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大功劳，是他升官路的断头铡 | 人间

2018年4月的一个周日，我在东大分理处值班，业务清闲，就跟保安老王唠起嗑来。老王抱怨说他昨天本该休息，却被公司派到百安支行下属的高诚分理处帮着维护秩序，把嗓子都喊哑了。

这些天，高诚分理处门口每天一大早就聚集起几十个人，一开门便一拥而入，有人在大堂静坐，有人打出“还我血汗钱”之类的标语，还有人用手机录像，有哭的，有骂的……分理处完全无法正常营业，保安公司只得紧急抽调人手去维护秩序，其中就有老王。

客户如此激愤的原因是，前阵子一位客户拿着一份保险单，到高诚分理处办理退保，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保险单是假的，“系统里查不到”。

那几年，银行也开展了代销保险业务，一直有保险公司的人来驻点，不但卖保险，还辅助银行人员分流客户。假保单的消息一经传出，大批客户都拿着保险单找到高诚分理处，不查不要紧——足有几十份保单都是假的，而买到假保险的客户都是将“保费”转到了一位叫“陈强”的个人账户里。

陈强是本市一家知名大保险公司的员工，85后，之前常年在高诚分理处驻点。他精熟银行业务，热情能干，深得银行工作人员和客户们的信任。只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不来了。

高诚分理处主任意识到出了大事，赶紧上报上级单位百安支行，百安支行联系保险公司，得到的答复是“陈强早就被公司开除了”。与此同时，陈强的手机也打不通，行里千方百计找到他家的地址，家人说陈强已经失踪有一阵子了，百安支行这才赶紧派人到属地公安局报了案。

经过几周的调查确认，持有假保单的受害人共计93人，都是高诚分理处的客户，最早的一份保单是2年前签约的，涉案总金额近1200万元。

一连十几天，高诚分理处主任嘴皮都磨破了，也无法劝离聚集的客户。

高诚分理处地处本市的城乡接合部。那地方银行少，客户群体固定，大多是些靠种地、养殖发家的农民，文化程度偏低，对银行的信任度很高，所以这个网点储蓄存款、国债、保险等业务指标一直都很好。因此，我们也能理解这些被骗的人说，“不是看银行的牌子，我们才不会受骗呢。”

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银行还是保险公司的营销人员再夸大收益，年利率6%已经是顶天了。而陈强承诺每年17.6%（半年8.8%）的利息简直是天方夜谭，要银行真有这个收益的理财产品，门槛还不被踩塌了？而且，被骗者即便一开始就知道钱是被转到个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里，竟也都没有质疑，本身就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但眼下陈强已经跑路了，就算逮回来判刑恐怕也不能尽数追回钱款。银行可是跑不了的“庙”，又是不差钱的单位，当然会被被骗者揪住不放。市行当即下令在全辖范围内彻底排查“代销保险业务”，虽然我所在的支行全辖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本可以隔岸观火，可自己却不由得担心起朋友李洪涛来。

作为百安支行个人金融部的经理，李洪涛是全市十几家城区行少有的能人——既是业务能手又是营销标兵。

我们是在2017年，我调任新城支行个金部副经理后才开始接触的。那时，我在纯后台的办公室干了六七年，业务知识都扔得差不多了，碰到问题，总去问上司，有些新业务他也说不准，就让我加李洪涛的微信，“这人才是全市行真正的业务大拿”。

从此，我和李洪涛偶有业务交流，遇到急事就直接给他电话。我还有点纳闷，这么个人品、能力都没问题的人，为啥在部门经理的位置上卡了这么多年都没升职呢？要知道在我们银行，正科和副处仅有一步之遥，待遇可是天差地别——前者年入8万，后者至少25万。科级干部至多干到50岁就得退下来，之后就跟普通员工一样，整天被小年轻们呼来喝去；副处级则是归总行管理的高管，55岁（男）退居二线就不用上班了，还能利用当行长的人脉在外面打份别的工，所谓的挣“俏钱”。

