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看美国制造业，一组数据“震惊”了我！

斐君按：通常印象中，美国产业已经高度空心化，其制造业也衰落多年，这似乎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分享一篇文章，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非常客观的分析了美国制造业的真实情况。说实话，有些数据着实“震惊”了我。多听听不同的声音是好事，推荐大家阅读。

美国是以危机驱动进步的国家，金融危机更是触发了全社会和政府对制造业复兴的反思，“衰弱论”逐渐形成，其真正目的是加快产业升级和质量优化，巩固竞争力和绝对优势。

本文从几个客观的指标分析美国制造业的变化，以论证美国制造业正持续增长，且竞争力在发达经济体中仍在前列。通过阐述美国制造业增长态势和结构变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部分困境，总结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启示。

一、美国制造业真的衰落了吗？

尽管美国政治极化日益严重，在大选年政治分歧更加尖锐，但至少有一点是两党共识，即“重振美国制造业”。新世纪以来，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从特朗普到拜登，都一再呼吁重振美国制造业。

由此，美国制造业衰落这一种观点，被广为认同，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从三个角度来论证美国制造业已经衰落：

第一，这段时期美国制造业的增长是二战来最弱时期。从纵向比较看，美国制造业整体规模缩小。1970年， 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24.3％，是2018年的两倍。当前，美国制造业总产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为12.4%，始终无法到达20世纪50到60年代水平。从横向比较看，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规模萎缩。美国制造业占世界份额从1970年40%下降至17.4%。

第二，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下降。这是美国政客最惯用的言论，也是最能引起民众对美国制造业实力担忧的论断，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制造业在美国总体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均表明美国制造业的萎缩。1987年，美国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制造业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8%，大大高于其他行业。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10.9%。与此同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1987年至2011年期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33.4%。

第三，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至9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贸易赤字都相对较小，每年从未超过1310亿美元，并且从未超过GDP的1.7％。1998年之后，贸易逆差开始急剧上升，2017年达到5680亿美元的峰值。有观点认为制造业贸易逆差与就业岗位流失有关。自2000年以来，在贸易赤字增加的时期，整个制造业失去了500万个工作岗位，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观点。

事实上，美国政客长期以来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关注，掩盖了美国制造业基础持续扩张的重要迹象，对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的过度关注，容易误读其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更直接的生产率指标表明，美国制造业并非真衰落。

（一）美国制造业的总体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近40年

相对其他经济部门，美国制造业仍是其国内领先的增长部门，生产率增长超越美国GDP增长速度。1960年至2014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整个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1.18%，同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比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快1.51%。从2009至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比重以2.2%的年均速度增长，达到2.5万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长要快的多，也明显快于同一时期世界平均-1%水平。美国制造业总产出和人均产出的增长快于整个经济增长，特别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外的其他行业，包括运输设备、医疗设备、机械、半导体、交通设备和机动车的增速均远高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 

相对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状态良好。2019年，美国制造业产值是日本和德国总和的2.5倍。如2010年到201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比重增加了2.19%，与此同时，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下降了0.99%。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在整个美国经济重要可与日本及欧盟等主要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制造业增长也远高于英国和法国，甚至超过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尽管美国制造业产出相对世界产出的占比下降，但可以看到经合组织其他所有国家的制造业产出所占份额均在下降。美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下降了3.5个百分点，至15.3％；日本的份额从10％下降到7.9％；欧元区的份额从17.7％下降到13.9％；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10.1个百分点，达到19.7％。美国政客总是指责中国制造业抢占了美国制造业的份额。从数据上看，中国制造业的确获得美国制造业部分市场份额，但中国从其他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制造业份额。

（二）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在提高

尽管美国制造业在绝对就业机会和国内就业中的比例都在下降，但这不是因为美国制造业萎缩，而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和工人的生产率在提高。

自1987 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每小时产出增加了2.29倍以上。相比之下，所有非农企业的生产率大约高出1.91倍。值得注意的是，耐用品制造商的增长甚至更大，接近34年前人均产出的2.7倍。这种趋势使得美国制造业对工人的需求转向技术熟练型。

从薪资方面看，1987年至2011年期间，制造业相对于全行业工人平均收入仅下降2%。这意味着制造业薪资并没有放缓，只是由于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导致制造业劳动力报酬占比的下降。美国制造业行业内部变迁是影响制造业薪酬的另一主要因素。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萎缩，整个美国制造业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在1980年至2009年间，84%的薪资下降是由于制造业内部变化而引起的，即大部分收入仍然在制造业这个大盘子里。

（三）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参与中保持了制造业竞争力

美国跨国公司国外业务通常是对国内业务的补充而非替代；对制造业的离岸业务增加，与美国制造业规模和实力增加呈正相关关系；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与该公司在美国国内活动增加正相关。

当美国公司将其国外子公司的就业人数增加10%时，该企业在美国本土的公司就业人数平均增加4%。该公司在其国外子公司的支出和出口增加约4%时，其国内公司的研发支出增加5.4%。

由此可见，离岸制造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美国研发的增加，正是美国制造业增加竞争力的核心所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制造业生产环节离岸外包，但在美国本土保留了最复杂、最个性化的生产环节。基于美国在比较高技能和非常规任务（例如创新、工程和管理）而不是常规任务（例如基本装配）上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这种离岸外包促成了美国制造业的专业化，而这种专业化实际上在美国创造了更多高技能和更高薪的工作。此外，数量众多的美国中小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也不像政客所描述的那般困难。15%到33%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生产成本都位于低工资国家竞争对手生产成本的中值，而生产率都高于其行业低成本竞争对手。

