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到山前没有路：菲尔德与卡梅隆的量子纠缠式奋斗史

托德·菲尔德

托德·菲尔德在1994年时是一位在纽约圈内小有名气的演员。那一年他在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大开眼戒》中扮演了爵士钢琴家尼克·南丁格尔。他的表演松弛与紧张兼具，像一具逼真的提线木偶般令人不安。

菲尔德在八十年代便出道了。先后撞进了伍迪·艾伦、卡尔·弗兰克林以及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剧组。《大开眼戒》让菲尔德的表演事业步入正轨。车到山前的那条路总算浮现出来，但菲尔德却来了一次急转。他放弃了表演，回到了学校学起了导演。实际上菲尔德的老本行也并不是表演。他从小便痴迷爵士乐，高中时是著名的胡德山社区大学爵士乐团的长号手。他拿着音乐奖学金进了大学，但一年之后便辍学前往纽约学习表演。

2001年，菲尔德的处女作《不伦之恋》（In the Bedroom）一经上映便被誉为当年最佳的美国独立电影。五年后，《身为人母》（Little Children）问世。两部作品加起来拿到了八项奥斯卡提名，菲尔德一时被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美国青年导演。

如果没有电影导演、表演、爵士乐，菲尔德或许会因为另一桩事迹名垂青史：菲尔德在13岁时在无名的地方棒球队俄勒冈独行侠打零工。他和球队的投手罗布·纳尔逊一同在自家厨房里研制出了Big League Chew，一种形似咀嚼烟草的泡泡糖。泡泡糖的专利最终被卖给了箭牌公司，至今销量超过八亿份，并且成为了棒球文化的符号之一。  

詹姆斯·卡梅隆

詹姆斯·卡梅隆不是科班出身。他是在做长途卡车司机的时候萌生了拍电影的想法。自1986年以来，卡梅隆一次次打破电影制作的预算纪录，又一次次打破全球票房纪录。这样的经历似乎让他没有动机变得谦虚谨慎。在四处为《阿凡达》寻找东家时，他告诉一位制片公司高管说：“你可以拒绝我，但是你得记得，这片子会赚到所有的钱——不是很多钱，是所有的钱。那个时候，你就不能来和我套着近乎，欢庆我们的丰功伟绩了。”

有的人会称卡梅隆为电影业的探险家，另外的人则擦着冷汗称他为赌徒。自《终结者》以来，他都在一边想象电影，一边凭空发明能够实现自己想象的电影技术。“苦练基本功”？“一步一个脚印”？“学跑之前先学走”？如果这些俗语都能有意义完全相反的表达，那说的就是卡梅隆了。英语有一句俗语，叫“一边造飞机，一边飞。” (Builidng the airplane while flying) —— 表达的褒贬意味，大概取决于造飞机的人有没有从天上栽下来摔死。  

托德·菲尔德

2007年以后，菲尔德从大众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他没有再转行，而是堕入了传说中的好莱坞“开发炼狱”。他在幕后启动新作的尝试一次又一次付诸东流——这些努力偶尔见诸报端，记者也难免为他扼腕叹息。据不完全统计，菲尔德染指过的大部头文学改编包括科马克·麦卡锡的伟大西部小说《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美墨战争史诗《暴力教条》（Creed of Violence），被《纽约时报》称为“绝对的杰作”的《美丽废墟》（Beautiful Ruins）, “伟大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的长篇小说《普瑞蒂》（Purity），以及与琼·迪迪安合作编剧的政治惊悚剧As it Happens。菲尔德的名字在电影记者的报道中几乎成了某种类似于“狼来了”的代名词。《暴力教条》一度吸引了克里斯蒂安·贝尔加盟，依然无疾而终。在《普瑞蒂》的开发过程中时任“007”丹尼尔·克雷格加入了卡司，但在完成了2000多页的剧本之后，项目仍然胎死腹中。在一次次的崩盘中，十六年过去了。菲尔德结婚生子，成为了三个孩子的父亲，每天接送他们上下学，替他们做棒球教练。电影似乎渐渐成了菲尔德的副业。

詹姆斯·卡梅隆

卡梅隆也醉心副业。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之后他十余年没有拍片。他的爱好随着他电影作品规模的膨胀，从哈雷机车升级到了深海潜水。他自称总能找到“比电影还有意思”的事情干。比如潜水——2012年他成为了独立深潜触底马里亚纳海沟的第一人，或者开办有机农场——他和《指环王》的导演彼得·杰克逊合伙在新西兰购置了超过5000公顷的农业用地，推动素食主义和有机农业。2002年，卡梅隆将目光投向了太空。他向NASA的总监毛遂自荐，希望能获准进入空间站拍摄一部太空生活的纪录片。NASA的人拒绝了他，但是答应可以考虑在航天飞机上给他留一个位置，去太空溜一圈。卡梅隆的偏执让他拒绝了对方。次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航时爆炸解体。