但凡有点上进心的人，都是削尖了脑瓜子往上钻，不知道李洪涛是怎么想的。

2017年3月，市行信用卡与电子银行部通知各支行参加本市举行的车展，宣传购车分期业务。我此前从没组织过这种营销活动，就又给李洪涛打电话取经。李洪涛指点我，要准备好宣传单、分期业务流程图、醒目的条幅和易拉宝海报支架，再备些小礼品。

会场远离市区，车展那天早上，行里的司机搞不清具体位置，我又打电话麻烦李洪涛，他就在电话里给我“盲导航”，连我自己都有些烦自己了。没想到进了场地之后，我却发现李洪涛正在“人肉”帮我占位置。

“等会儿没地方了。”李洪涛很热情，又指着对面的摊位说，“我早就来占地了，我们行在那边。”

我本来就不精熟业务，宣传营销的事就让4个客户经理去干，在这边跟李洪涛唠起嗑来。这是我俩第一次面对面地聊天。快到中午时，李洪涛还张罗着领大伙出去吃饭。往出走时，我无意间发现市行汪副行长正从另一个入口走进会场。

“等会，等会，”我赶紧拉住李洪涛说，“领导来视察了。”

“哪呢？”李洪涛慢腾腾地眯着眼睛四下撒么（东北话，远近张望），一副对大领导的到来一点都不关注的样子。

“嗐，他穿的是便装。”我一边朝汪副行长的方向指，一边把他拉回摊位前。

汪副行长背着手快速巡视一圈场馆，就往门口去了。李洪涛见状就又吆喝出去吃饭。

“再等等吧。”我说。我从事大秘和宣传工作多年，此前常见省市行大领导。直觉告诉我，汪副行长草草溜达一圈，没照相没问话就往出走，意味着会有更大的领导来。果不其然，没几分钟，汪副行长陪着一位穿蓝色冲锋衣的中年人踱步进来——那人正是省行一把手周行长。

周行长巡视完两家支行摊位就直奔百安支行这边过来，我捅了李洪涛一下问：“你家绶带呢？”

“没做啊。”他两手一摊道。

我赶紧跑回新城支行摊位前，手忙脚乱从客户经理身上扒下一套绶带，挂到李洪涛身上。

周行长走到百安支行摊位前，应该是看我有些眼熟，随口说了句：“你也在这儿呢？”那绶带的别针不知道哪去了，我在李洪涛背后一边暗暗用手捏着，一边点头赔笑应承。周行长问了两个业务的基本情况，李洪涛对答如流，周行长和汪副行长都微笑着点头表示满意。

我一只手帮李洪涛捏着绶带，另一只手艰难地用手机变换角度拍摄了十几张照片。目送领导离开，我查看一下，起码有三四张比较满意，可以配上文字发几个大群，写一份简报。这才松了一口气：“多亏晚走一会儿，不然今天白来了。”

李洪涛闻言明显愣了一下。

我忽然意识到，我虽然调任前台部门，但骨子里仍是办公室搞宣传那一套思维，李洪涛则是埋头苦干的作风。他或许觉得我这人怎么干活就是为了给领导看，在那一瞬间，眼神里闪过一丝鄙视，但还是忍住改口说：“嗐，人家是大官，认识咱谁是谁？”

而我心里也嘀咕，总算是知道这大哥这么多年提不上去的原因了。

我在新城支行个金部只干了1年，就被行长派到下辖的东大分理处主持工作。该网点业务单一，有问题都是找自家支行的分管副经理解决。这样一来，就和李洪涛没什么交流了。这回百安支行摊上这么大的事，可以想象，负责个金部全面工作的李洪涛真是要遭罪了。

被骗的几十名客户还是整天塞满高诚分理处的大厅，搞得网点无法营业，可要是关门停业的话，客户准会认为银行要“跑路”，舆论风险会进一步扩大化。网点原来的老员工已经无法面对客户的质问甚至辱骂，上面只好将高诚分理处全员进行轮岗，换上新面孔，并开展严格的内部调查。

可新来的员工还是没法开展日常工作。来办业务的人一看到在大堂静坐的人打着各种小标语，哪里还敢存钱？不少人举着手机录像，银行领导谁也不敢上前，要是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没准还会被发到网上。保安公司还兵行险着，让驻点保安上去抢夺标语，结果与维权的客户发生肢体冲突，全都被派出所带回去调解了。