二、美国制造业结构性变化的特点

美国制造业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国际竞争力，不能简单将制造业变化解释为“衰退”。美国政客们用“21世纪前十年是美国制造业毁灭的十年”等煽动性言语掩盖了制造业结构性变化的事实。美国制造业通过聚焦高端制造业、各行业不同程度的集散改变、创造新型就业岗位等方式维持了核心竞争力。

（一）行业变化：聚焦高端制造业

颠覆性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美国制造业。一直以来，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美国的生产率水平弥补了这一差异，3D打印、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利用提高了生产率，使美国成为高科技制造公司投资的诱人之地。2019年，美国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05年的4999亿美元跃升至17857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40%。

202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前8位的制造部门是化工、电脑及电子、食品饮料及烟草、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机动汽车及零部件、机械、金融制品、石油和煤炭产品。

从数据看，美国制造业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航空航天及其运输装备行业和军工行业。这些行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强竞争力的特点，是“制造业的皇冠”。该领域排名前十位的美国制造商即使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也大多实现了盈利增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收入增长9.34%，雷神公司技术公司收入增长24.78%，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收入增长8.74%，洛克达因航太控股公司收入增长4.60%，BWX技术公司收入增长12.06%。

第二类是汽车的设计和制作，涉及机械设备、自动化、计算机、材料等较多制造领域，体现国家制造业综合水平的行业。此类别的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大批量、单品种生产向小批量、个性化生产转变，由生产者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转变。这种柔性生产有小规模、定制生产、零库存的优势。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产业巨头普遍实行精益生产，计算机辅助涉及制造融入生产线，大量新材料和电子系统应用，使得个性化生产和大规模定制得以实现。

第三类是医疗行业，制造业中创新含金量最高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公布的《2019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数据，2019年美国有5家生物制药公司在全球研发强度最高企业中排名前十；根据《2019年世界最具创新力公司榜单》，入选该榜单的10家生物医药领域公司全部来自美国。美国制造业的研发支出从2000年的1842亿美元增加到2019 年的2936亿美元。医药占所有制造业研发的 30.6%，达898 亿美元；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占17.9%，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占12.6%以及汽车和零部件占9.2%。

（二）就业岗位变化：技能型和服务型岗位融合

美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形成融合促进的态势，也因此改变了制造业就业岗位类型。“工业4.0”浪潮促进多种技术创新融合，为美国制造业带来批量的智能生产、经济高效的自动化工厂、可高度定制化生产的生产线。

比如，物联网传感器将实时数据输入分析系统实现远程调整机器；协作机器人可处理危险任务并消除安全风险；3D打印可生产复杂的多材料组件和最终产品；协调分布式供应商网络的新应用程序；快速仿真平台进行设计等。这对生产性服务业岗位产生巨大需求，并将其作为生产资料一部分再次投入生产，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融合。

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岗位计入服务业岗位，但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中间需求率，其产出很大一部分是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到美国制造业生产中，可以说生产性服务业岗位的增加，也是制造业拉动就业的一大体现，却没有体现在制造业增长对就业岗位的贡献中。2005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岗位占服务业岗位的仅三分之一，2013年该比例上升至41.2%。

这种趋势表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也反映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这些生产性服务具有高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生产效率、高附加值的特征，在美国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最大程度地减少制造缺陷，提高产量并减少停机时间和浪费；改善了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流程和跟踪；缩短了设计时间，并提高了工程效率，成就了美国制造业的组织模式升级。

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更倾向于引入生产性服务作为外部知识源，在非价格竞争中确立优势地位。美国制造业比重下滑和服务业崛起这一产业相对变动中，实际未能体现两者的创新融合部分，割裂两者谈变化，容易忽略制造业的真实境况。

三、美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几个困境

（一）发展高端制造业以维持技术优势与就业的冲突

就美国而言，未来制造业有利因素在于：

一是数字技术、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网在生产中的应用，通过定制产品的本地分布式生产，大幅提高效率并获得竞争优势；

二是新生产技术和自动化的普及，将提供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并为美国在各行业重新获得全球市场份额创造潜力。

当然，新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不掌握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年轻人、以及“铁锈带”失业工人，在这个大趋势下越发艰难。

从纽约州北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五大湖州到中西部的上游传统工业带，经历了数十年的工业衰退，本土低端工作岗位不断减少，使得城市蓝领中产阶级境况恶化。许多小城镇陷入了螺旋式下降，即随着工厂关闭、工资和收入下降，当地税收基础随之下降，进而当地的公共服务、学校、基础设施和执法均难以维持以往水准；有能力的人会迁往繁荣城市，但处境艰难的家庭难以承受都市的住房价格飞涨，无法离开贫困地区；这导致该地区留下的是老龄化严重、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

这些为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经济怀旧创造了沃土。因传统制造业的衰落而受困的居民，只能在许诺重建传统制造业的政客那里获得安慰。然而，一般而言，政客这种许诺很难兑现。

（二）“美国创新”和“美国制造”间的“死亡谷”难跨越

（三）“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的利益分化

（ 斐君注：这两个问题其实也不是美国独有的，其他国家也存在，展开论述的意义不大，因此略去，不赘述。）

斐君总结：

自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以来，这一地位保持至今，制造业也成为国人自豪的一大优势。

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从制造业增加值和总产值这个单一因素进一步拓展的话，就会发现，美国制造业比老牌制造业强国日本、德国都更值得重视——其牢牢掌控着全球制造业的设计、研发、融资等一系列核心环节、高端环节。

与此同时，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军民融合发展、较低的交易成本以及美元霸权对制造业的强劲支撑等等，都不容轻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美国制造业的分析，对我国由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不无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今天分享这篇文章的原因。

——全文完，想看更多精彩原创好文，敬请关注“斐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