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贰拾伍》期原创文章，转载请后台留言，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历史赋予了它们全新的使命，从而升华为一种精神的火种和民族的象征。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留给世界的奇迹。最北段通惠河是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春由都水监郭守敬主持开凿的一条人工运河。这条北京地区最重要的人工河道是“上自昌平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清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大都城西北积水潭，东南出大都城东之文明门，延伸至京郊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元史· 卷六十四· 志第十六· 河渠一》）。河道开通后，南方的物资通过这条生命线不断输入北京，为元明清时代京师的发展提供最便捷的物资运输渠道，也给都城百姓提供了生产、生活的保障。
元明两代利用北京西北角燕山山脉的泉水，经过玉泉山、长河等导入北京城中，再经由通惠河连接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遗产区界桩在这条十分重要和著名的漕河上，永通桥是大运河北京地区段唯一的一座大型石拱桥。明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简叙其历史背景与所处的位置： 通惠河，在州城西，即大通河也。自京城东至州城南，会于白河，又南会直沽入海，凡二三百里，俱曰通惠河。元至元十七年，浚通州运河，即此。今城西六里有永通桥，跨通惠河之上，明正统十三年建。顾祖禹称永通桥距离城西六里，乃是因永通桥距离通州东门六里，又因永通桥距离通州中心最高点观音塔八里，所以俗称八里桥。开凿后的通惠河，两岸坡度较大、河水湍急，大大加快了漕船行进的速度，但跨越河上的永通桥，原是一座简单的木桥，严重影响了被明人称为“陆运京储之通道”的畅通。
永通桥文保碑明英宗正统初年（1436），内宫太监李德禀奏明英宗，建议改建高拱石桥，英宗准奏。正统十一年（1446）八月开建，到正统十三年（1448）十二月石桥竣工，英宗赐名“永通桥”。
通惠河上的一座木桥改为石桥的基建工程，竟然“惊动”当朝皇上，先是准奏，后又赐名，其间有非常深刻的历史背景。靖难之变，燕王以叔父藩王身份起兵，夺去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明朝皇位帝系由长子朱标一系转为朱棣一系后，新皇帝朱棣以种种借口常驻自己的大本营北平，燕王旧地事实上成为整个明廷中枢的驻地，北平因而被称为“北平行在”。明成祖朱棣大力改建原北平城，陆续建设宫室与坛庙等皇家建筑，为正式迁都做准备，直至永乐十九年（1421），他下令迁都北平，也只是政治中心的转移，并不是定都的标志，北平仍是大明帝国“行在”，南京才是国都。甚至，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相继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地区建设陵墓，意在大明天子永驻北平，但是也没有从法理上宣布正式建都北平，“北平行在”在法理意义上依旧是临时国都的性质。
永通桥护栏神兽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初一日，英宗御朝亲政的当天，才正式颁旨易“北平行在”为北京（顺天府），正式定都北京，并把朱元璋所定都城称为南京（应天府），仍然留有六部等中央机构以及京城全套衙署，这是明代两都体制的正式形成，明廷从法理上宣布北京为大明朝的国都。通惠河上的永通桥，既方便了京师文武百官和百姓的出行，是京师地区地标性的建筑，也是为配合明廷正式迁都北京的一项政治工程。
正统十三年（1448）永通桥完成后，英宗请大臣李时勉作《敕建永通桥记》：
朝廷迁都北京，建万世不拔之丕基，而漕运实军国所资重务也。故兴役万夫，齐奋并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绪。桥南北五千尺，为水道三券，券与平底石，皆交互通，贯锢以铁券、水石，护以铁柱，当其冲桥。东西二百尺，两傍栏槛，皆以石为之。作二牌楼题曰：“永通桥”，盖上所赐名也。又立庙祀河神，而以玄帝镇之经。
