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姆·库哈斯 | 空间传记：中国文化 (上) | 央美建筑系列讲堂

文化

2022-12-29 06:12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特别报道。

本文整理自2022年10月14号下午15:30举办的“央美建筑系列讲堂”线上讲座——库哈斯《空间传记：中国文化》（上）。本场讲座由吴昊阳翻译，央美建筑学院姚东梅老师终版校译，全长2.2万字。

下篇将于次日发出。

讲座主题：空间传记：中国文化（Giography: Chinese cultures）（上）

时间：2022年10月14日星期五下午3:30–5:00

学术主持：范迪安

主持：朱锫、斯蒂芬·彼得曼

开场致辞

学术主持致辞

朱锫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学术现场，参加“央美建筑系列讲堂”（CAFAa Lecture Series）的学术活动，今天的主讲人是我们非常敬重的世界著名建筑思想家、中央美术学院荣誉教授、客座教授库哈斯先生。早在2018年9月库哈斯作为“央美建筑系列讲堂”的第一位演讲者，成功地为该系列讲堂奠定了极高的学术标准，并使之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建筑学术品牌。

今天的学术讲座由我和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斯蒂芬·彼得曼共同主持。

斯蒂芬·彼得曼

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朱锫教授你好，非常有幸能参加今天的活动，特别感谢范院长以及央美多年来的诸多支持，非常高兴能跟诸位展开合作，再次感谢央美的所有同事。

朱锫：下面请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教授致辞。

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尊敬的库哈斯先生、斯蒂芬和朱锫院长，各位专家、学者，各位老师、同学们：

在全球疫情仍然严峻的形势下，我们用线上线下相互交流的方式来进行见面与研讨。建筑学院在朱锫院长的努力下，通过一系列讲座来活跃老师和同学们的思想，我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也要给予特别的肯定。

我特别感谢库哈斯先生能在今天的讲座中分享他对建筑文化问题的深度思考，这些年库哈斯先生对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教学与人才培养投入了大量的心力，特别让我感动。尽管疫情还存在，但这种线上的交流及时给我们阐述了许多他的新思考和重要见解。与此同时，他也对中国建筑的当代发展给予关注，所以每一次他和我们中国建筑界同仁的见面其实也都是为构筑起中国建筑和国际建筑的新交流做出贡献。

在我的认识中，库哈斯先生是位划时代的建筑思想家，他关注、思考建筑的历史，更关注建筑文化在当代世界中的新知识系统的构建和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结合点。他在建筑的历史演变中，洞察到人类对建筑的文化和社会意义的重要本质，尤其是在全球建筑面临着新问题的时候，他从经济社会的发展、本土文化传统和全球文化的关系、城市规划建设与乡村营造的关系等多个角度都做出了新的研究，并及时让我们分享其思考和见解。

另一方面，库哈斯先生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建筑师，从理论到实践，他做了大量的创新努力，通过把全球不同地域，特别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建造思想放在全球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来进行研判，由此他做出了许多新的判断，也通过大型建筑艺术展览来展示他的理论思考。这些重要的见解，特别是其称之为“实时追踪全球建筑文化”的新课题，特别让我们敬佩。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建筑学院的活动，来听取他的新理念、新阐述。这样的活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库哈斯先生所讲述的内容，他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精神同样为我们所感动，在这样的影响下，我们能够建立起更加宽阔的全球建筑思想联盟和学术平台，进行更多交流与碰撞，产生更多思考与前瞻。

再次谢谢库哈斯先生，谢谢斯蒂芬和朱锫先生，谢谢大家。

朱锫（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谢谢范院长的致辞，今天参与学术活动的除了央美的老师和同学们外，在腾讯会议室里还有很多中国当代非常著名的建筑家、艺术家和学者，这里我不再一一介绍。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讲人，库哈斯是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他于2000年获得普利兹克奖。他的著名作品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及Prada基金会米兰新总部等。库哈斯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荣誉教授、客座教授。

考虑到此次讲座的内容深度和广度，刚才库哈斯教授和我商量决定把讲座分为上、下两部分，下半部分将在11月4号，还是这个时间举行，期待大家再来。

下面就请库哈斯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讲座，题为“空间传记：中国文化（Giography：Chinese Cultures）”的上半场。

讲座正文

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

OMA创始人

中央美术学院荣誉教授、客座教授

中央美术学院视觉艺术高精尖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 目录索引

上篇（本篇）

关于“全球化”

九龙城寨与珠三角，1996

央视大楼新总部，2002

北京CBD规划，2003

上海Prada门店，2005

广州时代美术馆，2004

关于北京城市保护，2003

下篇（次日发布）

关于“中国性”

中国国家博物馆，2004

中国国家美术馆，2011

香港西九龙文化区，201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2009

央美合作项目与纽约展览，2018-

全球化的概述

十分感谢范迪安院长、朱锫老师精彩的介绍，我很感动。我希望在此以图片展示的方式向听众回应，为什么与中国的关系对我的职业生涯而言一直都如此重要。

将这个讲座分成两部分是因为其包含大量、多元的内容，我不希望仓促讲解，希望以一种非常明确、真诚、直接的方式跟诸位分享我的项目和思考过程，所以这需要时间。我们也正考虑将在北京办一个关于中国项目的展览，今天的讲座也是对这个展览的预热。我想介绍在这个展览中试图深入探索的一些主题。

下面是一张关于世界的图示，或者说是欧洲、亚洲、非洲让我很感兴趣的一些国家，某种程度上，我本人的一些建筑工作也被认作是一种与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的形式。建筑不仅是建筑师将一个建筑嵌入到某个国家之中（而忽略其本土地域文化）。根据经验，每个我合作过的国家和我都能展开一场文化互动，每种文化也都影响了我的建筑和人生。

下图是2005年的项目图示，表达了一种沟通方式，它不是真正直接可见的某个具体事件，而是我抱负与追求、生活经历的关键组成。在中国，众所周知，大概2005年，也就是21世纪初，当时的中国非常渴望且愿意和外界交流。这种紧密的沟通呈现在欧洲与俄罗斯、欧洲与中国以及欧洲与阿拉伯世界之间。这就是那个被称为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大家热切地渴望迎接全球化。然而当今沟通的流畅性大大降低，并已被更多的摩擦所取代。

下图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的引述部分，我简单地讨论一下这本书的题目——《不和平时代：互联互通如何制造冲突》（The Age of Unpeace: How Connectivity Causes Conflict）,其在2021年出版。这本书的理论是，因为不同文化彼此相遇、碰撞，全球化本身就造成了冲突。今天我们处于一种更加复杂的情况。专注的沟通，参与沟通以及视自己为沟通者的渴望，实际已经产生妥协。

