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与“圈子”的背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与西方人或是拉丁人不同，中国人把个人看作是一个“身”，也就是一个身体，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比心灵或是灵魂都更加重要，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养身。

中国人的语言当中对个人的描述也充满了这样的概念，例如，描述自我，便可称为“自身”、“本身”，讲一个人的所有，叫“身家”，讲一个人的来历，叫做“出身”，讲一个人改变了命运，是“翻身”，讲一个人的感觉，叫“体会”，“身体力行”，对一个人的攻击，叫做“人身攻击”，等等。古代中国士人也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一个人的描述，完全是身体性的，一个中国人，就是一个“body”，而他的心灵与灵魂，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对中国人来说生活最大的主题，就是保存这个身，就是“明哲保身”。

▲养生即“养身”：国人把身体理解为生命的全部，有些人的“养身”甚至到了遭天谴的地步

中国人也有心理活动，但是中国人的心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而是用于关照他人。上一辈的中国人总会教导年轻人“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汉语词典中，“人”的部分意思就是等同于“他人”。

中国人讲与“心”有关的词，总与他人有关，如“关心”、“伤心”、“寒心”、“操心”等。中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合和”性，认为只有自己先关心了他人，他人才会关心自己，于是在不太熟悉的人相见的时候，先要将自己的“心”作用于他人身体之上，然后别人才会将他的“心”交给你，作用于你的“身”之上，双方“交心”之后，于是都“安心”，这样就变成了自己人。

▲“人脉”，“关系”等词汇没有对应的英文翻译，只有拼音

西方人的人性是以获得圆满的“灵魂”为中心的，“灵魂”这个东西是超自然的，是超越物质与精神，乃至是超越今生今世的。

西方人把肉体和精神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肉体就是一部机器，许多时候，他们只是粗茶淡饭，把肉体填饱了去实现自己的精神需要和“灵魂”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西方人义无反顾地去挑战自我，游海峡的，坐热气球环球旅行的，到中国农村来支教的。很多是出于“灵魂”的完善，觉得自己这样做是“灵魂”的驱使，有时候在这种问题上的有意无知和有意迷信，往往会让人觉得更加快乐。

总之西方人对待肉体是最粗略的，对待精神要好一些，而最重要的，个人都是统一于“灵魂”的。社交中不太在意他人的看法。

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生活的中心是“肉体”，凡事皆以照应肉体为主，要求“吃饱穿暖”，注重饮食文化，讲究安身静养。在社交中，对于世俗的在意是最多的，对于精神的关心则很少，对于“灵魂”更是闻所未闻，中国不存在超越现世的宗教，一切都是要求现世就有报偿的。

▲相亲价目表的争议：人是不是商品？婚姻是不是买卖？

中国人最常见的二人结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儒家说：“仁者，人也”，就是这个意思，“仁”这个字拆开就是“二人”，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为人，就要讲究“二人”的相对性。所以中国人都讲究“相对”，两个人当中的另一方称为“对方”，相适合的事情称之为“对”，否则就是“不对”，有什么错误就是“对不起”。

中国人的这种相对性的“二人结构”，是检验一个中国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中国人在社交场合喜欢问：“在哪里高就？”“你结婚没有？”“你生孩子没有？”都是在确认对方是否已经具备了君臣、夫妻、父子这样的二人关系。

特别地，在中国，一个人哪怕已经三十几岁，只要是没有结婚，就会被当作不成熟的个体，被当作没有长大的半成人来对待，而结了婚又没有小孩的，则又会被有小孩的当作未成熟的个体来对待。

相对的，在中国没有具备“二人关系”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怜、失败、不能自理的状态，大凡是描述“一人”的词，多是贬义的，如：“孤独”、“孤单”、“寡人”、“孤立”、“形单影只”等。

▲离开“社会”的认可，很多人就无法定义自己的价值

中国人通过不断重复的二人关系，联结出一个又一个“圈子”，在“圈子”内部，人们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个人要在某一个圈子里面成为中心，则必须压抑自我，“多吃亏”，关心他人无微不至，往往这样做了的人，会被大家认为是圈子里的“仁义”之人，获得尊重。在这样的文法规则之下，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权谋之术。

在圈子内部，既然大家都已经“交心”，于是便可以在圈子里面“安身”，也可以通过关心他人来使自己“安心”。所以中国人多不习惯西方的环境，因为西方没有中国这样的圈子，中国人到了美国，大多数是先来到唐人街之类的地方，进入中国人的圈子以求“安身”。

