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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都不发朋友圈了?

怎么都不发朋友圈了?

文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刷朋友圈常常成为了一种不自觉的赛博肌肉记忆行为。


但朋友圈刷久了经常会让人感到虚无,因为里面刷屏的总有各种“正能量”或者积极向上的内容,似乎发布负面消息成为了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介里,我们又需要小心翼翼地,比如通过字斟句酌地修改发布内容、设置分组可见等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形象,也无形加剧了这样的效应。


久而久之,朋友圈氛围让人感到心累,很多人干脆“闭麦”,不看不刷也不发朋友圈了。


《偶然与想象


这样的现象,传播学理论其实早有研究,那就是“印象管理”与“角色表演”理论。传播学教授刘海龙在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里,就运用这些理论,对我们日常经历的种种现实进行了一番深入剖析。



讲述 | 刘海龙
来源 | 看理想App《传播学100讲》

01.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表演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人工智能之父”图灵是一位同性恋者。根据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的说法,图灵发明的用于测试机器是否有人类智能的“图灵测试”,其实就是复制了每个同性恋男子在1950年的英国必须通过的日常测试,也就是:你能装成一个异性恋吗?尤瓦尔在书里说,“图灵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就知道,你究竟是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对你的看法。”


在图灵生活的时代,同性恋是个污名化的身份,他必须伪装成异性恋,掩盖真实身份。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基于一些需求或压力,最后选择通过伪装自己,来引导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比如很多人在发照片之前,必须要经过修图软件的处理,而且还会精心挑选要发布的内容,以此营造一个理想的个人形象。可以说,每个人都在精心地营造着自己的社会面具,并会根据不同的交流环境,扮演某个角色、维持某个身份。这种行为就是人际传播里常说的“印象管理”。


印象管理”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出的,它指的是在与他人互动中,通过控制发出的信息,也就是自我呈现,让对方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来形成对你的印象。控制了对方对我的印象,就可以进一步控制对方,让TA做出对你有利的行为。所以印象管理说到底是一个信息控制行为。


那印象管理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戈夫曼把人际交流时的表达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给予(give)的表达,即传播者有意传达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在朋友圈发的信息和照片,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意传达的信息,它们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流露(give off)出来的表达,即传播者无意中传达的信息。


而信息的接受者常常会用后者去检验前者,也就是说用流露表达去检查给予表达。比如在朋友圈对某个刚逝世的文化名人表示怀念,这是有选择的给予表达;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他发表的观点却牛头不对马嘴,这是无意流露出来的表达。两相对比,这就显示此人根本没读过这个名人的作品,说明此人很可能只是在附庸风雅。


戈夫曼在这里重点关注的是流露出来的表达,即场合性的、非词语的、无意的传达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流露出来的表达”或者“无意的表达”,是从观察者而不是行动者的角度来说的。作为观察者,我们会认为对方的这些非语言信息可能更具有可信性。尤其是有经验的观察者,确实可以看到很多非语言传播中,那些无声的语言所传达的丰富信息,从而发现对方的秘密。


但是另一方面,观察者所看到的那些流露出来的表达,也很可能是表达者通过操纵信息伪装出来的假象。于是在戈夫曼的眼中,人际交流和人际互动就变成了一场充满张力的表演。


因此,作为一个微观社会学家,戈夫曼有一个特别让人感兴趣的问题:表达者是如何在这场表演中,通过各种策略,来让观察者相信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戈夫曼的戏剧理论。


戈夫曼认为,我们日常的行动都是在扮演着某个角色,会根据自己对周围环境也就是“舞台”的理解,选择不同的剧本与角色。关于环境,我们的头脑中存储着许多固定的场景组合,戈夫曼把这些模式称之为“框架”。


我们会根据自己对情境的判断,把这些固定的模式套在千变万化的现实上。这些框架会帮助人们迅速地对现实做出判断,从而决定自己的行为模式。


《秘密森林》


比如被突然拉进一个会场参加会议,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结合现场的布置、参与者的身份、人们的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道具、议题等等,迅速地判断这是什么会议: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是被动听讲的会,还是要主动发言的会?是例行公事的会,还是关涉到自身利益、需要进行争执的会?我是会议的主角、配角还是观众?等等。我们头脑中的这个框架就会赋予现场的一切以特定的意义。


