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女性为什么更穷？

社会

2022-11-29 00:11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993 篇文章

Photo by Ives Ives on Unsplash

最近我做一个线上演讲，分享了一个观点：中国女性的处境这些年以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在场有一位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企业高管不同意我的观点。她是美国人，在中国很多年，是服装行业的。她说这么多年看到这么多中国女工走出农村到工厂，因为有了更高的收入，可以寄钱回农村，地位已经提高了。

这的确是的，但是我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提高”，不仅是绝对水平的提高，还包括相对的。也就是说，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饼做大了，女性分的那一份是不是成比例的变大了？

答案是，并没有。

女性分的那一部分，反而是成比例的小了。而且趋势是越是小地方，越是农村的女性，成比例变得更小。

我不是这方面的学者，但是在这个领域有很多优秀的著作。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二。

2014 年联合国妇女署支持了一项中国学者的研究，题目叫做《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性别平等》。

这里面有大量翔实的数据和分析。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就业收入的性别差距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白话“翻译”一下，就是女性比男性的收入低，而且相比之下，越来越低。

这是报告中的内容节选：

收入是反映结果平等，无论是教育结果还是就业结果平等的重要指标，是劳动价值和社会公正的体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所有劳动者的工作分配由国家计划决定，男女在就业机会上相对比较均等，性别工资差距较小。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企业等用人单位拥有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主权，有权决定雇员的工作及工资，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开始显现。连续三次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性别差距越来越大。城镇在业女性的平均收入由1990年的占男性平均收入的77.5%下降到了2010年的67.3%，降低了10个百分点。农村的男女收入差距扩大得更严重，1990 年农村在业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平均收入的79%，2010年女性的平均收入只有男性的一半多一点（56%）。

性别工资差距可能由能力差异造成，也可能由歧视造成。衡量能力差异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受教育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正逐步缩小。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女性在校大学生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比例由23.4%，提高到50.8%（安树芬，2011），高校女大学生比例超过男生，除农村女生的入学率较低外，中国城市女性基本获得了平等接受各级教育的机会。然而，教育机会中性别差距的缩小并没有带来就业收入中性别差距的缩小。有研究通过计算发现，职业内性别工资歧视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高达68%（李实和马欣欣，2006）。教育水平的提高在中国带来了男女收入的增长，但没有带来男女收入差距的缩小。

就像上面“翻译”的，女性的收入占男性收入的比例，几十年来越来越小。饼在做大，而女性分的那部分，在成比例降低。

2021 年友成基金会做了一个针对农村女性的研究——《农村女性经济赋能扫描研究报告》。

看这个报告的数据，状况并没有改善。记得上面提到的农村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79% 降到 2010 年的 56%。这个发表于 2021 年的报告里提到，“研究团队根据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测算，按照户籍，农村女性（农业户口）的收入约为 16419 元/年，农村男性（农业户口）的收入约为 33080 元/年。”做一个简单的除法，农村女性的收入只占男性的 49.6%，也就是在七年的时间里，这个比例又降低了。低到了一半以下！

当然这些研究报告，都会问，为什么？

在 2014 年的报告里，就提到这一个重要原因是：“无酬照料劳动主要由妇女承担且价值不被承认。”

“翻译”一下就是，女性并不是对经济发展参与或者贡献少，只是这些贡献不被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家庭模式从农业社会的血亲主体、父子轴心、男性专权转变为了夫妻轴心、两性平等的现代家庭（丁文，2001）。政府倡导的“男女平等”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女性平等地参与社会生产活动，虽然传统的性别观念还是将女性更多定位在家庭角色中，但中国城镇职业妇女背负的工作家庭双重角色负担，大多被政府通过“单位”实施的公共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消解”了（刘伯红等，2008）。

市场经济改革后，这些公共服务被转入市场和家庭。当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满足家庭照顾的需要或家庭购买不起家庭服务时，家庭照顾的责任又落在了女性的身上。国家统计局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显示，女性每周花在无酬劳动上的时间是男性的近 3 倍，这种现象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仍是无酬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她们在承担繁重有酬劳动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大量无酬劳动，每天的劳动时间远高于男性，而自由支配的时间远低于男性（Dong and An,2012）。

