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子试“毒”，用一颗糖丸，拯救3代中国人，今天，他是最该刷屏的明星！

财经

2023-01-02 09:01

作者：正风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在人类历史上，疫苗是所有由病毒产生的流行病的重要克星。

新冠疫情暴发后，疫苗在控制疫情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人们抗击疫情的重要手段。

然而，我们也曾吃过没有疫苗的苦。

60多年前爆发的那场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情，就是因为没有疫苗，数以万计的中国儿童遭受了不可逆转的瘫痪，不少孩子甚至窒息而亡。

当年那场疫情的遏制，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顾方舟。

危难之际，顾方舟挺身而出。

为了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他不惜以自己的儿子作为第一个实验对象，最终验证了疫苗的安全性，并成功研制出口服脊髓灰质炎的疫苗，这种口服脊灰疫苗还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糖丸。

正是这颗小小的糖丸，让亿万孩子摆脱了脊髓灰质炎的威胁，让脊髓灰质炎彻底在中国大地消失。

他也因此被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

今天，是他离开整4年的日子。这样一个特殊时刻里，我们想与你重温“糖丸爷爷”的故事，一同来感受下他的医者仁心和那高尚的灵魂。

“糖丸爷爷”的故事，值得所有人铭记。

“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1926年6月，顾方舟在上海出生。

父亲顾国光和母亲周瑶琴商量后，决定给他取名为“方舟”，希望他能举止方正，像一艘在生命海洋中航行的小船。

当时，顾国光在英国人管辖下的天津海关工作，周瑶琴在宁波当地的一所小学当老师。

这样家庭里，他的生活本该是衣食无忧的，可现实却恰恰相反，一场意外，剥夺了他童年里全部的幸福，取而代之的，是数不清的苦难与艰辛。

多年以后，回想起那段经历时，顾方舟依然止不住地流泪，对他而言，那是一生中挥之不去的伤痛。

顾方舟4岁那年，在海关工作的父亲由于每天都要去轮船上检查货物和旅客，不幸染上了黑热病，救治无效，很快就离世了。留下母亲一人带着顾方舟和他的三个兄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苦苦挣扎。

有人劝周瑶琴尽早改嫁，但都被她坚定地拒绝了，面对一次次上门的媒人，她只留下一句话：

“我要是改嫁，孩子们就完了。”

这个年轻的母亲决定一个人带大这些孩子，可仅靠当老师的工资又难以养活一家人。为了赚更多的钱，她辞去了教师之职，去杭州学习助产，几个孩子留在宁波由他们的外婆代为照看。

就这样，年幼的顾方舟先是失去了父亲，紧接着又离开了母亲。那个时候，他问外婆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外婆，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失去了父母的庇护，外界的恶意也随之而来。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要排演一场话剧，顾方舟非常兴奋地举手报名。但那么多角色中，老师却偏偏让顾方舟演乞丐。

一些不怀好意的同学开始嘲笑他：

“反正你没有爸爸，家里也穷，演乞丐不是正好吗？”

一句句恶毒的嘲讽，就像一根根冰冷的寒针，刺穿了顾方舟的心，痛得他喘不过气来。

别人家的孩子受了委屈可以向长辈哭诉，但为了不让外婆伤心，懂事的顾方舟不仅不哭，回到家后还让外婆把哥哥的旧袍子改成乞丐装，装出一副很喜欢演乞丐的样子。

1934年，周瑶琴学成归来，她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宁波，北上天津，在英租界里挂牌开业，成为了一名职业助产士。

但在租界里，他们的日子还是很不好过。

平日里不仅要面对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还要不断应付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的警察。

一次，警察又来勒索，恰巧被顾方舟看见。警察走后，看着顾方舟恐惧和愤怒的目光，周瑶琴叹了口气，摸着他的头说：

“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救治。”

在那个人无人格，国无国格的年代，“不用求别人”这句话，对顾方舟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从他记事起，面对的大多是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鄙夷、警察的压榨，如果自己能当上医生，就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了。