永通桥因占据京师东面水陆路要冲，是为北京地区东面道路咽喉。因其位于距通州城中心最高点观音塔八里处，俗称“八里桥”。其长50米，宽16 米，中券高大，高8.5 米，宽6.7 米，漕船等船过券洞时不必低帆，可以顺利直行；侧孔低小，高3.5 米，阔3.5 米。永通桥远望之若长虹卧川、月轮堕水。桥东西两边建成时有牌楼，附近有河神庙，桥上望柱有狮子雕刻，两边驳岸有镇水兽等雕刻，惟妙惟肖，总体非常壮观。
永通桥石桥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京师东面的交通问题，顺带整修了两岸景观，为都城近郊通惠河增加了一个美丽壮观的景点“长桥映月”，是为明清两代的通州八景之一，与北京西南面卢沟桥之景观“卢沟晓月”相称。老北京因京东八里桥与京西卢沟桥、京北朝宗桥并立于京畿地区交通要道，有“京师三桥”之说。清代乾隆进士陈昌图一次泛舟通惠河有诗曰：
春日泛舟通惠河
唤得沙棠稳趁流，绿波瀰瀰接皇州。船如天上坐原好，水似江南涨不收。香稻云帆输历历，长虹月影浸悠悠。（原注：长桥映月为通州八景之一，盖指八里桥也）巨川舟楫凭康济，蓄泄关心记旧游。陈昌图是南方杭州人，但见通惠河“水似江南”，可见当时水量之大。运输贡粮的粮船通过八里桥，倒映在河水中，随着运河中波涛悠悠而动。 湖溯昆明引玉泉，虹桥八里卧晴川。石栏拥似天衢入，画舫摇从月窟穿。万斛舟停芦荡雪，百商车碾桂轮烟。渔灯蟹火鸣征铎，惊起蛟龙夜不眠。此诗以白描的手法，把通惠河与八里桥作了简述，河面千帆竞发，运粮船只川流不息，夜间灯火通明，十分震撼，表达了作者对“长桥映月”美景的赞誉之情。
永通桥石狮作为通州八景之一的永通桥不仅吸引明清朝很多人慕名参观。还得到周边国家友人的高度称赞。清乾隆时，朝鲜使节朴趾源第一次来到北京，见到永通桥后，极其震撼，留下这样的记载： 行至永通桥，一名八里桥也，长数百丈，广十余丈，虹空高十余丈。左右设栏，栏头坐数百狻猊，雕刻之工类圆章细钮。桥下舟楫直达朝阳门外，复以小船开闸理酒，以入太仓云。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间，铺石为梁，铁轮相搏，车声益壮，令人心神震荡不率。在朝鲜使节朴趾源关于永通桥的记录中，永通桥有数百丈，不符合事实，但也足见永通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这座明代建成的永通桥，至清乾隆时期风采依旧。桥下千帆竞渡，桥上车水马龙。永通桥建成后，明廷一鼓作气，把永通桥连接起来的京师朝阳门至通州的原夯土路，铺设了石板，全面提升北京城到通州的陆路交通线路，却因而忽视了对通惠河疏浚。在国事蜩螗的明末，通惠河还是摆脱不了逐渐淤塞的命运，运力逐年下降，明初设计时应有的漕运能力，再也没有发挥出来。
永通桥岸边镇水兽
其实，早在明朝永乐年间，通惠河的运力即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北平行在上百万人的物资供应。永乐二十一年（1423），平江伯陈瑄曾建言:“每岁馈运，若悉输京仓，陆行往还八十余里，不免延迟妨误。计官军一岁可三运，请以两运赴京仓，一运贮通州仓为便。”多年以后的成化八年（1472），在确定漕运粮食定额后，又有“正兑入京仓，改兑入通仓”的说法，一部分漕粮安置在通州粮仓，大部分用陆路运输到京，而永通桥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尽管当时通惠河淤塞还并不十分严重，明人已经认识到通惠河的运力的局限。这也是正统年间明廷建设永通桥，从而改善京师至通州的陆路交通动力和决心所在。清朝建立后，顺治帝建都北京，通州道路依然是国门咽喉，永通桥及京师与通州道路，仍旧是新朝门面。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令户部筹资修缮永通桥，并重修京师与通州道路。为记载彰扬此事，雍正皇帝亲自撰文，在永通桥东立了“御制通州石道碑”。此碑高约5 米，宽1.63 米，碑砆（石座）高约2 米，总高近7 米，蔚为壮观。正面雕镌满汉两种文字。雍正御制石碑虽已历经二百多年的风雨侵蚀，但至今螭形花饰、赑凤雕形，依然完整无损，安静伫立在永通桥附近，为过往行人诉说着历历往事。
御制通州石道碑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突破清军大沽口防线，准备一举向北京进发。当时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大军行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其率领的马步队1.7 万人驻扎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通向通州及京师的大道，其中张家湾驻马步队1000 人，副督统格绷额统带大队3000 人驻张家湾东面和南面，准备正面迎击来犯之敌。在张家湾西南的马驹桥和马驹桥东南的采育，分驻马队2000 人，以防联军从马头直接西进，绕道进京。