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十条后，北京十日记

安萍发现，政策优化后，一部分下辖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先阳了，但政策的转变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工作是测核酸，隔离。而现在目标清晰，有病治病，“而且这个目标是能努力达成的。”她说，“下一个春天，我们会变好了。”

在跑了一个星期的同城快送之后，12月16日，骑手董浩“阳”了。收到核酸单管“阳性”的结果之后，他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没事，预料之中”。

吴姗姗半个月前感染，如今已经康复，16日这一天，她开始复工。阳过之后剩下的药，吴姗姗送给了那些需要的人，之前她送过四颗布洛芬、一个温度计给陌生人，对方给她寄来了一箱黄桃罐头，善意回流。

距离“新十条”落地满十天，北京正在发生变化。密接、行程卡、高风险地区等词语正在成为过去式。居家自愈、发热门诊、药品供应、运力不足等成为新的关键词。

十天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切身感受着奥密克戎。一些人“阳”了，一些人已经康复，科普从知识变成体验。专家预计的第一波感染峰值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力量，对抗病毒，等待春天。

12月6日，北京市宣布进入商超、商务楼等不再查验核酸。

北京某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安萍最先感到了变化。

那天，许多社区医院向她上报感染病例，上级要求她开始储备相关药物。也是从那天起，她负责对接的物资，从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转变成了药品。

此前，她的工作重心是严防死守，她在11月中旬守过隔离点，“一例交叉感染都不能出现。”但她也记得，在隔离酒店，即便有“红绿区”划分，有防护服等严密措施，仍然出现了一线人员的感染情况，“说明这个感染性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同样在12月6日，26岁的某影视公司新媒体主管余寒没有去上班。他说，一百多人的公司里已有一小半人感染了新冠，开始居家办公。此前一天的12月5日，他出门做核酸，发现每个核酸点都在排长队，“至少得等三个小时以上。”在寒风中站了一会儿，他转头回家，“要不没病也给冻出病了，而且队伍里可能也有阳性。”

得知从6日起进入商超、写字楼不再查验核酸，他觉得“生活好像恢复了一点儿”。

12月6日，保安吴越成如往常一样在潘家园南里某小区门口值勤，身旁放着一块贴有二维码的牌子，供小区进出人员扫码。从这天起，他不再阻拦非小区内人员进入小区，他觉得工作轻松了不少，“避免了一些和居民、外卖骑手的纠纷。”

至12月6日，潘家园旧货市场已休市半个月。摊主张国旗记得，12月5日，潘家园复市了一天，他卖出几十本书，收入百十来块钱，又在临收摊时接到次日闭市的通知。他当时心想不好，“市场怕不是要到年前都开不出来了。”

但12月6日下午两点多，复市通知又来了，并提及进出商户及顾客“无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接到通知时，张国旗正在家里用胶水粘旧书皮，“挺高兴。”

12月6日这一天，33岁的北京某私立医院急诊科医生许帆发现，急诊诊断偶发的阳性病患越来越多。原本，他所在的医院需将接诊到的阳性病患上报、转院，但从6日起，上报迟迟没有结果，“到处都满员了，阳性病人只能送到我们自己的发热门诊。”那两天，他自己也短暂地感到咽痛，以为是劳累过度所致。

35岁的北京某三级医院急诊科医生陈蓉在12月初出现了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靠吃感冒药压了下去。她的身边接二连三地有同事“中招”。头几个“中招”的同事，自愿隔离在医院。很快，阳性人员增长太快，医院的空间也不够用了。截至12月6日，她的科室内同事约有近三分之一感染阳性。

12月7日，“新十条”公布，人们的生活开始截然不同。

骑手张永新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门口停好电动车，左手拎上货物，右手准备掏出手机扫健康宝。

张永新今年31岁，是一家生鲜零售配送站的全职配送员，入职一年半来，他只负责站点周围的小区，最远不超过5公里。

“直接进吧”，小区保安与他四目相对，并朝他挥挥手。张永新说自己突然还有些不习惯，以前扫完健康宝，有一声“通过，绿码，核酸几天”，“一听这个声音才能进”差不多成了他的条件反射。随后他发现小区门口的健康码二维码牌子也不见了，于是开始“放心大胆地进”。