想到这些，顾方舟不禁欣喜起来。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

“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青年时期的顾方舟

放弃功成名就，

走上一条卫生救国之路

1944年，十八岁的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严镜清。

严镜清早年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后来成为了北京市卫生局首任局长。

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也很陌生，整个社会的卫生条件令人咂舌：

厕所沿街沿河而建，粪便尿溺时常满溢；河水有着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用途；水井与厕所比肩而设，村落里垃圾遍地、臭气熏天……

恶劣的卫生环境直接导致了疾病的流行，每年因此“枉死之人”高达数百万，鼠疫、天花、霍乱等传染病更是“年年盛行，岁岁杀人”，农村地区的平均寿命仅有33岁。

讲到这些时，严镜清总是红着眼眶，顾方舟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也逐渐萌生了投身公共卫生事业的想法。

一次，班里的一位女同学随严教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

回校后她嚎啕大哭地讲着矿上的惨状：

矿工毫无保障，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日不见天，有时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生病了也没有条件医治，死了就被扔到万人坑里……

闻之，同学们纷纷落泪，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女同学的哭诉和大家的抽泣声。

这一幕对顾方舟的冲击太大了，从那一刻起，他心中那团卫生救国之火开始熊熊燃烧了起来。

临近毕业时，大家都在讨论今后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当时，外科医生的待遇很好，社会地位也很高。在大学里，顾方舟就以手巧闻名，同学和老师都劝他去做外科医生，可顾方舟却放弃了这条更容易功成名就的道路，他还是遵从内心的指引，选择投身到公共卫生事业当中。

“外科医生开刀，一辈子能开几个病人，公共卫生多重要啊，做好了能救一大片。”

毕业后，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去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顾方舟被派往战场，负责治疗患了痢疾的战士。1951年，在战场后方的顾方舟被召回大连，组织上很看重他的科研能力，决定派他前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

顾方舟留苏学习期间留影

四年的学习不可谓不苦，而且不能回国。第一年攻克语言关后，顾方舟又花了两三年的时间研究乙型脑炎，光是小白鼠就养了几千只，最终获得了苏联的副博士学位。

1955年，学成归来的顾方舟，在卫生部直属的流行病研究所研究乙型脑炎。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后，顾方舟调到医学科学院，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而顾方舟回国不久后，脊髓灰质炎便在中国集中暴发，一场惨烈的战争，开始打响。

临危受命，

他带着千万家庭的希望奔向远方

1955年，江苏南通被一种怪病侵袭，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且大多数患者均为6个月到7岁的儿童。

因感染程度不同，这些孩子的身体变成一节节扭曲的枯枝，终身离不开轮椅和拐杖，或因怪异的走姿，受尽嘲笑。严重的甚至会失去呼吸功能，窒息而亡。

没多久，这种怪病就在上海、青岛、济宁、南宁等地席卷开来。仅两年的时间，怪病就迅速在全国蔓延。

一时间，民众陷入恐慌，人人谈之色变。

在当时发病最凶的南宁，七八月的大暑天里，家家户户紧闭门窗，任凭孩子怎么央求，家长们都不准孩子踏出家门半步。

很快，经医生们确定，这一怪病正是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

它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急性疾病，夏秋两季是高发季，可以在一夜之间使患者手脚不能动弹，严重的后遗症还会导致终身残疾，甚至危及生命。

此后，中国各大城市纷纷出现了一批“背包族”——父母用布把残疾孩子裹起来背在身上，然后带上干粮，从一个医院走到另一个医院，尽管不断地看见医生摇头，却一直不肯放弃治疗。

得知顾方舟是研究这一疾病的专家后，不少心急如焚的父母甚至抱着孩子跑到了他的实验室求救：

“顾大夫，你是医生，你不能什么都不做，我不想看着我的孩子死掉。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他以后还得走路，还得参加国家建设呢。”

看着跪在地上泣不成声的母亲，顾方舟心如刀绞。

身为医生，治病救人本是自己的天职，可彼时的他却只能攥紧拳头，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这个病现在还治不了。”

当时的很多孩子，顾方舟只见了一面，却一辈子都未能忘记。几十年后，再聊起当年那些患病孩子时，他还是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薄弱的医疗条件下，医生们对这种病毒也是知之甚少，即便是顾方舟也无能为力。

