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部落，阻止他们“阉割”女孩，用了一年才成功｜老友记71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割礼这件事——

用刮胡刀割下阴蒂和外阴唇，还要用针线将伤口缝合起来，整个过程不用任何麻醉。

全球大概有30个国家的女孩都经历过这样的遭遇。

但这并非今天要讲的全部。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叫林石华，援建非洲时，因为一场民事纠纷案件，来到了当地的原始部落。

可越是案件进行到尾声，他越是为这个部落正在发生的事担忧，他亲眼目睹了割礼的全过程。

最终他决定做点什么，试图帮这些女孩改变命运，哪怕只有一点点。

当我好奇，他为什么愿意去为并非同胞的人们做这些事时，他已经在故事里回答了我——

“第一，我也是一个有女儿的人。

第二，无论种族，只要是人类，发出咳嗽时的声音是一样的。那些痛苦背后常有值得我们思考和需要规避的问题。”

我要代表中国公司去那里处理一件棘手的民事案件。

负责审判此案的酋长已经93岁了。在肯尼亚的任何一个部落里，酋长拥有绝对的权威。从部落的祭祀，到家庭琐事，所有的是非曲直，都由酋长来裁决。

酋长裁决事情的地方，叫部落庭，每月第一个周的礼拜五开庭。

陪同我的当地人叫拉夏贝尔，他提醒我，到了酋长的法庭上，千万别撒谎，那样事情会变得复杂。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只能和男人说话，不能和女人打招呼。”

一早出发，到下午，车已驶入马拉部落地界。

透过车窗的玻璃，我看到了一簇簇移动的“火焰”，那是身穿特殊服饰，走来欢迎我们的人群。

下车望着欢迎的人群，我分不清哪些是男人，哪些是女人，不敢贸然说话。

看了会儿我才明白，男人的手里都拿着木棍，裹着像一团火的“束卡”。

这一头粗一头细的木棍不简单，意味着马赛人的尊严，即便进了首都也可以随身携带，这是历届政府特许马赛人的，其他部落绝不允许。

这时，男人们排成排，接连跳起来，一个个地比着跳。这是他们的欢迎仪式。

与男人们相反，马赛族的女人们，一律留着光头，穿过孔的耳朵，几乎垂到了肩上。

男人们还在一个接一个地跳着，女人跺着脚，拍起手，打着非洲鼓般的节奏。

一个七十岁左右的男人走了过来。等走近了我才发现，他脖子上挂着一部翻盖的手机。

来人是酋长的长子，拉夏贝尔叫他师爷。

师爷用手轻轻摸了一下他的头，这便是最好的问候与祝福了。

而我是外来人，师爷主动和我握了握手，并用左肩右肩依次与我碰了一下。我趁机递上事前准备好的100元人民币。

懂英语的师爷说，这是部落第一次收下中国的人民币，和往常所有收入一样，也将用于部落的必要开支。

我跟着师爷路过了住着妇女儿童的区域。

冷不丁地，土路旁边的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女孩子的痛哭声。

哭声最大的人群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只看见一个女孩坐在草地上，一个年龄大的女人，埋头在女孩的前面弄着什么。

那揪心的哭声，分明是这个女孩发出来的，我听清了她哭着喊“妈妈”。

旁边的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坐着另一个女孩子，在不停地擦拭着眼睛，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她的脸上涂抹着白色的颜料。

三个站立在一旁的女孩，神色不安，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而这些女孩身边的成年女人，却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都在高兴地说笑着什么。

我不由地停住了脚步，而师爷却充耳不闻，面带微笑地继续走着。

拉夏贝尔看出我的心思，提醒我说：“先生，我们都不能靠近。”

我困惑地说：“大白天的，她们却在哭泣，这是为什么？”

拉夏贝尔说，这是部落女孩子的阉割礼，他事前也不知道，因为阉割礼的日子，是巫师卜卦后长老定下来的。

我知道穆斯林地区男子的阉割礼，但女孩子也要行阉割礼，这还是第一次。

看着我好奇的眼神，拉夏贝尔小声说：“只有行了阉割礼，女孩子才能成年，这是马赛人的习俗。”