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开始踢起皮球来——银行说诈骗钱财系保险公司员工陈强的违法行为，“保险公司有责，银行无责”；保险公司说他们早就开除了陈强，陈强还去银行大厅帮分流、指导客户是银行管理的疏忽，所以他们无责；银行又说保单是从保险公司偷出来的，保险公司应该负责；保险公司却说客户的钱是在银行ATM上转走的，银行应该负责。

虽然银行和保险公司相互推诿责任，但少有客户去磨保险公司的，绝大多数都在银行这边。

面对僵局，李洪涛自告奋勇站了出来。

李洪涛认为，当务之急是安抚住被骗的客户，以免舆情扩大。他写了一份措辞严谨的告示，一是表示对受害者的同情；二是表明银行会和受害者一起，配合公安机关尽早破案、追回损失；三是阐明“银行将承担法院认定的相关连带责任”。

前两条都好说，第三条法律事务部和很多领导都不同意。遇到这种倒霉事，把自个儿往出摘都来不及，还要主动表示愿意承担责任？这一贴出去不就等于承认了银行有责任吗？担责就意味着有错，有错就会被罚，这不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今后还怎么升官？

李洪涛应该就没打算升官，竞聘从来都不报名，他坚持说：“不这么写就等于没说，无法安抚客户，高诚分理处就无法正常经营。”

客户围堵银行的社会影响很坏，眼看着火烧眉毛，就算什么也不做，恐怕以后也要被追责。研究考虑再三，最终相关领导还是同意了在高诚分理处张贴这个告示。

果然，还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客户很快知道高诚分理处的上级是百安支行。为了不让分理处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支行，甚至去市行、省行门口拉条幅，李洪涛开始天天去分理处大堂坐镇，应对受害者质询，有时还要回支行个金部处理工作事务。

本来每天两头跑还要挨骂已经令人头大了，又有一家本地报社的记者要来银行采访。按规定，支行这级单位不经上级行批准不能接受采访。可省、市行根本没人愿意出面，就破例把接待记者的权力下放给百安支行。这事还是落到李洪涛肩上。

那段时间，他承担了空前的压力，几百字的稿子写了一天一夜，改了不下上百遍。面对记者的话筒，他显得非常紧张，但应答很好，基本没什么漏洞，让人挑不出毛病，答复的核心仍是“银行愿意承担相关机构认定的责任”。

看了媒体报道，我觉得李洪涛真是莽将一个，这口大锅他能背得起吗？他也不想想，陈强两年骗了1200万，怎么可能全数追回，如果有人揪住他的话让银行赔钱，到时候准吃不了兜着走。

没多久，陈强被抓捕归案。

这也是个狠人，他供称保险单是自己偷的，又找街头小广告刻了个“萝卜章”盖在上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个人行为，连那个刻假章的也没供出来。陈强似乎明白自己犯的罪够大，但还不至于判死刑，一分钱不赔，把牢底坐穿就行。

出事前，陈强给父母和岳父岳母买了4套房，有转移财产的嫌疑，但两家都出示了还钱给陈强的证据。陈强父亲辩称房子起初是借陈强的钱买的，但后来把钱还他了，自己这里没有一分钱是他的赃款，两人虽为父子，但陈强已是成人，“所有亲属都不愿代为赔偿”。

后来，陈强被判处有期徒刑。他名下基本没有财产，近1200万元的大窟窿让被骗的93名客户深感绝望。走民事诉讼程序，无论是起诉陈强的亲人，还是追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责任，显然都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历史上，客户资金被骗与银行产生纠纷的案例不少，有的判银行无责，就分文不赔，有的判银行和客户都有责任，就只赔偿部分资金。可在这个案子中，客户的钱都被陈强挥霍了，银行没得到一分；其中，有的客户一开始就是在陈强的指导下输的密码，有的客户干脆把密码告诉了陈强，受害人们心里多少有点清楚，自己是有一定责任的，即便胜诉也不太可能获得全额赔偿，本着拿回多少算多少的心态，做好了长久作战的准备。而这边的银行法律事务部更是对打赢官司信心满满。