同一天，保安吴越成的工作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他只需要在门口站好岗。

放开之后，吴越成和同事们不需要做核酸检测了。保安队长郑重其事召集大家开会，叮嘱他们做好个人防护，还给8名保安发了抗原，让他们隔几天做一次，每天面对这么多人，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个数。

这一天，张国旗赶早九点就到了潘家园市场，相较起12月5日，他觉得人流量一下少了，“可能是猛一放开，不查核酸了，有些人反而怕了，不出来了。”也是这天，“新十条”宣布跨地区流动不再查验核酸及健康码，一位内蒙古的书友立刻打电话给张国旗，说自己订了当天下午的大巴，要来京大量购书，“想来很久了。”

看到“新十条”的消息之后，余寒和同事们猜测，接下来进电影院估计也不需要查核酸了。当天，很多电影项目开始动起来，一些他们之前早就听说过，但是迟迟不见消息的片子开始冒头。再加上《阿凡达2》即将上映，余寒很开心，沉寂了三年的电影院，可能要恢复往日的热闹了。

大学毕业后，余寒一直从事着电影行业的工作。疫情这三年，他见证了电影行业遭受到的巨大打击。2020年下半年，公司给所有员工降薪，拿着一千多块钱的基本工资挨了一段时间，他辞去工作，全身心读了编剧专业的研究生。等他2022年毕业，新冠疫情的影响仍未远去。

12月8日，在医院首个不查验核酸、不区分阴性阳性病患的日子，陈蓉迎来了急诊科医生生涯中“最忙碌、最凌乱”的一天。

当天的早八点至晚八点，她当值12小时班，共接诊一百二十多位病人，且多伴随咽痛、发烧等症状，“百分之八十是阳性。”

病人们大致分为这么几类：有要求做核酸的，医院彼时只提供抗原测试，且不到中午，抗原也用完了，只能开些感冒药、退烧药让人领回去；有在发热门诊排队半天不能就诊，转头冲来急诊室求助的；有胰腺炎、肠梗阻等突发疾病的，医院病房的阳性区接不过来，只能留人在急诊室输液。输液室坐满了，病人们就租了轮椅、平车，在门口输液。

也是这一天，医护面临大减员，“三分之一的同事都阳性了”。陈蓉正是替一位阳性同事的班。当天中午，她突然感觉肌肉酸痛，身子捂在防护服及面屏、口罩、鞋套、帽子里，一阵冷一阵热；嗓子逐渐干疼得像要冒烟儿。

下班回家时，她的小腿痛到难以行走，“感觉肌肉在溶解”。一测体温，已经烧到了39摄氏度，抗原显示阳性。

同样是在12月8日，许帆与同事以二人之力，接诊了过去四位医生才能完成的病人量。他记得，他的病人中“有接近半数在发烧”。

许帆说，进入12月后，随着同事们不断地感染阳性、离岗休息，他开始频繁地顶替他人班次。从12月1日至8日，他值12小时班七次，这通常是半个月才需完成的工作量。

12月9日，他在家休息，逐渐感觉全身乏力。次日他发烧至40摄氏度，浑身胀痛，抗原显示果然阳了。

12月8日这一天，某小学英语老师明瑾正在上网课。

三年来，老师和学生都经历了多次网课，这次的特殊性是开始有人“阳”着上课。班里有一个人发烧了，继续在线上听课，稍微调皮的孩子就会很惊讶地跟老师报告说，“老师他得新冠了！”

课堂上请假的孩子多了，带病上课的老师也多了。

比如三年级的班级里，老师一边咳嗽一边坚持上课，老师会和学生坦言，“不好意思，现在老师是感染了新冠”，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异样的目光或反应。明瑾觉得，小学里的孩子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有一个从害怕到逐步接受的过程。“接受了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生的病，我觉得对于孩子也是一个进步。”

一周之后，班里25个学生，有四分之一因为生病请假。明瑾在上课的时候，提问了一个学生，开麦回答的人说，“我是孩子家长，孩子生病了在床上躺着呢。”