这时师爷回头说话了，他纠正拉夏贝尔说：“这不是习俗，这是我们马赛人的传统。”

突然，人群里的那名女孩，又撕心裂肺地呼喊起了“妈妈”。

我当时还想不到，这个所谓的“阉割礼”，就是生生割除女孩子的阴蒂和外阴唇。

除此之外，女孩子的所有生理特征，都不能表明她已经成人，也没有人会娶她做新娘。

而一名马赛族的女人，她真正的人生，就是从有人娶她做新娘的这一天开始的。

此前的人生，只能叫做“磨难人”。

我跟着师爷，沿着缓坡走到了一个小篱笆门前，不用问，里面就是酋长的住处了。

那个我即将过堂的法庭，也应该就在这里。 

我将带来的七箱方便面中的六箱，还有十二瓶装的小二锅头，搬下来交给了师爷。

然后我静等着酋长的召唤。

我曾问过拉夏贝尔，见了酋长，是不是也要行跪拜礼。

因为按照他的说法，酋长不就是相当于中国的皇帝嘛，出门坐轿骑马，人人见了都要跪。

拉夏贝尔说，只有奴隶才会下跪。他们尊敬酋长，但没有一个马赛人是奴隶，因为酋长和土地牛羊一样，都是属于部落的。

事实也如此，那天，酋长需要判定的事情多，从上午九时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离开法庭半步。

我不禁想象起酋长的样子来，一位93岁的老人了，哪来的这么大的精力。

而我的前面，还有6个等待开庭的人。

其中，两个低头沉思的女人，旁边各站着一名男人，我猜想，这应该是家庭纠纷吧。而另外两个男人，相互盯着对方，似乎怒气依旧未消。

看着手里拿着木棍的两个男人，我担心他们再次打起来。拉夏贝尔微笑着说，不会的，天大的事，到了酋长这里，人们也不会再去动手动脚了。

我问拉夏贝尔：“天大的事？酋长断过杀人案吗？”

拉夏贝尔回答我说，他从记事以来，没听说过马赛人之间出过人命，部落之间有了矛盾，双方的酋长会出面，化干戈为玉帛。

拉夏贝尔突然说：“我们马赛人的敌人，除了袭击牛羊的狮子，就是当年掠夺我们的殖民者。”

我知道这里的男人都杀死狮子才算成年，忍不住问：“你们杀过来殖民你们的人吗？”

“杀死过。是酋长他们那一辈人干的。茅茅运动的那一年。”

“茅茅运动”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名词。我后悔读书的时候没好好学学世界史，这应该是与老牌的殖民者英国有关。

当年，酋长他们杀死的人，十有八九就是英国殖民者。指着草棚子下的一个用油纸包裹的小发电机，拉夏贝尔说：“这是当年缴获殖民者的胜利品，现在还可以用。”

我这才发现，一根五六米高的木杆，穿出草棚拔地而起，上面还有简易的通讯天线。只要定时发电送到了天线上，这里便有了手机信号。

原来，拉夏贝尔的电话，就是这样打进来的。

但凡来到这里的人，没有谁会否认马拉部落的原始。可也不会有人来否认，马拉部落原始中透露的现代，这根高高的电线杆，还有他们关于族长权力，尊重律法的思考，就是令人沉思的物证。

只是每当听到，那一声声行阉割礼的女孩喊“妈妈”的哭声，又把我拉回了现实。

我的心情难以缓和。

迎着慢慢西下的太阳，我仔细打量起酋长的住处来。

酋长的房屋在蘑菇状草坝的极高处，站在这里，整个马拉部落的房屋和牛羊，可以一览无余。

据说他有十六名妻子，每人都有一栋房屋，依次散落在周围。

我正想着什么的时候，身后不知何时，已经站着一名比我高出一头的男子。

他披着火红的“束卡”，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木棍顶端镶着发着亮光的矛头，腰间还挂着一把带皮套的刀。