就在这当口，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往上面写信，此事竟引起了银保监会的注意。

本省的银保监局竟然出面裁定银行和保险公司对此事件负有相关责任。将1200万元一掰两半，要求银行和保险公司各垫赔约600万元。银行和保险公司岂敢不听？只好一分不少地拿出钱来，垫赔了所有客户的损失。

本金一分不少，客户们绝望之后是大喜，纷纷表示非常满意。

这样一来，李洪涛的处理就显得十分得当了，甚至走在了各级行领导的前头，竟与几个月后银保监局的意见吻合。他那份措辞诚恳的公告起了很好的安抚作用，尤其是那句“将按照司法机关裁决履行义务”，让银行给人一种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的诚挚。

“信”字招牌是最好的广告，“假保单事件”风波之后，高诚分理处的个人存款不减反增，甚至原来被骗的储户得到赔偿金后还存回这里。虽然市行法律合规部对陈强的亲属不断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们偿还银行垫付的资金，但大领导们清楚，相对于银行的声誉风险和信任危机，600万的赔偿真是个小数字——这不过是总行15分钟就能赚回的利润。

陈强虽然没有指认任何一人与他同谋，银行也对外否认自身责任，但相关人员难逃本行内控部和监察部的联合调查。经过调查，百安支行开除了两名有牵连的员工——两人违反业务规章制度，对客户的钱转到陈强卡里的行为没有提示风险，而是选择了沉默。

按照《员工处理条例》，上头应该有人负领导责任，作为主管经理李洪涛领个处分是没跑了。2016年左右，省、市行就明令不允许保险公司人员驻点，陈强被开除后却还每天像模像样地去高诚分理处上班，百诚支行个金部对此负有管理责任，部门经理李洪涛难辞其咎，约莫着差不多会领个“记过”至“记大过”、“扣发效益工资半年”的处分。

或许只有大领导才懂李洪涛此番化解舆情危机的表现之精彩，尤其是顶住压力化解负面舆论扩大的风险。因此，正当市行内控部和监察部金刚怒目，要继续追究李洪涛的连带责任时，市行行长却在一次会议上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保险这事李洪涛可是立了大功啊！”

事情至此再一次反转了。

市行这帮人精，最善于解读大领导“不经意间”的讲话透出的真意了。于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市行内控部和监察部的调查到李洪涛这儿戛然而止，自然也就不能往上追究了。

百安支行分管副行长和行长也就免去了处分风险。对于领导们来说，扣点效益工资不算啥事，就怕万一处分期内上级行举行竞聘，不能参加——升官这东西，容易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可都是人家李洪涛的功劳，于是李洪涛在自家支行更得器重了。

市行行长那句“李洪涛立了大功”，我都听说了，肯定也传到李洪涛的耳朵里了。我记得，自己的老行长兼老学长宋行长曾跟我说过，组织要选拔推荐一个干部，一把手一般不会先评价，因为老大说完，下面的人就不敢发表真实意见了，只能附和。但如果一把手先入为主，头一个说这人好，就是要传递一种“非提拔不可”的意志，下面的人就得想方设法让这个人上来。

大家都是凡夫俗子，谁不希望工作待遇更好，收入更高呢？李洪涛多年不参加竞聘，除了上头没人，就再没有其他解释了。这回天赐良机获得市行行长关注，万一哪天人家调走了，可就浪费了大好机会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从那以后，李洪涛不但在市行大群里点赞、发言非常积极，而且凡是加班、外出营销、取得业绩、在医院打点滴都必发朋友圈，狂刷存在感。等到2020年副处级干部选拔开始，李洪涛果然报了名，一举成为全行干部眼里的大热门。老大赏识谁，大家就都去烧谁的灶。

竞聘共三个环节——民主推荐，笔试，演讲答辩（面试）。百安支行的三位行长沾李洪涛的光免于处分，都默契地投了李洪涛的票，让他在一级支行层面稳稳出线。

笔试之前，多年也不休假的李洪涛专门休了两周干部假，在家研读背诵考试范围的内容，不舍昼夜，凌晨还给杨鸣打电话探讨业务细节。几天后，本来就精通业务的李洪涛的笔试成绩排名全辖参聘人员第一名。