12月10日开始，董浩发现，同城送药的单子频繁涌进来。

他平时主要在房山区域跑。这次他决定加入北京市内的同城跑腿，他一共注册了两家平台，成为众包骑手。

董浩比较了下，近一个星期，在市内当同城跑腿的感受是，基本上7、8公里配送费就能到50块钱。而如果继续在房山跑，同样的距离可能只是20多元。

取药的地点千差万别，有时候是一个私人住址，有时候是药店，有时候是医院。

董浩说，在药店取药，经常遇到因为插队吵架的情况。12月10日这一天，某种药只剩最后三盒了，前面排队的人说要全部买走，后面的人嚷嚷着不同意，店主决定一人一盒，董浩随口一问价格，“一盒要卖200，我心想我不买。”

在这之前，视频里的董浩是这样的：左右两边肩膀上分别挂着两桶5L矿泉水，左右两只手分别提着4、5袋装菜的袋子。

12月10日后，他送的物品往往只是几盒药，几包口罩，几盒抗原，配送费还高，配送时间也卡得没有那么紧，但风险也高，收药的人基本也阳了。

他也加大了对自己的防护，里面一层医用口罩，外面一层N95口罩，最外面是头盔面罩。送完一单，给自己喷一下酒精，继续上路。只有在人少车少的空旷地带，他会摘下口罩，大口呼吸。

也是在那个时候，北京的药不太好买了。

12月11日晚10点，有朋友发烧了，闪送叫不上，吴姗姗装了四颗布洛芬，一盒连花清瘟，一个体温计，放在大院门口的架子上，对方上门来取药。

此前半个月，吴姗姗和70多岁的父母都阳了。吴姗姗开始网上买药，她买了两盒布洛芬，两盒连花清瘟，一盒念慈庵，一盒泰诺。那时买药很方便，几乎半小时就能送达。

母亲一直无症状，父亲发烧两天后缓解，她曾丧失了味觉和嗅觉。这期间，她吃了3片布洛芬，八粒连花清瘟胶囊。

病好之后剩下的药，吴姗姗决定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她把送药的事情发到朋友圈，越来越多阳过的朋友愿意把药送给需要的人。“我就跟朋友说，你不吃的就拿过来，咱谁也不嫌弃谁。”

12月12日，送药的范围扩展到了陌生人。晚上7点44分，一个女孩私信她能否买几颗布洛芬，说自己发烧到39.4℃。吴姗姗答，“我不卖，只送给急需的朋友”，她们加了微信，叫了同城快送，还叮嘱对方12小时吃一粒，多喝热水。晚上8点50分，女孩收到了药。

这一天，吴姗姗跑了20趟大院门，寄了20单同城快送，没有收过一分钱。“没有必要收钱，而且我也不差这点钱。”她交接的对象，大多数时候是闪送的小哥，但后来也有两趟直接交给了滴滴司机。

一共有三四十人收到了她送的布洛芬，每个人两三粒，最多的给了六粒。对吴姗姗来说，一个人求一整盒布洛芬没有意义，“你根本就吃不了那一盒。”而动辄囤上五六盒布洛芬的，更在她的理解之外，“即便家里有五六口人，每人六粒，两盒48粒都已经足够了。”

后来那个发烧到39.4℃的女孩在社交平台上给她留言，“在寒冷的冬季，一个人在北京买不到退烧药的时候，真的感激涕零。”

12月12日，孙晴先后在三个生鲜平台抢菜，或是点开后发现“本站点当前运力已约满”；或是刚选购好商品，点击付款时显示商家“已休息”；或是付款后，许久未有人接单，最后只能申请退单。

12月13日，孙晴定了六点半的闹钟起来抢菜，买了将近两百元的食物，包括一袋十斤大米，“独居的生活总要防患于未然”。而这一单，直到下午五点才送到。

这几天，孙晴站在窗户边，经常看到有电瓶车停在楼下，配送员小小的车辆几乎被前前后后挂着的几十个包裹盖住，跑着下楼的配送员很快又骑着车匆匆而去。

在配送的另一端，由于大面积感染，外卖等运力紧张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张永新是从配送站“爆单时间点”前移中感受到的。

