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沉默的大海中等待奇迹

2022-05-22 11:05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作为犹太人和大屠杀时代的幸存者，那场二十世纪的灾难是美国文艺批评家和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一生尝试理解和反思的主题。他希望找寻中欧人文主义遗留于废墟尘埃中的痕迹，这些痕迹存在于那些接近过沉默边缘的作品中。对沉默的接近追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语言动物的人类，既能以勇气和利他精神来行动，也会有野蛮、自私、抢地盘的心态和不理性行为，其知性怠惰与贪婪习性永无止境——这种奇怪的双重性，有时会让人类自毁和自虐。“文以载道”的语言，能够解决这一双重性吗？在一些幸存者作品的语调中，斯坦纳听出了荒凉的声音；荒凉也许比选择遗忘的明媚声音更符合时代。这种声音试图追问和理解大屠杀延续下来的悖论：现代暴行以亲密甚至必然的方式，起源于人文主义文明的心脏。

文｜蒲实

一种幸存者

2020年2月，美国文艺批评家和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去世。通过他一生的思考和写作，他令人信服地向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核心逼近：为什么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未曾对政治暴行进行过充分抵抗？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怎样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正是从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

美国文艺批评家和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

1940年1月，11岁的乔治·斯坦纳从法国移民到美国。纳粹点名的时候，他碰巧躲过。虽然没有亲历过大屠杀，但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伤的幸存者”。欧洲发生的大屠杀与他的犹太人身份密不可分，这种身份无论在哪里都伴随着他。他的名字未出现在纳粹的花名册上，仅仅是因为偶然的好运而已。身处大洋彼岸，那段历史深处古老的仇恨仍然纠缠萦绕着他。

斯坦纳的父母在1924年就离开了维也纳。他的父亲是银行资深法务人员，却在自由开放的维也纳文化下，嗅到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即将爆发的气味。实际上，那个曾经辉煌的维也纳是纳粹主义的摇篮。它的反犹市长卢埃格尔正是希特勒的榜样。在斯坦纳看来，纳粹主义和“最终解决”的疯狂根源，更像是奥地利民族性的反应，而不是德国的反应。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于1876年开业，它曾是奥地利乃至全欧洲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

早在1933年以前，他的父亲曾不断提醒仍留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亲友潜在的危险性。所有人对他的悲观和紧张预言只是一笑置之，认为他犯了犹太人歇斯底里的毛病。斯坦纳的许多亲友都拒绝离开欧洲，希望与希特勒和平共处。他父亲的洞见和警觉是无助的。

大屠杀是20世纪频发的极端暴行，从索姆河、凡尔登到古拉格群岛，从集中营、亚美尼亚大屠杀到卢旺达种族灭绝，从柬埔寨、印尼到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它们都是对人类的蓄意谋杀。这些大规模的屠杀是怎么发生的？究竟是什么赋予了这些屠杀动机和自以为的正当性？“说不出口的羞辱、拷问和屠杀技术，出自于从未解决的对魔鬼的信仰；只须指明这种种恶行，就足以使语言留下伤痕，去除语言中的人性。”这就是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试图探讨的主题：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可能正是欧洲基督教出于自我仇恨而在地球上创造出来的、以具体呈现想象的地狱镜像；通过大屠杀，“时空变成了苦难的静止永恒”。

1933年5月，犹太人的书籍及其他“非雅利安”书籍毁于大规模焚书

20世纪的屠杀如此之多，认识到它们非人性的恐怖，进行深刻的反思，却不是与屠杀同步发生的事。纽伦堡审判在历史书里是一场战争结束后似乎不证自明的正义审判。通过对审判过程的理解，我才意识到，身处历史之中的人，与历史之后和之外的人对那段历史的意识完全不同。2006年BBC拍摄了纽伦堡审判的专题片，分三集。最恐怖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受审判的纳粹高官在庭上观看了集中营的录像后，纷纷露出震惊厌恶的表情；尽管他们对集中营的暴行有零星听闻，但并未阻止。在政府文件中，纳粹空军总司令戈林曾有过谈及关押犹太人数字的记录，但他对犹太人死亡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并不知道，只是把它作为一项移民政策来理解，甚至认为法庭提供的屠杀规模难以置信，从技术上根本不可能。正是现代通信，把这些正在发生和过去发生的恐怖事件的信息和图像推送到人们眼前，才让我们对它们超乎想象的残暴有了切身认识，产生了“感同身受”的情感，由愤怒到想要介入——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纪录片出现在电视画面中，我们再也不能对无法承受之事视而不见；这种知情产生了悲伤情绪，悲伤让我们稍微心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己的罪恶感。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逐渐麻木和遗忘。

