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屡禁不止的
校园欺凌
跪下自己打自己的脸、脱光衣服、脚踹胸部、用筷子捅刺下体……施暴者在施暴过程中与他人视频通话炫耀分享，来维护自己校园大姐大的形象……而且，从女孩口中得知，这并非第一次。她长期遭受着3名同学的欺凌，一直隐忍不敢发声，直到父母发现痕迹后，才袒露真相。事发后，受害者父亲找到班主任和学校，力求公道。可学校和班主任一直以不知情为由推卸责任，三名施暴者依然“正常在校上课”。无奈之下，女孩父亲只好报警，并一纸书信发到网上，痛斥校方的不作为。“作为一个父亲，在女儿受到伤害我不能第一时间保护她；作为一个丈夫，妻子痛心疾首我却无能为力；作为一介草民，我不知还能用什么方式去保护我的家人……”公安机关对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调查取证工作，等待后续处理结果；当地教育局辞退副校长、班主任，开除3名施暴者学籍，并对校长行政记大过处分，扣发一年绩效奖金，降级使用。同时，针对该事件开展校园法治教育，组织心理咨询师对受害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疏导……
又是校园欺凌！这已经是11月里，被报道的第三起校园欺凌事件。11月20日，四川绵阳一名校服女生被三名女子殴打的视频在网上传开。视频中，受害者被疯狂掌掴，踩头，凌虐长达十几分钟，导致脸部红肿，流鼻血。打人女生边打边叫嚣：“我们是未成年，进去蹲两天就会放出来”，旁边一名拍视频的男生还声称自己有关系，不怕报警。当晚绵阳警方发出通报：打人者已全部抓获，案件正在调查中。再往前的11月8日，云南文山州的一名初二学生，疑似在遭受校园暴力后，跳楼身亡。跳楼前，她曾给姐姐打电话说自己不想上学，因为学校里有人打他。“她们把我按在地上打了一顿，我站起来后，她们又把我扇倒在地……”
明明法律在完善，明明许多人在关注，可为何校园暴力依然屡禁不止？2015年至2017年3年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校园暴力案件近2700件，平均每年近900件。案件中受害人死亡的占比 11.59%，重伤的占比 31.87%。更不要说，那些数不清的心理伤害，会伴随很多人的一生。对于校园暴力，书单君的基本态度，和大多数网友一样， 就是严惩施暴者，让施暴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要想从根本上减少欺凌者，让更多人免于成为受害者，必须找到产生欺凌的根本原因。正如英国教育心理学家格雷厄姆·拉姆斯登，在他的《欺负别的孩子时，他们在想什么》一书中所说：“射杀鳄鱼并不能解除沼泽里的隐患，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造沼泽。”
#02
环境造就欺凌
格雷厄姆教授对121名初一学生，做了一场“看图说话”的实验。简单来说，就是说出以下图片中“你认为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这121名同学又被要求完成一份关于在小学时是否遭遇过欺凌经历的问卷，答案要求他们按下列类别将自己归类：图表两侧，一边是没有任何欺凌经历的学生填写的内容，一边是曾欺负过他人的学生填写的内容。相比没有欺凌经历的孩子，在描述中性场景时，欺负过他人的孩子倾向于为自己的语言叠加更多的威胁性和攻击性元素。换句话说，就是在欺凌者眼里，周围的环境总是充满着冲突和威胁。一如在格雷厄姆博士的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自己之所以欺负他人，是为了感觉更安全。这个结果可能违背了许多人的认知，毕竟，在多数人眼里，这些无恶不作的小孩，哪里有人敢欺负他们。但格雷厄姆博士却指出：欺凌者感受到的不安，并非是身体上，而是精神和情感上的不安。意思是说：每一个欺凌者，都是玻璃温室中培育出的产物。尤其是在温室这个“生态系统”的最内圈，是孩子一出生就接触的环境，包括孩子的父母、同龄人等。孩子们会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即——依恋阶段。“依恋”，也称“亲情绑定”或“关系联结”，特指新生儿与成年人之间建构的某些特定关系。比如婴儿哭闹，就会从父母那里得到最基本的温暖和食物，以此得到关爱；再比如母亲抚摸婴儿的嘴角或脸颊时，婴儿往往会转过头来，并张开嘴巴；如果在这个阶段的需求得到足够满足，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安全”，并认识到“安全”和“舒适”的感觉，可以从旁人身上得到。反之，一个孩子就会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安全感，不信赖他人，遇事容易紧张和焦虑，然后开启一种防御的姿态。依恋理论研究者约翰·鲍尔比曾对44名犯罪少年进行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人在其生命早期曾与母亲分居6个月或更久，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现出无法向他人展示任何关爱或共情的迹象。对此，鲍尔比的结论是，这些少年的“攻击性”以及同理心的缺失，源于婴幼儿时期缺乏母亲的关注。