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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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印刷最多的书是《圣经》，排名第二的是《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欧几里得撰写的。
欧几里得从5条公理和5条公设展开推理和证明，最后建成了复杂的几何学大厦。后世的无数科学家从几何原本中吸取营养，开辟了新的领域，包括微积分。
欧几里得的公设，在今天的人类看来简直是废话，因为它们不证自明。比如两点决定一条直线，所有的直角都相等，等等。
但是，欧几里得正是以这些不证自明的废话为基础，建起了逻辑严密、复杂精致的几何学大厦。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虽然早就有“格物致知”这种研究原则，但是由于缺乏逻辑，所以最多看到和记录了一些现象，却不能给出其原理。比如勾三股四弦五。
汉语中的“几何”学这个名字，是明代数学家徐光启确定的。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的关系，是基于真理的伟大的友谊。
本来，利玛窦最先想翻译的是西方天文学的书籍，因为明朝皇帝自称天子，因此他想让明朝皇帝知道天是什么。
但是徐光启坚持首先翻译《几何原本》，因为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的逻辑性是中国人最欠缺的，逻辑是启蒙的基础，逻辑是科学的基础，逻辑也是真理的基础。对于欠缺逻辑思维的人来说，给他介绍任何先进的理论都没用。
不得不说徐光启是正确的。一个欠缺常识，不尊重常识，不坚守常识的人，要么是眼高手低，要么是有心无力。
所谓的公设，就是常识。但是许多人在建筑自己学问大厦的时候，却往往迷失了常识。
罗素说，从正确的逻辑能推出来正确的结论；从错误的逻辑，什么都能推出来。
错误的常识导致错误的逻辑，错误的逻辑会建成荒谬的甚至是邪恶的大厦，而邪恶的大厦反过来又会臆造出更加荒谬的常识。比如某些地方的亩产36万斤粮食。
最复杂的事物建立在最简单的常识之上，自然科学上是这样，社会伦理也是这样。纷纭复杂的社会以及人类之间的关系，必然也要遵循一些像“两点决定一条直线”这样的常识。
在这个领域中，古往今来也有许多人做过努力，希望自己成为数学中欧几里得那样的立法者。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的各种“主义”，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比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资本主义等等。
但是，社会伦理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比如说“人是什么”这一最应该被首先确立的基础，千百年来却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定义。可以说，人类社会之所以复杂和混乱，正是因为对这一基础常识定义的混乱。
柏拉图说，人是不长毛的两足动物。结果第欧根尼将一只褪了毛的鸡送到了他的面前。
老聃说人是客观规律的产物，道生一二三万物，人只是万物之一，没有什么特殊性。有特殊性的人只有一个，就是王，所以他说道大，天大，地大，王大。所以他推导出，天地可以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王也可以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在这种理论下，产生了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产生了法家的驭民五术。
基督教认为，人是神的作品，因此信仰神的每一个人都有神圣性。所以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这就是基督教的常识。
英国思想家洛克根据基督教的这个常识，写出了《政府论》，指出人类天生具有三大权利，即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而人类之所以要组成政府，就是为了更好的捍卫每个人的这三大权利。或者说，不能够捍卫这三大权利的政府，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政府论》诞生之后，美国成了第一个予以实践的国家，实践的结果有目共睹。洛克的《政府论》，就是社会人文领域的《几何原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自然科学的实践证明欧几里得的常识是真理；同样，美国的实践也证明洛克得以建立《政府论》的那些常识也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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