不过,框架也有错置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搞清楚状况,或者我们已有的框架模式库没有及时更新,跟不上现实的变化,就会出现用错剧本的情况。


这里要重点讲一讲角色扮演。角色既是某个情境下我们对于人们做出的行为的期待,就像是我们给别人贴的标签;同时也是我们期望在他人心目中留下的印象。


戈夫曼更侧重于从印象管理的角度来理解角色。也就是说,我们就像演员一样,扮演某个角色,而且希望对方能够相信我们就是这个角色。不过现实中也存在“玩世不恭者”,他们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认同度不高,缺乏投入,比如叛变者、一个良心发现的骗子或者是一个劝你不要购买他家商品的服务员,把枪口抬高五厘米的看守者等等。


更多的时候,我们对待角色的态度可能居于信仰者和玩世不恭者之间。但是对于任何一个追求人生意义的人来说,角色扮演必不可少。甚至我们可以说,表现出玩世不恭也是在扮演另一种角色,即一种不相信自己角色的角色。


可能有人会问,那是否存在没有表演的时候?按戈夫曼的理论,哪怕我们一个人独处,也是在表演——只不过观众和表演者都是自己,这是一种自我表演、自我感动。因此,对戈夫曼来说,其实没有纯粹的自我,自我就是一个衣架,不同的角色就是衣服,衣架只有挂上不同的衣服才有意义


《断线》


在角色理论看来,真与假其实并没有什么截然的界线。如果我们一直戴着某个面具,假戏真做,并且始终相信自己的角色,那么自己就成为了这个角色。


就像雨果小说《悲惨世界》里的那个小偷冉阿让,一直扮演好人,最后他就改邪归正成为了好人。当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身份,比如成为大学生或者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公司员工时,虽然会出现扮演新角色的忐忑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游刃有余地适应这个角色,这时候假的就成了真的。


02.

怎样让别人相信我的表演?


前面说过,角色扮演和印象管理的关键就在于信息控制,保持印象的完整性,不出现穿帮或者角色崩溃,从而让对方按照你理想中的方式形成对你的印象。


具体来说,首先要对表演空间进行管理。戈夫曼把角色表演的区域分成前台与后台,前台是我们做特定表演的区域,而后台则是我们故意做出与前台面貌完全不同的表演的区域。比如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课堂就是前台,要为人师表、尊重同学;但是办公室就是后台,可能不同老师之间会议论教学以外的八卦,或者评价某个同学等等。


要注意的是,后台并不是没有表演的区域,只是进行与前台所不同的表演区域。因为相对于自己的家,办公室也还是一个表演的区域。我们前面说了,即使在家里,也许还能区分出前台与后台,比如你在专心工作的时候和赖床的时候就不一样。


除了空间管理外,印象管理中还经常使用四种策略。分别是戏剧化、理想化、歪曲化、神秘化


第一个是戏剧化(dramatization),也译为戏剧实现。既然要扮演,就要加上一些服装道具,同时在行为上具有一些这个角色的特征和技能。


例如,医生在办公室会挂上自己医学博士的证书,问诊时要表现出对患者个人情况的关心,以及自己针对某一类疾病的专长;维修工人在上门维修时,要装备齐全、身着制服,还要展现出自己灵活的动作以表明自己有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


对于戏剧化自我呈现最大的威胁,来源于表达与行为的不一致性,比如医生一方面表示自己经验丰富,但是在问诊的过程中拿错了听诊器;或者维修工声称自己专门修理水管问题,却搞错了水管连接的方向,这种声称和行为的不一致性,就会导致他人对这种戏剧化自我呈现的质疑。


一般来说,要让人相信你的表演,就得更关注外在表现,而你实际能力怎么样,一般人是无法得知的。所谓做做表面功夫,学学架势。而相反,我们经常会碰到,有些人看上去不太具有某种技能,但是能力却非常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人不露相”。