拉夏贝尔点头示意后，给我介绍说，这是要和我打“官司”的人。

我不由地心头一惊。

这时，师爷弯着腰出来了，不冷不热地说：“请进吧，轮到你们了。”

我弯着腰走进了不知结果如何的法庭。

我想象中的法庭，酋长头戴王冠，黄袍加身，武士持棍佩刀，矗立两旁，将会一派煞气。

可进来一看，却是另一番样子。

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酋长端坐在东面，我这才看清了酋长的模样。

和所有部落的男子一样，酋长也身披“束卡”，酋长背靠的狮子皮十分完整，头上带着一顶狮子头皮缝制的帽子，而酋长的威严，也来自那留着93根的细长发辫，一根发辫不只代表了一岁，也意味着沧海桑田，而苦难将多于快乐。

这时，师爷吭声了，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马赛语。

拉夏贝尔翻译道：“先生，你可以陈述了。”

我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我们公司里的中国员工，年龄普遍偏高，虽然有过短期的英语培训，但什么语法和句型根本谈不上，指导黑人兄弟做工还是有一些困难。

尤其是那个拌合厂的厂长，因为工序十分复杂，一件事反复说多了，黑人兄弟还是不开窍，他便有些心烦急躁，再加上有人偷懒怠工，就时不时来上一句国骂。

黑人兄弟问：“妈了个婢的”什么意思。

我们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其中一条是，决不能打骂黑人兄弟，否则与当年的殖民者就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厂长只好说，这是“友好”的意思。

于是，“妈了个婢的”是“友好”，便在黑人兄弟中传开了。

我来肯尼亚之前，北京一名局长来锡卡项目视察，列队欢迎的黑人兄弟，对着局长大人微笑着喊道：“妈了个婢的！”

局长一愣，陪同的总部领导，脸色更是像猪肝一样难看。事后，厂长劈头盖脸埃了一顿骂。

厂长吃了一堑，却没有长一智。

不久后又有黑人兄弟偷懒，厂长又开始了国骂。这次听懂的黑人兄弟哈米特不干了，动手打了厂长一拳。

厂长忍住了没有还手，可一气之下，开除了哈米特。

尽管挨了一拳，但国骂在前，违法了肯尼亚的法律——辱骂罪名成立，将面临三万先令罚款，或三个月监禁。

再者，肯尼亚《雇佣法》里明文规定，雇员即便是有天大的错，也应在三次书面警告后才能开除，否则，也属于违法。

公司立即责成厂长当面赔礼道歉，并恢复了哈米特的雇员待遇。

可事情没有平息，当地的工会起草了一份文书，经认字不多的哈米特按上手印后，递交给了当地的法庭。要求法庭关押厂长，否则，就组织雇员集体罢工。

实际上，当地工会组织罢工是假，想趁机提高工资待遇是真，这一年可不是小数目。

最后，厂里让我去找公路局的监理拉夏贝尔，他与哈米特是同一个部落，他要出面肯帮忙，这件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拉夏贝尔，五十多岁，手中拿着一截一米多的木棍子。我见面掏出准备好的小费，拉夏贝尔马上答应帮忙。

他说，这件事只有家乡纳罗克县的酋长出面，才能彻底平息起诉起诉风波。如果我愿意再给他一箱方便面的话，他还十分高兴陪我一同前往。

因为那样的话，他的十个妻子，将会十分地高兴。

方便面在这里，可是比牛排还稀有的珍贵礼物，拉夏贝尔说，他的家人，只舍得一根一根的吃。

我对拉夏贝尔口中的十个妻子表示存疑。

他却不以为意，说马赛人只需要十头牛，便可以娶部落里喜欢的任何一个女孩。

而拉夏贝尔是该部落第一个高中生，后来又接受了中国的工程技术培训，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工程师。