下图是一个包括欧洲,俄罗斯,一些热带国家的世界地图示意：特别是美国和中国这几年以来紧张的局势有所加剧。从我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欧洲更多站在美国这一边。因此在沟通和建立伙伴关系上的努力是逐渐减少的。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和活动仍然维持了与各个国家的沟通和交流。为了一个特别的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我们参与的所有“文化”都对彼此保持开放，我们不会封闭文化，不会关闭沟通渠道，我们对彼此保持乐观和好奇。

现在我已经70多岁了，我是第一代能在许多不同国家工作的建筑师之一。除了在荷兰，还在德国、俄罗斯、美国、意大利和中国。当我反思职业生涯或我的一生，会发现这两者很难分开。我可以把人生书写成俄罗斯人、德国人或法国人。这一次包括下一次我给大家介绍的内容主要涉及我在中国的工作、生活和经历。基本上是试图描述我作为“中国人”的人生。简单地称其为“我的中国生活”也可以说明它不仅是关于一系列独立的建筑作品的严肃性，而且是在各个层面上与中国文化互动的努力。下面的图表展示了我们从1995年就开始在中国工作曾参与过的一系列具体项目,以及项目时段我们独立于中国的发展提出的研究视角或主题，它们之间产生了很重要的相互影响。

比如2010年，当时我非常关注保护，那是因为在中国我们参与的几个项目使我们意识到（城市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中央美院的联系与合作，使我们可以对此时此刻的乡村代表什么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做出全球性的展示。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做项目的同时中国在很多地方也对全球产生着影响。

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我和斯蒂芬一直通过zoom和中国不断地保持密切沟通，尽管它作为一种沟通方式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对我们来说保持联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情况允许可以第一时间恢复面对面直接沟通。和美院一起，我们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现状条件和潜力做了一些探索与分析。我们非常珍视通过zoom与中国农村地区实际上建立的某种神秘的亲近感。

通过与CAFA的合作，我们于2020年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关于乡村的展览，乡村是全球的问题, 在美国核心城市这个主题展览中一个重要的章节是中国乡村的鲜活呈现。我们得到了美院的关键支持，使得中国现阶段的对保持乡村活力的认真努力以及执行力得以精彩呈现。

九龙城寨与珠三角，1996

我在中国最早的实地考察活动，是1995-1996年在珠江三角洲，这是我作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第一个项目。从西方角度看，建筑宣言的思考在北美、欧洲发展迅猛时候产生，而当建筑停止增长或发展时，对建筑宣言的思考也几乎停止了。

下边图表红色区域代表亚洲增长，却缺乏相应的宣言。亚洲出现了城市化发展最强劲的增长，中国居于先列。知识界真正能揭示这种增长并发展出一种能够讨论它们的语汇的努力却不足，因此那些年来我专注于找到描述中国正发生事情的语汇，并找到一种分析而不是批评它的方法。

图示当时的重要节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邓小平的“致富光荣”的号召。这是1995年时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预估，当时这城市群所包含的相对独立的城市, 将共同发展成有3.6 或4、5千万居民的特大城市（megacity）。研究的成果是一本叫做《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的书，包含了我们对于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同组成和各个方面的分析研究。很重要的考量是珠三角地区那时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仍是由不同实体组成。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 因此在所有构成单元真正融入整体之前, 我们能够分析珠三角早期的形式。这可以让我们预测整合将带来什么，及其本质是什么。

从香港开始，我们首先研究了下图所示臭名昭著的、没有建筑师参与的住房项目——九龙城寨。它的建筑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一个原型。由于建筑专业参与的缺失导致了几乎没有剩下任何开放空间的实体块。当我们去的时候，它已被拆除。因而我们与学生Eran Tang得以一起通过拆除过程的记录，了解这个项目之前的成长史。这是我们与中国建筑、和丰富的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密切接触, 尽管世界在更高的层面上可能不认为它是中国文化。

九龙城寨在空间利用上充满才智，永远是一个惊人的独特案例，它也向人们展示了在困难情况下如何组织或形成城市生活。所以我们基于这种理解，和这次拆除去分析，例如建筑的产权，开放空间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封闭，直到没有让新鲜空气进入的元素剩下。原来九龙城寨里的楼之间是有一些开放空间的，由于公寓没有垂直生长而是水平扩张慢慢将建筑充满。最终我们记录了建筑的产权在这个建筑体量中以小的单元方式逐渐产生，经年累月发展成为最奇观，最具建筑密度，几乎是最有机的成长，超出了原有的成长线，找到最具根本性的都市生活方式。这样一来，由于整个体块建筑专业设计的缺位，导致最终建筑外在拥有了某种引人入胜和深思的后现代性。

在香港的研究之后，我们又进入了珠江三角洲的每一个其他组成部分（下图所示），新建的高速公路为旅程提供了便利，这条高速公路直接显示了中国发展的特有思维。在欧洲，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通常是在解决交通问题的需求之后出现的，而在中国，基础设施被用作一种前瞻性策略。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从地面抬升的庞然大物，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工具。也就是说先建，建完以后再去看有什么需求。它可能没有解决某个问题，但它创造了某种新的潜力。对于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视角，两种不同发展模式下的思维差异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思想家很难理解这种工作并以一种尊崇的方式去讨论它。

中国城市发展的激进性有时会导致一些比较极端粗暴的情况，当然这只是从250年前也发生过类似情况的欧洲视角来看。所以我认为“时差（time lag）”也解释了今天的中国和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很多差异。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几乎从未在西方产生。比如下面这张图，都市场景拼贴到了乡村环境之中，这种大都会与农业环境并置是中国的城市化惊人的场景，也是中国发展引人注目的一个侧影。中国的现代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快速地发生在高度密集的地区，整体发展结果是也高度浓缩的。

深圳，在西方视角中尤其不可思议，这个城市刚出现的时候就强力而激进。大多数欧洲和美国城市一般开始的时候都很小，发展的速度也比较温和，要经历超过一个世纪才逐渐形成完整的城市形象和规模，而深圳15年间就形成了如此的城市形象和城市条件。这种仓促的发展模式没有时间去处理复杂的自然状况，比如山川、湖泊……当存在成为必然，人们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去创造一种完美和谐关系，去思考如何与湖山共处。

这是深圳主要交通路口，同样有着惊人的效果，邓的画像写着100年不动摇，400米以外便是稻田，这种高密度大都会与稻田同时存在的景象以前从未有过。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一切都是未规划的或混乱的，但因为我们的访问包括了对规划部门的大量访问，我们确实意识到是有规划的，是有明确的规划愿景，这种并置便是宏伟愿景的一部分。

我们也研究了中国建筑师的情况，当然现在已经改变很多了。像央美和清华这样的中国大学，培养了大量的建筑师。相对于总人口比例而言，中国建筑师的总数还是很低。当时欧洲建筑师的比例可能是中国的20倍，美国可能是10倍。建筑师的设计费，在欧洲是最高的，美加或为其半，中国则很低。然而中国在建的建筑数量，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实际上在欧洲建筑师建造量最少，美国总体较多，但在中国，巨大量的建筑正在被建造出来。在1995年，我们认为中国建筑师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决定和定义了世界上为数最多的新建筑的命运。