眼看着每年数以万计的孩子染病致残，顾方舟心急如焚，再不控制下来，怕是半个中国都要变成瘸子了……

1957年，顾方舟带领团队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12个城市中分离出患者粪便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并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确定了国内流行的病毒类型。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髓灰质炎的第一战。

大量的临床实践研究后，他发现，这一病症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只能通过提前注射疫苗的方式进行预防。

可疫苗从哪来呢？最快的办法就是借鉴其他国家的研制经验。

于是，1959年，33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带着千万家庭的希望，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列车。

以子试“毒”，一场悲壮的豪赌

顾方舟在莫斯科考察期间，一场关于两种脊灰疫苗的争论正在学术会议上上演。

作为世界难题，当时的疫苗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美国正在大规模推广的“死疫苗”，安全性已得到验证，但需要注射4针，每针15美元，还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接种操作。

另一种是苏联研制的“活疫苗”，只需要口服，使用方便，成本也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安全性尚未通过实验，还没有国家实际使用过。

一道重大选择题摆在了顾方舟的眼前。

若决定使用“死疫苗”，虽然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但现在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如此高昂的价格，让全国所有的孩子都接种，根本不现实。

活疫苗，看似危险，却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顾方舟坚持走“活疫苗”的路线得到了国家的支持，随后苏联专家向顾方舟转赠了一些美苏研制的疫苗原液，顾方舟如获至宝，立即返程回国进行实验。

虽然顾方舟获得了一些疫苗原液，但美苏两国对其实验的重要数据却是严加保密。为此，顾方舟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了液态活疫苗，并通过了动物实验。

不过，仅仅通过动物实验还不够，疫苗的大规模使用必须得通过人体实验。然而，这第一个人体试验由谁来做呢？

“我来！”

关键时刻，顾方舟挺身而出。

同事们纷纷劝他，没人知道新疫苗有什么风险，弄不好非死即残啊。

可顾方舟却更加坚定了，他知道，疫苗所需的临床数据没有人比他了解，他更清楚，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

多耽搁一天，就会有上百个孩子被感染，多耽搁一年，就会有成千上万个孩子终身残疾。孩子们等不了，成千上万个家庭等不了，中国等不了。如果一条命能救一代人，也算值了。

就这样，顾方舟毫不犹豫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

一周过去了，顾方舟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但本该感到高兴的他，此时却皱起了眉头，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

脊髓灰质炎多发病于7岁以下的儿童，也就是说必须要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才能说明问题，但找谁的孩子呢？谁又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拿来做试验呢？

顾方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瞒着妻子，给当时还不满1岁的儿子顾烈东喂下了疫苗。

这是一场悲壮的豪赌。

一旦疫苗出现问题，孩子可能就会终身残疾，甚至再也没机会看到明天的太阳。

“我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喝，却让别人家的孩子喝，没有这个道理。” 妻子李以莞得知儿子服用疫苗后，顾方舟这样对她说道。

给儿子喝下实验疫苗后的那些天，是顾方舟在攻坚克难的青春岁月里，陪孩子最多的一段时间。

他每天寸步不离地观察儿子的情况，抱着他一遍又一遍祈祷，这是自己的希望，也是千千万万父母的希望。

在顾方舟的感召下，研究所的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下了疫苗。

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过去了，孩子们的生命体征正常，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看着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顾方舟喜极而泣，他和同事们相拥在一起，欢呼道：

“安然无恙，安然无恙，我们的疫苗成了！”

顾方舟与儿子顾烈东

改良疫苗，‍

一颗糖丸救了三代中国人

在顾方舟用儿子测试了疫苗的安全性后，接下来的重点是要获知疫苗降低脊髓灰质炎流行的能力，这必须要在上百万儿童中进行观察。

因为疫苗的重要成分要从猕猴的肾脏中提取，要生产百万份的疫苗试剂，必须得找到一个适合大规模饲养猕猴的地方，顾方舟把地点锁定在了昆明的一片山林中。

1960年，34岁的顾方舟再次背井离乡，和一群同事们来到这片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建设医学生物研究所。

在顾方舟的记忆里，那段经历“是最困难的”。

修路、拉电线、场地规划、实验大楼、生产大楼的设计，都要自己来。大家不分身份、工种，不分男女，都参与搬砖、推路，搞土建……“什么活都得干”。

最难的是饥饿。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没吃的，我们也没吃的。建所的时候，就是饿。饿着肚子干的。但大家都憋着一股气，要把事情干成！”