在张永新所在配送站，“运力已约满”一般出现在下午六点以后。而记不清楚是从上周哪天开始，几乎是在他早上七点到达站点，准备开始配送时，已经“爆了”。这意味着当日这个站点的分拣量和配送量都已经达到上限，平台无法再接单。

除了订单的数量增多，每一单货物的数量也在增多，“都是米面粮油等囤货大件儿”，重达30公斤以上的订单偶尔也会出现。张永新把电瓶车的后备厢、前踏板，护杠和车把等能利用的地方全部利用上，挂得满满当当。

他计算过，从12月初开始，平均一天没有低于100单，最高峰时，他一天送了130多单。

12月12日早上6点45分，张永新上早班。自从进小区不再查看核酸报告后，配送站的配送员们进门前的第一件事是做抗原检测，然后进行全身消毒。

防护措施是站点的强制性要求。比如配送时需要佩戴N95口罩，一趟下来，张永新就需要更换一个口罩。

尽管如此，在电梯里，张永新有时候会感觉到别人在躲他，“可能是怕我有病毒”，但他心想，“我们可是天天测，说不定比他们还安全”。

晚上八点，张永新下班，开始了第二份工作——蜂鸟众包骑手，他希望能赚个饭钱和烟钱。那天他送了不到10单，挣了80元。

张永新还没有阳，他坦言之前挺怕的，“主要是身边的人没有得过”。他在河北老家带孩子的妻子，12月4日抗原显示阳性，这几天已经恢复。妻子和朋友们确诊后，他觉得“新冠病毒”变成了具体可感的东西。

也是在这一时期，吴越成见到的快递员少了很多，而骑手出现的频率也不如以前多了，但每个人车上的货物都多了许多。12月15日16时许，骑手们载着大包小包驶来，几乎每个骑手都直接把车骑到大门之前，央求着吴越成放车进入，“真的提不动了，东西太多了。”吴越成一般都会放行。

三天前，吴越成值夜班时，一辆黑色私家车停在小区门口，闪着灯，却一直不进去。他上前询问，才知道他们是网约车司机，收到订单帮忙送抗原来了。三天来，这样的私家车来了好几趟。吴越成这才知道，现在抗原和药物都挺难买的。

12月13日，是董浩觉得最冷的一天。“一出去基本上半个小时手就直接肿了。”他穿了一件半袖，一件长袖，套一件毛衣，一件骑手的冲锋衣，再套着一个可以加热的保暖外套，冷的时候可以充电加热，最外边是朋友送他的一件机场厚棉服。

手上只有一副手套，还得把手指头漏出来，“不然没法操作手机”。他还穿了三条裤子，两双袜子，一双棉鞋，冷得不行的时候，他给自己脚上贴个足贴。

晚上9点多回家时，在系统里刷单仍然有40、50单没有人接。

当晚上12点多他躺着休息玩手机的时候，另一位小哥，仍然在外面夜跑。董浩说，为了避免核酸日期过期，有的外卖小哥会选择白班夜班连轴转。

董浩说，现在做核酸风险大，容易十混一，他已经连续三次十混一，但复核结果都没问题。混阳了之后，骑手只能在家等着，或者等复核结束之后继续跑。

每次去药店取药，他也会为自己顺口问上一句，有没有药，答案常常是卖完了，提前一天就被预订了。很多药店都有自己的微信群，提前一天夜里通知新药，第二天很多闪送直接去取，而没有这个信息的人，空排队能排到的几率并不高。

12月14日这一天，他选择在家休息，给自己和女朋友备一点药。因为接触了太多阳性的人，他也担心自己。他买了两盒999感冒灵，一个体温计。

12月14日午饭后，网约车司机陈晨把一份抗原试剂和退烧药从望京送到酒仙桥，这几天，行驶在北京的路上，街上空空荡荡，不再有早晚高峰的堵车，陈晨觉得，像极了春节时的北京。