这是非常让人吃惊和激动的事实，中国建筑的整个场景非常复杂。我认为，中国建筑的发展程度以及中国建筑师的成熟和智慧是过去几十年令人印象深刻令人兴奋的奇观之一。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建筑师们工作的速度令人吃惊。一开始我们要学习跟上他们的速度。不过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中国建筑师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同，或与使用电脑创造想要的场景有关，一张图片，没有历史的羁绊，和实际的知识的重量，就可以制造有着令人震撼效果的建筑。

下面就是中国珠三角高速发展的情形早期建筑阶段，建筑风格不羁但表现出雄心和创造力。

最终我们认为我们在当时的珠三角见证了一种新的城市类型，珠海、深圳、东莞、广州、香港，尚未发展成理想的城市，但致力于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如下图），不仅是在经济活动、在文化活动方面，政治上，彼此都在竞争。因此整个珠三角是一个全新系统，整体的生命力和活力取决于能量以及个单元之间竞争中的能量。这不是一个基于和谐、平衡的系统，由于平衡的缺失产生能量推进城市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对于中国这个区域的全部探索，在真正作为建筑师在中国开展工作之前，这是极为重要的研究。

央视大楼新总部，2002

2001年，或四到五年之后我们迎来了一种新的文化碰撞，北京举办奥运会，由时任总书记宣布了这一重大事项。与这一时刻仅隔几个月，纽约的世贸双子塔在“911事件”中被毁，对我而言目前东西方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紧张关系，虽然我并不完全支持西方的观点，但确实“911”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美国对其它的意图更多疑并更具有自我保护性。

这就是我们开始思考央视大楼新总部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点。就像下面这张图所表示的，我们同时接到CCTV总部大楼和世贸双子塔-曼哈顿的中心的设计邀标。基本上,我之前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而且我对重建纽约世贸大厦缺乏同感，我们最终选择了中国，也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

当我们思考央视大楼时，期待它可以成为重新塑造摩天大楼的一次新机会。很显然北京CBD是一个摩天大楼的集合，摩天大楼当时在中国正变得非常流行，在整个亚洲也将不可避免。但在我看来重新思考摩天大楼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能为摩天大楼带来什么。

图示为摩天楼初衷的概念，在空中复制地皮，为每一层人工复制的层面设计不同的空间环境。这种摩天楼的概念变得非常低质和平庸，基本上千禧年后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建造摩天楼。

于是我们希望在中国做些不一样的事。（纽约世贸项目）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开发商的项目，我们希望通过建筑师和政府更好的合作, 结合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社会和建筑创新格局上留下更多机会。（纽约世贸项目）不可避免地与资本相关，只有资本。而央视项目将超越资本，这也是我的主张和希望。

下面是当时中国北京CBD的图景，人们曾预测北京CBD未来会有500座摩天大楼，可想而知会彼此竞高，它们各自所占满的土块很小。因此我们希望去做一栋建筑——即使是被多座摩天大楼包围——仍然会脱颖而出，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地段，并提供其他设施。

下图是CCTV和TVCC最早期的草模，两栋楼被看作一对建筑。再下一张图更加详细地展示了央视大楼本质上做到了提供更多。央视是一个非常复杂机构，地下室有影视工作室，广播设施，多创意、管理部门，都包容在这一个体量中，同时有机会和可能接待观众，参观体验所有这些媒体和电视制作的不同组成环节。

这张图是我们竞标文件的一部分，不管人们如今对CCTV大楼作何评价，建成的大楼的每个细节都体现着设计意图。下图表现的是，它在城市环境脱颖而出，无论将来周围怎么发展。

另外，关于我们的意图一直存在争议，我只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在2004年写的一本叫做《内容》（Content）的书的封面：我用蓝色来代表欧洲，红色代表中国，中国星是象征，欧盟旗帜也是象征，欧洲的星星向中国图标移动。在蓝和红色之间有所有颜色，基本上你可以把CCTV看作是一种希望和乐观的元素。这也是我一直对建筑寄托的主要抱负，即使在现在，我仍然觉得这个建筑实现了初衷，表达着这些信息。

幸运地是，在如此挑战的项目中，我们有中国的合作伙伴，建筑师马清运先生曾是我们珠三角之旅的向导，同意协助我们翻译与沟通。翻译是一个常被低估的职业，因为每个译者要以恰当的修辞和语气准确传递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我们能胜出离不开他和很多中国人的支持，我们也得到了来自中央电视台里工作的年轻一代的支持。

下面是最初的建筑石膏模型，可以看出每一个在楼里工作的人都在外幕墙上显示出来了。当需要向领导汇报设计时，被告知人们可能无法理解一个雕塑般的建筑实体如何使用，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做一个通用表现的建筑模型，所以我们在24小时之内，在中国高强度完成了模型的制作，我亲身体验了中国工人在压力下的创造力。我们中标，签署项目合同，并很快来到北京。

同时体验胡同里生活的亲切感，和政府规模之巨大，以及中式富于纪念性建筑的宏大尺度；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刻意识到，在中国领导的理念中稳定是最关键的价值。所以那时北京几乎所有的建筑，包括40、50年代一些高品质建筑师的作品都体现着一种稳定、持重的格局。那时北京仍然在定义建筑到底应该是走向何方，是现代主义建筑，还是中国式建筑，抑或是二者杂糅。央视大楼的构想是在混合风格正当其道的语境中出现的。

在欧洲人眼中既奇怪又令人兴奋的中国工人的工作方式，工人和技术人员几乎在工地同吃同住。在设计过程中，OMA的荷兰鹿特丹办公室扩大，有大约60多个中国的合作者。非常重要的一点是，CCTV大楼不是完全由西方设计师设计的，整个过程中很大程度基于与很多中国建筑师密切合作，也有很多部分或由中国建筑师主导。我们有中国的合作伙伴,他们在我们的办公室工作，当时的公司很像个中国公司。他们有自己的中国厨房，因为不习惯荷兰的食物，这是央视项目为荷兰带来的现场创造。