演讲答辩环节，李洪涛也发挥得不错，总成绩名列前茅进入组织考核环节。到了这一关，事基本上就是成了，谁不知道行长总夸李洪涛？于是考核组听到的皆是美言。

意料之中，李洪涛竞聘副处级干部成功，公示很快就张贴出来。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差不多过一周时间他就会完成鲤鱼跃龙门，走上科级变副处、经理变副行长、工资涨4倍的人生巅峰。

为此我还反思了好一阵子，人家李洪涛闷头做事，不计得失，却获命运的垂青，斩获多少人千方百计难求的副处级乌纱帽，看来领导总说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真不是忽悠。

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当口，一封匿名举报信被寄到省行纪委办公室，举报对象就是李洪涛。

竞聘被举报是常见之事。同样一个人，原岗位上工作多少年都太平无事，一朝要升官就有举报跳出来。根据我入行十几年的见闻和分管纪检监察6年的经验，历年竞聘副处成功的人被举报的概率有九成以上——几乎人人被告。

够资格聘副处的人，少说也得在单位摸爬滚打十几年，期间很难不得罪人。仇人是发泄嫉妒之恨，而落榜的竞争对手则是把你搞下来、他就有望递补。还有一种更让人感到无语的，是竞聘成功的人被举报后，再暗地里告别人，为的就是把水搅浑。所以每次副处级选拔时，举报信就会像雪片一样飞到纪委。

这封举报信的具体内容外人不得而知。匿名举报的内容若是捕风捉影，没有提供录像、录音等可靠证据，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力度就会很轻。首先，一起被举报的公示人还有好几个人；其次，李洪涛作为一个支行科长，权力本就小得可怜，能被抓住的把柄只有两个——效益工资中饱私囊，或者有违规违纪行为。李洪涛的群众口碑很好，从未听说有人告他效益工资的状；至于违规违纪，在获取竞聘资格时人事、监察早就过了筛子。

我觉得李洪涛没啥大问题，有也是最轻微的。即便有所谓的“缺点”，也是那种写说明、改正即可，不影响提拔任用的。等到上任之后，举报信的内容会以某种方式让当事人知道个大概（当然看原件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口述告知），分析蛛丝马迹，十有八九能猜到举报人是谁，到时候是安抚，还是打击就看领导的个性了。

再说，市行近二十年来从未有过公示期的副处级干部被搞下来的先例，对于市行行长而言，要提拔的人被一告就跌下去了，实在脸上无光，不但伤及自己的权威，也会鼓励更多潜在的举报者。

我打电话安慰李洪涛，当官就得有坚强的心理素质，遇到举报不要慌，一是咱身正不怕影子斜，二是有市行行长撑腰还怕啥，“人家副厅级干部能量大得很，大领导这事遇着多了，有充足的应对经验。”

公示期过后是漫长的等待，市行人事处足足有一个月没有宣布获聘人员。李洪涛有些慌神，打电话给前两年也被告过但成功当选副处的哥们问该如何应对。显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人家都坐上了位子怎可能深说，给他的答案大同小异——“相信组织。”

依我的经验，无论收到怎样的举报，纪委基本都会与当事人直接对话。然而，听李洪涛说，从收到举报信到党委会决定不予任用，全过程上级行纪委竟然没找他谈话，也没调查过一次，这令我大为不解，其中原因肯定非比寻常。

果然，一切尘埃落定后，有小道消息传出，不同于往届针对被公示人的举报信内容的捕风捉影，告李洪涛这封信的内容针对的正是他立下大功的那件事——高诚分理处假保单诈骗事件。举报人虽是匿名，但精确引用了总行下发的最新版本《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的某条款。有理有据，搞得相关领导极为被动，连行长都没法为李洪涛说话了。

我找出《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的小册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贴边儿的应该是第四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记过至撤职处分：（一）因内部管理不力，下级行发生案件、重大违规问题或重大责任事故或一年以内连续发生的。”