现在他的月薪3500元人民币，每月给每位老婆120元生活费，除了其它开销，还能剩下1000元人民币。

所以，只要拉夏贝尔喜欢，他确实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继续娶那些看得上的部落女孩。

我问道，那一箱方便面只有十二盒，每个妻子和孩子一盒，还剩下两盒怎么分配。

拉夏贝尔说：“剩下两盒，一盒送给爸爸，另一盒，送给妈妈。”

拉夏贝尔口中“妈妈”的发音，和汉语的发音没有多大的区别。或许，如果不说十个妻子这样的风俗，他们对于母亲，至少和我们一样有感情。

当然，审判庭那天，我只陈述了前半部分，拉夏贝尔和方便面的事，自然不会提。

庭上，拉夏贝尔是交替翻译，我说一小段英语，他在翻译成马赛语。

等我陈述完了，房间里已经黑下来，只有矮矮的房门和不大窗户处，才有一些落日的余光。

过了一会儿，师爷说话了:“你讲的都是实话吗？”

我回答：“都是实话，没有半句假话。”

师爷问：“那么你们的人，为什么辱骂哈米特和其它雇员呢？”

我照事理说，我们的人说粗话有错在先，但这句话也是我们的口头语，其实，发自心里的恶意，一点也没有。师爷又问：“那你们的人，平常也这样的说话？”

我实实在在地答道：“有的。有时候焦急了，也这样说。”

师爷突然又问：“哈米特怎么样你的人了？”

“打了我们的人一拳，但没有任何的伤痕。”

说到这里，师爷不再问了。

顿时，法庭又安静下来，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在马赛语和英语之间来回翻译的拉夏贝尔，此时，又低下其脑袋来，刚才不停比划的手，也一动不动了。

师爷走过来，朝我的“对手”，也就是哈米特的父亲小声嘀咕了几句，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用马赛语朝酋长和四位长老说着什么。

一直没有吱声的酋长终于发话了：

“他们（当地工会）只能保护哈米特一时，而部落可以保护哈米特的一生。”

说完，酋长和四位长老，还有哈米特的父亲，走出了法庭。

拉夏贝尔又翻译了一遍，我才明白，酋长这是判我们“胜诉”了。

师爷走过来说，拉夏贝尔将通知哈米特撤诉，我现在可以去参加庆祝活动，晚上酋长请我一起吃饭。

我如释重负，深深地喘了一口粗气。

见天色将黑，我对师爷说，我想离开部落，连夜返回内罗毕。这一次，我没有说实话。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我先要赶到纳罗克县城，我们无论谁出远门，天黑之前必须报告自己的情况，这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也是规定的纪律。

师爷看了我一眼，又不冷不热地说：“你以为，你还能走得了吗？”

