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四大发明：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一半以上来自古代中国
谈及中国对世界的原创发明贡献，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大概只有“四大发明”，除此之外似乎别无其他，似乎中国对现代世界的发明贡献几乎为零，似乎全部都是西方的发明贡献，于是响起了无数“歌颂西方、感恩西方”的声音。
上个世纪，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却指出：“有许多在现代看来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它们则都是中国起源。那些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均来自古代中国。”
问题在于：奠定现代世界的中国发明贡献，真能达到一半以上吗，是罗伯特为了卖书而讨好中国的刻意夸大，还是事实就是如此？实际上，还真不是罗伯特的刻意夸大，而是道出了一段被有意无意掩盖的真相。
不止四大发明：古代中国发明改变世界
按照西方主流历史叙事，奠基如今现代世界的发明发现，几乎都来自于西方，古代中国对世界发明与发现的贡献屈指可数，似乎除了四大发明等之外别无其他。
然而，在过去数千年内，中国人真的只是“没有创造没有探索的活着”吗？真若如此，中国如何创造了独特而璀璨的文明，且科技至少一直领先世界长达2000年（从秦汉到明朝中后期）？
其实，不止四大发明，还有很多古代中国的发明改变了世界，奠基了现代世界，只是在“西方中心主义”下，它们得不到应有的地位与尊严，比如以下三类重大发明就是如此。
1、首先是能源，石油与天然气
宋代时期，中国采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四川大英县卓筒镇人发明了卓筒井采卤技术（宋苏轼《蜀盐说》中有记载），井的口径仅有竹筒大小，却能打井深达数十丈，现代采油原理与之基本一致，故而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世界石油钻井之父”。
使用这一技术，中国采盐业也取得重大发展，明清时深达八百多米以上的盐气井纷纷出现，其中最深的盐井超过1000米，位于四川自贡。由于盐井中经常会喷出天然气，加之卓筒井的出现，于是自流井构造的浅气层得到大规模开发。
当时，除了用皮囊将天然气装起了，运到几千来地之外，还发明了输气管道——由竹木抹布桐油（密封）等制成，管道长达二三百里，具体制作方法在《天工开物》《川盐纪要》等上有记载。
2、其次是武器，火枪、火炮与火箭
火药被发明之后，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只将火药用于烟花爆竹，实际上世界上最早的火箭、火枪、火炮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后来传到了欧洲。
宋灭南唐之战中，宋人在战场上射出了有史记载的第一支火药火箭。到了明朝，中国火箭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发明了多枚火箭连发装置和齐射装置。明朝茅元仪《武备志》一书中，记载的火箭及其发射装置有几十种之多，其中有一次可发射32支和40支火箭的“一窝蜂”和“群豹横奔箭”，有一发百矢的“百虎齐奔箭”和可连续两次齐射的“群鹰逐兔箭”，这些无疑就是现代火箭炮的原型。
除此之外，宋人还发明了震天雷（手榴弹的初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地雷、水雷、爆炸性炮弹、火球（可抛掷的古代火器，主要利用燃烧的火焰与毒烟杀敌）等，还有一种猛火油柜，一种喷火器具，相当于二战中的火焰喷射器，以猛火油为燃料，以火药点燃。
3、第三是航海，水密隔舱、船舵与指南针
指南针是四大发明之一，用于海上方向辨别，意义之重大，在此就不赘言了，其与水密隔舱、船尾舵等中国发明，一起改写了世界航海史。
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为互不相通的舱区，灵感来源于竹节，这一技术好处多多，比如：一旦发生意外，即使有一两个船舱破损进水，水也不会流到其他地方，大大提升了船只的生存能力，没有水密隔舱的船只很难远航；由于增加了隔舱板，也就多了很多支撑点，增加了船体的强度。有资料说，这项技术传入欧洲较晚，大约是在17、18世纪。
所谓船舵，就是控制船舶航向的装置，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了舵才能更好的驾驶船只，发明时间最迟不晚于东汉。唐宋时期，中国船舵技术日臻完善和成熟，出现平衡舵、垂直舵、开孔舵（菱形小孔）等各种形式。在12世纪十字军第二次远征时，船舵传入欧洲。
除了上述之外，还有苏颂发明的擒纵器（机械钟的关键部件）、汉代耧（lóu）车（现代播种机的原型）、陀螺仪、古代炼钢技术、鼓风机、磨子技术（不起眼的技术，却改写了世界饮食文化）等等，可谓数不胜数，都奠基了现代世界。
