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漂来足球场 | 戏局

公众号新闻

2022-12-17 13:12

「戏局onStage」是人间工作室推出的类型小说写作平台。我们会在这里，定期给大家带来一个或长或短的人生故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刘诗璇的《河上漂来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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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这一届的世界杯是“诸神黄昏”，梅西、C罗等曾经意气风发的球星或都将就此从世界杯的舞台上退场。

而这一年也是“我”的“诸神黄昏”。在与小学同学黄金重逢后，那些朝气青春，满怀梦想的日子霎时都涌上“我”的心头。很难想象，那片由生活垃圾绵延勾连的浮萍，曾是我们儿时心中最辽阔的绿茵场。如今，风景已逝，长大的我们也早已意识到，我们注定无法成为梅西。我们能做的，好像只有挥手告别，告别记忆中的武汉，告别那看似触手可及，实际遥不可及的足球梦……

2020年，疫情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一场重逢。

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像往常那样开始准备晚饭，走到阳台时却发现，今年灌的腊肠只剩下最后一根。孤零零的腊肠吊在铁灰色的防盗网上，令我惊慌失措。往年腊肠是能吃到第二年秋天的东西，而今年，年后第二十天，武汉封城第二十二天，腊肠就吃完了。

茜茜在房间里睡觉，我恍惚走回厨房，在疫情初的惊恐不安后头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一种惯常的生活已经离开，世界要建造新的秩序了。不行，不行，我迅速在手机上下单购买了批量生产的腊肠，并期望它能以最快速度送达到我手上。托社区的福，外卖配送在三天前得以恢复。

次日下午，我盯着外卖App，看配送员从地图上不断向我靠近，早早守候在门边。咚、咚两声，人来了。我打开一条缝说，放门口就行。待会我会消毒后再拎进来。

门外的人停顿了一下，问，是朱世林吗？我说是的，手机尾号4002。

他又问我，你是武泰闸小学毕业的吗？

我愣住了，被一个外卖员质问学历，这很稀奇。透过门缝，我看到了他的蓝色冲锋衣外套，在寒风中发红的双眼，以及一双睫毛浓密的眼睛。

那眼睛也从门缝中望向我，笑了。世林，我是黄金啊。他说。

黄金是我的小学同学。由于父母工作原因，小学时我住在武泰闸——一片以脏乱差在市政府工作会议上被点名批评因而声名远播的地区。武泰闸小学也是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每天早上，我揣上两元钱，从家里走二十分钟，穿过三角塘服装百货市场、三角塘菜市场，在最后一站的涂家沟菜市场里叫上黄金，一起去校门左边的包子店买上一屉蒸饺，有时，还会在右边的文具店里买条红领巾，开开心心上学去。

黄金妈妈在涂家沟菜市场有固定摊位，卖着从白沙洲批发来的各类青菜。早晨，黄金一般会坐在她身边补作业，偶尔也会帮忙算下账。作业总是补不完，他的成绩也可想而知。而我住在小区的楼房里，父母在有空调的地方上班，成绩也算是中上，于是老师们都大不解，为何我会同黄金玩得要好。

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都爱踢足球。

但黄金的足球明显比我高明太多。三个后卫拦在他身前，他却像没有人那样，轻飘飘地从缝中溜过去，像他家隔壁摊子上的鳝鱼，滑而有弹性。我们分两队踢球，他那队总得少两个人，这样才是公平。黄金说，你们知道国外有个叫梅西的小伙子吗？他从南美洲，一个和非洲一样穷的地方，踢球踢出来了，现在在最强的比赛中首发出场，一年可以挣一个亿。还是欧元。我们问他，一个亿的欧元是多少钱？黄金说他也不知道，但肯定比一个亿的人民币多，如果换成人民币，应该可以铺满整个足球场。想到那景象，我们都笑了。以后我们就叫他武泰闸梅西。

我们的踢球活动不久便遭到了阻力。学校唯一的操场，有一半一直被女生们占领，跳皮筋、玩沙包，或者干脆躺着，瞎聊天，什么也不干。另一半——原本属于足球的一半，被六年级的学生抢走了。他们要打羽毛球。在足球场上打羽毛球，这很荒谬，但六年级的学生比五年级的我们影子都长了一大截，更别说神情与语气了。黄金想反驳他们，被我拉住，我们捡起已经掉了皮的足球离开操场，我们的心也像掉了皮那样悲怆。在小学生的世界里，高一级压死人。

几天后的上学路上，黄金兴冲冲跟我说，他发现了一个好地方，一座巨大的足球场。放学后，我和他便叫上在另一所农民工学校读书的小兄弟，一起来到了巡司河边。

巡司河曾经是一条河，但自我记事起，它便是一条地道的臭水沟了。河面很宽，五十米不止的样子，净是翻涌着油花的黑色。雨天涨水，上游南湖的污水泛了过来，在学校都能闻到酸腐发酵的味道。

黄金拉着我来到岸边，臭味熏得我作呕，但他很兴奋。他指着河上一片灰白的东西说，看，足球场。

我从未在河上见过这么多的生活垃圾。泡沫、塑料布、破碎的桶、铁丝、烂秋衣秋裤、冰棒的包装纸，勾结在一起，像铜墙铁壁的拉链一样严丝合缝、坚不可摧，远远一大片，遮盖住了湖面的黑。黄金径直走了上去，垃圾堆纹丝不动。他又蹦了两下，水面甚至没有涟漪。不，根本看不到水面。黄金说，世林你看，我们以后都可以在这里踢球。