这样一来，事情就严重了，纪委没找李洪涛的原因也清楚了——问题根本不出在他的身上，而是出在上面。行长不想处分李洪涛是好意，纪检、内控部揣测“上意”没给李洪涛处分也是聪明至极，但这事一旦有人揪住曝光，他们就都涉及包庇、袒护，就等于抓住了行长一众领导的“命门”。

福兮祸所伏。李洪涛万万没想到，他躲过一个处分，少扣了万把块钱的效益工资，却是因为芝麻丢西瓜，葬送了升官的大好良机。李洪涛肠子都悔青了，如果当时挨了处分，竞聘时早就过了处分期，副处的位子也就坐上了。

“他是被告下来的”这种段子会长久流传，并成为个人职业标签。有明眼人断言，李洪涛的仕途恐怕就此报废了。因为很简单，“带病提拔”是要牵连领导的。市行行长是副厅级干部，位高权重之人谁能愿意冒这个险呢？就算以后换了大领导，再组织竞聘时也会有人提醒：“此人上次因为什么什么事被告下来过……”

当局者迷，李洪涛显然没看清楚这点，揣进兜里的副处级跑了，怎么能甘心呢？他打算亡羊补牢，主动要求给自己一个处分。很快市行纪委给他下达了记过、扣发效益工资半年的决定。李洪涛如释重负，以为堵住这个缺口，在市行行长支持下，下次竞聘仍大有希望。

而一切早就悄悄发生了变化，他在领导干部大群里发东西，几乎没人再点赞了。

2021年秋天，市行新一轮副处级干部选拔启动。

李洪涛报名参聘时，百安支行办公室主任劝他别报名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没戏。参聘一顿折腾下来，上不去，又白白吞下一个失败的苦果。”

李洪涛应该也知道这话在理，但他觉得市行行长就要满任期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伯乐”，不聘的话以后就更没机会了。李洪涛顶着压力坚持报了名，相比上次竞聘，百安支行三位正副行长显得态度冷淡，但碍于同事面子，还是在支行内部投票中容许他出线了。

李洪涛的希望之火又被点燃了。

笔试考的还是上次那一套，同样的范围，类似的题目，结果却是天壤之别——一年前还排名第一的李洪涛榜上无名，未获讲演答辩的资格。要知道自打市行行长上任后，副处级干部竞聘的笔试出题、判卷都由他独自包揽，分数是不公开的，面试的分数也不公开，最后只有一个名单出来。由此可见，行长已经不再支持李洪涛了。

有高人看得更深一层，跟我分析说，这个藏在暗处的举报者是“又狠又懂”。如果行长坚持提拔李洪涛，十有八九会再告李洪涛一个“适用处分过轻”的毛病。那样事情就容易闹大，把上头领导都刮拉上。按《处理办法》发生千万元以上案件的单位责任要向上追究两级，就会牵连到百安支行行长和市行行长。当时，市行行长正在运作南方某发达省份副行长的位子，或本地一家银行的正厅级职位，非亲非故的，怎可能为一个李洪涛冒这么大的险？就算他再赏识李洪涛，也只好忍痛割爱，所以让他笔试环节没过是最高明的堵嘴办法。

就这样，李洪涛又回到从前闷声干活的节奏，人人都清楚，四十大多的他几乎没有晋升的希望了。

后记

在一次闲聊中，我和运营财务部的老姜（前人事科长）感叹道：“李洪涛这哥们可惜了，好不容易往上爬一回，却中了一支暗箭，立下这么大的功劳硬是没整上副处，以后恐怕彻底没戏了。”

没想到老姜却冷笑着说：“立功？谁的功臣？”

我闻言不由得一怔，长久以来，我还真没从这个刁钻的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看老姜一脸严肃，我知道这是个设问句子。

果然老姜继续说道：“所谓的功臣，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看，这事在市行领导那儿是大功一件。可这卖保险让个别几个人赚了大钱，出了事就拿全行效益工资填大坑。羊毛出在羊身上，那赔出去的600万可是咱们的效益工资啊兄弟，全市行3000多职工，每人少发2000多块呢。”

老姜用两节手指敲着桌子说：“我看呐，人家告他的状一点都不冤。”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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