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走向海洋？

1557年，距离嘉靖帝驾崩还有10年。当时的中国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葡萄牙人获得明朝官方的批准，以每年500两白银的租金获准在澳门居住经商；另一个是浙直总督胡宗宪假装招安，诱杀了“大海盗”首领王直。

只允许海外番国与朝廷官方开展贸易，严禁民间私自出海，是明朝嘉靖帝之前的国策。从太祖朱元璋时期开始，明朝就实行了严格的海禁，制定了“正犯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的严刑峻法。

但是，到了嘉靖年间，江、 浙、闽、粤等沿海数省，半商半盗的豪强林立。海商为了对抗官兵的围剿，不惜铤而走险，组织武装走私集团。王直就是其中显赫一时的领袖人物。明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才将这股民间海洋势力暂时压制。

与此同时，世界另一端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却鼓励、资助冒险家主动出海寻找财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来，双方对待海洋不同的态度，成为西方崛起，东方暗弱的历史转折点。但重要的不是现象，而是原因。

实际上，嘉靖之后，隆庆登基不到一个月，就宣布解除海禁。然而，大明王朝并没有迎来命运的转折。因为真正纠缠这片大陆的，是一个我们至今仍然没有摆脱的来自海洋的噩梦：货币。

1.铸币贸易

嘉靖三十九年，为了弥补日益扩大的财政亏空，内阁首辅严嵩提议将浙江现有农田的一半改为桑田，以增产二十万匹丝绸，销售到西洋诸国换取白银。

这是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开篇的剧情。虽然这一段史书上没有记载，但的确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明朝初立时，土地荒芜，百废待兴。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明朝的经济逐渐从战乱破坏中恢复过来。

但是，另一个难题很快出现了：由于历朝历代多使用铜钱，铜矿开采过度，铸钱用的铜不够了。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下旨设置宝钞提举司，发行纸币“大明宝钞”。不过，当时的人金融学知识不够，朝廷印起钱来又没有节制，导致大明宝钞迅速贬值。

洪武八年（1375年），1贯宝钞值1000文铜钱。正统九年（1465年），一贯宝钞贬值到了4文铜钱。到了嘉靖十四年（1535），1000贯宝钞才值不到3文钱。

于是，民间纷纷抛弃了纸币，私下使用金、银来交易。但不幸的是，我国虽然地大，金、银等贵金属矿藏资源却非常匮乏。

而大致同一时间，日本的岛根县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矿——石见银矿。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秘鲁和墨西哥也发现了储量巨大的银矿。

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局势是，明朝生产力强，物资多，白银少；明朝之外的世界缺物资，但白银管够。这就造成了白银在明朝内、外的购买力有了天壤之别。

这是嘉靖选择用本国丝绸从海外换取白银的时代大背景。

实际上，类似的事从永乐年间就开始大规模进行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郑和下西洋。

根据《灜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载，郑和率领两百多艘船，二万多人随行，满载丝绸和瓷器，交换当地的金、银、宝石、象牙、龙涎香等奢侈品。

据田培栋在《明代前期至中期财政储存研究》给出的数字，不包含象牙、宝石等实物，郑和七次下西洋，共获黄金七十二万七千余两，白银一千二百七十六万余两。

要知道，在明朝国力较为强盛的嘉靖年间，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也只有200万两白银上下。粗略估计，郑和每下一次西洋，就相当于当年的财政收入翻了一番。

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这笔额外的财富支撑明成祖完成了五次亲征蒙古，攻占交趾，修京杭运河，编永乐大典等耗资巨大的项目，补救了大明宝钞贬值带来的危机。

郑和下西洋既不是明朝为了耀武扬威，进行的劳民伤财之举，也与正常的国际贸易性质不同，因为当时的明朝对其他地区生产的产品需求很小。

郑和下西洋更像是一种特殊的铸币过程，即用少量的丝绸、瓷器换取金、银等贵金属带回国内，相当于发行了新的货币。

因此，郑和船队的每一艘宝船本质上相当于一台印钞机。而谁掌握了大明的海上贸易通道，就相当于掌握了王朝的铸币权。

如果谁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相当于谁都有权发行货币，国家很快就会发生大通胀。垄断铸币权，才是明朝坚决禁止民间私自进行海外贸易，只允许海外番国与官府交易的真正原因。

但是，在暴利的驱使下，沿海各地豪强四起，海禁松则为商，海禁严则为盗。走私贸易屡禁不止。

随着嘉靖末年，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新即位的隆庆帝认为“堵不如疏”，决定有限度地放开海禁，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再由官府进行征税。

但实际上，此前举全国之力都控制不住走私活动，放开只会让走私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又谈何征税。

虽然白银的大规模流入造就了一时的繁荣，但这也意味着明朝失去了对货币的控制权。

一个不产白银的国家，却以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这等于将金融主导权拱手让给了他人。最终付出代价的，将是整个大明王朝。

2.大通胀

塞维利亚，西班牙西南部的一座内陆城市。40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繁华的内陆港。从这里坐船沿着瓜达尔基维尔河行驶80公里，就可以直通大西洋。

塞维利亚于1503年被西班牙设为管理美洲新大陆贸易的总部。在大约100年间，这里是唯一一个被授予皇家垄断权的港口。

西班牙殖民者将掠夺来的金、银运到塞维利亚。全世界的商人则为了交换金银，将各种紧俏的货物运到这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东方的瓷器和丝绸。

不过，由于殖民地基本商品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减少了进口需求，在整个17世纪，殖民贸易量开始下降。

瓜达尔基维尔河的淤积，也让塞维利亚港口的运转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从1618年开始，欧洲陷入了三十年战争。这是欧洲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具破坏性的冲突之一。大约有4到8百万士兵和平民死于战争，饥荒和疾病，最终导致了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并影响到东、西方的贸易。