偏执救了他一命。

托德·菲尔德

2020年，菲尔德在疫情中完成了《塔尔》（Tár）的剧本。剧本被交给焦点影业（Focus Feature）时，菲尔德认为只是又一次例行公事之后石沉大海。“谢谢你，写得真不错”也许是菲尔德从电影世界听到的最多的答复了。

然而这一次片方却立即开了绿灯。

菲尔德说：“你们疯了吧？你们不会想拍这种片子的。”

“这种片子”指的是《塔尔》这样原创的关于一位虚构的古典音乐指挥大师的心理惊悚片。世界已经变了，变成了迪士尼、流媒体、短视频以及电视剧的天下。菲尔德，这位当年“最优秀的青年导演”已经年过50，看上去如同一块活化石。年轻一代的影迷几乎从未听过他的名字。

菲尔德在《塔尔》的路演过程中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便是他这十六年里他都干了什么。他说：

 “我爱电影，我需要反复权衡才能决定一部电影是否值得我投入和付出——我需要足够的理由才能投入其中。这导致我往往选择的都是那些非常困难、非常难以实现的项目。”

詹姆斯·卡梅隆

2008年开始统治好莱坞乃至全球票房的漫威宇宙，仰仗的是自30年代起流行起来的美式漫画文本、成千上万的特效技术人员，以及迪士尼在文化和娱乐行业的霸权——这是产业的胜利。但是《终结者》和《阿凡达》的胜利，却只是卡梅隆一个人的胜利。《阿凡达》的女主角佐伊·索尔达娜说，如果没有卡梅隆，剧组的一切都要停摆，因为所有的主意和办法都在他一个人的脑子里。就像《终结者》一样，《阿凡达2》也来源于卡梅隆的梦。卡梅隆梦到一片一经脚步触碰便会发光的草地。他醒来后一边记下那个场景，一边告诉自己：“瞧，又替那些高管们省下几百万的版权费。”

“因为山在那”这句豪言壮语通常被认为出自1953年登顶珠峰的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但真正的出处却是另一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1924年，马洛里如是回答了一位记者，随后在第二次冲顶珠峰途中遇难。对卡梅隆来说，他不需要为这种残酷的历史修正主义操心。在他的世界里，山是否在那，完全由他自己说的算。若是为了成就——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财富成就——卡梅隆似乎都已经站在了顶峰。在被问到为什么时隔十余年又再次回归电影时，卡梅隆似乎也没什么鼓舞人心的宣言：

“因为还有故事要讲。”

潜水和种豆子也许的确都比拍电影更有意思、更有意义——人类更加需要的是五部《阿凡达》电影，还是扭转气候变化？但卡梅隆自己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他最终选择回到剪辑室检阅某一个特效镜头的第500个版本。

托德·菲尔德

菲尔德说话显得过于犹豫、克制，不时还会引入过长的停顿。十六年的反复碰壁让他再三被问到同一个问题：如何面对失败？

他选择拿演员来举例：“演员在面试时，面对极其渺茫的概率也需要掏心掏肺地表演。失败和被拒绝这种事情，不要看得太重就好。你需要每一次都相信隧道尽头亮光会出现，虽然事实上那极有可能不是尽头，也没有亮光。”

 他还说：“拍电影终究是一件不健康的事情。”

“不健康”或许指向的是寄希望于渺茫的机缘，或者是无条件的投入与无保障的回报之间的病态关系。电影人或许需要抓住一切看似牵强的亮点，使之成为收获和慰藉。菲尔德回忆，自己是在同迪迪安未能修成正果的合作时结识了《塔尔》的女主角凯特·布兰切特。时至今日，他可以坦荡地宣布，如果那段不成功的经历“最终只是让我结识了凯特，那也值了。” 其实菲尔德和布兰切特的渊源要回溯到《大开眼戒》。《大开眼戒》中将汤姆·克鲁斯饰演的比尔·哈特佛医生从化妆舞会的危局中拯救出来的面具女子，其声音便由布兰切特出演——尽管两人未能谋面。

电影人似乎同时是创造世界的上帝，又是冥冥之中被摆弄的木偶。无论他已然登顶高峰，还是满怀希望却又求告无门，电影的幽灵最终都会重新附体。到最后，到底是他没有放过电影，还是电影没有放过他，也开始变得不那么清楚和重要。

关于作者

尤行，青年电影导演，编剧，2019年凭借电影《夏夜骑士》获得第3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