中国人在国外的事情，也是致力于安身下来，而不是更广阔地接触社会，开放自己，发展自己的心灵与灵魂。国内的中国人，终身致力之事，也是车子房子妻子孩子之事，“安身”而已。至于海外华侨，只做两件事，一是如何在海外安身，二是通过“关心祖国建设”之类的事务来使自己“安心”而已。

所以中国人的圈子的文法规则与二人结构是一致的。

▲被“圈子”套牢的人生

中国人深谙对于与他人相处之道，然而对于自己的一个人的世界，就不那么在行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最早懂得对自己的控制，就是对于自己排泄的控制，西方小孩很小就被要求形成自己的排泄习惯，这便是对自己的控制，而中国的孩子基于父母的“关心”，小的时候要“司尿”，父母通过吹口哨等方式来控制小孩的排泄。最早的对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控制都在二人结构中失去了，更不论其它。

中国人的不成熟倾向是严重的，然而在有“二人结构”存在的环境下，中国人却可以显示出让人感动的大度、有礼貌。例如，圈子内的人可以相互欠钱，并且在对方相归还的时候大手一挥说：“算了”；或是自己无意间提及需要什么东西，再次相见的时候，对方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抑或是对方宁肯不去玩乐，也要陪自己去买必需的东西等。然而这样的礼貌往往与中国人在圈子之外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例如坐公交车时，彼此之间不认识的中国人，相互推搡，似乎要把别人挤下车方才甘心，而如果突然遇到一个熟人，则又会将熟人让到前面，还会替对方买票。中国人就是通过“二人结构”中的另一方来约束自己的，直接地说，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可见，中国人的“真诚”与“面子”背后，是荒芜的个性和“他制他律”的人格。

▲他制他律，互相恭维，互相奴役

中国人对于自己在群体中的利益有一个预想，即我能得到什么，当自己得不到时，也不要他人得到，如果他人要在群体中出头，则必定要去阻挠，要实现群体的平均性。

当一个人太出色时，群体中的他人就以为你拥有特权所以区别对待，不再把你当作圈子内的人。而一个人如果有任何区别于他人的行为，人家就会认为你“自外于国人”，打压你而把你当作外人对待。

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总是不敢以自己的原则为准，往往要看他人的表现行事。

及至今日，中国仍然有“仇富”的情结，有“共同富裕”的情结，还是“铲平主义”的残留。不能承认自己的局限，不能承认他人的长处，害怕的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再结成可以“相对”的“二人结构”，无法使自己“安身”，这也是中国人的“儿童化”使然。

▲枪打出头鸟，铲平一切“不和谐”因素

很多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压缩自己的存在，一方面，相对父母，自己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常有三十多岁的女儿还向父亲撒娇；另一方面，相对于下一代人，自己又必须与他们相对，成为他们的父母，所以，小小年纪就要有向下一代人“交心”的责任感，于是自己又显示出老年化的倾向。

所以中国人在来到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要么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手足无措，诚惶诚恐，要么就像一个老头子一样故作深沉，远离他人。中国人不懂得如何通过合适的方式去展示自己，不懂得如何用浪漫、幽默、从容的态度与融入。

这种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并存，却恰恰挤压掉了中国人的青春时代，中国人于是没有反叛，没有与主流社会和前辈对抗的年龄段。要么是儿童，要么是老年，独独没有青春。

青春的一代往往对社会充满反叛，而这种反叛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人却没有这种反叛，所以社会的进步总是非常迟缓。纵观二战后的世界青年成长史，你会发现中国的青年反叛史要比西方的青年落后十年，西方在六十年代有所谓“垮掉的一代”，而中国的六十年代却是由上至下的运动，及至八十年代，西方的青年走入社会主流，而中国才有了一些反叛的表现。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题已经被讨论得太多太多，鲁迅、柏杨，一代代精英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民劣根性。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各派知识分子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

为何“国人素质太低”之音仍然不绝于耳？近百年来我们错过了什么？“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从哪里开始？传统社会为何诞生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制造了多少无法挣脱的困境？又如何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深远命运？

为此，苍山夜谈诚荐：“解剖中国社会”十书，从独特的中国历史和独特的政治文化，来为我们解读中国人“独一无二”的国民性。用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给人以深处其间而欲全力挣脱的浓烈感觉，从而达到对国民性批判的深远诉求。我们要认清国民性的内核，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做的。这是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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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编选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