纽伦堡审判

斯坦纳盯住不放要不懈追问的是：在这些悲伤情绪之外，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巨大的惊愕吗？这些大规模战争、大屠杀、大型乌托邦政治工程的解体，参与其间的每个执行者和牺牲者都变得不再像人；人性的门槛被一再降低，甚至人类自身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人类是如何从一个自由繁荣的时代，集体无意识地跨越那条非人性的界线的？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辉煌的文化为何未能阻止这一切？为什么这种文化反而造成了大屠杀中普遍存在的共谋现象？很多共谋尚是未解之谜，历史已揭露出了冰山一角：无论是英国皇家空军还是美国空军，他们都曾低飞着炸开过法国监狱，营救出法国抗德游击队的队员，却对每天造成9000人死亡的毒气室视而不见；尽管已收到犹太人和波兰地下组织的恳求，德国政府也公开表明过“最后的解决方案”要靠铁路运输才能实现，英美空军也没有轰炸过通往贝尔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铁路线；当纳粹国防军和党卫队涌入苏联，苏联的情报机构迅速注意到他们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斯大林却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禁止将此事实公之于众；在乌克兰，当地人还帮助德国人围捕躲藏在地窖和树林里的犹太人。

当我们阅读发生在集中营内的残暴故事时，斯坦纳思考的是这种残暴镶嵌于怎样一种整体环境中。为什么暴行从始至终都处于世界的沉默中心，居于默契的正中，像一个虚无的留白？他无法抹去对这样一种诡异景象的想象：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后并未发动对外战争，这些犹太人集中营就将在20世纪欧洲文明中安然运行，没有一个外国政要会采取行动。游客可能会涌向德国高速公路和水疗中心，经过距离并不远的集中营；会有许多权威人士和新闻工作者出来保证，关于集中营的消息很多是夸大的谣言；一个犹太人如果悄声问不是犹太人的邻居：“如果知道了集中营的事，你会做出努力救出我的孩子吗？还是按计划去参加阿尔卑斯山下的滑雪派对？”——这个犹太人很可能会成为被嘲讽的对象。

1938年，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强迫犹太人清洗街道

冷漠即是共谋，这是渗透到作为犹太人的斯坦纳生死经验中的认识。正因为这个认识，犹太人对他们深深影响过并嵌入其中的西方文化保持着警惕，这促使他们重新审视欧洲的理想和历史传统。斯坦纳认识到的事实是：文明的居室不是避难所。他说，大屠杀之后，他“从来没有对任何居室有过信心”，这也是许多被迫流浪和客居他乡的犹太人的共同心理。哪怕他们在美国定居下来，买了房子，打理着花园，努力融入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但对他们来说，“阁楼里的洋娃娃不是我们的，房间里的幽灵总带着租来的气息”。犹太人的归宿不在空间中的某个地方，而在时间里，在他们高度发达的、作为个人语境的历史意识中，“六千年的自我意识就是他们的家园”。在20世纪的每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中，犹太人总是被怀疑的对象，历史上的“贱民”身份，让他们的民族感一直处于不稳定的临界状态。公民身份对犹太人来说，从来不是不可剥夺的权利；民族国家是可疑的避难所。

这其中最无法让人理解的一件事情，是时间关系。斯坦纳让自己去想象，在疯狂岁月来临之前的某一刻，某位犹太教授或某个犹太商人，曾坐在自己的书房中或走在阳光下的街道上去谈生意，那么这一刻和疯狂到来那一刻的连续性在哪里？而在这个教授和商人被迫害至死的那一刻，绝大多数人——无论是近在两英里之地的波兰村庄，还是远在五千英里之遥的纽约——都在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若无其事地吃饭、睡觉、看电影、做爱、看牙医；这种断裂使他无法想象下去。“相同的时间，却有两套不同的经历，无法调和达成任何共同的人类价值准则，它们的共存是个可怕的悖论。”集中营的存在，既是有人建造了它，也是几乎所有其他人都任由它存在——这种时间的断裂与异质让人疑惑和痛苦。同一个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不同的时间体系，既有“美好时代”，也有层层包裹的野蛮时代，它们之间不存在有效的类似或沟通；如此，要理解日常生存和这一刻之间的连续性，就变得十分困难。也正因如此，他要去探向黑暗深处，阅读让人难以忍受的记录，回到、进入封存的犹太贫民窟和死亡集中营的非人世界，发现同时代死者和幸存者的关系，发现那个时代与我们的关系。这样的探究承担道德上自我审视的重负，却是我们认识现实处境脆弱性的唯一途径。只有在大屠杀的经验深处，我们才能具体意识到：大屠杀“解决方案”不是终极的，它还会漫溢出来，进入我们现在的生活——它会被遗忘，但从未成为过去。