另一名依恋研究学者迈克尔·拉特更是指出，那些在出生后头几年里从未得到过疼爱的孩子，长大后往往会变得不爱交际甚至反社会，容易患上“无情型人格障碍”，典型表现就是不关心他人、没有同理心、对于伤害他人好像满不在乎。正是安全感的匮乏，让一个孩子对周围的环境充满敌意，进而作出欺凌行为。很多人可能忽视一个问题，就是和一般的打架相比，欺凌行为最大的区别，是其中的权利元素——“社会支配理论”认为，每一个社会领域，都存在着权力和地位的划分。在一个企业内部，有董事长、经理、主管和基层员工；在学校，有校长、主任和基层教师；在家里，有男主、女主和孩子。所有这些社会建构都有助于强化这样一种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都与权力、支配以及影响力的等级有关。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有着一贯的顺从性，而强势群体往往会得到有力的支持。因此，对那些充满敌意的孩子来说，唯一令他们感到“安全”的做法，就是必须身处等级“梯子”的顶端。这是他们在学校的等级中迅速立足的方式。
#03
严惩欺凌者，
然后呢？
“如果我们知道了事物开始的样子，就不可能不知道它们结束的样子。”
对于欺凌者，有必要重申一下书单君的态度，那就是必须严惩，尤其是对那些程度恶劣、手段残忍的施暴者。否则，欺凌者即使受到惩罚，也可能再犯。一个欺凌者消失，还会有另一个欺凌者出现。韩剧《少年法庭》里，对于少年犯罪，一向主张从重处罚。有一个案件，是两个未成年人合伙杀人，他们利用自己的未成年身份，找到一切可以脱罪的说辞，在法庭上全程配合，几乎就要无罪释放。最后还是凭借法官惩治少年犯的强烈决心，才找到证据，将两人判刑入狱。然而，即使如此，两年的牢狱之后，其中一个少年犯还是再次选择了犯罪。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通过调查美国参与街头帮派人数的上升情况，指出了一系列促使年轻人选择加入帮派的诱发因素。据此，他总结出一些能够保护年轻人远离暴力，并阻止他们加入街头帮派的“保护性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保护性因素是——“让孩子免受家庭打击和暴力”。他表示，缺失这项保护性因素是导致欺凌的最明显诱因。那些在侵犯和暴力环境中浸染、长大的人，往往也会把侵犯和暴力当成解决社交问题的工具。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机制，让欺负人的孩子能够通过这套机制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求，并用社会能够接受的行为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挪威卑尔根大学的教授丹.奥维尤斯，在大量研究欺凌行为后指出：每一次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都会构成一个“欺凌圈”，围绕着受害者的，有7种角色。圆圈越大，表明这种角色的人数就越多。而大多数学生都属于欺凌圈的前4类。在奥维尤斯看来，一个高欺凌文化背景中，学生们的所作所为是在社交和文化上认可欺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欺凌现象很难根治。对此，格列厄姆博士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一个面向家长与学校的支持系统。比如说，学校制应该定政策文件，确认“欺凌”的定义和解决流程，最大程度消除学校内部对欺凌认识的差异，让全体教职工“有法可依”，并以问卷、调查、访谈、聊天等方式，定期对学生进行采访，了解、记录他们在学校的经历；而家长，尤其是许多欺凌者的家长，需要调整心态，不排斥，不推卸责任，加强与孩子的深度沟通，并参与到学校的各种活动中来，包括与欺凌有关的研讨会和讲座等等。格列厄姆博士强调，家长和学校需要达成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这一切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帮助，不管是欺凌者还是受害者。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没有人想知道杀人犯李晓明的作案动机，更不想知道他一路成长经历了什么，网友对李晓明这种犯罪者的诉求，也只有杀之而后快。只有他的辩护律师王赦，愿意去了解李晓明的过往，去了解他的家庭，弄清楚是什么原因促成其犯罪的。同理，了解欺凌者欺凌他人的原因，也并非是为欺凌行为洗白，而是避免让更多的人成为欺凌者。事实上，欺凌问题牵涉面很广，解决欺凌问题，绝非一招一式，也非一朝一夕。
家长和学校的所作所为，无非两点：减少孩子欺负他人的需要；减少孩子欺负他人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改变措施，代表着一种信号—— -END-
撰稿：笔下长青
主编：左页
图片来源：《我们与恶的距离》
《少年法庭》，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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