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储粮过冬，何时春来？

杨杨是90后，在上海世纪大道的一家金融机构上班，典型的高收入高消费阶层。

他租的房子在陆家嘴街道，6月街道解封的第一件事情，他没有去公司，先去了建设银行的线下网点，确认自己注销信用卡的手续已经全部完成。

理由很简单：封控一个多月，他眼看着公司员工群的人数不断减少，提成薪酬也在消失，自己被调低至最低档的基础工资，面对着突然迅速涨价200%、300%的必需品花销，再打开手机，看着自己的支付宝、信用卡的待还账单，他突然紧张了起来。万一哪天公司优化（裁掉）了自己，信用卡里面的待还账单，难道还要找亲朋好友东拼西凑吗？他开始思考一切“非必要”的含义。

这时候，回头盯着自己的LV钱包、浪琴手表、Bose耳机，甚至包括古龙味的Chanel男士香水，他开始有点发呆，它们真的有必要吗？他没有，我的生活完全可以减掉它们。

当所在的城市开始慢慢恢复生机，杨杨又和朋友去狂欢，去报复性消费。他有点庆幸自己没有买房，没有还贷压力。基本工资到手只有10000，扣掉房租，剩了不多的几千块。这个月，他结余了快2000块，全部拿去存了起来。

杨杨不是特例。

2022年，人们开始存钱，储粮过冬。

截止2022年6月，中国居民存款增加了10.33万亿。而2021年，中国全年居民存款增加额为9.9万亿。

也就是说，今年半年的时间，中国人存完了去年一年存的钱。

这个数据背后，是消费的巨大疤痕：2022年五一，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同比减少30.2%，旅游收入同比减少42.9%；十一国庆，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同比减少18.2%，旅游收入同比减少26.2%，几乎所有节假日的消费都断崖式下跌。

同期的电影票房更是惨淡，五一和十一两个黄金档期的票房收入分别是3亿和15亿，同比下降82.5%和65.8%，如果跟2019年比，分别下降80.48%和65.89%。

如果说旅游，票房都还受制于疫情防控，存在着“放开即暴涨”的概率，那么双十一电商的惨淡局面就很难用线下不方便来解释了：今年双11，购物扫货的氛围降到了双11史上最低，静悄悄的。

线下更不用说。

五一的时候，成都还没有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社会面病例数为个位数。但是成都的餐饮市场已经疲软到极点，餐饮市场的销售额仅为2021年正常水平的50~60%，部分品类只恢复了10~20%。五一节后，包括书亦烧仙草、吼堂老火锅、霸王虾、甘食记等在内的近20家餐饮创始人发了一封“成都餐饮创业者联名求助信”，申请部分减免或者缓交租金。

面对麻木的消费人群，这些早经过无数风浪的餐饮老炮们也忍不住发出了灵魂三连问：是菜品不够美味？是价格不够公道？是服务不够体贴？

在微观个体层面，他们都尽力了，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宏观面上有一道巨大的疤痕，让所有的人都在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人类对巨大的伤痛，有着长久的记忆。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创伤结束后，它的直接影响会被个体所“遗忘”，创伤带来的个体“心理后遗症”，却仍将持续。

在大灾、大难之后，人们的行为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有多剧烈呢？在美国，人们发现新冠疫情感染率较高的县，居民存款增长幅度明显地比其他地区高出5个百分点。对感染疫情的恐惧，叠加上对家庭未来收入损失的焦虑，使得家庭显著增加存款、减少支出。而且这种行为具有持续性，到研究者写出来论文的十几个月间，持续存在。

不止新冠。在印度尼西亚，人们发现过去三年中经历过地震或洪水的人，做出冒险行为选择的可能性，会比其他人群整体降低41%。日本历次大地震之后，人们发现女性会变得更加厌恶风险，并且这种改变会持续5年以上。