《浪潮》剧照

接近沉默边缘

“为什么欧洲的犹太人会像绵羊一样走向屠场？”这是大屠杀之后的那一代犹太人的隐忧。对这个问题回答的难度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有一些问题已超出人类交流的正常语法之外，属于非人领域；另一方面，并未完全在场的旁观者，是否应该触及亲历者还未愈合的伤痛？亲历者能够找到恰当的言辞来表达他们想说的东西，但这些言辞经常是寓言性的，接近于沉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实际情况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个个声嘶力竭，相互愤怒地讨伐，充满偏见，最后，所有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书都染上过“丑闻”。1961年，汉娜·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一系列文章发表时，她也被犹太人指责为“亵渎了殉难者的灵魂”，“给受害者投掷石块，侮辱受害者”。曾经，沉默笼罩着大屠杀；大屠杀之后，丑闻笼罩着对大屠杀的谈论。诚实是极为困难的；有时，诚实意味着沉默。

斯坦纳多次写到德国与犹太人之间隐藏着残暴的微妙亲密关系。就像他在评论君特·格拉斯的小说《狗年月》时所写的，它的内部潜藏着一种恐怖想象：纳粹和犹太人之间是灵魂里的兄弟，在德国走向暗夜的诡异过程中，亲兄弟般的爱恨投下了连体的影子，“仇恨与毁灭的表象下，是兄弟情谊甚至彼此倾慕”。犹太人的受虐心态，使得他们有时认为，大屠杀背后的神秘理由是对犹太人融入德国文化之后产生的骄傲与希望的野蛮叱责。德国人或旁观者则接受一种暧昧的想象，认为犹太人提供给暴行的诱惑太微妙、太亲密，难以抗拒。如此坦然走向毁灭的过程，包含着施虐者和受难者之间秘密的共谋，致使所有人都杀害他们所喜欢的犹太人。在1870年到20世纪20年代的黄金时期，犹太人属于欧洲但又抽离的气息，为欧洲带来了特别的情感和创造力，但又与欧洲存在着精神上非常微妙的差异；正是在瓦格纳的思想中，犹太人听出了奇怪的亲密调子，它却是反犹的。

1943年，波兰华沙的犹太人居住区爆发起义。图为起义期间被德军驱逐抓捕的犹太人

在斯坦纳的著作中，我有些震惊地读到，在正统派犹太人的意识中，600万人遭受折磨和屠杀，竟是上帝与他用恐怖手段拣选的子民之间千年对话的一个章节。这种宗教意识是在我的理解之外的。虽然犹太人缺少末世论学说，正统派犹太教仍然认为，集中营是天堂的前院，是难以忍受却明显神秘的上帝旨意。让犹太人能够理解纳粹暴行的，正是《出埃及记》中犹太人与上帝订约的文字隐喻和悖论；当上帝背对着人类时，发生了集中营的历史。

如何理解大屠杀中这样微妙又危险的亲密关系？有没有别的解读可能？

斯坦纳并不认同正统派犹太教的这种定义。正统派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都不否定大屠杀，认为正是在大屠杀的恐怖中诞生了新的机会——以色列立国就是德国大屠杀遗产的一部分。在这些人看来，“希望和行动意志来自于人类精神遗忘的能力，来自于必须遗忘的本能”，那么，就应该“让死者长眠在属于死者的荒丘”，还活着的犹太人应面向刚刚才开始的历史。但斯坦纳既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更是它的旁观者；他是在远离德国非人道历史的踪迹中成长的。正是这种旁观者的身份，使得他回到欧洲时，能够发现自己与依然活着的犹太人使用的已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他说，那些欧洲犹太人就像“从邪恶幽灵世界走出来的人，讲述噩梦的语言已是一种异域的语言”，带着无助的可怕记忆，充满对未来可能暴行的暗示。对纳粹之前犹太历史的记忆则告诉斯坦纳，在大屠杀中被毁灭的沉默的死者，曾经拥有过一种特殊的智慧和感情，如今已随之毁灭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未能保存和获得它。作为犹太身份的幸存者，斯坦纳希望恢复毁灭于集中营中的遗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遗产？在焚尸炉的灰烬中，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与断壁残垣？

