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内需不足，终究要靠经济体制的深层改革

2022-12-29 07:12

初稿完成于12月15日新冠阳中

首发于12月16日

今日系修改后重发稿，如已阅读请见谅。

（1）我国内需不振，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谈起消费率的问题，经常见一些财经媒体和经济学家混淆了一些基本概念，造成我国消费率已经很高，赶上世界主流的错觉。比如，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21年最终全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为65.4%，这个数值跟美国已经相差无几了，因此，我国已经彻底把内需不足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了。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统计口径问题，那就是我国在支出法核算GDP过程中，最终消费包含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其中政府支出占比常年维持在30%左右，而美国的GDP核算过程中，消费一项仅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另列。

（美国GDP核算中的四个组成部分。媒体及经济学界对中美关于消费口径核算不一致的忽视，是导致国内消费率被高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的GDP计算口径Y = C + I + G + NX （即：GDP = 消费+投资+政府+净出口），我国的居民最终消费贡献率2020年仅为为39%，不仅低于美国的68%，还远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俄罗斯（51.5%）、土耳其（54.6%），甚至也远远低于印度（60.5%）、南非59.5%这些人均收入远远低于中国的国家，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可以说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

（部分国家/地区2020年度居民消费率比较，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部分国家2020年度数据缺失，采用2019年数据）

从今年开始，还有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马上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了。持这种观点的人采用的对比参照是，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剔除餐饮）是6.11万亿美元，而美国消费品零售总额 7.41 万亿美元。并且中国的消费增长比美国快很多，因此，中国消费总额在2025年左右就可以超越美国。如果这么说的话，中国不仅是不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反而创造了经济学上的奇迹，那就是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比GDP规模领先一步超过美国，中国在人均GDP只有美国七分之一的情况下，人均消费额却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

那么这个说法靠谱吗？这又涉及到比较口径问题，即只是拿双方实物（消费品）的销售总额对比，而不是全口径消费总额对比。由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很多消费品处于普及中，所以实物消费市场大；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是个发达国家，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包含住房、教育、医疗、交通、旅游休闲、金融服务等）总额超过实物消费总额，因此，只对两国的实物消费进行比较的话，明显是扬长避短。那么两国全口径消费总额分别是多少呢？2021年，美国的服务性消费总额为10.26万亿美元，我国为2.34亿美元，两国消费总额分别是17.67万亿美元和8.45万亿美元，中国全口径消费总额尚不及美国的一半，可见中国的消费规模跟美国差距还是很大的，并且消费规模的差距，远远大于GDP规模的差距。

（2）消费不振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随着我国已经实现工业化，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大下降，消费的意义越来越凸显。尤其是未来我国会面临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4-5%左右），制造业外迁等问题，那么投资和出口的促进作用将更加式微。

从全球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在工业化完成后，如果不能实现投资/外贸驱动型增长到内需驱动型增长，那么经济前景都不被看好。苏联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经济增长始终靠投资推动，消费始终对经济贡献率严重不足（低于30%）；而日本衰退很大程度归因于，其出口导向工业化完成后，老龄化紧随而至，出现了净出口贡献率和消费率持续同时下跌的局面（其90年代的居民消费率比60年代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我国的经济体制某种程度是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的混合体，过去的二十年同时享有了两种体制的优势，未来则要防范两种体制的劣势，既要规避苏联的陷阱，也要规避日本的陷阱。

如果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率提高到55%的国际平均水平的话，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将会上升到85%左右，如果达到美国的68%水平，那么GDP规模基本与美国持平。因而，我们应该看到，中美的经济差距一方面是科技差距，另一方面是消费内生力的差距，能够解决好我国消费内生力不足的问题，其意义不亚于打赢芯片战、科技战，其意义切勿小视。

（3）消费率过低原因还是在于居民收入GDP占比过低。

我国的消费率过低，很多人归因为儒家传统，人民不喜欢消费，就喜欢存款，好似其实我们是不缺钱了，只不过不喜欢花钱罢了，这个也并不是站得住脚的。第一，就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范围来看，中国大陆明显比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低15-20个百分点；第二，我国平均每年新增住户存款余额平均6万亿人民币左右，也就是1万亿美元上下，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至多6个百分点，即便是加上这6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率也是远远低于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因此，中国的消费不足，还主要是居民收入在GDP构成中过低的问题，经济发展中的工资支出过低导致了居民消费被长期抑制。