也就是说，人们会因为一次重大事件，永久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假设一切回归正常，消费者未必愿意去大胆地花钱；企业未必愿意去正常地投资、正常地生产；暂时关门的小微个体，未必能够重新开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Laura Veldkamp用“疤痕效应”（scarring effect）来代表这种持久性的变化。疤痕效应理解起来很形象，会像身体上的伤疤一样的，长期存在。一次经济危机、一次收入受损事件过去之后，还将产生长期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导致人们会产生这种持久性的行为变化，会有疤痕效应存在呢？

因为每个人对未来的预期，都是我们历史经验的产物。

在经历大的经济冲击事件之前，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基于我们在平稳环境下看到的数据和历史事件，我们会认为尾部事件的概率很低。

但是当一次偶发冲击成为现实，并且持续不消散之后，这就会导致我们对于未来预期产生持久变化。比如一次持续的饥荒事件之后，我们会认为粮食危机的黑天鹅事件其实概率并不小。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某家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被人们频繁讨论，最近流动性稍微差了一点的金融巨头瑞士信贷，一度被人们认为是下一个雷曼兄弟。

在长久的冲击事件影响下，我们可能就会被教训得过分“悲观”——我们会更悲观，更风险厌恶，更求稳。在疤痕效应的影响之下，杨杨存钱背后，企业背负寒气，攥紧现金的背后，有着无数的合理性。

在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经济学人》杂志编辑）合作的《繁荣与衰退》一书中，他们这样写道：

“下行区间总是比上行区间更为凸显，因为恐惧是一种比贪婪更有力量的情绪：当人们担心自己一生的努力将会化为泡影时，这种恐惧会促使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不受这场传染的危害”。

“成都老百姓一向都是乐天派，敢消费，但是“感觉没钱”比真的没钱更可怕。”成都的一家品牌咨询创始人简单地白话出了这个道理。

钱花没了，可以再赚，所以哪怕快没钱了，也可以大胆地花。可是万一不可以“再赚”了呢？

看到这里，不管是关心未来收入的你，亦或是关心未来工作岗位发展的你，还是关心企业资本市场投资前景的你，一定关心一个问题——这个疤痕，什么时候，才能疗愈？

先给大家一组数据。2021年前两个月，武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3.6%。同期，全国增长了6.4%，几个和武汉经济规模相差不大的城市，苏州是13.1%，成都是8.9%，南京是15.7%。

武汉还没有恢复吗？从这组数据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的研究结果表明，面临最严厉疫情冲击的武汉，不仅在疫情爆发高峰期，遭遇了最大的GDP损失；即便是在疫情冲击和管制程度放松以后的一年半时间，武汉经济的恢复程度也远落后于全国，落后于其他城市。疫情冲击不仅短暂地影响武汉经济，还对武汉带来了至今难以消除的持续影响。

武汉到现在，都没有被疗愈。

除了产出没有恢复，武汉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也持续疲软，疤痕效应非常明显。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的一年半以来，武汉社会零售总额的恢复程度远落后于成都，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21年4月末，武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比趋势值低了25.3%，新冠疫情爆发至今的累积损失达到21.5%。投资方面，疫情导致武汉固定资产投资两年年均增速下滑至-0.2%，降低了10.4%。

失去的消费，已经回不来了，已经走入正常轨道的消费，在疤痕效应的影响下，一时也还不能恢复正常。

不仅是武汉，全球在历次重大经济负面冲击中的恢复表现都是一样的。

芬兰央行的Aikman曾观测了5个新兴国家、19个发达国家，从1970年以来的经济紧缩事件之后，经济体随后的经济恢复情况，发现疤痕效应会长久地拖累实际经济增速：受影响的经济体10年间的实际GDP增速会下降4.25%；一次重大冲击的拖累时长，至少是10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储蓄率一路上升超过了10余年，英国超过了6年，欧盟超过了4年。各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越大，储蓄率上升幅度越大、恢复正常用的时间越长。

这些研究都表明，人们心中的那道疤痕需要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去褪色、消除。

记得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和润总聊过关于储粮过冬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已快进入深冬。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哆嗦，真的好冷。

从10月份的统计数据来看，经济还在恢复中，距离春天的到来，还有一定的时间。

冬，终也，万物收藏也。

人生中的每个冬季，都是一场修行。唯有自渡，才能迎来下一个春天。

责编/江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