《奥斯维辛报告》剧照

在斯坦纳看来，结束于奥斯维辛之前的犹太时期实际上是犹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从法国大革命始到希特勒统治止，犹太人参与了资本主义欧洲在道德、知识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他们被长期禁锢在犹太社区里，在迫害的磨刀石上锤炼了才智和精神洞察，积累了大量的意识储备。一旦释放，这些才华卓越的犹太人加速了西方思想的节奏，使西方思想的轮廓更加复杂。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勋伯格、卡夫卡和康托尔，海涅、柏格森和普鲁斯特，这些人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性。他们的思想有一种空想逻辑与抽象想象的冲动，有的则将犹太人的情感释放进一个不受任何敬畏羁绊的世界中。他们的作品中也有一种致命的预感和目的论，隐约已预见到，持续的理性将反噬理性，将文明转变为大屠杀。意识到这一点的犹太人，他们的艺术和作品中都出现了对“沉默边缘”的接近，比如卡夫卡、维特根斯坦和赫尔曼·布洛赫。

接着，欧洲和俄罗斯的犹太人卷入到马克思主义中。犹太教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情感模式，都迷恋道德和历史法则的预言权威，迷恋对经典启示录的准确解读。为了反抗纳粹而加入共产主义的犹太人和在苏联“肃反运动”后与共产主义决裂的犹太不同政见者，困在了乌托邦废墟中。

《死亡实验》剧照

斯坦纳希望找寻中欧人文主义遗留于废墟尘埃中的痕迹，这些痕迹就存在于那些接近过沉默边缘的作品中。对沉默的接近追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犹太－希腊传统在语词的权威性基础上形成的道德判断和想象力，在面对非人道时，是否仍然有活力？作为语言动物的人类，既能以勇气和利他精神来行动，也会有野蛮、自私、抢地盘的心态和不理性行为，其知性怠惰与贪婪习性永无止境。这种奇怪的双重性，有时会让人类自毁和自虐。“文以载道”的语言，能够解决这一双重性吗？在一些幸存者，比如汉娜·阿伦特、赫尔曼·布洛赫、列维·斯特劳斯作品的语调中，斯坦纳听出了荒凉的声音；荒凉也许比选择遗忘的明媚声音更符合时代。这种声音试图追问和理解大屠杀延续下来的这一悖论：现代暴行以亲密甚至必然的方式，起源于人文主义文明的心脏。

20世纪，犹太人是欧洲民族主义的受害者。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导致了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导致了大屠杀，是一种狭隘和容易堕落为暴行的思想。然而，这种思想却与上帝选民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帝选民的观念却恰恰滥觞于以色列，即相信一个人种由于特殊的命运而超越其他人种之上。纳粹主义的词语中有不少对这个犹太观念进行复仇的戏仿痕迹，它正是对犹太人历史的残酷反讽。对客居德国的犹太人来说，上帝在西奈山上拣选子民的神学母题，变成了种族主义的借口，这使得纳粹对犹太的迷恋关系中，存在着一丝微妙但却极为恐怖的逻辑。正是这一丝微妙，让犹太人成为极权主义暴行“选中”来发泄仇恨的祭品。

这也是为什么，斯坦纳不接受前往以色列定居。以色列是大屠杀的遗产之一。然而，在斯坦纳看来，在大屠杀灰烬中诞生的以色列，仍然不得不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生存，变得枪支林立，实际上是“痛苦的废墟”和“荒诞的遗迹”。他决意选择继承的不是大屠杀之后的这份遗产，而是在大屠杀之中消失的、在那之前达到辉煌的犹太精神。他将其概括为一种“把人类视为人之为人进程”的人文和人道主义。尽管民族主义的圣殿最终也是犹太人的圣殿（以色列），但斯坦纳选择留在圣殿之外，继续犹太人精神无根的流浪。

而在努力理解大屠杀的过程中，唯一的宽恕模式只有一种：“只有那些真正从地狱中走出来的人，那些在奥斯维辛亲眼目睹父亲被活活抽死或毒气之后活下来的人，那些从尸体身上残留的金牙中辨别亲人的人，他们才有权宽恕。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利，是因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是这件事的共谋者，对未能阻止它的到来负有责任，“正是由于放纵了潜藏于我们身上的非人性，我们每个人才因此而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