陈晨说，正常情况下，他每日的流水大概在500元左右，但最近，晚上九点钟就没什么订单了。不过，他隔两天就会接到送药的订单。

陈晨今年31岁，原是一家医药企业的医药代表，由于公司一直停产，从今年4月开始，他开始跑滴滴补贴家用。12月8日，他挂靠的租赁公司发布通知，乘客上车不必再扫健康宝，司机则需一周上传两次核酸——自此，他跑车时戴上了“以前都没戴过”的N95口罩，送完乘客后，会用酒精喷洒后座和车把手。实际上，对于疫情，他的心态已趋于平和，“早晚的事儿，不害怕阳，但也不想太早感染。”

12月14日下午两点， 张国旗的摊位摆出了半边，码着各类旧书。他戴着N95口罩，头发垂在额角。他说，好久没理发了，附近的理发店都关着呢。他眼前往来的人与天气一样冷清。

不用数，张国旗脱口而出，上午卖掉两本书，下午无人问津。他周围一串十几个摊位，只隔壁大姐来摆了半天，吃过午饭也走了。整个市场都是这样。

下午三点，一个快递员来张国旗的摊位上取两本书。是他要寄给外省市的顾客。2020年，潘家园因疫情第一次休市时，张国旗开辟了旧书网店，但生意一般，“我的顾客群体以中老年为主，有网购习惯的并不多。”

张国旗在潘家园摆摊卖书11年了。经历过好光景，与今同样的季节，人头攒动，一天能卖几百本书、收入上千元；快收摊时，都有人蹲着看，不肯走。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至今，潘家园休过三次市。今年年中，潘家园市场宣布免除商户们7月至12月的摊位费。但张国旗的经济依然有些窘迫，“够温饱，但攒不下钱。”

12月14日下午五点左右，张国旗总计卖出两本书。他将剩下的书收拾整齐、收进铁皮柜里，推着自己的小推车步行回家。

12月14日下午六点，古煜的酒馆照常开始营业。这是酒馆恢复堂食的第九天。

第二天凌晨有世界杯二分之一决赛的法国对阵摩洛哥，但古煜不抱期待——前一天阿根廷对阵克罗地亚的二分之一决赛夜，他只迎来了三桌客人，营业额四百余元。且客人们不到22点就走完了。

他记得8年前，他经营的第一家酒馆在2014年世界杯开幕式当天开业，客满盈门。而今年的11月20日，按疫情防控要求，他的这家酒馆在世界杯开幕那天暂停堂食。

为维持经营，古煜用闪送、跑腿等方式为四面八方的顾客送酒水外卖。好的时候，每天维持几百元的营业额。也有麻烦的时候，“闪送和跑腿的接单都越来越慢，比如一单跑腿原价30元，我要加20元小费才有人接。”

12月6日，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发文提示有序恢复堂食。古煜回忆，那天是最近以来生意最好的一天，卖了一千块左右的酒水。

而后至今，人又少了，堂食、外卖都卖不动，“酒毕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不少人在家里养病呢，生病不能喝酒。”古煜分析。

他介绍，做餐饮，不论经营状况，房租和人工工资总要照开的，因此，酒馆最近两个月都是亏损。进货也不是很顺利，有一批南方来的自酿酒，卡在廊坊市有半个月了，“导致有些点外卖的，想要点杨梅酒之类的，也点不了——甚至连客用的抽纸都已经在路上卡了半个月了。”

12月14日晚上7点多，古煜的几个朋友来访，大家打开卡拉OK，唱张学友、莫文蔚的歌。生意冷清的这大半个月都是如此，朋友们来店里看球、弹琴、唱歌。

古煜的想法比较乐观，他想，或者等第一批阳性的年轻人好起来后，圣诞节、元旦，酒馆会迎来生意的复苏。他还想在本周末搞一个卡拉OK之夜的活动，这在以往是很受欢迎的。

12月15日下午，农光里市场。李秀兰扯下一个塑料袋扔过去，刚进店的客人顺手接了过去，开始在菜摊上挑菜。李秀兰的蔬菜店几乎没有无人问津的时刻，有时来的人多了，店里狭窄的通道被挤得满满的。她的摊子上应有尽有，白萝卜的货架总是空一些，因为耐储存，这是近期热销的菜品。