这时，哈米特的父亲走了进来。

我心头一颤。酋长不是判我们胜诉了嘛，这个师爷他想干什么？

而哈米特的父亲，却友好地伸出了一只手，然后用左肩与右肩，有力地和我对碰了两下，微笑着离开了。

我马上明白，哈米特的父亲，也已经彻底“化干戈为玉帛”了。

这时，拉夏贝尔解释说，刚才师爷是说，到了夜里篱笆墙外十分危险，如果碰上了狮群的话，它们会推翻汽车，倒扣在车里会憋个半死不活，而若开门逃跑，正中了狮子的诡计。

我感谢地对师爷说，那我就客随主便了。

师爷指着架在一棵老树杈上的蚕茧屋，说，那是我夜里睡觉的地方。

望着老树叉上的蚕茧屋，师爷说他的父亲当先酋长后，搭建了这栋树屋，一直到80岁，实在爬不上去了，才搬到了现在的起居室。

师爷有些羡慕地说，除了他酋长的父亲，还有他的妈妈们，我是第一个能在树屋里过夜的人。

这让我受宠若惊，我问师爷，他的亲生妈妈呢，我能否见到他？

指着离酋长起居室最近的蚕茧屋，师爷说，他的妈妈是父亲娶的第一位新娘，还健在，也93岁了。

我不由地想问师爷，他到底有多少个兄弟姐妹，他自己有几位妻子，又有多少个儿子和女儿。

可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因为，这个时候问这些，不仅十分地冒昧，也十分地愚蠢。

很快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一场庆祝活动。

为那些被“阉割”的女孩而庆祝。

与拉夏贝尔争论时，我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牛粪味道。

走近了一看，是有人在用新鲜的牛粪，浆糊着一栋脱落了外皮的蚕茧屋。

马赛人的房屋，内外都糊着一层牛粪，旱季可以挡风，雨季可以驱赶蚊虫。我这才想起，酋长“法庭”里那淡淡的牛粪味，原来是这样造成的。

这栋蚕茧屋，和酋长法庭差不多大小，前后各有两扇玻璃窗户，里面横排着几块木板。

“学校？这是你们部落的学校？”我问拉夏贝尔。

拉夏贝尔说，还不能叫学校，只能算得上部落的“书坊”。原来，这是部落7岁以上孩子的集体房屋，经他提议，酋长同意改建成教室，那两扇玻璃窗户就是他捐献的。

我问：“谁来教这些孩子？”

拉夏贝尔说，部落里的人除了母语马赛语，大都会斯瓦希里语和简单的英语，但既能说又能写的，只有他和师爷两人。

而拉夏贝尔常年待在首都内罗毕，平常不怎么回家，只是到了雨季的下雨天或偶尔的礼拜天，师爷才召集起孩子们来，学一些斯瓦希里语和英语。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一个真理，无论哪个民族都是如此。

如果拉夏贝尔不被酋长送去读高中，他现在也一定认不了多少字，更不用说，能当就连内罗毕人也羡慕的道桥工程师了。

据说，他当年读书的资格，还是因为成人猎杀狮子的成人礼中，放过了幼崽而得来的。

而至今这个部落再也没有那么幸运的“幼崽”了。

这里除了拉夏贝尔，还没有一个人见过火车。师爷脖子上那部翻盖的手机，也是拉夏贝尔用节省了几个月的工资，买来送给部落的。

我看着几个女人正在涂抹着牛粪。还有几个正在准备做饭的，一路小跑跟在牛后边，将冒着热气的牛粪接到了荆条筐里，直到装满了才抱着离开。

而她们却在微笑，仿佛抱着的，不是臭烘烘的牛粪，而是一筐心爱之物。

我想自己应该为这所“书坊”做点什么。

在肯尼亚的国字头中资企业里，我们年薪少的都没法说出口来，但每出差一天，有500元人民币的差旅费。

我当下决定，将自己和司机的1000元差旅费，回头全部交给师爷，给部落的孩子们买些学习工具，或为“书坊”填补点什么。

也是在这时，庆典开始了。

我和拉夏贝尔走到空场地时，看见行阉割礼的女孩坐在中央，涂满了白色颜料的脸，已经看不出任何表情。

我听不见一丝她们先前喊“妈妈”的哭声。

衣着鲜艳的女人们，尤其是她们的妈妈们，一圈又一圈，一边跳着，一边唱着。

妈妈们的节奏虽然缓慢，但分明传递着力量。

我的猜想是对的。

哼跳了几圈后，几位妈妈上前，一人一句地唱到道：

痛是力量，苦是希望；

站起来，孩子！站起来，孩子！

不久后的那一天，有人会娶你做新娘。

当拉夏贝尔翻译出这些马赛语的歌谣时，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也想起了还在读小学的女儿。