下图是当时中央电视大楼的建设现场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建筑师。

谈及央视项目的一些关键价值,我对这个项目很满意的且较少探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结构设计。我深信建筑和工程是极其必要的组成元素。只有与结构真正的结合能让好的建筑成为现实, 我们和奥雅纳伦敦的在央视项目上合作可能是最具强度的。由于需要一组中国专家对央视大楼结构的假设进行检测, 由于结构专家对结构稳定性如此怀疑，我们也和奥雅纳(ARUP)必须有更多分析，更多地努力证明结构设计可行，及其合理性。下图是奥雅纳对整个建筑外表结构中各个点位在整个大楼中受力分布的分析。这些精准的信息使我们可以在原始结构形式上表现，作为一种沟通方式表达。在压力大的部分，结构构件密度也相应增加两倍至三倍，如果压力减小，就减少相应的结构构件，没有压力的地方就把它们完全去掉。对建筑的应力如何传递、如何将巨型悬臂结构的力传递到楼体里，我们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它也是一种新的诗意的思考结构的方式的里程碑。它不仅是简单地以基本方式从上向下传递受力，而是体现了一种结构设计自在的雄辩。下面这张照片是当时和中方专家进行交流的现场，记得我们一共组织了六次针对结构性能化的会议论证，推进，最终被认可。我想说的是，CCTV大楼的结构部分的成就目前仍被低估。它确实提出了全球第一个工程设计的新的思考方式，同时也是首次得益于计算机科学的高度发展进行全面设计模拟的建筑。

下图是受力和地震测试的模拟振动台，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多次实验过程始终伴随着中方专家非常强烈的批判性思维。但最终我们得到了认可。从结构的角度来说，这个建筑中每一根构件都有自己的作用，为共同应对的地震力进行极其精准的设计。结构的精准性还体现在，我们计算出两部分楼体结构之间的连接（下图）只能在早晨6点这个特定时间点，在半小时之内进行，因为只有在那时，相对于日光对造成的升温两部分形变系数最小。我认为这也是首次在建筑安装过程中把对安装时间的精准要求作为至关重要的条件。

下图是兴奋的开工时刻。姚东梅老师从最开始就参与到整个项目中，对大楼的建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央视的贺萍策划了招标理念。

欧洲人很难想象整体过程的强度，在中国建造这个规模的建筑，看到中国工人如何组织完成的如此之多的，高品质工作，如何为这世界带来变化的，是多么令建筑师感动和难以置信。我们看到了志愿奉献和对工作的全面投入，参与建设这个项目带来了改变我的人生的体验。

这是两个塔楼支柱连接工程时，我们拍的工地照片。

这是工人们午休的时候的场景，中国工人施工很用心，不草率。还有工人自己做了一首小诗，用粉笔写在梁上。刚才范院长的介绍让我受宠若惊，这首诗，也许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最美的认可。它来自建筑工人而不是任何位高权重的评论家，尤其令人感动。

斜楼啊斜楼

你是世界的举名，中国的伟大，

把我们农民工从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招在了你的身边；

是我们的骄傲，

不论你有多高，我们是跟你干到底。

我们农民工是伟大的，

无论在什么角落，都有我们的民工兄弟。

是我们农民工把国家建成了美丽的舞台。

央视大楼对许多其他文化产生了多重影响。它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上，被看作中国新梦景元素，以中国特有的条件和建筑构成的类乌托邦式的发展。这也是在北京一些人的看法，直到今天我也不理解央视大楼和“大裤衩”有什么相似之处。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美国著名电视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人》在节目里也出现了这个大楼模型。对这座建筑的各种解读的确很复杂。它是一个国家建筑吗？一个和谐的建筑？一个激进的建筑？这种模糊性被旁边TVCC电视文化中心塔楼的一场意外火灾凸现出来。

对于我来说，央视总部大楼于我既是一个高光时刻，也是一个低潮时刻——两点叠合形成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建筑作品的线索。着火那晚非常悲剧性的时刻，着火第二天的场景，与胜利一步之遥，我们应反思什么？当然，以中国的能量和投入，重建了它。

习主席是大楼经历的第三个中国领导人，之前对大楼理解的模糊性又回来产生了影响，可能认为大楼是不被接受，或不是特别受欢迎。“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do not make weird buildings），特别之处在于译成欧洲或西方英文的讲话，都是我完全赞同的内涵。我完全赞同“好的文艺作品应该像蓝天下的阳光启迪头脑温暖人心”。看到央视大楼在百年宣传海报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很让我们感动。

接下来我快速地分享一些我珍藏的图片，大部分是我自己照的。他们会让你知道为什么我执着于央视大楼，它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背景是传统的摩天大楼，央视大楼的形象更生动。

这张夜景是我本人最喜欢的，形象鲜明的大楼在此隐匿起来，好像消失了，但周边低矮的城市部分衬托出它黑色轮廓。

这两张照片我也非常喜欢，可以看到央视大楼是起到统一作用的大楼，富于包容性和周围的环境协调。它并不是严肃孤立的建筑，而是能够和城市周围环境里的每一部分产生和谐的互动。不论是光鲜的，现代的，新的，还是旧的，我为它的建成效果感到骄傲，看到建筑的具体形态如何与一系列中式美学产生共鸣。

我还想展示一下建成效果与之前的愿景图是多么接近。在这段连续的画面中，你会看到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氛围，这是对我来说该建筑的成功之处：在地面最小的移动就改变了看到的建筑的形象。你可以看到建筑有时像字母O，有时候像字母P或T。

这是我上一次去北京时新拍的照片，随着镜头移动，产生了电影般的场景感。

下一张是我最喜欢的美国1960年代的艺术家，托尼·史密斯 (Tony Smith)的作品，他也是一位建筑师，人们仿佛可以在央视大楼的内部某些空间（结构）看到类似他1 : 1的原大作品。

CCTV大楼的结构不仅外部可见，内部也非常清晰，在我看来非常美丽且富于艺术气质。作为建筑师往往不能自说，但我想在接下来的展览中也强调在整个建筑之中的结构之美。

北京CBD规划，2003

我们在北京，我们在中国，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语境下做项目，在一种有极强的乐观情绪的时刻。我们被邀请去思考整个北京CBD的规划，也得到了中国住建部和城市的支持。思考当城市需要更多的建筑时应如何建造这个城市。接受邀请的我们渴望探索在北京这样的中国城市里能做些什么。下图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区域，当时我们在设计央视大楼，知道它会被建成，也在思考我们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我们想的是，也许高层建筑不是城市生活中最佳形式，孤独塔楼，就城市活动和密度而言，对城市地面层的贡献很小（下图）。我们希望探索一种全新的建筑形式，事实上借鉴了九龙城寨-我们在香港探索研究的非法建筑（下下图）。建议一种关于密度的不一样思考——没有高层的高密度建筑。它像是现代版的北京胡同或九龙城寨。

就像是这个模型，我们希望这个地块有内院不会是完全一个实体，产生首层、地面层有热闹的都市生活。

按任务书，我们能够在这个架构中满足功能面积要求，最终不超过八层甚至六层。具有一系列吸引人的区域，形成社会活动的连接器，使得亚洲式的宜人街道生活能够延续并演进，从而避免中心乏味的状况。