他从鼓鼓囊囊的书包里拿出破了皮的足球，用膝盖颠了起来，又一脚远射传给了我；我接球，又踢给另一个小兄弟。我们被咬了一腿的包，但黄金说没什么关系，苍蝇就是黑色的萤火虫。他总有许多妙语连珠。我们奔跑，追逐，笑闹，足球场很稳，沉着地屹立在恶臭与蚊虫肆意滋长挥发的臭水沟上。

不知是谁，开始把这个秘密的垃圾堆叫“鸟巢”。听说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就在鸟巢举行，那个梅西要去踢球，黄金这个梅西也站在了我们的鸟巢上。我们在“鸟巢”踢了两个多星期，迅速掌握了不被凸起的泡沫绊倒，以及不被铁丝勾破腿的诀窍。

一天黄金正在捡球，远远的，我看见两个很体面的人从岸边走了过来，一男一女。男的脖子上挂了个鼻子很长的相机，捂住嘴，面色痛苦；女的则拿着纸和笔在写什么。他们朝我走了过来。

“我们是《楚天时报》的记者，”女人说，“小朋友，你们是在这里踢球吗？”

我带着防备沉默了，只简洁地点了点头。

“可以让我拍个照吗？”男人问。

黄金拿着球跑了回来。我后退两步，说，“别拍我，拍他吧。他踢得好。”

黄金似乎很兴奋，甚至向他们表演了颠球，还问他们，如果自己登上报纸，会有足球教练找到他，带他去参加足球队吗？记者笑了，说也许会吧。这笑容给黄金带来了微妙又野蛮的希望。我则站得远远的，害怕相机的余光扫到自己。如果妈妈知道我来这里踢球，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天，黄金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楚天时报。封底占据报纸四分之一大小的巨幅彩色照片，是黄金站在“鸟巢”足球场上的身姿。掉了皮的足球在他几处淤青的膝上跳跃，他紧盯着足球，神色欣喜又向往。脚下发灰的泡沫块与腐烂的彩色生活垃圾黯然失色，只有他在闪闪发光。

新闻的标题是：《河上漂来足球场，岂能让孩子在这种地方游戏》。

班主任罗老师拿着报纸进来，摔在了讲台上。他是语文老师，这次却没有用普通话，而是用武汉话开始咒骂：真是有板眼啊，上了报纸，这么大的照片，几光荣啊。不光校长，连区教育局的领导都知道了这个事，名声很响啊。你晓不晓得，就因为你，校长被教育局领导骂了！安全教育本来是我们学校的招牌！心里没数的，给我站起来！黄金！

黄金站了起来，站到黑板前面，面朝着大家。我们班的罚站有好几种，最轻的一级是站在教室后面，因为没人能看你；站在教室外次之，因为只有别的班同学能看到你；站在讲台旁边，这是第一次。

罗老师换回了普通话，叹了口气，开始给我们讲课文:“你年纪还小，等你长大了，就会从二泉的流水中听到许多神奇的声音……”

不过那节课应该没什么人听讲，因为每个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的人都支支吾吾。罗老师又发了一通火，他们都看着黄金。罗老师说这天上午的每一节课他都得在前面站着。

我一直在想黄金说的那句话：没有。罗老师问他，谁跟你一起去了？他说没有，他一个人去的。他甚至不看我一眼。我在幸免于难的轻松与对自身软弱的憎恶中偷偷低下了头。

窗外的人多了起来。我坐在窗边，隐约有几个短句飘过了纱窗。“上了报纸的……”“丢人……”“好臭啊，巡司河……”五年级剩下两个班，三、四年级的，六年级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上厕所或打水的间隙，路过黄金站着的教室门口，留下两句评头论足，又事不关己地离开。

那个总爱穿绿裙子的三班女孩，黄金带着笑跟我提过两次她的名字，此刻也正和身旁的小姐妹说笑着走过我们班门口。她笑起来很好看，在笑的间隙，似无意地看了眼黄金。黄金站得笔直，仿佛长江上的航标灯一样一丝不苟。

此后他再也不曾约过我踢球。这学期结束时，黄金转学了，三角塘菜市场的蔬菜摊位后他妈妈的身影也消失了。巡司河依然很臭，《楚天时报》又连续三天报道了沿岸污水乱排问题，河上的垃圾堆引起武汉市政府的高度关注。虽然各部门三令五申要限期治理，但因费用巨大，难以调节各方利益，迟迟未动工。

终于在2013年，巡司河综合整治工程正式上马。那时，梅西已经在北京的鸟巢拿到了奥运会冠军。而挖掘机开到岸边，一铲下去，我们的鸟巢四分五裂。

我和黄金站在门口聊了几句，很是欣喜。不久他便匆忙离开，去送下一单外卖。我们加了微信。在断断续续的聊天里，我才得知，那时黄金转学去了河堤旁的另一所农民工小学，比我们学校还要乱些。稀里糊涂初中毕业后，他没有去考上的那所中专，一学期六千的学费太高了。他似乎是看了我的朋友圈，于是发消息问我，“你去北京上大学了？”

“嗯嗯。”

“真好。”他说。

去北京后，我曾有一次坐公交车经过鸟巢，正版的鸟巢巨大、圆润，散发粼粼光芒，车上的其他人都很漠然，唯有我兀自激动。于是我明白了，北京人路过鸟巢就和武汉人经过长江大桥一样，不当回事儿。

