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第一章：外公外婆及其他：十六、三迁住处

《山居续忆》

第一章

外公、外婆及其他

十六、三迁住处

徐家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末与外公外婆全家摄于杭州建国中路宝华弄家中园内

(左起:前排:外婆、小表弟高汝山、外公;第二排:表妹高汝梅、妹妹徐家和;第 三排:大舅妈沈华堂、大舅高恺之、父亲徐定戡、母亲高诵芬;后排:女仆方妈、大表弟高汝同、弟弟徐家树、作者、小弟徐家汇)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改朝换代，杭州也实行“土地改革”，高家的土地、 茶场等都被政府没收归公。虽然因为土地原用“堂名”，外公家一个人都没有套 上地主帽子，但经济却大受影响;虽然“解放”之后高家自住的布店弄大房子并 未充公、没收，但房地产税实在太高，他们不再能应付，于是，就只能将大房 子卖给我大舅工作的科研机关。

          关于高家兴盛不衰的原因，以前有个跟那幢大房子有关的传说:据说， 很早以前，高家请一个风水先生来看风水。他在以前高氏聚居的孩儿巷双陈巷 的大房子外兜了一圈，发现那座占地甚大的住宅的高围墙有处向里凹进去一块。 原来那儿有一口井。在杭州，食用、应用水一般都用井水。大户人家自己庭院 中有井，小户人家就用公共水井。高家那座围墙如果拉直，就可以把那口井围 进庭院里，供高家独用;现在，虽然庭院缺了一块，破了相，但那口井围在墙外，可让邻里汲水。这是高家善举的一个表现。风水先生看了，叹道:高家之 所以发，就在于这口井栏得好!因为筑墙时存心好，所以围墙成了元宝形，这 就是会发财的原因!

          这是传说，当然并不可信;而且朝代改变之后，围墙并未改建，而高家 已开始衰落，可见元宝形的围墙最终仍未能改变高家惨遭共产之命运。不过， 既从元宝形的围墙之中搬了出去，那么就连发财的传说根据都没有了!

          卖掉了布店弄的大宅之后，外公、外婆及大舅一家就搬到一幢两层楼的 小洋房的二楼去了。那幢小洋房是属于大舅的岳父的。大舅的岳父沈老先生以 前是安徽某大学教授。四九年之前，他在杭州买了一大片地，想建四座房子， 一座自住，三座出租或分给子女。不料只来得及盖了两幢，共产党已占了天下， 于是一半土地就一直荒着，后来也就归了公。那两座已经建好的房子中，一座 是平房，供自住;隔壁是一座两层楼的小洋房，供出租。楼上就租给了外公和 外婆住，楼下租给了别人。两幢房子只隔一座院墙而已，墙上有门可通。两家 亲家隔墙为邻，可随时来往，倒也十分方便。

          虽然我十岁左右在杭州居住一年时常去外婆家，那时他们就住在那座小 洋房的二楼，但我对当时的居住情况已记不太清楚了，可能他们在那儿住得并 不长久。

          现在我尚记得的是二楼的房间，一排朝南三间。前面是一个大走廊。三 间房的中间一间有一张大圆桌，吃饭用。我们如果去杭州玩，有时在晚上把大 圆桌往旁边移一下，就可以在房里搭一张大床，给我们睡。东边一间是外婆的 房间，朝里一张大床，去杭州时我们四个小外孙最喜欢爬在上面玩的就是这张 床。靠窗是一张有很多大小抽屉的红木书桌。横头有一个一人多高的红木橱， 下部放衣服，上部放杂物。外婆常象变戏法一样变出吃食来的就是那口橱。靠 门的墙角有几个箱子叠着，还放着个面盆架。现在，在中国大城市中大概看不 见面盆架了，因为屋子里都有了西式卫生设备。半个世纪前，杭州大多数人家 用井水，或者雨水。杭州人叫这种积在齐胸高的大缸里的雨水为“天落水”。要 洗脸、洗手，得用脸盆去井里或缸里盛了水，拿到房里，放在架上洗。平时也 经常在架上放一盆清水待用的。所谓面盆架就是可以搁面盆的木架，有时还有 高出的一根横档或挑出的两只犄角，可以挂毛巾。外婆家虽早已使用西式卫生 设备，房子里也有自来水管，但象多数杭州人家一样，他们仍更喜欢用天落水 和井水。用井水或天落水泡的茶确实比自来水香甜;夏天用井水洗脸，比喝一杯冷饮更解暑。在房里放一个面盆架大概是外婆、外公几十年的习惯，改不掉 了。

          西边一间是外公的房。外公的房里家具比外婆的简单，只有一张单人床、 一张普通木头的小书桌、一个竹书架、一只五斗柜和两张套着白布套的单人小 沙发。外公的床上总是枕头、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收拾得象医院的病床那么 干净。我不记得我曾在外公床上玩过或躺过。外公的书桌上也几乎空无一物， 除了一架收音机。每次玩好骨牌、写好书信，外公总立即把东西归放原位。我 爱清洁的习惯大概也是从外公处遗传来的。

