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亨廷顿的预言到特朗普的MAGA（三）

支持川普的人群都有一种严重的焦虑感，最焦虑的当属那些全球化受害者群体。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种焦虑感的爆发。

其实川普的MAGA口号就隐含着极深的焦虑。它至少包含这么几个意思：一是美国不再伟大，具体表现为美国的效率不再是全球第一，竞争力有所下降，基础设施老旧落后，产业空心化严重；二是美国人的收入呈严重的两级分化态势，马太效应代替了帕累托效应；三是美国需要复兴和再工业化，理想是重回自己的巅峰时刻。

从九十年代开始，最先转移的产业是美国的纺织业。纺织业从业者首当其冲，不仅纺织工人失去工作，那些为服装设计绘制图案的技术人员也失去了工作。改行并不容易，尤其是具有一定专业性的工作。

考察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会发现美国人均收入一直保持增长，可自九十年代起，中产阶级中的很多人却感觉实际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是下降了。过去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个人上班就可以养活全家人，现在这样的家庭越来越少了。这说明美国的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富得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增长的财富都被1%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人拿走了，99%的人并没有分享到增长的红利。全球化只造福于少数跨国资本，却让大多数中下阶级承担了代价，这是美国铁锈地带及中下阶级愤怒的根本原因。

回溯美国历史会发现，美国实际上是由一群地主和奴隶主建立的地主奴隶主共和国，建国之初，美国公民中是没有阶级差别的，大家基本都是拥有土地的中产阶级。亨廷顿在《美国政治》一书里指出了美国社会这个特色：“ 缺少封建主义历史使得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能不受阻碍地传播，这反过来又阻止了社会主义获得强大号召力——事实上，“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早期殖民者（尤其是异见分子和清教分离主义者）的本质、充足的无主土地、机会平等以及后来的社会阶层垂直流动，都增强了中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农业社会的基本财富形式是土地，大多数农业社会的土地面积是有限且固定不变的，其人民通常因有无土地、土地多少而产生分化。然而在土地唾手可得的美国，类似的分化难以持久。结果是美国没能建立起农业阶级体系，“自由农社会”成为主流（南方的种植业除外），由此建立起相对富裕和相对流动的模式，该模式历经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而得以幸存，使中产阶级价值标准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

美国独立建国时，不仅印第安人和黑奴没有公民权，连所有穷人和所有妇女也没有选举权。当时的联邦政府把选举权的标准下放给各州，而各州的规定虽有不同，但都要求具有一定财富的人才有选举权，这个规定也得到杰弗逊和富兰克林的赞同。比如宾州规定个人财产5万英镑（或者是50万英镑，有点记不清了），而那时的美国的主要财产就是土地和奴隶。土地非常便宜，很多州的土地只有3美元一英亩。美国第一次总统选举时，参加投票的只有4%的成年男子。不过，如果不算黑奴和印第安人的话，那时的美国贫富差距并不大，机会众多，机会均等在美国比在欧洲更符合现实。

美国第一次贫富分化的加速期是镀金时代，那也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创造了美国经济的大繁荣，同时，也造成了美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就是贫富分化。看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都会对那时美国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状况有所了解。

1929年的大萧条是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沉重打击，严重的生产过剩，伴随着货币紧缩，导致美国经济一落千丈。因为老百姓手里没有钱，国家甚至倒退到以物易物的交易水平。理个发都要拿几个洋葱或胡萝卜当服务费。

如果没有二战，罗斯福的新政效果不会那么好，美国还要在大萧条的泥潭里挣扎很久。二战导致了罗斯福的长期执政，也强化了政府权力，使得凯恩斯主义能够在美国推行。要知道，在美国这个自由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是非常困难的。

二战及战后一段时间，是美国的高光时刻，美国不仅一跃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和欧洲的大救星，而且是西方国家里中产阶级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贫富差距相对最小的国家。那时的美国是无可争议的伟大国家，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走向巅峰时刻的最耀眼的贡献。可以说，是美国拯救了西欧，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欧洲很可能被赤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可现在，美国成了西方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根据皮凯迪在《21世纪资本论》里对美国的观察发现，美国收入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资本收入造成的不平等只有三分之一份额。美国的高管的工资是整个西方国家最高的，最高达到其员工平均工资的500倍之多，相对照的是日本仅为30倍。如果按照行业划分，金融领域工资水平是最高的，这也是学业优秀的年青人都涌入华尔街的原因。这种状况在占领华尔街期间，曾遭到美国大学教授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美国的衰败和去工业化是华尔街的贪婪无度造成的。华尔街把很多有才华的年青学子吸引到不创造任何价值的坑蒙拐骗行业，是造成美国STEM人才短缺的罪魁祸首。