下图黑色块表示CBD区域典型的摩天大楼分布（黑色块表示核心筒），每栋楼都占据自己的位置，但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活力流动。这些红色元素是新建筑的电梯，人流分布和地面使用强度也展示出来了。这里的红色元素是电梯，还有人员分布和地面使用强度。仍然是在中国北京，我们得以在此开始对于“城市生活”(Urban Life) 进行真正激进的重新定义，它不仅适合21世纪本身，也适合年轻一代和他们的雄心壮志。

为了更好地衡量，我们也展示出可以把任务书要求的内容植入一个巨大的建筑中，即一个将许多不同建筑整合在一起的建筑，或以垂直交通将人们的社会生活抬至大楼的空中平台（如下图所示）。同样的功能内容既可以由高层，也可以由多层建筑满足。这样，就可以在同一个地段容纳双倍的功能空间，而实现更加有张力的城市生活。

上海Prada门店，2005

普遍意义上的亚洲都市生活都有一种密度和强度包括北京，那时我们希望深入探索上海。我们还想探讨一下如何创造一个互利的局面，中国不必照搬西方的品牌，总部旗舰店，或标志性建筑模式，而是发展出独特的建筑风格。

一次，我们被邀请在上海为Prada设计一个新店，我们说不想设计新店。我们是想渗透到中国现有的情况中去。（如下图所示）沿外滩有一条林荫道，有小餐馆、小商店。我们希望建筑能得到几个店铺，渗透或分享现有的环境而不必完全摧毁它们。

这些是一些草图，仍然非常耐人寻味，这是否是避免完全绅士化的一种方式，是否可行？我认为可行。但现在，这已经变得难以想象，因为无论在西方或东方所有这些相互作用的复杂成分正在消失。

广东时代美术馆，2004

另一个真正的、巨大的努力，以几乎谦虚的方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我认为这(广东时代美术馆)是谦虚的方案。我们如何能够支持中国的条件同时受益。我们被要求在广州做一个时代美术馆，我们最初可以要求在市中心做这件事情，我们的城市研究让我们想到，也许让美术馆去到人们所在的地方会更有趣。这是一个新的住宅小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美术馆建在住宅屋顶上，为其配一部专属电梯，几间公寓作为艺术家的驻地。完全以中国人的方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部分，以一种在西方完全无法想象的语汇工作。

这是我们建成的样子，以及设计解析, 美术馆占据少量地面空间, 空中是美术馆和艺术家公寓，这里（下图），可以看到九龙城寨对我们思考方式的影响：它们都是尽量少占地面，随着建筑以不同的间隔延伸到顶部。而这种互动，也可能是变化的，你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其中一部分在增长，另一部分在萎缩，这种无常体现出对城市生活的感悟。尽管我必须承认有时这种体量的设计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实现很难，建筑师如何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工作；以及如何避免在不被迫完全改变环境的情况下去探索环境文脉的潜力——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我想努力尝试的。

这是一个让我喜悦和激动的项目，特别是关于如何成功地以一种密集、创造性的方式融入城市。在来到中国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并置的可能。下面这张照片中左前方与后面这个建筑分开看, 有些像之前我展示的拼贴农村形态和城市形态共存。

关于北京城市保护，2003

在最后，我还想介绍一下2003年我们和哈佛大学学生一起做的一个研究项目。因为它显示了我们与北京城的紧密联系并不是简单地局限于创造一个单独的建筑。前面的北京CBD项目我们展示了希望以不同的方式调节改变现有城市生活的构成部分的实体，使其更水平或更垂直的努力。

对我来说，在北京的这个保护项目是我们与中国互动的一个很好的时刻，与21世纪开始的历史建筑保护相关，成为其相关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因为那时，我开始意识到建筑师们越来越多地被引入设计壮观的标志性建筑的方向，我认为这是个问题。因此，我想试试研究保护能否成为建筑师摆脱这种建造地标的压力的另一条路径，是否我们能找到保护的新思路。

在哈佛时我们先问自己，保护是什么时间发明的，保护这一词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基本上是在1790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几年，革命中或革命后应该保留的东西的问题首次被提出。第二次革命，是英国工业革命， 1880年左右。英国盎格鲁撒克逊开始意识到保护的重要性。基本上，革命引发了重要问题：要把什么保留下来？宏观背景是在1700年开始的整个现代发明，自动扶梯、直升机、机枪、铁路，所有这些现在定义我们生活的所有发明的集群都是从那时开始的，保护问题也是那一波现代性浪潮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对我来说，这张图实质上可以表明，在保护和现代化之间没有冲突或矛盾，但实际上它们需要是同一事物的一部分，同一方面。

在北京，人们意识到胡同的美丽和价值，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本上，北京到处都是令人惊叹的建筑，但我也觉得保护的意义不仅仅是保护那些最美丽或最特殊的建筑。对我来说，保护（preservation）本身就有意义，作为一种方式，作为一种雄心，提醒人们自己的历史。对我来说，保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孩子或孙子，你可以向他们展示这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他们每天面对的情况，这是你自己的历史。

因此，当我们考虑到北京的保护问题时，我们不仅想只保留纪念性建筑，不仅想只保留美丽的胡同，而且还想保留一些美丽的，60年代和50年代的建筑，等等……基本上代表中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也包含建筑的惊人稳定性，以及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代表。我们还想保留中国的空间，因为街道一直是中国文化中如此重要和关键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即使是街道空间也需要被保留下来。

如何进行保护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这种条码形的横向保护模式，就是保护这个城市之前历史的部分，在这些部分之间，你可以开发和发展更多的现代性。基本上，这些可以保留的条状部分总会让你感受到这个城市曾经是什么，以及它正在成为什么的最终形式。可以通过规则或不规则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你也可以对形式进一步研究，为了确保我们捕捉到城市的每一个方面并为未来的繁荣保留它。我们或可以说重要的，需要保护的特殊地段几乎可能是按数学方式分, 然后再次确保城市和它的原貌被保留下来，或者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楔形。或许是最壮观的一角，因为城市的完整故事可能会在这个楔形的年轮里面找到。

这是有关我参与中国项目的第一阶段讲座的最后一张图，我想通过这个讲座表明，我与中国这种关系未曾是一种单向的沟通，而是双向协作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集体实体，一个政治实体和一个文化实体，一直对我的工作非常有启发性，和高标准的要求，我专注投入，并非常高兴地看到在这里可以实现的成果。目前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情况，在它的最终潜力和成果方面，中国此刻需要富有真知灼见的真诚乐观的解读。