直隶提督成保率4000 人防守通州，礼部尚书瑞麟率京营8000 人、副督统伊勒东阿带马步队4000 人守八里桥，光禄寺卿胜保率京营5000 人驻守定福庄，以备增援。咸丰十年（1860）八月，八里桥这个词频频出现在紫禁城与英法最高国防会议的文件上，成为当时世界新闻的焦点。据清进士唐鉴回忆，僧格林沁因为八里桥高大雄伟，又是京师——通州交通孔道，特意把部分炮台安置在八里桥上。清人唐鉴说，“通州之西，有八里桥。庚申之变，僧邸海口之防，为汉奸所误，乃致败衄。退至此桥，据桥为炮台。及战又败，遂不支。至今桥东面石栏缺折，乃为炮所伤者，存之亦折槛之意欤”。僧格林沁过度迷恋蒙古、满洲八旗骑兵的力量。他以设在八里桥简易炮台为后盾，指挥两万多骑兵在广袤的平原上，向着英法联军阵地冲锋。却不知英法联军的各种火器在开阔的视野下，更能够发挥现代化武器的威力，而且八里桥上安放的清军火炮也不是英法联军先进滑膛炮的对手，如唐鉴所说，八里桥东面栏杆皆被联军精准炮火所损毁。此战中，在英法联军最先进的滑膛炮和线膛步枪的攻击下，清军马队冲锋被打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这些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骑兵勇士，他们依旧在前仆后继地冲锋着，甚至逼近了敌军阵地50 余米的距离。可惜的是，这50 米的距离，成了清军无法逾越的鸿沟，也成了八里桥抵御外侮的绝响。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击退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后，轻而易举就来到了北京城外，吓得咸丰皇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北京无人防守，随后英法联军以种种借口，劫掠焚毁圆明园，成为中华民族伤心之最痛处。光绪六年（1880），名士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路过八里桥，感叹如此高峨威严的八里桥，为何抵挡不住联军的攻击。
初四日（10 月7 日）与蔡辅臣吉士、容舫侄出都，辅臣同载。至八里桥，顾辅臣曰：“此可守也。僧邸何以致败？”舆者曰：“君不见某公墓树乎？僧邸将战，先期命农家皆割新禾，守冢户皆刊林木。于是，十里之内一无障蔽，意欲便骑兵驰逐，反为英人所乘，遂致败绩。”今他冢均植新树，惟某公墓树皆截顶，望之惨然。
1860 年12 月22 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八里桥之战版画同行蔡辅臣告诉他，僧格林沁为了马队的冲锋，把八里桥附近的庄稼、坟树等遮蔽物都砍掉了，虽然方便了清军马队的冲锋，但是为英法联军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使之瞄准射击更有准确性，可见僧格林沁对于现代化战争的一知半解。张佩纶与同行的朋友虽然批判僧格林沁统军的失误，但是他们在谈话中还是没有涉及战争胜负之深层次原因，那就是东西方政治、文化、科技制度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英法联军背后科技、军事人才培养、后勤等都非常现代化，甚至这次英法联军设置了专门前线医疗救护队，是为现代战地医院的先驱，这是用长矛大刀冲锋的清军不能比的。八里桥的清军，无法抵御英法联军进军北京的步伐，终至惨败于桥下。但是，八里桥阻击战不失为清军骑兵最后的倔强，是面对外国侵略最后的坚强。
结语
明朝定都北京，永通桥（八里桥）应运而生。它高大、雄伟、壮丽，坐落于明清两代都城北京“东门孔道”之上，是两个王朝的门面，震撼了明清两代文士与朝鲜等国使节，也成为两代文士重要的游玩和吟咏的取景地。
永通桥侧影
也正是因为其扼住交通要道，处于咽喉地位，近代以来，来自海上的侵略者无一不通过此桥进入北京，因而永通桥（八里桥）一次又一次成为抵御外侮的前线。战争炮火给它留下深深的伤痕的同时，也辉映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击外敌入侵的精神。一直以来，这座桥与卢沟桥一样，伫立在北京的周围，拱卫着京师的安全，它们的命运与古老的北京城休戚相关。不经意之间，却在近代的大变局中，历史赋予了它们全新的使命，从而升华为一种精神的火种和民族的象征。从它们沧桑的容颜中，我们读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味着中华民族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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