我也曾想进去看看，但得知进去也只能坐在观众席上——毕竟只有极高水平的运动员，才能在仪仗队列队欢迎下，昂首挺胸地代表着家乡、祖国或更大的地方光荣入场。我开始明白世界上很多门并不会像商场的自动门那样，无条件为一切身份敞开。因此，知足地在鸟巢外拍了几张标准游客照、发到家乡父老的群聊中、收获一片赞美惊叹后，我离开了鸟巢门口。没有进去还省下门票钱。我也不踢球了。

黄金又问我，“你现在在做什么事？”

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中山路小学，我在那里当数学老师。

“记得，他们校服都有三套。”黄金说。

我笑了，现在的校服有五套。

中山路小学是离我们三站路的市重点小学。那儿的学生都是爸妈开车送到校门口，爷爷奶奶放了学去接的。校服有正装、运动服和夏装，配的是两块一条的纯棉红领巾，与我们五毛钱一条，稀疏透风的化纤红领巾截然不同。

我们又追忆了些往事，黄金要睡了，明早他得六点起来接单。

退出和黄金的聊天界面，我才发现妈刚给我发了条消息：彩礼的事，你女朋友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将手机甩到沙发上，心下烦躁。茜茜在次卧正睡得深沉。事实上，这是我们全家都在苦恼的事。一月，女友茜茜从长沙过来看我，被封城封到了我家，好在是和父母分开住的另一套房子里。两个年轻人，电视剧刷到大结局，游戏打到通关，还能做什么呢？于是，茜茜意外怀孕了。不过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意外，男人对自己做过什么其实一清二楚。

本来妈是不满意茜茜的，但疫情让她变了许多：这光景能碰上一个共同捱日子的人，不容易。婚嫁提上日程，矛盾很快浮现：茜茜家中想要二十四万八的彩礼，我妈只愿意出十二万八。

随着城市复苏，十几万元的差价也激起了妈所有妥协背后的不甘。她拒不让步，事情陷入僵局。面对两个女人无声的拉锯，我自认为保持缄默才是最大的公平，因此备课、上课以外的时间，我都窝在阳台上打游戏。懦夫，茜茜骂我，永远想着逃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她骂的没有错。被来回拉扯的我不愿握住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手，将剧烈颠簸的生活天平摆正，只是喜欢独坐于自己一方小小天地中干些不正经的消遣。忍耐是我的缺点，也是优点。

但我并非一个自私自利的寡人。我竭力想证明自己内心尚存温情与良知，给茜茜看，也给自己看。因此，当黄金来找我帮忙时，我毫不犹豫便答应了。

他想办的事情很简单，让已经三年级的女儿黄怡朵转学去我们的母校，武泰闸小学。

过去的武泰闸小学是这片区排名倒数的学校，十几年过去，它现在依然倒数，在升学率上甚至有争夺倒数第一的势头。但黄金告诉我，武泰闸小学是区里唯一一所有两支足球队的学校——一支男生的，还有一支女生的。他想让黄怡朵参加专业的足球训练。

事情并不难办。我打了两个电话，联系到了武泰闸小学的教务主任。还没等我摆出校友身份拉个亲近，对方就直爽地告诉我，他们小学向来不讲究划片入学，因为总招不满学生。想转到这所学校就读，只需去教务处办转学手续就照收不误。

我有些愕然，旋即是心酸。或许是因为黄金遇上稍难办的事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只有找关系，他似乎并不相信正常渠道可以办成什么事；又或许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母校。我努力用俏皮一些的语气对主任说，嘿主任，其实我也是这学校毕业的。主任讶异地夸赞我，哇，鸡窝里飞出了个金凤凰咧！

这话让我心里有些得意，又有些不适。我是凤凰，谁是鸡？他可是教务主任。

又说到足球队的事情。主任说，这是学生们自己搞的，体育老师只是挂了个名字。运动容易受伤，事关学生安全，学校本想取缔足球队，没想到他们在区里一个小比赛上拿了奖，副校长说可以趁机宣传，这才……听他絮絮叨叨地讲起安全教育，我恍惚觉得这学校多年来一点也没变。一些人活力满满，另一些人死气沉沉。

无论如何，事情是办妥了。将结果转达给黄金，他格外感谢，并问我爱喝什么酒。我自然是说自己不喝酒的。黄金又无论如何要请我吃饭，星期六，万达广场，八层。

黄怡朵也来了。八九岁的小姑娘，很高，短发，皮肤黑黑地发着光，像《长江七号》里的徐娇，远看以为是个瘦弱的男孩。她说，谢谢叔叔让我能踢球。黄金摸着她的头，很欣慰的样子。

等到黄怡朵去隔壁买奶茶，我和黄金就着啤酒开始闲聊。

他同我讲送外卖的经历，一些我不曾听闻过的生活，譬如送外卖的骑手越来越多，系统规定的时间便越来越短；譬如几次在路上和逆行的骑手互相撞上，第一反应是去保护箱子里的餐食而非自己；又譬如下雨时打滑摔到修路的水坑中，洒了三单牛肉面，赔款等于一天白干……总之正如那句老谚语，买的没有卖的精；这话在当下的新注解是，打工的不如数钱的聪明。古往今来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没有话去安慰黄金，毕竟我干的是有编制的工作，不是打工人。