而事实上，无酬照料劳动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董晓媛和安新莉基于中国 2008 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分析，无酬照料劳动的价值相当于中国 GDP 值的 25%-32%、中国消费量的 52%-66% 以及中国产业总产值的 63%-80%(2012)。但是，妇女无酬家务劳动的价值和对家庭社会的贡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反而成为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障碍。30 多年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的这一变化，加速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化地位，凸显了性别不平等。

这些数据，大家看了，是不是触目惊心？也就是如果无报酬照料劳动被算进 GDP 的话，会占到 GDP 的 1/3，消费量的 2/3。而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女性的付出不仅没有得到合理补偿，反而成了她们的枷锁，成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障碍。

2021 年的友成基金报告里，也提到：

农村女性是家务劳动、子女教育、老人照料等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全球范围内，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国家的女性每天花费在无偿照料工作上的时间是 14 个小时，是同类地区男性的 5 倍。根据 2018 年第二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居民每天用于无酬劳动的平均时间为 2 小时 42 分钟，其中农村男性约花费 80 分钟，而农村女性则约为 230 分钟，农村男性从事家务劳动平均时间约为 50 分钟，而农村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平均时间接近 150 分钟，约为农村男性的 3 倍，同时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每天约花费其 50 分钟。

报告里提到了很多农村女性的现状，这里只粘贴一下小标题（原文链接在文后）。

农村女性：

受教育程度总体较低，贫困发生率高。

非农就业需求较大，但可获取的培训资源较少。

心理状况不容乐观，需要心理关怀与支持，但几乎无法获得专业的心理干预和支持。

缺乏对女性权利的认知，参政意识和能力较低。

主体自觉意识较弱，家庭地位相对男性较低。

这里面的每一条，落在个体身上，都是无比沉重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虽然有进步，其实情况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改善的原因。

2020 年乐施会发表里一个报告，题目很有冲击力，号召大家“直面”——《直面照料时代：无偿、薪酬过低的照料工作与全球不平等危机》。

摘要是这样讲的：

经济不平等现象已然失控。2019 年，全世界的亿万富翁只有 2153 人，其占有的财富却比 46 亿人的财产总和还多。这巨大的差距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充满性别歧视的经济体系之上。该体系只知珍视少数特权人群（大多数是男性）的财产；却对（每年累计）过百亿小时的、极其重要的无偿及薪酬过低的照料工作视而不见，这些工作主要由全球各地的妇女和女童完成。照料他人、做饭、打扫、汲水和拾柴——这些都是维系社会和社区福祉、保证经济正常运转的日常必备劳作。繁重且不平等的照料工作固化了性别和经济不平等现象。

上述局面必须改变。各国政府亟需采取行动来建立一种女性主义的、重视真正社会价值的“人本经济”，而不是刺激对利润和财富的无休止追求。对国民照料体系进行投资，解决由妇女和女童承担的不成比例的照料责任；实行累进税制，包括对财富征税；立法支持照料工作者——这些是可实现且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所以结论就是:

1. 女性相对男性，穷，而且越来越穷。

2. 这不是因为女性不聪明不能干不努力，是因为有巨大的结构性的限制，首当其冲的是无偿的照料工作。也就是说，女性的大量劳动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但不能得到经济运行体系的认可。

3. 而且更重要的，因为这些付出带来的时间贫困、体力贫困、精力贫困，使女性更没有时间去思考什么女性权利问题，什么参政的可能，甚至有普遍的心理状况“不容乐观”而得不到支持，因此是一个恶性循环。

如何破？

首先有很多像文中提到的组织、学者做这方面的报告，引起更多的关注。

在个人层面，希望有更多女性意识到这样的总体处境，从报告里提到的“主体自觉意识”开始。

所以诺言进入第五年，我定的主题是“有趣有钱”，和大家一起聊聊钱——这个看上去“肤浅”的话题。

但其实“钱”背后的问题，一点都不肤浅。在个体层面，是如何实现“主体自觉”这个巨大的命题，理解和调整我们个体和金钱的关系。在宏观层面，是从性别的角度理解经济现象，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经济学常识，是理解主要的财富相关机构是如何运作的。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 12:00，我请了诺言社区的兵姐和Nana，一起聊一聊“钱”，聊一聊人生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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