问答环节

王明贤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与艺术史学者

100年前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的出版引发了建筑的革命。你在1972年出版了《出逃，或建筑的自愿囚徒》，1978年又完成了《疯狂的纽约》，随后的40多年来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走在时代前沿，影响非常大，你确是专业的建筑思想家。柯布西耶或者是业余的建筑思想家，但那一代现代主义设计师的宣言和出版物一经问世，就迅速改变了建筑和城市，而今天的建筑师却很难真正改变、引发建筑和城市的革命，这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原因又是什么？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你谈到了不同代际建筑师之间的巨大差异。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不同代际之间，还有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在柯布西耶时代，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竭尽全力全方位提出建议，和当局打交道，为城市和城市规划局提出规划建议,那时期规划局负责规划城市。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在那个时代的世界经济体系下，国家对发展以及发展所需资金支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种设想认为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经济，可以控制很多方面。我认为也许在60、70年代之前，这种期望是有效的。但是在西方，尤其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到来之后，市场经济成为了主导力量。市场经济，在美国一直非常重要——之前由政府或者规划局掌控的很多主张——后来由市场驱动以及开发商接手了。

因此我在演讲中用了三次“谦虚” （modest）这个词，无论是否愿意，今天的我们更需要谦虚。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会在不同规模、不同目标的项目中工作。在单体建筑规模上可以追求一种非常精确的效果。但在城市尺度上，我们不应该,或者说花太多时间去思考城市应该如何怎样发展，因为几乎没用。另一方面,特别是在全球普通公民、政府都越来越感受到气候变暖紧的迫性，也更加重视这个问题的背景下,我们或许处于一种新的形式下，很多主动权必须再一次回到政府手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筑师将更具权威性。在这里我再次强调建筑师必须更谦虚,以自己最大力度推进可持续性发展以抵御全球变暖。这也是我自己的在过去的5年工作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工程方面，我已不再跟一些醉心于发明新结构的工程师合作，而是去跟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完全不同的工程师合作。若是我画一个图表, 之前有很多未被采纳的主张,也许现在它们有可能重返, 这种回归将带来完全不同的建筑, 对我来说，将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前景。

崔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我刚才以为讲座还会继续讲下去，说到北京的古城保护，还有乡村问题，包括提到的双向保护等，我很希望能听到这方面具体的想法。因为我也知道朱锫院长跟库哈斯先生曾在江西做过乡村研究，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一个是中国的乡村发展，一个是中国的历史城市或者说存量城市的发展，关于这些方面我特别希望听到库哈斯先生观察和独特观点，谢谢。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为与大家详细分享我的这些阶段的历程, 我将讲座分成两部分。虽然我们现有工作很多局限于线上未能亲历下乡，但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与合作中实现了某种在中国乡村实质性的参与。在3周之后我下次讲座分享的内容将与你的问题关联。

姚东梅

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前OMA北京总监，美国注册建筑师

你今天讲到很多项目，比如北京城市保护，北京CBD规划竞赛，央视大楼的公共流线等，这些都是对于北京这个城市非常重要有益的建议，但很多并没有被采纳。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失去了将这些美好愿景变成现实的机会。现在北京城市的发展是否让您产生挫败感？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是什么？你对北京接下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我们先来谈一谈CBD竞赛的情况，这是一个20年前的项目，但我们能惊喜地发现，考虑千禧后的年轻一代正在发展出的文化，这个方案对于他们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会发现如果这个规划能实现，它可能比任何普通的摩天大楼城市都更具吸引力，无论是在北京、纽约还是其他类似这样的地方。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未能实现的项目，每个项目都有某些实质的内容,我一直认为无论是这个项目还是别的项目，都可以以某种形式回归，或许未来还能用。这些想法今天看来可能是更具令人信服的思考，尤其是当人们想到若城市当初采纳了我们的建议而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无论是北京CBD规划，还是为北京提出的保护策略，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无论对北京还是别的城市。且CCTV大楼的公众参观流线已经建在大楼空间里了（未对公众开放）, 建筑是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是否到一定时间它会被启用，也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问题。

有作工作室

你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当代建筑师的机会在哪里，特别是关于生态系统、历史的保护，你有没有什么对于年轻建筑师的建议？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我认为，现在真正重要的不是去打造新建筑，而是关注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我现在想要去做的，就是希望能把一些议题放到人们的视野之中，促进讨论。例如保护项目，我和斯蒂芬于2010年在维也纳一起做过一个展览。没有任何商业利益驱动，只是我们认为将保护的问题提出来非常重要，那时可以感受到保护正在停顿或出现了危机，无法应对关于它所提出的问题。在没有任何商业利益也没有支撑基础，我们在那个展览上，提出问题作出文本进行讲座，仅仅作为一个设想和批评性介入就产生了值得关注的影响。

同理，我和斯蒂芬都认为，在对城市的执著与聚焦之后，关注乡村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对乡村特别痴迷，而是农村地区存在这样的条件、潜力和危机，当然还有它的美丽。对“乡村如何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潜力”而不必以在城市的方式改变建筑，这些方面的探索尚不充分。

这些事情你可以做，或者建立一个小公社真正开始居住在乡村，在乡村开展事业，与乡村一起发展。也就是脱离传统建筑师职业发展的路线进行实验。我认为目前“实验性”一词被严重低估。对于我来讲，它是重要且非常好的理念，实验的特点就在于我们不知道是否会成功。但这是一个机会，这一次失败了，下一次也许就会成功。作为一个建筑师要探索各种不同形式、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通过多元化的发展，可以扭转建筑师在一个项目中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王骏阳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首先非常感谢库哈斯先生，我对您的讲座感兴趣，是因为中国文化这个问题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通常，凡是涉及到中国文化，就会出现一种本质主义，也就是说，只有某种本质的事物才能是中国的。为达到这种本质主义，你必须在久远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进行追溯。人们常说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就是本质主义的体现。在我看来，另一个本质主义的新近案例是以杭州为基地的王澍的建筑主张。但是在你刚才的发言中，我听到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开放式理解，它是多元的，而且更为重要的，它是当代的。这是我听库哈斯先生讲座的总体感受。我想问的是您对本质主义有何评论？另外我也想知道，你对王澍的中国文化观念有什么看法，我想您一定知道王澍。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我逐字赞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确实它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在欧洲看到同样的现象，比如彼得·卒姆托的创作是瑞士本质主义，你或可以看到德国和荷兰的本质主义。无论国家大小，都有可能产生本质主义。我认为王澍创作了一些非常好的建筑。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不是要对一种文化提出不同的解读方式，我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建筑师，因为我也是作家，并曾经在电影行业工作，我与文化有着不同的关系。文化对于我来说的不仅是高级文化或是低级文化，也可以是社会学意义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我对文化的多元性吸引我，对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于我就像我对建造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师和对中国市场街上小吃店都感兴趣一样。我认为横向拓展对共同定义文化的不同元素的兴趣，将赋予人们在不同方向进行探索的自由。