1981年美国最富阶层支付的所得税税率是50%，可从八十年代美国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仅三十年时间里，美国富人成功地将本阶层的税率降了三分之一，而最富有的0.01%的人则成功降了一半的税。也就是从那时起，美国启动了贫富分化的车轮，罗斯福时期建立起的中产阶级社会一步步被侵蚀。

左翼诺贝尔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立法机构为了回应最富有的人的政治压力，税负不平衡来自于经济权利导致的政治权利不平衡。说穿了，就是金钱政治的结果。美国当初设置个人所得税针对的就是富人，目的是为了调节收入失衡，遏制贫富过度分化。比如二战之前，罗斯福新政时，对年收入超过五百万美元的富人最高所得税达到75%。1942年，则把最高个人所得税提高到惊人的94%。二战后的冷战早期，美国对富豪的个人所得税一直保持在高位。正是这种杀富济贫的政策才壮大了美国中产阶级队伍，也让美国社会充满积极向上的活力。

至于为什么美国富豪会忍受如此高的税率，我以前曾在另一篇文章里阐述过。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10578/201803/33474.html

美国富豪之所以能够忍受如此高的所得税率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因为交再多的税都不会影响富豪们的奢侈生活，可一旦被社会主义了，那就彻底玩完，一分钱资产都没有了。所以，美国富豪在二战后依然和二战时一样，支持美国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而今天，在解决了共产主义威胁后，富豪们就不愿意再缴纳高额所得税了，拜登提出增加高收入群体所得税到40% ，马斯克就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七十年代时，由于石油危机，美国经济进入滞胀。问题被归结为长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此时，以哈耶克的学生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也即后来所称的新自由主义，代表美国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以经济自由为理论武器，开始活跃于经济学舞台。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就是放松对资本的管制，鼓吹经济自由、私有化和全球化，反工会，反社会福利，反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最典型的就是撒切尔执政时期的英国和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从里根时期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新自由主义一直到今天都是影响美国和新兴国家经济政策的思想。美国今天的贫富分化，就是那时种下的因。

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没有政治干预的话，收入分配必然出现两级分化，一定是马太效应显灵，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的。这种情况不是美国独有的，号称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一样。压缩贫富差距只能靠政治干预和政府力量，一定是反市场化的行为。好笑的是国内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妄想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简直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富有成效的贫富差距大压缩是罗斯福时期，罗斯福借助于二战政府权力增大的时期，专门成立了战时劳工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与各个主要资本家进行谈判，提高工人工资，冻结高管工资，否则战争军需生产的业务就不交给他们。正是靠政府的强力干预，美国在二战时期工人的工资得到快速的增长，加上充分就业，美国在全世界陷入战火时期，彻底摆脱了大萧条的阴影，制造业进入巅峰时期，国内经济也是一片繁荣景象。

如今美国的经济已经金融化了，金融业成了经济巨兽，大到了不能倒闭的地步，不仅绑架了国家的经济政策，也绑架来美国的未来。奥巴马上台前一直扬言要跟华尔街斗争，要改变美国，可上台后，却积极援助华尔街，让那些制造了金融危机的金融公司不仅没受任何惩罚，还给予资助和变相的奖励。甚至出现了金融公司拿着政府的资助给自己发奖金的咄咄怪事。

川普是带着反全球化这部分人的诉求和希望上台的，可如何解决这些全球化受损群体的诉求呢? 川普认为是贸易不公平造成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川普并没责怪中国，因为中国政府谋求中国利益最大化没什么错，他责怪的是美国前几任政府，没有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考量，而是受到各种全球化利益集团的绑架。其实，川普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的手段也不多，这牵涉到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深层问题，我后面会讲到。川普的选择的是从对外贸易下手，因为他只看到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可他没看清这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是什么。他以为，解决了贸易逆差就解决了美国全球化的负面问题，所以他发动了贸易战。另一方面，川普也知道，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比解决中国问题要难得多。

可贸易战既没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再工业化的问题。因为靠经济手段是无法解决自由经济本身的问题的。贸易战不仅没对中国造成什么伤害，给美国也没带来什么好处，为躲避高额关税转移出中国的企业并没回流到美国，而是转移到越南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美国忙了一通，只是给别人做了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