从2020年起，农光里市场一直管控得很严格。任何人不戴口罩不让进，每个人都要扫健康码，没有弹窗的才能进场，商户则必须每天都做核酸检测。“新十条”发布后不久，农光里市场就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报告了，人们的出行更自由。

这些天，李秀兰和丈夫仍是凌晨四点就起床，赶往十八里店批发新鲜蔬菜。正常情况下，有几家饭店每天都能从她这里买走两千元的菜，而现在，即便已经开放了堂食，订菜的饭店却少了，而且三天订一次，销量远不如以前。

李秀兰说，12月10日开始，来农光里市场的人少了很多。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每次一买就买好几大袋，来来往往的人大多是买一两天的量。上一周，市场里也有些商户没来开门。她知道，很多人是得了新冠。

不过，到目前为止，李秀兰和丈夫还没有啥症状，尽管有些担心安全问题，但他们从没想过不去摆摊。早已囤好的N95口罩派上了用场，消毒措施也比以前做得更勤，除去市场每天喷洒消毒水之外，李秀兰还会在店里早晚各喷一次消毒水。到了家门口，和丈夫互相拿着消毒水，帮对方全身上下消个毒，才走进家门。

至12月14日，陈蓉所在科室已有一半以上的同事感染了病毒。

陈蓉恢复较快，吃了药，两天便退烧，只残留轻微的咳嗽与咽痛。她按计划在12月15日返岗。“第一批阳性又转阴的同事已经返岗了，其他比如心内科、消化科也有人来支援急诊。总体比12月8日好点，但还是忙。”陈蓉说，“整个医院也还是人手不足，有的科室甚至只剩一个医生，一人上了一周的班。”

2020年初，武汉疫情初期时，陈蓉在家待产，见证着同事们在大年初一签字、按手印，请愿去武汉支援。而后两三年来，北京也经历过几次疫情冲击，“虽然也累，但远比不上现在。”陈蓉觉得，眼下是她离疫情“最近的一次”。

确定阳性后，许帆回家休息，由健康的同事顶班。

许帆说，退烧药对自己一度不起作用，39摄氏度的高烧迟迟不降，他几乎到了脱水的地步。下了班的同事为他进行静脉补液及退热，他才有所好转。

这两天，他恢复了些精神，就在朋友圈里为那些阳性而焦虑的朋友们远程提供意见，“告诉他们吃什么药，怎么处理各种症状。”

12月16日，气温已经降至零下，吴越成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木头简易搭建的亭子前，人和车来来往往，吴越成缩在里面，时不时按下按钮，为忘记带门禁卡的居民开门。这一天，为了防寒，吴越成在N95口罩和保安帽之间，套上了一个褐色的毛绒脖套。

这些天，余寒手头上的工作一直都没停过。他所在的公司，今年上了两部影片。现在，他们公司还有三四部电影一直在等着定档。虽然居家办公，他全天保持随时在线，等候着任何一个会议或相关的工作安排。

以前，和家人视频时提到“什么时候回家”，张永新总是很惆怅。明明离家只有4小时的车程，在今年12月7日之前，“回家”对陈永燃而言是无法预知的变数。

一动回家的念头，“是否需要隔离、会不会弹窗、能不能回北京”，这些问题都在他脑子里盘旋，现在，他说自己总算有个盼头了，跟妻子视频时提起回家都“喜气洋洋”的。

12月17日，确诊一天之后，董浩“啥感觉也没有”，他说刚买好药，准备好迎接“战斗”，但感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这两天，他没吃药，只吃了两个橙子。

安萍和她的父母也陆续阳了，正在康复中。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模型测算，乐观估计在明年上半年可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状态。

安萍发现，政策优化后，一部分下辖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先阳了，但政策的转变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工作是测核酸，隔离。而现在目标清晰，有病治病，“而且这个目标是能努力达成的。”

她说，“下一个春天，我们会变好了。”

（安萍、余寒、吴越成、许帆、陈蓉、张永新、明瑾、孙晴、陈晨、李秀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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