王骏阳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那么，央视大楼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性何在？当然，它已然坐落在中国。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这是一个复杂问题。简而言之，我想在此引入“潜意识”这个概念，因为它一部分与我潜意识有关。但我只知道，这是一座我只能在中国想象的建筑，在其他地方无法想象。当然，这是一种基于了解中国的背景，了解中国的城市主义及其方向的回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意识到记忆中的确没有人提出CCTV结构设计是中式的，但在我眼里，这几乎与中国式美学相关。或因对被人们称为中国文化或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入了解，才能知道它只能在中国建造。

同时在所有我参与留下建筑作品的地方，包括法国、德国、俄罗斯、卡塔尔等这些国家，我一直在避免具象关联，一直在尽量避免让建筑带有明显地卡塔尔式，法式或俄式的情况，而是试图培育出更贴切的接近与联接。

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我也向库哈斯先生讨教，很高兴听到库哈斯先生谈到全球化危机这个话题，在中国我们更是深切感受到近三年以来逆全球化，或者说反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可以说导致了政治上的单边主义、经济上的封闭主义、军事上的霸权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冷战思维。

今天我们无法全面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我们不能不担心，全球化危机在文化上会改变库哈斯先生讲的过去十年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交流、合作共赢的生态。我想库哈斯先生，你认为具体在建筑上，目前这种逆全球化思维会出现什么样的征兆？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方式来进一步保持沟通和交流，抵御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在建筑全球合作上的状况？请从建筑的角度谈一谈我们目前面对的危机，预测会有什么样的更严峻的挑战？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你讲的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我说“我们”是指我们所有人的处境。目前我们正面对一种非常大的压力，试图找到一个答案，一个超越简单地继续这种沟通的答案。我个人觉得我们确实离冷战思维越来越近，希望它止步于冷战而非走向战争。但在我看来糟糕的是，积极的外交被放弃，只有对不同观点的刺耳陈述，其效果是强差人意的。

我刚才提到一个要素将要或者同时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形势。这一悖论在于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需要参与到应对全球变暖的治理之中。在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最近发表的一个特殊的讲话中，我第一次听到美国人赞扬中国在处理全球变暖、重新种植地貌、将沙漠变成绿地这些方面的雄心。且不止是一句真正的赞誉，而是一个在美国目前情形下对中国所作出的努力的发声讲话。

我觉得在这一个领域或早或晚——无论是因为一个全球灾难，或是出于全球共同努力——会让我们再次联合起来。整个联合的理念听起来或是天真轻率，但与此同时，我认为通过仔细研究能源，仔细研究食物，仔细研究所有已经存在的联系，它或经过一个巨大的延迟后到来。我看到今天的荷兰报纸上关于欧洲和中国之间的铁路连接的广告说货物可以在4天内运输，这非常有吸引力和令人惊讶。未来我们一定会有更多合作，以一种齐心协力的方式去做很多事情。对于一些太平洋和非洲国家而言，这点可能更加重要。

我想，我们迟早会有义务召集更多的合作。我们将建立一种统一的合作机制，这对于年轻一代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中发挥作用更紧迫更具号召性和吸引力。这也是我希望的方向，我想说我希望以这种方式最终能消解敌意。我很高兴你也在目前语境下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你建议的紧迫性也是我非常强烈感受到的。

罗晶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

我代替现场听众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库哈斯先生的很多作品都是拥抱矛盾，冲突和反差的，而政府很多时候所希望的城市更新或乡村振兴则是希望统一风貌，欧洲的城市规划和中国的城市规划是否有比较大的不同？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在欧洲一切都容易一些，更吸引人一些，中国很多事情受到不同层级的政府干预。但其实只是因为欧洲的政府规模很小，规模大的政府和规模小的政府都有各自的问题。

中国的政府部门非常有执行力，能把一些想法付诸实施。在欧洲就很难，因为政府管理、资本主义和市场是彼此分立的。比如哪怕在经济允许、看起来应该更容易的条件下，欧洲也很难有时间来处理移民问题。这一系列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无法找到答案也很难去面对。我觉得这就是小政府的弊病——权力的分散化。当然欧盟现在努力想实现一种更大的协调性。他们希望能以一种综合方式去处理问题，但实际上他们缺少调动的能力，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不平衡。所以中国跟欧洲，各自有各自的问题，这可能也导致了两个阵营的紧张关系。

罗晶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

第二个问题正如库哈斯先生所述，中国30年来快速新建了大量建筑，而且这些建筑绝大部分是现代风格的，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城市整体风貌，中国传统特色已经基本被破坏，这些钢筋混凝土的设计使用年限是50-70年，未来逐渐拆除后才有可能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风貌。目前中国非城市地区可能还有机会从现在开始认真考虑做一些补救措施，对此库哈斯先生有何建议？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总体而言，传统风貌的保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实际上在迪拜、德国、墨西哥，它都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过去30年间中国新建造起来的钢筋混凝土城市，实际上和南美、北美、非洲的一些城市非常类似。

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广普城市》（Generic City）。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城市看起来那么相似？我的建议之一是，也许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传统的流失和消逝，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但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开心的，我们摆脱了一个历史包袱，不用接受“包办婚姻”了，现在可以自主地用钱用在更私人的创造而不是集体的东西上去了。

因此，我认为我们都处于一个有趣的时间点，我们从许多传统中解放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受益匪浅，然而，我们对整体结果感到不快乐不满意。

我们满足了享乐和享受的时刻。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享乐主义和享乐产生了一个社会或一个形象。我想强调，这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一方面觉得很美好，一方面又在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和原因，以及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并不认为是否恢复中国文化，或者恢复荷兰文化，这不是个简单的是否问题，我们要理智地做一些对未来更负责任、更聪明和长远的决定。

朱锫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在大学5年的教育里，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你可否从一个教育家、建筑家的角度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一些建议。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这很难，我不认为我有一个通用的智慧秘方可以传授。创造力是一种个人的东西，对我而言它和好奇心和快乐相关，也许承认这一点有些困难和危险，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好奇心和乐趣的组合引发了创造性。而且也许更重要的如何保持童心而不是成为明智的人，以保持发现事物的敏锐。而且要有一种觉悟，便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角色，应起到一份作用，没有什么能迫使你被动、不参与或放弃。

张茜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师

库哈斯教授，你如何看待乡村的发展，乡建是近些年重要的议题，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也开始转移到乡村中，乡村和城市有着不一样的模式与问题，很多乡村建筑和当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并没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你如何看待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环境，以及建筑师在农村未来的角色和工作方式？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谢谢，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空泛化，或者说以偏概全。因为中国所有地区的条件并不完全一致。有一部分农村地区离城市非常近，和城市之间的联系如同双生儿连体婴一样密切，我们在谈到农村发展的时候要把它和城市联系在一起。也有一些农村地区非常偏远，我觉得至少可能有30种不同的情况共同组成了中国农村的当下，所以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努力被白费的经历，比如说在工作里做了无用功。这种情况在荷兰也一样，有一些建筑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城市绿地没有实现原来的功能等，这实际上随处可见。