“啊……那么……赚钱之后你想干嘛？”我努力找个轻松的话题，抛给他。

“嗯……想给朵朵买球衣，买足球鞋……还想买一个阿迪达斯正版的足球，梅西用的那种。”

我笑了，“你还在看梅西啊。”

黄金愣了愣，有些羞涩，也笑了。

我们上了同一辆回家的公交车。刚开出一站路，怡朵便倒在她父亲的肩上睡着了，城市的夜景灯映照在她的脸上，忽明忽暗。她睡得安静，流露出我不常在身边人脸上看到的一种幸福。

轻声地，我问黄金，当爸爸的感觉，很不错吧？

黄金无声地笑了。

“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觉得累，现在嘛，感觉自己跟她一样，变小了，蹦蹦跳跳的，踢起球像飞一样。”

车快到站了。黄金没有说他儿子和老婆的事，我也没有问，这是男人的默契。

“你还记得武泰闸的体育馆吗？”黄金又开口。

这名字很耳熟，记忆里一些模糊的图像却加载不出来。黄金又重复了几遍这个词，我才恍然大悟。那是我们小学旁一个沉寂已久的市民运动场，上了锁，铁链落满乌鸦屎印。小学时我们曾想翻进去踢球，但腿太短，总是卡在栏杆上，蛋疼。

“读初中的时候，我跟同学翻进去过。”黄金说，“那足球场好大哦，几年没人用了，草依然是绿的。土好软，跑起来确实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我站在那个足球场上就想，我自己是没戏了，一辈子只能踢野球，但我的孩子呢？她总能堂堂正正地，站在正规的足球场上吧。”

车到站了。我与黄金父女告别，走上了自己回家的路。

过了春分，茜茜流产了。她去做全城的核酸筛查，排了半小时队，回家后便头疼，说怕是受风寒，又躺了两天，孩子就没了。医生说，胎儿着床位置不好，一丁点不适都会导致父母和他失之交臂。结婚计划戛然而止。我妈舒了一口气，同我讲，幸好彩礼钱还没有转过去，现在她家可不敢开口要二十五万了。十二万这个价格很公允，妈说。

如我妈所愿，茜茜也很快暗示先去领证，她父亲也说彩礼的事好商量，多少只是一份心意。我妈却连十二万也有些不情愿了。她劝我好好想想，虽然自己已经二十九，但工作稳定，人也体面，就决定是这个湖南县市里出生的茜茜了吗？我被不知重复过多少遍的陈词滥调反复咀嚼着，失去了生活的弹性，只能精疲力竭地躲在房间里打游戏。

等待游戏开局的瞬间，我忽然很疑惑：怎么没有人多安慰一下我？明明，我也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恍惚中，我想起那天在公交车上黄金望向自己孩子的目光，像春风拂过夜空的云，眼睛是闪烁的星。

在今年第一个高温日这天，茜茜的父亲开车过来接她回湖南。我将手中的行李箱递给叔叔，还想对她说些什么时，她已很迅捷地关上了车门。黑色轿车驶离，扬起淡淡烟尘。阳光很好，广玉兰枝头已经结出拳头大小的花苞，我依稀想起茜茜一月刚来武汉时，那也是一个阳光很好、很好的晴天。

很久没有来过这条街上了，我在心中默默盘算，上一次来还是在初中，或小学，和几个朋友一起，从巡司河狂奔跑去江边，比谁更快。我跑了半个多小时，瘫坐在江堤的马路牙子上，终于看见祥和温柔的长江。一起赛跑的还有谁也记不大清，只是站在这条街上时，虚虚的就回忆起几个穿着汗衫奔跑的背影，寸头的，干瘦的，黑亮的。

我望着路牌，涂家沟街，几个字上有星星点点的污渍，路牌杆上还有几张开锁、疏通、搬家的小广告，下方的电话号码都被撕掉了。路牌一点没变，但整条街变了。昔日一丛一丛蓬蓬的民房，如今只剩下红砖碎土的废墟及覆盖其上的松绿色防尘网。涂家沟街拆迁了。

我低头向前，走到梅隐寺横路上等红绿灯。一对中年夫妻没有看灯，径直走过马路去，隐约的，我听见他们在议论这里的旧城改造：这一拆，要拆出多少个千万富翁……

曾有一阵我很好奇，这附近并没有一座叫梅隐寺的庙，为何这条路却叫梅隐寺横路？后来袁淼的爸爸告诉我，梅隐寺是座数百年的古寺，毁于战火，根基无存，于是只沿用下这么一个地名供人凭吊。袁淼的爸爸往上数三代都住在这条街上，他是活着的记事本，我也对这个解释深信不疑。梅隐寺消散在时间里，最终以一条路名的方式陪伴着这里的居民，涂家沟街上被击碎的旧房子，也会以钱的方式陪伴着老朋友们。

终于，我走到了目的地：九龙国际大饭店，这一片区唯一一家四星级酒店。门口早已熙熙攘攘，停着几辆三个八或三个六连号的豪车。我下意识地折了折自己的衣领，让它看上去更整洁有型。新郎新娘真像两棵浑身上下挂满了喜字的迎客松，枝桠修剪成合适的长度，嘴角固定为合适的弧度。

“好久不见，袁淼，恭喜恭喜。”我递上了红包。

“啊，世林……就等你开席了。”袁淼拉着我的手，寒暄了几句。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又考上同一所初中，原本年岁渐长联系淡了，但疫情时互相转发各种新闻动态、就医信息、团购表单，复又熟络起来。

