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今天阳过之后容易累，今天休更一天，发个旧文吧。
为什么李元芳、展昭、白玉堂，都有这个共同的“体制内职称”……
前两天，我在一篇稿子里，曾提过一个蛮有趣的问题：
我说，中国很多公案剧里，苦主伸冤的套路，其实都是一样的。一定是先有一个体制外的“侠”先帮苦主挡下黑恶势力的第一刀，而后再由官府的“青天”出马，用朝廷的权威加明察秋毫将冤情彻底洗雪。
你看《包青天》里的展昭和包公，《神探狄仁杰》里的李元芳和狄阁老，甚至《雍正王朝》里的侠王十三爷和冷面王雍正，都是这个“一官一侠”的配置。
但这话说了以后，马上就有读者跟我提意见，他说：你这话说得不对啊。展昭、李元芳这些人，他们看似好像是侠，但仔细一查，那也都是“官身”啊。
我想想还真是，你看展昭，在《三侠五义》里是皇上亲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还有个封号叫“御猫”。
你再看李元芳，在电视剧里是历任“千牛卫中郎将”、“检校千牛卫大将军”，也是一跟了狄仁杰，就马上升上正四品上的高官——注意，给他的官阶还是四品，职务又是侍卫。
如此说来，我那个公案剧中“一官一侠”的“配合打法”其实就不对了，正确的说法似乎应该是“一官一官”：清官固然要是官，侠客最好也是官。展昭和包公，李元芳与狄仁杰，其实严格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体制内公务员”。
鲁迅先生所谓的“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了属于是。
而且有些事情，你还不好细琢磨，比如说为什么展昭、李元芳这样的大侠，封官都如出一辙的是“正四品”的官位呢？
这就需要了解一点清史才能看懂了——“侠义公案”小说成形于晚清，而在清雍正以后，密折制度得到了推广，雍正皇帝规定凡正四品以上的官员，都有向皇帝密折奏事的权利和义务。
也就是说，正四品其实是一道门槛，过了这道门槛之后，你就算高官了，也是在皇帝那儿也是说的上话的人了。如果说中国古代官僚体系当中也讲究一点“皇帝面前，官官平等”，那么这个“平等”的起步点，就是四品，因为低于这个等级，你连直接跟皇帝打小报告的权利都没有 。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公案剧里一定要强调侠客们受封之后都是不多不少“四品官”，其实就把意思打在了这里。
而且有些事儿想想其实蛮有意思的。
比如，虽然剧里唱“开封有个包青天”，但历史上的包拯，在管开封的时候的名头叫“权知开封府事”。“权”者，暂时也。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暂时代理首都市长职务”。
宋太宗以后宋代官僚体系当中，“开封府尹”这个职位就算给也只能给太子。真正干活的“权知开封府事”只是个“差遣”，所以“包青天”严格意义上说是标准的“临时工”。编制品阶是要另定的。
而真实的包拯虽然死后被追封正二品的“礼部尚书”，但在其“权知开封府事”的那段时间，包拯官职一直在正五品到从三品之间来回摆动的。
就是说，真实的包拯如果遇见了小说中的展昭，到底谁官大，谁该听谁的，还真不一定。
说到这里，侠义公案剧中，中国读者们对大侠的想象有多么“官方”也就不言自明了——宛如剧中的展昭、李元芳一样，一出场“路见不平一声吼”，扶危济困的时候，当然可以来自“江湖”，甚至可以是通缉犯。但随后，大侠们一定要被朝廷收编，不仅要有编制，而且官还不能小，最好一上来就是正四品，在皇帝那里挂的上号的那种。
似乎只有在成为这种“官侠”之后，善良的读书人们为侠客们操的那颗心，才能放下来——因为我们的英雄有编制了，安全了。
可问题是，为什么“侠义公案”剧里一定要有这种安排呢？为什么行侠仗义的大侠们一定要有一个官身呢？追诉起来，这其实中国武侠基因当中就一直带着的一个“胎记”。而如果你细读《水浒传》，会发现里面的好汉，一开始最心心念念的事情，就是“好出身”。你看一百单八将中第一个出场的九纹龙史进，生性洒脱，行侠仗义，为了包庇被官府捉拿的朋友，不惜一把火烧了自己的田庄。可是如此洒脱的史进，在逃出生天之后，对自己的第一个未来人生规划是什么呢？《水浒》里说的很明白：“我若寻得师父（王进），也要在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这里出身，指的就是当官。也就是说史大郎即便犯了事，成了“江湖侠客”以后，想的还是将来要回到体制里去。不仅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宋江这些人，出场时也都提过高度相似的话，“讨个出身”、“寻个好出处”是他们不灭的梦想，水浒里如果有公务员考试，好汉们的参考热情比现如今迎接大学生肯定高多了。足见进体制，当官员，是这些好汉们的共同向往。是的八十回梁山座次排定之后，当宋江让铁叫子乐和唱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个后期纲领时，行者武松曾第一个跳出来，大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表面上看，这里好像是“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武松吐的一手好嘈，是天天想着重回体制的宋江背叛了“革命事业”。