建筑师不要把农村地区看作可以随意使用、操纵、控制的地方，而是用更加批判的眼光，把它看作可以创造性发展的地方，以一种尊敬、关切的心情去认真开发和设计。正如前面所说，没有统一的答案，潜在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数百上千。尽管人类犯了很多不同的错误，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止步、停止尝试。只有通过发展，协作，我们才能实现目标，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我认为，建筑师们显然在中国的乡村建设中正在发展一系列更负责任的参与形式。

罗晶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

我自己想提一个小问题，在演讲中库哈斯先生对九龙城寨有着特别的兴趣，对它也做了很多研究，这种空间密度在你的概念中是否和中国文化挂钩？在你后面的项目中用到九龙城寨空间特征和概念的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表达，还是对某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还是觉得这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形式上的美？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香港九龙城寨确实是令人生畏，从居住环境来说，里面有很多犯罪滋生。但我们需要把这些不好的方面和建筑模式区分开讨论。作为一种居住模式，它实际上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所有的内容都集合在一个体量中；每条小街道里都具备了各种功能，尽管有一定的规制，但里面的空间形态是自由自在的；这使空间可以野蛮生长，允许居民自由创作。与其像个人与家庭、细胞与身体一样生活，人们可以连接到一个更大的整体，并在这个整体中创造更接近社区的东西。

因此，尽管九龙城寨有很多问题，但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模式来看待，存在可以研究或探究之处。当然我并不是说要把它进行1:1的复制，而是抓住里面的相似之处。比如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项目中，第一层的建筑功能，往上的20层也不会全部进行复制，它们都具有不同的功能。之前的中国人生活在大集体当中，一个小家庭和周围社区、整个社会大家庭的联系是更加密切的，在这方面，九龙城寨还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联系。

学生提问

这个问题是关于标志建筑或地标的，因为在你的演讲中提到，你并不是非常支持将作品打造成标志性建筑或地标。但对我来说，你的一些项目，如中央电视台的大楼，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地标。所以我想听听你对标志性建筑的更多见解。您觉得央视大楼到底是不是地标性建筑？因为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公众都已经这样认为。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你抓住了我论述中很薄弱的一点，我确实承认它后来成为了地标。但我对制造地标的压力感到紧张。央视大楼之所成并不是一开始我就想制造一个地标，我只是希望它能在周围100多座摩天大楼中保持自己的特点，我希望设计一座建筑央视机构内部的功能元素能够在其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同时为它们建构某种互动关系。或许出于一系列最终可以评判它的结果的雄心，使得它最终被定义为地标性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地标可以是偶然天成，但不应是设计的第一出发点。

学生提问

我还沿着地标性建筑提问，我们都知道明星建筑师从这些地标建筑当中受益，因此一些建筑师会持续不断地致力于地标建筑物的生产，那么，你认为这种现象是否有问题？

雷姆·库哈斯

OMA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

很显然你认为这是个问题，我同意。我也提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来自外部世界强加在建筑师身上的压力。有时这种压力却导致刻意做的项目却无足轻重或者以同样的方式无法成为地标。我认为应该去针对这种压力去做些事情。

总结环节

王明贤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与艺术史学者

谈点个人感想。库哈斯的讲座跟大家的讨论是新冠疫情以来这三年线上、线下互动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正如范迪安院长刚才所说，库哈斯是划时代的建筑思想家，在全球建筑面临新挑战的时候，从城市规划建设、乡村营造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研究，给我们很多启发，这是目前最高水准的一次学术讲座和交流。

朱锫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范迪安院长希望我代表他和中央美院全体教师再次感谢库哈斯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跟中央美院深度合作，不仅仅是做讲座，而是深入教学一线，我们的学生和老师都深有感受。

谈一点感想作为这次学术讲座的结语。

首先，正如今天讲座的题目，我感受最深的是库哈斯善于从不同地域、国家的文化中汲取能量。他总是以全球的视野来看待城市及乡村的发展。无论早期对城市研究，如《出逃，或建筑的自愿囚徒》、《疯狂的纽约》、《大跃进》乃至CCTV新楼的建筑创作等，还是现在有关普通乡村的研究，也许正像他的草图中所标注的有关他在世界各个地域工作的时间表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的足迹从欧洲到北美，从亚洲到非洲，遍布世界各地，所有这些，都强烈的反应出他对时空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刻解读，并从中获得启发。

其次，库哈斯对时代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性。在十几年前，当整个世界都在热衷讨论城市化进程时，我们注意到他的注意力、关注点已经转向了乡村，他开始质疑完全城市化（total urbanization）的必要性，重新发掘乡村作为人类生存和重新安居之地的可能。这是作为一个建筑思想家，对时代变革的深刻感知力和极度的敏感性。

我们很珍视和库哈斯、斯蒂芬•彼得曼和姚东梅团队的合作，我们更期待着明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库哈斯在中国”的实践展，今天的讲座跟那个展览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也特别期待11月4号库哈斯先生讲给我带来的讲座的下半部分。

今天一下午高强度的、精彩不断、紧张激烈的学术讲座就要结束了，我代表中央美院建筑学院全体师生，包括中国学者，感谢库哈斯先生带来的具有启发性的深刻的演讲。

今天的学术活动到此结束，期待下次中央美院学术现场再见，谢谢大家！

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朱锫院长做了很好的总结，我们的确要感谢库哈斯先生，今天的讲座素材丰富，通过很多案例来谈建筑思想，特别是对建筑文化的观察和思考。无论我们熟悉或不熟悉他的作品，从这场讲座中思考他提出的许多含金量很高、启发性很强的问题，也会取得很大的收获。对于大家的提问交流，库哈斯所阐发的见解似乎是更有意思的，因为跟我们当下共同思考的问题更有直接联系。期待下一场讲座，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再次谢谢库哈斯先生和斯蒂芬•彼得曼先生，谢谢大家。

END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论坛雷锋纪实

《普通乡村——库哈斯在央美究竟讲了什么？》

《建筑学向何处去？——直击央美全球建筑大咖峰会（上）》

《建筑学向何处去？——直击央美全球建筑大咖峰会（下）》

《要不要为长命百岁的包豪斯“续一秒”？ ——央美《后包豪斯：知识分子、建筑学和社会重建》论坛纪实》

《央美“云园史论雅集——管窥东西：国际交流视野下的建筑与园林”雷锋报道》

《矶崎新王者归来》

《了不起的斯蒂文·霍尔》

《央美“阿道夫·路斯的当代性”论坛雷锋报道 | 上半场：熊庠楠、苏杭、青锋、韩涛》

《央美建筑青年学者论坛“路斯的当代性”雷锋报道 | 下: 范路、何可人、刘文豹、朱亦民》

《李虎+黄文菁：Being OPEN 激进的诗意 | 央美中国建筑师前沿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