伴郎将我带到同学那桌，有几个脸熟的，正在聊些漫无边际的世界动态，哪个国家爆发了，哪座城市又死了多少人。我给自己倒了杯茶，时不时点下头表现出自己的专注。说话的人忽压低了声音，诶，你们知道袁淼娶的这个老婆，家里拆迁赔了多少吗？啊，他老婆也拆了？我只晓得袁淼家是拆迁。他们两家是邻居，姑娘家有四栋房子，两千平。天啊，袁淼家是不是赔了五套，我以为这就够多了。这姑娘家赔了十五套都不止哦！这还上什么班呢……方才像我一样喝茶点头的人，都滚滚汇入这场酸涩的大讨论。我只是讶异地张大了嘴。受困于自己贫乏的信息量，我甚至不知道袁淼家拆迁了。转念一想，他就住在涂家沟街的尽头，涂家沟已拆成一片废墟，他家怎么会不辞旧迎新？

我侧身望向已经站上主舞台的新人，一片春风满面。袁淼的爸爸，曾经的“淼淼副食店”老板，正拿着一张打印纸，最后复习他的发言稿。袁淼爸爸穿着衬衫皮鞋，头发齐整但不至于浮夸，从容地开始发言，恰到好处地抑扬顿挫，博得一片笑声。啤酒肚上，奢侈品牌的金色LOGO皮带扣反射出耀眼的镭射光，令我目眩神迷。隔着十桌的距离，我依然能看见他脸上光洁的皮肤与饱满的笑容。财富是最好且唯一的驻颜术。

直到酒席过了大半，我才见到袁淼。他独自坐在柱子后的角落，神情疲惫。我将碗里的红烧狮子头递给他，他投以感激的微笑，囫囵吞了起来。

“结婚真是累，”袁淼笑着说，“但总有那么多人想结婚。”

我又给他找了个馒头，他用手接过，直接啃了起来。“转眼大家也都到这个年纪了，”他说，“以后我有孩子要上学了，还得来找你呀，兄弟。”

“一句话的事儿。”我痛快地允诺。

“我们一起上学好像还是前几天的事情……”袁淼开始感慨，“对了，你晓得吗？罗老师走了，肺癌。”

我愣住：“什么时候？”

“年前，才五十出头，造孽呀。葬礼我也去了，来了不少学生，还记得他当时教我们班，班训取的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句话我记得最深。有年冬天感冒了，他还给我灌开水……”袁淼絮絮说着，直到被小跑过来的伴郎拉走，才匆匆与我作别。

婚宴结束后，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黄金，像一桩陈年恩怨终于画上句点。这些年回忆起罗老师，我首先想起的总是他大发雷霆的那个下午和罚站了半天的黄金。半晌，黄金回复我说，也算是一种幸运，走在了疫情之前。

那晚黄金似乎没有工作，我们聊了很久。他还记得袁淼，一个总有吃不完零食的小胖子；他也知道涂家沟正在拆迁，他家竟然就住在涂家沟对面的江堤边，我们跑步比赛的终点。桑树与樟树之间红砖瓦的平房，一条九十年代铺就的水泥路连接上武金堤公路。路口有一位在那里坐了二十年的修鞋匠，单身汉，一条腿跛了，手却灵巧如飞。靠着路口那户人家的墙角，支起一块一平方的塑胶布，一个铁皮箱子，一台打磨机，一台上线的缝纫机，叮叮当当十几把锤子、起子、钳子，挂在箱子四周。寒来暑往，小牛皮皮靴、翻毛皮长筒靴、雪地靴、细高跟、坡跟凉鞋、平底拖……还有几双雨鞋，铁皮箱子周围一直五颜六色。从前修鞋匠坐在那里，和经过的老邻居谈笑几句，又拿起锤子叮叮当当敲起来，戴着老花镜。今年春天以后，修鞋匠就不见了。不知是回了老家还是别的。只留下一地橡胶边角料，在公路边沿的角落里，已经和土融为一体。

黄金说他就出生在这间平屋里，结婚也是在这里。不过不是在九龙国际大酒店，是在矮一点的那栋维也纳国际酒店，比九龙更国际一些。他是在汉口的餐馆当学徒时认识的老婆，由掌勺大师傅介绍的洪湖姑娘。那时老婆刚满法定年龄，他还差两岁，但怀了孩子。先摆了酒，孩子生下来才领的证。街坊邻居说他们家好福气，先成家再立业。流水席从中午摆到晚上，喜糖发了十二箱，晚上回到房间，他坐在新添置的皮沙发上，心里净是甜蜜蜜。

去年，他用所有积蓄盘下汉阳桥头的一处店面，想自己干，招牌都定好了，就叫怡爽饭店。怡是他女儿的名字，爽是儿子的。但招牌挂上去次日，武汉封城。三个月前，老婆带儿子回洪湖娘家去了，没说什么时候再回来。

现在，送外卖的工作赚不到多少钱，他谋划着再找家饭店做厨子，算回到老本行。但黄金依然是满怀希望的。传言，地铁十一号线延长线要从江堤边经过，那时黄金家就可以迎来拆迁。这是科学时代中点石成金的黑魔法。魔法的光自涂家沟街开始，照在周围所有老旧房子之上。

半是感慨地，我跟母亲讲了黄金与袁淼相隔一条街却迥然不同的人生。她啧啧两声，过了会又问我，袁淼和他老婆还有没有没出嫁的朋友，可以问问能不能介绍。年纪不小了，我也该多相相亲。

