，大半被水泡过，有些纸页残缺，蓝色水笔的字迹晕染开来。通过仔细分辨字迹，他发现，这些信件属于一位叫祝敏的女士，这是她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第一份工作的各种信件往来，包括和朋友、同事、父母的通信。从信里的内容，武楷斯得知，祝敏是中山大学86级外语系的学生，后来在白天鹅宾馆工作，当年也是开放前卫的一代年轻人，只是不知道为何会扔掉这些信件。

武楷斯把这个故事分享在小红书上，标题叫作《敏的信》。本以为这些信会随着里面的故事躺进箱底，没想到七个小时后，信件的主人公敏，发来了私信。仿佛一位老朋友从信中走了出来，恍惚了半晌，武楷斯打下三个字：“你好，敏。”

原来，这些信件祝敏以前放在父母家里，父母去世后，亲戚收拾房子，不小心清理掉了。她的旧同事看到武楷斯的帖子，告诉了她。兜兜转转，其间或许又经过无数双手，最后这些信件终于当面被祝敏接过，回到她的手中。

“信件或者照片，可以看到以前人的生活状态，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武楷斯对南方周末记者形容，“有那种和过去连接（的感受）。”

武楷斯用捡来的床板和废弃羊角钩做厨房置物架。（受访者供图/图）

2017年，王珊珊在武汉昙华林开了一家手作店。附近是一个老街区，经常有拆迁或搬家，一些废旧的家具会被扔在路边。王珊珊把它们捡回来，处理一下，当成店里的摆设。店附近有医院，还有本地的美术学院、中医药大学，翻新时常丢出旧物。

王珊珊的工作台就是从中医院捡来的。上面印刻着制造时间和机构，显示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她在这张工作台上做手工，用花草编织饰品，用中草药做香包，或者写写字。

中医院的医生和学生来到她店里，看到那张桌子，惊喜地说，这不就是以前的医院工作台？据他们说，工作台原先是用来放显微镜、做化验的。“很神奇，你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感受到曾经有很多人使用它。”王珊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珊珊把中医院丢弃的旧实验台改造成了手工工作台。（受访者供图/图）

她有两个收纳柜都是从中医药大学捡来的，其中一个原来是药柜，捡回来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是多年前从北京的中医院寄到湖北省中医院的，一看邮戳，时间刚好就是她出生的那年。王珊珊觉得奇妙，用相框把信封裱了起来。

“那种旧物其实是很有感情的。”王珊珊虽然不知道很多物品究竟经历过什么，但总觉得它带着之前物主的故事，“总感觉很有温度，和买一个新的东西感受不一样。”

王珊珊念旧，总觉得信息变换的速度太快了，比如手机，短短二三十年内已经更换了一代又一代。捡垃圾让她能记住一些东西，和属于那个年代的事情。“我捡的（不止是）垃圾，我捡的是时间。”

（应受访者要求，朱迪、姜也、廖君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