我们仍可以国际比较视野看这个问题。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21年美国GDP总额为22.99万亿美元，居民工资性收入为13.77万亿美元，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比例为56.89%（很多人都质疑这个数据，笔者又核实了麦肯锡、OECD的研究报告，这个数据没有问题），而2021年中国GDP总额为114.37亿人民币，居民总可支配收入为45.26万亿人民币，居民工资性收入为27.7万亿人民币，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比例为24.21%，中国的工资支出占比只相当于美国的42%左右。

（美国消费需求旺盛，消费文化引领全世界，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劳动报酬比高，也就是说，普通民众可以比较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我国的劳动报酬的GDP占比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及欧洲的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约48%），也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印度、哥伦比亚在30%左右，智利、南非在45%左右，俄罗斯甚至可以达到50%。当然中国的统计也有漏洞，比如农民不领工资，没有计算进去，以及大量灰色收入没有计算进去，如果做一些修正的话，工资支出GDP占比可能会提高十来个百分点，也就是35-40%左右，但是依然低于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所以，我们看各国的消费率水平跟工资支出在GDP中的占比是基本同步的，美国的消费率最高，是因为美国的工资支出比最高。中国的工资支出比长期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决定了消费率不可能太高，也就是说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否则就违背了基本经济常识。

（4）提高居民收入GDP占比终究是个深层体制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也就是说增加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获益程度呢？从大方面来看，它跟以下几个事情紧密关联，或者说以下因素影响居民收入比的提升。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根据笔者对各省市区的抽样比较，广东、浙江、上海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地方，工资支出比明显比全国高出10个百分点。越是市场经济活跃的地方，劳动力在分配中的议价能力越强，劳动力使用程度越充分，越是计划行政思维浓厚的地方，权力、资源等参与分配的能力就越强。所以，还是那句话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普惠型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扶贫（前提是健全的市场机制，而非扭曲的、利益集团主导的市场化）。

第二，鼓励发展工资支出比高的行业。我国不同行业的工资支出比差异很大，总体而言，越是传统的行业越低，越是新兴产业越高。比如，传统的食品加工、纺织、钢铁、化工等类企业工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在10%上下（双汇6.5%、宝钢5.5%、中石油9.7%、三一重工9.0%），而互联网、新能源等新兴科技创业和金融、教育、法律、高端餐饮等现代服务业甚至可以达到30-50%左右（360科技36.6%，华泰证券54.3%，锦江酒店36.3%，腾讯28.4%），两者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防范科技行业垄断、资本无序扩张，整治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兴行业在分配结构、股权体制上的优越一面。美国中产阶层庞大，跟新兴科技和现代服务业发达有直接关系（美国金融、信息产业、科研、文体娱乐就业占比为25.5，而我国仅为10.9%）。在尽量规范其经营行为前提下，继续鼓励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这些产业的就业群体规模，仍是实现市场分配机制代际升级，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结构的一个主要途径。

第三，解决好国企收益的全民共享问题。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收益仅仅是少数代理人享有（也就是国企职工），国企利润大多数也都是以生产再投资形式花费出去。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据了数量颇为庞大的经济资源，其产生的收益却实质脱离社会分配体系，这也是影响居民收入GDP占比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因此，一方面应该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将国有资本收益30%上缴公共财政的要求（2021年全国国企净利润约1.8万亿，实际上缴总额2007亿，上缴率仅为11%）；另一方面，则学习一些西方国家，直接将国企盈利以现金方式为国民分红，这是增加收入，刺激消费的更加直接方式。

第四，解决好灰色收入纳税和监管问题。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等人的测算，过去我国灰色收入规模庞大，占GDP的12%左右，庞大灰色收入的存在是导致一次分配结构不合理，以及二次分配力度过小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可否认，近些年基于反腐和税收监管日益健全，灰色收入规模已经有不小的缩小，但是其规模仍旧是非常可观的。

此外，农村经济改革要有根本突破，才能解决5亿农村人口的增收问题。这又涉及到两个“敏感问题”，一是能否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上有实质改革，解决好农村土地资本化问题，让农民获得资产性收入；二是能否真的搞好农民自主联合，促进产业化经营，克服小农经济不足。我国目前有小微企业7300万余家（其中包括个体工商户5000万余家），从业人员1.5亿人，半数小微企业月均营业收入在2万元以内，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切实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减税让利和金融帮扶，也可以提升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发现，要解决好影响居民收入比过低的一系列问题，无一例外都要涉及到经济体制深层问题，甚至是意识形态问题。所以说，消费问题和收入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最终是制度问题、政治问题。要根本解决消费不足，收入过低问题，最终还是要在一些深层制度改革上做出切实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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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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