妈妈们又哼着跳了几圈后，一位女孩第一个站了起来。随即，其它的女孩也站了起来。

迎着火光，我看到，她们加入歌唱舞蹈的那一刻，脸上便有了笑容，因为她们一微笑，那比颜料还白的牙齿就露出来了。

而迎着火光，我也看清了，女孩坐过的光滑的石头上，分明有血污。

随着一阵高亢的呼喊声，部落的男人们也加入歌唱舞蹈。

男人的歌唱，仿佛是在喊号子，类似于国内伐木和打夯的节奏，而且越喊声音越高。

拉夏贝尔说，这些适龄的男孩，是在鼓舞割礼过的女孩，也是在鼓舞即将割礼的自己。

马拉部落的割礼都定在双数的年份，女孩在单数的日子，男孩在偶数的日子。明天是9月4日，这些适龄男孩的割礼，将在太阳升起后的上午进行。

此后，无论结婚与否，他们都不能在蚕茧屋过夜，要彻夜守护部落的牛羊，还有妇女儿童，以及他们的酋长和长老。直到满了35岁，才能回到自己的蚕茧屋过夜。

突然，几个成年男人倒在了地上，做着各种奇怪的动作，嘴里还念念有词，好像完全失去知觉了一样。而围着他们的男孩子，跳的更高，喊声也更大了。

我也不知不觉跟着跳了起来。

一个男孩兴奋了，他跳到了我的面前，一蹦到了我的胸部，那下面的遮羞布，也随之跳跃起来。

不知何时，拉夏贝尔不见了。我跳了一圈又是一圈，直到大汗淋淋，气喘吁吁。

我猛地看到了师爷，他在和拉夏贝尔说着什么。

他们说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因为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停止了交谈，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了，酋长在等着我。

来到酋长住处的小篱笆门时，司机被拉夏贝尔请进了自己的蚕茧屋，他们俩要在这里吃晚饭。

拉夏贝尔说，他已经和哈米特通过电话了，我大可放心地去喝酒吃烤牛肉。

想起了先前的想法，我打开背包掏出了相当于600元人民币的先令，说这是我和司机的饭钱和住宿费，师爷没有半点的推辞，将钱塞进了脖子上装手机的小皮袋子里。

等走进涂着蓝色的蚕茧屋时，酋长已经坐在那里等我了。

而他的妻子则端上了一小盘牛粪来。

我着实惊诧了。难道酋长要用牛粪来带招待我不成。

酋长抓起了一把牛粪，来回搓起手来，他不急不慢地搓着，不一会儿，手中的牛粪成了一个长条。

我心里想，酋长该不会吃下去吧，这可是牛粪啊。

这时，师爷也抓起一把牛粪搓起手来。

见我一脸的惊诧，师爷说：“这是饭前洗手。”

我只能入乡随俗，忍着恶心，也抓起了一把牛粪搓起来。

酋长将搓完了牛粪，然后，端起牛角杯将牛血一饮而尽。

此时，搓完了手的师爷，闻着双手说：“这是草原上极好的味道，胜过了任何的香料。”

烤牛肉的味道十分诱人，可因为用牛粪洗手，接着又喝了一杯牛血，我实在是吃不下去。

马赛人自酿的酒，相当于国内的米酒，喝一口甜绵绵的，我一牛角杯下肚后，刚才翻江倒海的胃舒服多了。

“中国在哪里？”这是酋长和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世界地形图，指着雄鸡一样的中国给酋长看。

酋长犀利的目光盯了一会儿地图，问我：“白人掠夺过你们中国吗？”

我猛然想起了鸦片战争，想起了八国联军，说他们曾掠夺过中国，杀死了许多的中国人，当然，我们中国人也反抗他们。

酋长说：“我们杀死过白人。”

自1890年，英国武力侵占了肯尼亚，期间部落勇士代代抗争，一直到1963年肯尼亚独立，部落都没有得到原来的土地。

我这才知道，酋长是部落里最早会英语的人。可肯尼亚独立后，酋长就只讲马赛语。

“民族独立”，“独立什么”，“谁来独立”，作为亲历者的酋长，至今仍耿耿于怀。

酋长和我干了一牛角杯酒后，又继续了他那活化石般的谈话。

我明白自己，只是一个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对于马赛人或者酋长那外人极少了解的神秘历史，我只有聆听的份。