1620年之前，停泊于菲律宾马尼拉的明朝商船每年多达40余艘，到了1629年便降为6艘。此后，更是几乎停顿。

同一时期，日本的德川幕府也颁布了锁国令。这些综合因素导致输入到中国的白银大大减少。

此时距离“隆庆开关”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依靠国际贸易，世界白银生产量的约三分之一流入了大明王朝。

在人口稠密、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充足的白银流入导致粮食的价格不断上涨。万历年间（1573-1620年），苏州府米价从一石0.3两左右增长到1.2-1.5两。

国际贸易量的突然萎缩，导致江南地区的纺织业迅速衰落。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跌至原来的八分之一。棉布商人几乎绝迹。以纺织业为生的百姓已经无法承担高价的粮食。

同时，由于手工业的萎缩，市场上流通的白银无处可去。商人开始抢购和囤积粮食，导致粮价进一步上涨。崇祯年间，江南地区的粮价一度涨到一石3-5两，并引发了全国性的粮价上涨。

在商业不发达的内陆省份，贫困的饥民最先承受了粮价上涨带来的压力。这构成了明朝末期农民起义连绵不绝的经济大背景。

另一方面，明朝低效的税收体系，导致白银大量囤积在官商手中，朝廷财政日益入不敷出。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挥军北上，一路势如破竹。

二月，崇祯帝下诏，恳请文武百官，外戚勋贵捐款救国，最后只得白银20万两。

三月，李自成破城入京，大搞追赃助饷，查抄家产，共得白银7000万两，奇珍异宝无数。

大明王朝对外无法控制白银的供应量，将金融主导权拱手让与外邦；对内政令不通，吏治废弛，豪强藏富，国家贫弱，终至身死国灭。

明朝以国运的代价证明，禁海不可取，但开海后却无法控制，依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这也仅仅是开始。

随着欧洲各国先后放弃了银本位，转向金本位，中国此前积累的海量白银瞬间大幅贬值。一场彻底扭转东、西方财富对比的金融灾难，即将上演。

3.大灾难

1661年，年轻的顺治帝去世，指定索尼等四人为辅政大臣。四辅臣初掌权后发现江南地区严重拖欠钱粮，责令地方官追缴。

3月4日，以著名文人金圣叹为首一百余名士子聚集在苏州文庙，哭喊不已，谴责本地知县任维初暴力征收钱粮，荼毒乡里。

江苏巡抚朱国治令府县两级官员仔细核查，将13517名拖欠钱粮的地方士绅登记造册，送往京城。

四辅臣派钦差到江南地区处置，金圣叹及其余十七人被处斩，其余被褫夺科举功名、财产充公。

这是清朝中央政府与江南地方精英的一次正面对抗。通过强力高压的方式，地方士绅的免税特权得到了制约。

雍正时期推出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进一步废除了官员、地主的免税特权，清朝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有效改善。

但是，由于清王朝疆界范围内缺少真正的长期地缘政治对手，没有进行彻底变革的紧迫性。这些方法仍然属于古代传统治理框架内的改良，没能解除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根源。

同一时期的欧洲则酝酿了一次截然不同的改革。

17世纪，欧洲各国金币、银币同时流行，即实行金银复本位。在这种制度下，一旦官方金银兑换比率偏离市场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金币和银币之间的套利机会，破坏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而交易中的金银兑换比率是由各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会随时波动。例如17世纪90年代，一些商人会将英格兰铸币厂生产的标准银币融化，出口到欧洲大陆的国家，兑换外国金币，再将这些金币运回英国，换取更多的银币。

如此循环，很快就能让英国面临银币短缺，金融秩序混乱。

在欧洲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贸易环境下，英格兰反复受到这一问题困扰，但同时也给了它不断进行货币体系改革的动力。

第一个认识到其中核心关节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艾萨克·牛顿。

1699年12月，牛顿升任皇家铸币厂厂长，开始参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英格兰财政部要求牛顿对当时混乱的货币市场，做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

1717年9月，牛顿向英国议会提交了一份著名的文件——《关于欧洲通货中金银价值问题的报告》，阐述了金银价格的相对关系如何导致了种种货币乱象。

12月，参照牛顿的报告，英国议会宣布将一单位（1金衡盎司） “标准金”的法定价值定为3英镑17先令10 便士。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此后，英国的金币铸造都是根据这一数字而定的。这意味着，英镑的价值今后将与黄金直接挂钩，银币实际上沦为辅助货币。

1816年，英国推出《金本位法案》，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将旧的、磨损的银币送往铸币厂，按照面额兑换新的银币。

也就是说，决定银币价值的是它的面额，不再是实际含银量，这为纸币成为法定货币铺好了道路。

三年后，《皮尔条例》获得通过。条例规定，纸币可以按每盎司黄金3英镑17先令10便士的价格，兑换实物黄金。英国正式迈入了金本位制，在接下来的200年中运转良好。

英镑也成为国际结算业务中最受欢迎的货币，在国际金融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并且，随着欧洲各主要国家实行金本位制，各国纷纷抛售白银以换取黄金，银价不断下跌。

中国数百年来用辛苦生产的物资兑换来的白银，瞬间大幅贬值。并且，在此后的70多年中，清政府接连签下38个不平等条约，并一度被迫同意将白银按市价折合为黄金支付巨额赔款，成为中国人百年沉重负担的来源。

直至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将辛苦劳作生产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海洋的另一面，只是曾经的实物白银换成了更加虚无缥缈的美金。

但这一次，我们既不会逃避，更也不会放任，而是要直面大海，发展出能够征服它的力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