          在二楼，似乎就只有那么三间房。那么，大舅他们一家五口住在哪里呢? 我已没了印象，可能是住在间壁他丈人房子里的。

外婆与表妹汝梅及小表弟汝山在杭州宝华弄寓所走廊前 (约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那座二层楼小洋房前，有一个小花园，我已不记得有什么花木了。那个 院子供楼下一家使用，外婆一家只是进出时走过，或者在楼上走廊里看看罢了。 从走廊里还可望见墙外隔着巷子一块大空地，那就是沈老先生买了尚未来得及 盖房子就已“解放”而被政府征用的那块地。既然大舅及他岳父家就住在间壁，我们每次去杭州，就都要穿过隔墙上的小门过去坐一会儿。没过了几年，我想 大概是五十年代末期，不知什么原因，外婆他们也搬到隔壁那座平房里去与大 舅一家住了。那么沈老先生一家住到哪儿去了呢?我不记得了。

          平房的居住面积比楼房二楼要大得多，何况又有一个不小的院子。那幢 房子虽不豪华，但相当可爱、舒适。在杭州，改朝换代之后还有那么舒适的居 住条件的人家已经不多了。外公、外婆就在那幢房子里住到故世的，虽然他们 在最后几年里又换过一次房间。

          外公、外婆一开始住在正屋的西边，那座平房的布局，跟外公他们原来 住的二楼差不多。但因为面积较大，所以西边分成两小间。前面那间外公住， 后面那间外婆住。两间房中间有扇门可通，但是，当然是永远不会打开的。外 公、外婆房里的布置几乎与住楼上时一模一样。正屋的中间是饭厅，也与住楼 上时一样布置。正屋东边，则是一大间，长方形的，由大舅一家住。因为房间 大而长，因此可作两间用:后面放床，做卧室;前面有一套沙发、茶几，作客 厅。我记得，有一张戴文节公(注 1)的小品，是西湖风景，就挂在那间房里的 一个五斗橱上。正屋的后部有厕所、浴室，还有一扇后门，通院子。走出饭厅， 就是一个大走廊，可以放桌子喝茶、吃饭;也可放藤椅谈话、休息。

外婆和我表妹及小表弟在杭州宝华弄家中走廊上(约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从走廊的台阶下去，就是院子了。院子不小，围在正屋四周，主要面积 都在前面。正对走廊，是一条中间用卵石嵌出花纹图案的走道，通到两扇乌黑的大门。走道两边是花圃，种花、种菜、种瓜果。最值得一提的是院子东南角， 有五、六只巨大的水缸，缸里有一种红白双色的荷花，是从红栎山庄(即外公 曾祖父建的高庄)中移植来的。这种荷花相当特别，花苞甚壮，朴拙可爱。花 瓣尖端有稀疏小红色，香味亦绝佳，不同于其他品种的荷花。我不知道外公他 们是如何照管那几缸荷花的，每年夏天那几缸荷花都开得很盛。可惜到了“文革” 抄家，那几缸名贵荷花也没逃过劫难。现在，这种荷花已经绝种，遍觅杭州也 不可得矣!(注 2)

          院子西边依墙而筑的是一排矮平房，约有五、六间之多，有一间作厨房; 有几间放箱子杂物;有几间供佣人住。后来，外公、外婆就住到佣人住的房里 去了，那是六四年前后“四清运动”时。这就是他们的第三次迁居。

          所谓“四清”，究竟清的是四种什么东西我早已忘记，而且我现在也懒得 去查考。反正是四九年之后的又一次“大割草”(注 3):在六四年之前历次运动 中没有挨整和已经挨整的人都要再来一次大清理。外公、外婆在“土改”时并未 划为地主，但是他们有田、有地、有房、有店是尽人皆知的，只是根据当时政 策无法将那顶帽子给他们套上去而已。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到了“四 清”，要再抓一批地主出来，于是“土改”时扣不上帽子的也都着了靶。我外公、 外婆一向住在城里，没“原籍”可回;再加那时他们都已近八十岁了，难道送到 乡下去，贫下中农们除了要分出住房来给他们住外，还要照顾他们生活，养活 他们?既然押送回原籍办不到，他们就仍留在城里，但是大舅一家是“革命群 众”，要跟他们的地主父母划清界线，不能再让他们舒舒服服住在正屋中，一人 一间房了。就这样，外公、外婆被赶出了正屋，挤在边屋中原来供佣人住的小 屋中。“文革”还要过一、两年才开始，而外公、外婆却已被扫地出门、遭了难。

          外公、外婆几十年来关系一直不好，从来不住在一间屋子中，即使住前 后间，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想不到在最后四、五年中，倒被迫 同居一室。这真要感叹政治运动的巨大威力，能使成见如此之深的一对老夫妇 又同室而居、破镜重圆了!

注 1: 关于戴文节公，可详见本文第 5 节〈戴文节公〉。
注 2: 后来，我小舅告诉我，这几缸双色荷花，是他培育出来的。西湖并无这个品种。                                                                    注 3: 有人把历次政治运动形象地比作“割草”:先割高的，后割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