我愕然，转念一想又觉得颇为有道理，不得不更加感慨，母亲到底是母亲。

又是一年春天。周五放学得早，我拎着一盒营养品与一个水果篮，径直上到人民医院十三层的骨科病房。黄金刚刚做完手术，右大腿被打入三根钢钉。

“就在涂家沟那个菜市场旁边，你还记得吗？”三人病房建成于九十年代，灯坏了一根，他在窗边的那一床，半靠着，被子盖住了下半身，看上去精神不错。

“那里不是被铁路隔开了吗，每次过马路都要绕一大圈。我想抄近路直接翻铁路，咱们小学时候也翻过的，翻了好几次，你是不是也在那里摔过？这次不知怎么，脚下一滑，踩空了，直接从铁路坡子上滚了下来。好巧不巧，就磕到边上的大石头了。”

黄金没有记错，我也在那里摔倒过。菜市场旁边的是通向火车检修站的一段支线铁路，地基垫得高出地面十米左右，如一道堤坝横亘在市场与居民区之间。小学时我们在这附近玩闹，乐趣之一就是翻铁路：比谁先爬到铁轨上面，再比谁先从坡上溜下来。这就是童真吧，我猜，在无意义的赛跑中努力分出先后，而现在我的成熟则是在有意义的竞争中保持缄默不语。那次我爬得太急，从坡上滑下，一脚踩进坡下菜市场的排水沟里，白色的球鞋浸透了黑色的水和泥，混杂着浓烈的烂肉与鸡屎味。我一瘸一跛地走在回家路上，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黄金走在我前头，时不时转过头看我一眼，嘿嘿笑着，说，你可真臭啊。

那时候摔一跤只是臭半天，大不了被家长骂一顿，现在呢？我听着黄金给我讲述的病情，股骨骨折，髋关节软骨挫伤，医生说再也跑不起来，一条腿几乎是废了。

“日常生活还是没问题吧，只是运动要注意一些。”我试着换了个好听的说法。

“爬不了楼梯，外卖也不能送了。”黄金苦笑，“不工作倒是没有问题。”

“你家房子怎么样了？要是拆迁了，那还工作什么。”

提起房子，他的精神好了些。规划已经出台，十一号线要在江边设两个站点，修八个出口。有风声说，居委会下月便会开始一家家谈话了解拆迁意愿。黄金家不大，宅基地却不小，他猜测最多可以还建两套小一些的。到时候自住一套、出租一套，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有着落了。年景很难，但总是有希望的，黄金说。他的声音有些高，盖过了邻床大爷正在看的《经视欢乐购》。

没过多久，黄怡朵来了。与一年前相比，她高了不少，白了一些，穿着宽大的T恤短裤，走在街上全然像个小男孩了。她从紫阳湖公园过来。疫情反复，小学的课程上了又停，黄金和另几位热心足球的家长一起，找了位退休的体育老师带着孩子们训练，每周两次。紫阳湖公园开放时，她们就在公园里踢，公园关闭了，就去堤上。天地广阔，脚踩在哪里，哪里就是足球场。黄怡朵确实有几分天资，黄金说，她参加几个小学球队组织的U12联赛，拿到了最佳中场，和男孩子比起来都毫不逊色。

说这些话的时候，黄怡朵只是安静地坐在床边，百无聊赖地玩着自己的书包带子，脸上没有兴奋、骄傲或羞赧。等黄金说完，她拿起床头柜上的保温杯，拧开，有些期待地递给他，“爸爸，今天是星期五。”

“嗯？”

“我可以玩一个小时手机。”

“……玩手机，就知道玩手机，又是那个什么打枪的游戏吧！你怎么不知道多踢一个小时的球？”

“同学都在玩那个游戏。”黄怡朵缩着身子，委屈辩解，“我想跟他们一起玩。”

黄金不说话了，胸口起伏着，似乎在压抑怒气。

“玩手机是玩，踢球也是玩嘛。”我试着打圆场。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黄金的语气是那样斩钉截铁，我一时不知道如何作答。病房里压抑着沉默，我想，我一个外人在这里，他也不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黄怡朵身子缩得更小，靠在隔断帘边，几乎要缩到帘子的那一边去。直到黄金手机响铃打破了难堪的空气——他妈妈送饭来了。“我去接奶奶。”黄怡朵说着，几乎是跑了出去。黄金把手机丢在床上，很重地叹了一口气。

“你说我们当年要是有足球课……这孩子，怎么一点也不懂珍惜？”

“现在的孩子都这样，”我做出一副了然的姿态，“我们班还有同学带手机到学校来，上课偷偷聊天呢。没办法，时代在往前走嘛。”

黄金像是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呆愣愣盯着病床上的某个点，又问，“足球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不喜欢呢？”

是啊，怎么会不喜欢呢。直到坐上公交车，我仍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无法回答。大概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潮流，各人各家也有各自的命运。

五天后，我开车来接黄金出院。这天晚上本有一场妈给我安排的相亲，但这个月我已经同三个姑娘看过了电影，其中两个看的还是同一部，实在是不想再看了。黄金坐在轮椅上，还不太适应拄拐走路。我将东西拎进车里，返回门诊大厅，陪黄金妈妈办出院手续。黄怡朵也在，奶奶数钱时她帮着从窗口接过一叠收据和发票，乖巧站在一旁。