这时，酋长邀请我，又喝干了一牛角杯酒。

映着师爷添加的树枝火苗，我看到，酋长原本大象皮一样的脸庞，顿时有了些许的红晕。

我想着别喝太多了，一口干掉了酒，然后起身告辞。

酋长突然问我：“能不能帮一个忙？”

93岁的酋长近乎“深情“地望着我，说能不能找一名会中文的人，来教孩子们中国话。

师爷也插话说，他来负责食宿，部落的收入多了，也会给一些生活补贴。

我明白，这一定是拉夏贝尔的主意，因为他曾和我说过，让他的孩子将来学中国话。

我也问了酋长：“为什么要我去找一名会中国话的人，而不是会英语的人？”

师爷翻译酋长的话说，拉夏贝尔是部落最富有的一个，将来的哈米特也会富有，而他们都与中国人打交道，所以部落的孩子们要学中国话。

而我也正好考虑过这个问题。

第一，富有或许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能拥有解决带女孩们去医院再做手术的资格，为她们避免危险。我也是一个有女儿的父亲。

第二，拉夏贝尔虽然认为割礼是一种传统，但他也在慢慢被改变，至少愿意带女儿去医院。而这些，都是因为他看到了更大但世界。

第三，我恰好认识一些正在非洲各处支教的朋友。

于是我说：“这个问题不大，我可以试试看。”

没想到，酋长又倒满了酒，然后与我碰杯，说：“如果事情办妥了，可以选部落里任何一个女孩，当你的新娘。”

我想起十头牛能换一个新娘，于是说：“我哪来的十头牛啊？” 

酋长摆摆手说：“一头牛也不需要，这是部落奖给你的。”

我又喝了一杯，只是说，我们中国人说话算数，我试试看。

刚走出了蚕茧屋，让风那么一吹，我顿时有些醉意了。

我朝送我的师爷嚷道：“发电，我马上打电话找人。”

有了电，找到信号后，我第一个拨给了那个朋友，可接连打了好几次，却没人接电话。

我有些扫兴，趁着酒劲一个电话打给了公司的负责人。

对方还没有吭声，我就开骂了，说：“妈了个婢的，你好好管管老郝（厂长），决不能再骂妈了个婢的了，妈了个婢的。”

后来，我只知道自己爬上了树屋，其它的什么也记不清了。

直到在猩红的噩梦中醒来，才发现身下铺着狮子皮，身上盖着狮子皮，枕头是狮子的头皮，三面木墙上挂着的，也是狮子的头皮。

这哪里是什么树屋呀，简直就是一个狮子窝嘛。

我打开树屋牛毛毯的门帘时，已经日照三杆了。想起昨晚给朋友都打电话了，而后来就断片了，我赶紧看手机信息。

对方短信说，她不方便接电话，人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我顺着木梯子走下树屋时，师爷已经等在那里了。想起了吃早饭，又要搓牛粪，还要喝牛血，我执意要马上离开。

这时，司机过来比划着说，早上不用搓牛粪，只是喝牛血吃肉。

我突然发现，酋长正在自己的蚕茧屋前迎着我。

我赶紧上前，十分礼貌地问候酋长。

酋长说，香肠树是马赛人的幸运树，能在上面的树屋里住上一夜，人就更幸运了。

为了对方的招待，也为了这里的女孩，我最后答应酋长，一定找一位会中国话的人来部落。

要告别了，我掏心地告诉师爷，我没有资格，评判部落的一夫多妻，女孩子的割礼，但孩子们一定要读书，至少要会读会写斯瓦希里语和英语。

师爷说，和马赛语一样，斯瓦希里语他们是不会忘记的，但与英语相比，他更想让孩子们学习中国话，将来能和我们中国人一起工作。

我问师爷：“这究竟是为什么？”

师爷说，通过哈米特这个件事，他们觉得中国人不说假话，做事公平公正。这也是酋长的观点，否则我给再多的钱，他也不会帮我的。

还有，拉夏贝尔也曾说过，他给许多外国人当过监理工程师，只有中国人是真心帮助他们的国家。

“哈库那玛塔塔!