可是你稍微往回翻翻书，会发现《水浒传》全文，第一个提“诏安”这事儿不是别人，而恰恰就是武松。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里，他跟宋江道别时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带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几时；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发心，只是投二龙山落草避难……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当时是大受启发，赶紧说“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也就是说，最早提点宋江，让他想起即便是“杀人放火”以后还有“受诏安”这条回归体制之路的，恰恰是武松本人。所以武松重阳节跳出来抬杠时，宋江本来完全可以骂回去：“武松兄弟，我冷什么弟兄们的心？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这条康庄大道，不是咱俩当初一起想的么？咋了，这才隔了不到五十回，你就忘了？”但宋江高就高在，他没点破这一层，只是不再把武松当兄弟了——也许这就是当领导的艺术吧……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哪怕是在《水浒传》这最叛逆的奇书当中，庙堂之上的体制对处江湖之远的侠客们来说，依然有着不可比拟的吸引力。是的，中国传统武侠故事里的江湖侠客们想要往体制内走，就跟物理世界里的水要往低处流一样，几乎是一件不言自明的公理。从文学成就上讲，《水浒传》的文学价值，当然要远远高于后来的《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但从文学发展史上说，晚清的《七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又恰恰是前者的发展和总结。而如果说《水浒传》中的江湖豪侠们对于体制还仅仅是一种向往的话，《七侠五义》里的侠客对体制简直就是跪舔了——展昭因为救了包公而被赐封四品带刀侍卫、“御猫”，“锦毛鼠”白玉堂就不干了，认为他这个封号压了自己“五鼠”一头。非要跟展昭斗个胜负出来。这个想法如果放在正常逻辑里，其实就特别搞笑：你“锦毛鼠”的名号是江湖公认的，他“御猫”的封号不过是皇上给的，哪个更金贵不是不言自明么？——诺贝尔文学奖你都得了，你还在乎本地作协给不给你个作家身份么？可是白玉堂不这么想问题：展昭人家是“御猫”啊！朝廷认证过得……羡慕嫉妒恨。所以小说里的白玉堂他就真在乎这个。不仅在乎，还要“五鼠闹东京”。闹到最后的结果是自己也被包公注意到，表示愿意收编他。而白玉堂等五鼠面对包青天的诏安，表现是干净利落的“伏地认小”，管对方一个口一个“大人”，自己则卑称“小人”。这一把，连“诏安、诏安，诏甚鸟安”都没有人提了，五鼠们都十分愉快的被包公希数收归门下，成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那样的衙役。并未自己能“终得投靠、报效”感到无比幸福。多说一句，白玉堂被收编以后，得到的封号不多不少，也是“四品带刀侍卫”——足见这个职称对那个世界里的顶级江湖豪侠有多大吸引力了。于是，从《水浒传》开篇史进提出“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的远大理想，到《七侠五义》里白玉堂们的伏地认小。中国古典侠义小说里的侠客们，总算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从走入江湖的那一刻起，他们的梦想就是回归体制、重新被体制承认。而侠义小说写到最后，给的出路也是这个。所以在古典武侠小说中。江湖的、体制外的“侠”，只是暂时的、“终非长久之计”的，而庙堂的、体制内的“官”，才是永恒的，能“得半世安乐快活”的。于是，给包青天、狄阁老们鞍前马后、必要时当当捧哏的“四品带刀侍卫”，这就成了侠客们的终极人生规划。引言里我说“千古文人侠客梦”，这其实是北大的陈平原教授给自己研究武侠文学的专著所起的题目。我记得陈教授上课时曾经讲过一个段子：说他把这本书的初稿写好后，将其装在皮箱坐火车去广州，结果刚刚下车出站，突然便被飞车党给夺走了。陈教授当时就想，自己要是那武侠小说中的一位侠客多好！一嗓子喊去“哒，那蟊贼休走！”再一剑刺去……于是这本书的题目也就有了。是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不仅是文人，“侠客梦”也许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意向。中国文化中虽然一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格言。但不管闲事，也并不就是我们的民族本性。影响我们至深的儒家佛家思想，曾时刻教育我们要有胸怀天下、悲天悯人的情怀，要有着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脾性。