顾方舟和同事们在山洞中垦荒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后来救了全中国的实验室，竟然是一群科学家一锹一锹挖出来的。

九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

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缅甸的途中路过昆明，还特地来到他们的研究所参观。

顾方舟对正在视察疫苗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

周总理听了，直起了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

“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道：“我们有信心！”

周总理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顾方舟也被总理的情绪带动起来，他紧张的心放松下来，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

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十一个城市推广开来，受试者均为7岁以下的儿童。

近一年的密切监测表明，各市脊灰发病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与1959年相比降低1-12倍，北京、天津、青岛的脊灰流行高峰基本消失了。

这也意味着国产疫苗是安全有效地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生物制品，它可以在全国全面推广了。

不得不说的是，为了研制疫苗，顾方舟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是奉献了三代人。

他的几个孩子都在山里长大，没读多少书，母亲也在山上去世。这些，都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但他并没有太多的抱怨，看着孩子们那一张张开心的脸庞，他总是笑着说值得，值得。

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却没有大意。

他敏锐地意识到，疫苗需要冷藏保存才能保持活性，这给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疫苗覆盖增加了很大难度。

此外，液体疫苗服用时也有问题，家长们需要将疫苗滴在馒头上，稍有不慎，就会浪费，小孩子还不愿意吃。

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

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同事们后，大家都眼前一亮。

说干就干，经过了一年多研究，他们运用中医制丸剂的方法，创造性地改良配方，将疫苗滚入糖丸，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科学检验。

这种糖丸疫苗一人一颗，好吃又不浪费，室温可以保存5天，冰箱可以保存两个月，偏远地区还可以放在保温瓶里，延长保存时间，从而确保了脊灰疫苗可以投放到全国各地任何角落。

1962年开始，糖丸疫苗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

截止1993年，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直接从最初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了十万分之0.046，顾方舟和他的糖丸拯救了亿万儿童，让三代中国人免于残疾。

他也因此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在了解他的故事后，很多人动容地说：

“那是一生中吃过最甜的糖丸，没有之一。”

顾方舟给孩子们喂糖丸

他向世人展示了，

什么是值得的一生

90年代后，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

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生最后一例患者后，我国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成功消灭了脊髓灰质炎，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在证实报告上郑重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天，顾方舟激动得一夜未眠。

“（签完字）回来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说（脊髓灰质炎）在咱们的中国算是没有了，脊髓灰质炎消灭了，我说咱们这几十年没白辛苦。

如果周总理健在的话，我一定想办法跟他汇报，我说我实现了我对您的承诺。”

晚年时，顾方舟和当年研究所的同事们在昆明相聚。

这些当年一起挖山洞、抓猴子的年轻人，都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

宴会上，他领着大家朗诵，以前他们在山上常念的那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

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念完他问大家：

“同志们，咱们为消灭小儿麻痹奉献一生，值不值？”

一群老人开心得像孩子一样，举手大声欢呼道：

“值啊！值啊！”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顾方舟荣获了“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然而他却没能亲自领取这份荣誉。

2019年1月2日，顾老走了。临走前，已经睁不开眼的他，紧紧抓住后辈的手，留下了那最后的遗言：

“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告别仪式上，妻子李以莞写给他的挽联是：

“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

这正是顾方舟一生的写照。

回看顾老的一生，有漫长的学习，有枯燥的研究，有对理想的赤忱，还有对众生的悲悯。

以庸常对抗瞬变，以渺小铸造伟大。

他向世人展示了，什么是值得的一生。

正如《感动中国》组委会给顾方舟的颁奖词所言：

“舍己幼，为人之幼，这不是残酷，是医者大仁。

为一大事来，成一大事去，功业凝成糖丸一粒，是治病灵丹，更是拳拳赤子心。

你就是一座方舟，载着新中国的孩子渡过病毒的劫难。”

一代巨匠逝去，科学精神永存。

“糖丸爷爷”，谢谢您。

参考资料：

[1]. 病毒学家顾方舟：一生只为一件事，中国科学报

排版 | 正风

审校 | 奇遇轮值主编 | 徐悦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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