“我们黄金没做成什么大事情，也没讨个好老婆，但交了你这么个热心的朋友，是他的福气。谢谢你，我谢谢你。”

我的手被黄金妈妈紧握住，这种热情与亲近让我有些抵触，但我告诉自己，对方也只是一片好心。

即便是手术后，黄金的老婆也没有露面。从黄金妈妈无意漏出的只言片语中我听出，她应该是不顾众人反对去了广东打工，带着儿子一起。也没什么联系，只是逢年过节偶尔会和黄怡朵通一个电话。黄金怎样，她并不关心。

黄金妈妈抱怨这一切时，黄怡朵的神色很平静，已然是接受了现实。她紧紧攥着收费处递过来的发票，凑到我的身边。

“叔叔，你知道王霜吗？她最近得了足球亚洲杯的冠军，我们老师总说起她，说他以前还带过队伍和王霜打比赛。”

“我知道。王霜拿了很多冠军，她也是武汉姑娘，你可以把她当做榜样。”

“那她赚的钱多吗？”

“……应该多吧。”我停顿了一下，方才想要向黄怡朵介绍更多王霜经历的冲动忽然消失了，只是支支吾吾地说，“有工资，有奖金，还接广告……不少代言吧，多少也是一个明星了。”

“那我也要踢足球，拿冠军。”黄怡朵说，“我要成为第二个王霜。”

我哑然。她大概以一种黄金并不期待的方式说出了黄金期待已久的答案，他会因此而喜悦欣慰吗？

“还踢球，踢个鬼哦，下个月都不晓得有没有钱送你上课了，你再要想踢只能靠自觉。”黄金妈妈听到了黄怡朵的话，也转过身来说教，“踢球多吃苦啊，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功课做好，成绩考到前面去，以后照样可以轻松赚大钱……”

这句话我小时候也听过，就是它骗了我二十年。如今，他们又用它去骗下一代的人。

送完黄金后我开车回家，途经紫阳湖公园，忽然好奇起来，公园里哪有草坪供黄怡朵她们踢球呢？紫阳湖公园我小时候也常去，只光秃秃一个湖，加上四周非常稀疏写意的垂杨柳。莫名其妙地，我将车停在了路边，想走进去看看。

公园已经簇然一新。进门后的石凳石桌前，围着丛丛的中年男人，打扑克的，下象棋的；一旁的假山上爬着几个小孩，拎着购物袋的母亲们站在山脚聊着天，眼睛却盯着山上的孩子；右边的空地上，两个婆婆舞着比她们臂展还要宽的扇子，婀娜多姿。但极目望去，这里并没有一片宽阔的草地让十一个人去争抢一个足球，唯一的小草坪上写着“请勿践踏”。

我拉住一个做卫生的清洁工，问她，大姐，你知道这儿哪能踢球吗？

大姐很不解的样子，踢球？这里只有个手球场，没人用，废了。你说足球？小孩子踢的？哦哦，是有几个小姑娘有时候来，就在这片地啊，和那些广场舞的一起。她们踢她们的，她们跳她们的呗，也不吵架，蛮好的。

蛮好的。大姐随后告诉我一些细节，比如守门员的那个丫头总是自己带两个体操垫，方便练习飞扑。蛮好的。

我无言地向前走去，想不明白心里的疑问：小学里修好了绿操场却被上了锁，孩子们还是得在水泥地上踢球。

前方传来一阵欢声笑语，是转角处有个小型儿童乐园。高的矮的小朋友在被漆成五颜六色的跷跷板、小土堆与滑滑梯之间飞奔，推搡的笑声里，我似乎能看见童年的黄金和我奔跑着远去。公园的出口还远着，天阴沉沉地盖在平静无波的水面上。我该往前走了。

我结婚了。如妈所愿，和袁淼吃过几次饭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大专毕业后在牙科诊所当小护士的姑娘。姑娘父母从前在江边做些小生意，临江大道沿岸改造后，获赔了数套江景还建房。初见她有些高傲，开口说话却很简单。妈很满意，说女孩子不需要想那么多，茜茜就是心眼太深才和我走不到一起去。

虽然我觉得和她聊天很累，我们还是结婚了，大概是两个人都拖不得，于是趁疫情缓和时在江边的晴川酒店摆了酒，很匆匆。

但结婚以后老婆就变了。我从未想过女人在口才上的成长可以这样迅速，她在吵架时展现出了一种异于常人的伶俐与缜密，在吵架后的单方面批评中可以不带脏字却将我骂得头破血流。吵架的事由很多，中心思想只有一个：生孩子。她说，生不出孩子的男人和太监有什么差别？我很懊恼，也委屈，这事儿又不是做引体向上，咬咬牙使使劲就能成功。

“今天是排卵期。”刚回家，老婆就招呼我。

“排卵期、排卵期，每天早上量体温，每个月都是这几个字。”我有些烦了，声音却不敢太大，“生孩子是任务吗？”

“是，”老婆一字一顿地说，“是我爸爸妈妈给你下的任务。我妹妹儿子一岁生日，爸爸直接给了一套房子，你不知道？你当我是自己想生吗？”

我无言，叹了口气走进厨房。电饭煲里的剩饭已经凉了，只好将它和剩菜一同倒进碗里，放进微波炉加热，这时我想到了茜茜。封城的那段时间，她总能利用品种有限质量堪忧的团购蔬菜做出几荤几素，还说，我工作太辛苦，一日三餐一定不能随意对付。茜茜如今结婚了吗，此刻又正在谁的家里做菜，我想着，叹了一口气。