应当说“爱管闲事”也许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只是被现实教育、被体制约束的不敢自己管了而已。所以，当我们看到社会公义受到损害、人间不平事发生，看到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我们就会希望有一个侠客能“路见不平一声吼”。想让侠客们代替我们去仗义执言、去拔刀相助，帮一帮那蒙冤受苦的弱者，替她们挣断身上的锁链，治一治贪滑暴虐的恶徒，将他们绳之以法，甚至法外制裁。武侠小说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它是我们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纠偏与发泄。可是另一方面，被法家那无孔不入的驾驭术驯化的太好、管得太老实的我们，又知道侠客们的这种快意恩仇的法外制裁，终究是无法长久，不能被我们社会所包容的。所以我们就又生出了另一种幻想，希望体制内能有力量能出来查明冤案，还社会以朗朗乾坤。这就又产生了另一种幻想文学，也就是描写包公、狄公、海公们的“清官小说”、或者说“公案小说”。而到头来，人们发现体制外的武侠与体制内的清官，这两种（幻想中）的纠偏方式，最终还是要明主次、作取舍的。人们到底是更希望依靠体制外的侠客们行侠仗义，执行法外制裁。还是更希望体制内的清官们能抬出龙头铡，拨乱反正。这两者其实不能兼得。侠多了就一定会“乱”，官多了就一定会管。这两个解决方案从本质上讲，其实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选择一个。而中国古代文人，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在结合现实思考后，最终作出的取舍，是让“侠客”服从甚至服侍“清官”，甚至让侠客自己被体制所收编，也成为“清官”。这个选择本身，说明了我们的民族在自由与威权之间，还是更倾向于服从威权。我们也非常明白，有“侠以武犯禁”这个定性作为大背景，侠客们在我们的文化中注定是无法长久存在的，他们的命运宛如风中之烛一样，时刻面临着危险，迟早不是被收编，就是被剿灭。既然如此，那还是“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好，这样，侠客们至少就不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所以侠义与公案最终合流，成了“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的侠义公案小说。可是，当展昭、白玉堂们不再是江湖侠客，而成了“四品带刀侍卫”后，他们还能像当年“处江湖之远”时那般无牵无挂，自由随性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吗？这个问题，是侠义公案小说一直规避讨论、也无法讨论的。它是一个类似数学上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死结——当你追究极致的一统和稳定，把所有系统外的纠偏力都纳入到系统内，系统本身的计算冗误，就无法被清除了。所以对于这个悖论，“侠义公案小说”只能选择装作没看见。把希望寄托于包公们的无所不能。
最后说一句，侠义公案小说当中侠客最后一定会跟在大人后面，大人问一句“元芳，你怎么看。”他永远跟一句“大人真乃神人也”的俗套段落。总让我对比的联想起《福尔摩斯探案集》里，大侦探福尔摩斯与苏格兰场探长雷斯垂德的关系。
同样是一民一官，一个体制外、一个体制内，福尔摩斯与雷斯垂德这对关系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对案情的讨论权上是平等的。福尔摩斯甚至可以用戏谑、嘲讽、看不上的语气去调侃雷斯垂德的判断。而雷斯垂德呢？面对这位总在嘲笑、调侃他办案不力的“诤友”，他并不会（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不能）用其手中的职权给其小鞋穿。相反，他还乐颠颠的跑来给福尔摩斯如实的汇报案情的进展，听取他的建议与观点，最后，这对似敌实友的伙伴，总能一起将迷案揭开，让正义与法制彰显，让善恶各的所报。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福尔摩斯其实很像一个仗义的侠客，却没有走近体制；而雷斯垂德虽是恪尽职守的官员，却显然并不英明睿断。可是这已无关紧要了，在一个彼此尊重、彼此平等、每个人发表自己观点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现代社会当中，那种“侠义公案”式的古典式断案组合，其实已经过时了。可是我想，只有当文人不必再需要侠胆，也能秉笔直书。当侠客们也不再必须追求“讨个出身”，也能行侠仗义的时候，一个现代社会更加美好的公平正义之梦，也许才能被真正实现。我从小就觉得这歌特“标题欺诈”——说好了要唱包公，结果从“江湖豪杰来相助”以后，全都走题到咏叹“七侠和五义流传在民间”上去了。不过看完本文，我相信你能理解它为啥这样唱了——想夸七侠五义，必须先夸包青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