可以说，在如今绝大多数的传统行业中，都能找到古代中国发明的痕迹，因此罗伯特·坦普尔判断的“那些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均来自古代中国”并不夸张，而是真实写照。
那么，叫嚣着除了四大发明，古代中国对世界没有什么其他科技贡献的人，敢说钻井技术、燃气管道、各种火器、水密隔舱、陀螺仪、擒纵器等等不是中国的原创发明吗，其他国家拿得出比中国的更早的证据吗？
贡献巨大却鲜为人知：值得中国人深思
当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可能一半以上均来自古代中国时，为何包括中国人在内，全世界都鲜为人知，反而认为奠定现代世界的发明发现几乎都来自西方？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西方，一方面在于我们自身。
西方传到中国的知识，中国往往会将来源一一记录在案，但中国传到西方的知识，却鲜有记录来源，于是西方的很多所谓发明发现的中国源头就此被掩盖，而变成了他们的原创发明发现。
比如16世纪之后，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了一些西方知识，被史学家们赞为“西学东渐”，但他们却更多的将中国技术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究竟传了多少，如今却成了无头公案，反正在此之后，西方开始发明发现开始大爆发。因此，当时更多的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其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反映明清西方传教士的油画中，多数都是西方向中国学者传授科技，却鲜有他们学习或传回中国科技的油画）
西方中心主义兴起之后，这一真相就更不可能被揭开了，因为揭开真相会动摇西方中心主义。德国哲学家R•艾尔伯菲特在《德国哲学对老子的接受》中，谈论黑格尔时一语说破：“欧洲中心论的哲学奠基者黑格尔，以欧洲中心论的方式，让非欧洲文化为其自己的体系服务，并使得非欧的思想传统不再有尊严。”
也就是说，包括中国原创发明发现在内的非欧成果，大概只能为西方中心体系“默默无闻”的服务，不能获得该有的荣誉与尊严。
另外就是我们自身。近代中国跌到低谷，国人忙于救亡图存，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根本无暇探索这一真相，当时只能任由西方有意无意的掩盖真相。同时，如今西方主导世界，掌握着文化话语权，深度影响着世界，包括中国，在他们“西方中心主义”的宣传下，我们很多人只知古希腊、只知西方如何如何，对西方深信不疑，却总是无视、怀疑、贬低先人创造的璀璨文明。
正因如此，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指出：“长期以来，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中国的原创成果，一直都被遗忘，或是蒙在鼓里。”
最后，关于古代中国的发明发现，还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揭开“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有一半以上均来自古代中国”的真相，的确对当下中国科技提升并无什么帮助，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物质上的复兴，也包括文化上的复兴，文化上的自信。
其次，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变革期，有必要进行一次古代科技领域的“整理国故”（胡适上世纪20年代提出），搞清楚历史真相，而不能任由他人贬低古代中国的成就，任由西方美化自己，尤其在“毒教材”、“毒教授”不断出现的当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四大发明”是古代中国的重大成果，但古代中国不止四大发明，还有很多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发现，因此不能只谈四大发明而不谈其他，更不能遗忘其他。对于中国而言，是不是可以略微淡化四大发明，而更全面的介绍古代中国科技成就？
近些年来，中国不少有志之士已在努力探索真相，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时想要让“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有一半以上均来自古代中国”广为人知，任更重道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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