老婆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了餐桌前，幽幽地看着我。

“想什么呢。”

她轻笑着说，眼睛亮亮的，有种捕猎的兴奋。一瞬间我想到自己坐在讲台上监考学生时的场景，她也用同样一览无余的目光盯着我浮动的内心。她并非简单的姑娘，只是我之前一直小瞧了她。

我在餐桌前坐下，盯着碗里混杂的土豆牛肉和青椒炒蛋，囫囵吞了一口，含混不清地说，“下个星期，我们一起去协和看一下怎么做试管婴儿吧。”

老婆轻轻地冷笑了一声。

黄金再联系我是在年关将近的时候。他想租一个足球场，最好是离他近的武泰闸足球场，不知道找谁，只觉得我多少有些办法。钱不要紧，多少都行，他可以凑。急吗？急，黄金说，黄怡朵要去惠州了。

黄怡朵是在自己加练折返跑时受的伤，膝盖向内摔倒在地，路过操场的清洁工把她扶了起来，发现已完全不能走路。医生检查说，髌骨脱位，容易复发，再摔几次就要做手术，不建议继续进行竞技体育。此时黄怡朵妈妈打来电话，她已在惠州安顿下来，想将女儿接到身边。黄怡朵妈妈再没来过武汉，至今不离婚的理由，我以人性最恶的那面来揣测，大约是指望着那间即将拆迁的老屋。

公交车缓慢行驶在江堤上，我向车窗外寻找着黄金家平房的踪影。去年，这条小学时总爱来跑步的武金堤终于完成历时七年的改造，变为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宽阔沥青马路，被命名为“新武金堤路”。可真新啊，高楼被建筑在江堤外的开阔绿地上，那里曾是留给江水汛期的缓冲区，三峡建成后失去了用武之地。我闭眼，想象儿时在江堤上奔跑的光影；睁开眼，密密楼缝之中已然望不穿江水奔流。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此刻我才真正读懂小学课本里的诗句，真正明白有些东西逝去，另一些也该画上句号。

从新武金堤路口下车，绕进那条比我们年纪都大的水泥小路，我再次来到黄金的家。没有变得更好，似乎也没有变坏。黄怡朵在房里写作业，黄金同我待在客厅，父女俩各拄一根拐杖，有种齐整的痛苦。医生诊断黄怡朵是先天性韧带松弛，关节不稳，不适合激烈运动，容易受伤。

“是我没把她生好，”黄金说，“她天生不适合踢足球，现在终于不踢了——不，还要踢最后一场，和我一起。”

我告诉他，足球场约好了，就在后天，正好过小年。约的是下午五点，天还亮的时候。黄金问我多少钱，我说，不要钱。

他皱起了眉，很严肃又很正直的样子。

赶在他开口前，我先出了声。我说，黄金，有些事这么多年了，憋得我难受。你还记得咱们去巡司河上踢足球被拍到，上报纸了，你挨了好大一通骂吗？你当然记得，你怎么会忘。你知道那记者哪里来的吗？是我妈找来的，她打电话给市长热线和电视台投诉了巡司河的污染问题。前一天我回家，因为身上很臭，我妈问我去哪儿了，我糊弄不过去，又害怕，就招了。她问我跟谁一起玩，打了我一顿，还讽刺我说，很光荣啊，应该让全市的人都看到。我没想过她真的会跟报纸和电视台打新闻热线，也没想过那些记者真的会来，更没想到他们拍了小孩子的照片，就这么露出脸来放到报纸上。后来回家我跟我妈吵了一架，她又打了我两顿，我就什么都不敢说了。

我尽量说得很小声，不让卧室里的孩子听见。黄金靠在沙发上，很恬静地看着我，有时甚至露出浅浅的笑，似乎在鼓励我继续讲下去。

“总之，”我说，“我想跟你道个歉。如果没有报纸这件事，说不定你……”

“没有什么说不定，”他终于打断我，“都过去了。我最近也发现自己并不是什么踢球的天才，只是一个爱好者，水平很一般。”

我想到自己包中的那件东西，咬了咬牙，又闭上嘴。

从客厅里唯一一扇小窗望出去，可以看到一抹纯净的天蓝色，是地铁十一号线延长线的施工挡板。新闻里说，延长线的几个站点已经开始动工，预计2026年底能够建成通车。

“地铁也开始修了，没事的，你的好日子不远了。”

黄金苦笑说，“围个板子做做样子，你看里头，挖都没有开始挖。这地铁估计难修啊，市政府没钱，说站点和出口都要减……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不说话了，黄金也不说话了。安静忍耐着的黄金很陌生，却很熟悉，和我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

但我原以为，他不一样的。

又坐了一会儿，把单位发的年货放在黄金家后，我离开了。

不知走了多久，我终于走到巡司河边。河水清澈恬静，没有一丝波澜。我从桥上经过。从前，这里只有野蛮生长的白背叶，一簇簇从水边直窜到桥面上，风吹起时翻出毛茸茸的背面，鲜活、柔软、旺盛。如今，河边建起了两栋仿古的砖石建筑，市政整改集团在里面办公。桥上修了高架，周围已经没有多少居民了。

我从包里拿出了那件梅西正版球衣，本来是想把它送给黄金的，但现在不需要了。老婆劝过我别买球衣，我没听，现在想起来她的话真冷，又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