第二个策略是理想化(idealization)。理想化就是表现得符合社会理解和期待。理想化具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积极的(正面的)理想化,另一种是消极的(负面的)理想化。


积极的理想化,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会用积极或正面的方式呈现自我。比如在社交媒体上炫富就是一种理想化的自我呈现;那些在社交媒体天天晒自己看书的人,也许并不真的读书,真正读书的人可能会刻意表现得不那么用功,他们晒得更多的反而是吃喝玩乐;还有的人明明花了很多功夫做一件事,但是故意不表现出来,似乎自己能很轻松地做到。


《偶然与想象》


而消极的理想化,则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消极的或者负面的方式呈现自我,比如在工作中对领导或者同事示弱,以逃避工作任务;或者在浪漫关系对象面前表现得笨拙或者单纯,以获得对方的好感和关心;还比如破产的人或者领救济的人会有意表现自己生活潦倒;学霸在考试前经常说自己什么都没复习。


但是不管是消极还是积极,理想化的策略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困难,那就是总会有了解实情的观众会戳穿这种“伪装”。


《史记》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陈胜称王之后,以前和他一起种田的老乡来找他,他本来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成就,结果他们根本就不把陈胜当回事,还把他当以前那个农夫一样,因此在宫里胡闹,赖着不走。这就破坏了陈胜的理想化表演,使他丧失了权威性。所以他后来按臣下的建议,把同乡他们都轰走了,违背了当年“苟富贵,毋相忘”的誓言。


因此要实现理想化的印象管理,必须对观众进行区隔。比如陈胜如果在宫廷外找个地方,好吃好喝接待他的同乡,把他的臣下和同乡这两类观众隔离开,这样就既可以保持他的权威,又可以不违背当初诺言。今天人们更常用的区隔观众的办法就是朋友圈分组可见。


第三个策略是歪曲化(misrepresentation,也译为误传)。歪曲化的表演指传达与事实不合的虚假印象的表演,如作伪、行骗、欺诈等。但戈夫曼所说的这个策略并不具有道德评价,而是强调它和理想化表演一样,都是必须谨慎维持的印象传达,因为角色扮演多少都会有一些“作假”成分。


戈夫曼还写过一本书叫《污名》,研究的是那些有过不光彩经历的或者身体有某种缺陷的人如何管理自己的形象,比如坐过牢的人、得过精神病的人、跛脚的人或者听力不好的人,会尽量让人看不出之前的经历,这些就是使用歪曲化的自我呈现进行扮演,但我们会觉得他们有权进行表演。


因此歪曲化的问题关键不是有没有表演,而是行动者有没有权力表演


比如“炫富”的例子,其实他们所有的富贵,也都是表演,但是人们常常觉得不能容忍,因为这让我们产生了不平衡:“明明他们和我们一样,但是却能通过表演获得更多资源。”


所以总结说来,对于他人的歪曲的自我呈现,我们有两种常见的态度:如果我们认为对方是刻意或者带有恶意的进行假扮,我们就会非常反感;如果对方试图通过假扮的方式隐藏社会缺陷时,我们就会认为对方的这种假扮情有可原。


最后一个策略是神秘化(mystification)。神秘化的成功表演,即通过保持社会距离或是限制接触的方式,来引起和维持观众敬畏。比如政治和经济精英就要保持自己的神秘性,尽量少地让公众能接触到他们的信息,甚至公众也能配合演员神秘化的策略,对他们表达尊敬,并且更好维护他们的神秘性。而狗仔队和社交媒体,却在瓦解着名人的这种神秘性表演。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表演,还有集体的表演,戈夫曼把表演的集体叫作剧班。比如领导来你所在的部门视察工作,部门人员就成了一个临时剧班,要相互配合进行理想化表演;同时,要是面对客户,公司不同部门之间,即剧班和剧班之间虽然有冲突,但还是要彼此配合,维持共同的情境,不能穿帮,泄露公司的秘密,比如成本价和产品质量的真相。当然,最经典的还是全世界魔术师剧班之间的配合,他们互相不能揭对方魔术的老底。


03.