“哈库那玛塔塔!”

道别完，师爷突然握住我的手，滴里嘟噜说了一连串英语。

我琢磨了一会儿，才大体听明白了师爷的话：有人会在九个脚趾头的人面前，数自己的十个脚趾头，西方的白人就是这样。

而我代表的中国人却没有，所以他欢迎我随时随地再来部落。

我有一点感动。

离开马拉部落后，司机告诉我，拉夏贝尔问能不能再住一个晚上，因为我还没有去他家看看呢，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想见见我这个中国人。

仅仅不到两天的接触，拉夏贝尔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仅会三种语言，口语的翻译能力也很强，还懂得道桥施工技术。

更难得的是，自己有了钱，还不忘部落的孩子们。

拉夏贝尔突然问我，他想跟着我们干，好好掌握一下国际土木业通用的菲迪克条款。再者，我们的年薪比公路局发给他的要多一倍。

我告诉拉夏贝尔，当一名监理工程师，也能掌握菲迪克条款。公路局给他的年薪虽然低，但却是固定的长期的。

跟着我们干，年薪是要高一些，可锡卡高速结束后，项目就青黄不接了。

拉夏贝尔“嗯嗯”听着，不住地点头示意我说的有道理。

沉默了一会儿，我告诉拉夏贝尔，他目前应首先干一件事，向政府甚至总统写信，呼吁终止女孩子的割礼。

我直截了当地说，其实，他已经开始抵制女孩子的割礼了，只是自己不觉得而已。

拉夏贝尔争辩道，他没有抵制女孩子的阉割礼。

我说拉夏贝尔，你送自己的女儿去县城医院做割礼，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抵制了。

见拉夏贝尔若有所思的样子，我进一步说，男孩子割礼是科学，而女孩子割礼却是无知。

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发出终止女孩子割礼的呼声，否则的话，读书与不读书，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我最终离开了这个部落。

往后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

那一年，我兑现了承诺，朋友的两个儿子来到这个马赛部落传授知识。

而我在遭遇索马里人袭击时，救助我的人正是部落里的哈米特。

同一年，拉夏贝尔回到锡卡以后，有议员呼吁废除女孩的割礼，拉夏贝尔是第一批签字响应的知识分子。

最终的结果是，肯尼亚颁布法律，废除了女孩子的割礼。拉夏贝尔打电话告诉我，尽管部落女孩的割礼还没有完全禁止，但他的女儿将不再做割礼，连县城的医院也不再去了。

或许下次再去我不会听到哭声。

我有时也会回想在部落度过的那一夜，那些瞬间。

我还记得那天，几个男人在那里杀牛时，我不禁移开了目光。这时太阳已经落进了一望无垠的草原深处，而遥远的南方却突然亮了起来。

拉夏贝尔说，那挂着霞光的地方，是常年积雪的乞力马扎罗山。

这篇故事里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

“有人会在九个脚趾头的人面前，数自己的十个脚趾头。”

在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像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外界文明来来往往，一定会影响或改变一些固有的传统。有些人以蛮力，有些人以蔑视。但有的人，只是选择在这个地方留下自己的一点点努力。

正如这篇故事的亲历者老林。

他知道现状一时无法改变，仍愿意为这个地方找到老师，试图为这里女孩的命运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最温柔的让世界变好的方式。

这样的故事能够带给我力量。我认为在天才捕手挖掘故事，也是在做类似的事——

我们提供不同职业的故事，让人对彼此充满理解。

成立天才最初，有人在留言区说医生都是贪钱就该杀，律师都是无恶不做的讼棍。

四年后，这样的误解越来越少见。

我相信，只要持续不断地提供真实信息，人们就会知道，更美好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如何去实现她。

正如老林所做的事一样。

或许哪天，我也会去乞力马扎罗山看看，那个地方是否更美了。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陈拙

插图：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