社交媒体:一个广阔的表演舞台


前面谈到的自我呈现的动机和策略,在面对面交流的时代它们的实现都还算相对稳定,但现在技术可供性和社交媒体的特性,又为印象管理带来了更多的方式和可能性。


比如专业人士在设置自己社交媒体主页或者形象照片时,会采用自己的工作照,例如医生会使用自己穿白色医用外套的照片作为社交媒体头像,老师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上课或开会发言的照片。


这些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都反映出发布者自己希望营造的理想形象。而这些理想形象基本来说,都是符合社会期待的特征:比如说刚生育的父母会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和婴儿之间的亲密无间;也有人会在社交媒体上扮演和展示各种“人设”,例如要表现自己的富有,就“炫富”;要表现自己的自律,就发布自己的健身视频或照片;要表现自己工作努力,就发布自己夜晚走出办公室的照片等等。


《I'm Home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的点赞功能和标签功能,也可以被用户用来作为自我呈现的部分,比如有人会通过给喜欢的影视作品点赞来彰显自己独特的品味。


社交媒体还提供了观众细分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控制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对谁可见,像前面说的或通过分组来进行观众细分,这样用户就能进行内容控制,也就是进行选择性的自我呈现。例如,有人让自己加班的照片对上级可见,和朋友泡酒吧的照片对上级不可见。通过这种观众细分的方式,人们就可以避免自我呈现的角色不一致造成的威胁。


歪曲化自我呈现在社交媒体上也更容易实现。比如有人会设置不同的社交媒体主页去结识不同的人;也有人利用社交媒体的特性,进行欺骗的行为。比如上一集讲的“杀猪盘”,就是用歪曲化的自我呈现——比如装扮成更易于接近的好人——去骗取他人的信任,从而获得不当得利。


此外,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还会出现积极性偏差,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更倾向于表露积极和正面的情绪,而往往不愿意表露负面的、消极的信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呈现负面的情绪可能会被认为是偏离社会规范的。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的状态更新中,表达正向情感的语言使用量要超过私信中的正向情感语言三倍


之所以社交媒体“正能量”浓度过高,是因为我们在自我呈现时,会选择不同媒介表达正能量和负能量。如果马上要进行的人际互动,可能会对本人的自我呈现造成负面影响时,比如在向他人坦白或者道歉时,人们会更多地选择电子邮件或者一对一私信的方式;


如果马上要进行的人际互动可能会对他人的自我呈现产生正面影响时,人们就更愿意采用公开的方式,比如在群聊里发布赞扬或者恭喜他人的信息,微信群中经常出现的集体点赞现象,也是因为如此。


甚至可以说,社交媒体加剧了“点赞社会”的现象,使我们认为其他人都很快乐,好像只有追求快乐才是正常的,而感受到痛苦或者发布负面的信息是破坏气氛的“不道德行为”。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不够正能量。


《断线》


因为,虽然社交媒体的积极性偏差会导致社交媒体上呈现的自我,比实际的自我要更加积极,但是人们往往认为那还没有达到理想化自我的程度。简而言之,在积极性方面,理想化的自我大于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又大于实际的自我。


此外,人们还认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个人资料在某些方面是优于实际的自我的,例如有趣、外向、爱冒险等;在某些方面则和实际的自我一致,比如有创造力、外表有吸引力等,而在另一些方面社交媒体上呈现的自我又不如实际的自我,例如聪明、礼貌和可靠等,需要实际相处才能显现出来的特质。


总之,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只是我的一个不准确的投影。至于开头提到的图灵时代的真实经历,则是一个历史问题导致的被迫进行的“印象管理”,只要对特定群体的污名化还存在,这种少数群体的“印象管理”就仍旧存在。不仅是某种性取向,包括得了某种疾病、有过某种被社会认为不道德经历的人都在过着两面生活。


因此,社会的宽容就显得尤其重要。 


*本文内容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内容经编辑整理,完整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移步至看理想App内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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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图:《偶然与想象》

音频编辑:hyl、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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