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讲邹容《革命军》者多，讲当年批评异议者少；提批评异议，讲康有为《辨革命书》者多，讲蔡元培《释“仇满”》者少。康有为反对“排满”，承认汉满为两族，认为满族少数统治者之罪恶，“与满洲全籍人无与也”, “文明之国，科罪不及妻孥；野蛮之刑，株连不过十族。
今革命者日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蔡元培也反对“排满”，但否认中国还有满人。他的解释是：昔日中国或有满汉之别，系因限制通婚、混居，致血液、风习各异。但二百年来，两者早已通婚并混处，满人的语言文字也被同化，革命成功后只要取消其特权，又何必仇之杀之？
康有为，戊戌变法运动之领袖，辛亥革命前“保皇党”人之魁首，是典型的“爱国者”；同样做过晚清进士，并曾入翰林院做过编修的蔡元培，1902年还组织过一个标榜“爱国”的“爱国学社”，足见同样爱国。
但蔡元培不仅远离康有为的“保皇党”人，而且成了孙中山革命党——同盟会的早期成员，甚至还加入了更激进的“暗杀团”。他曾身体力行地参与联络会党，研制炸药，并促成了中国革命党人的第一炸——1905年9月24日吴樾刺杀清廷五大臣案。
同样爱国，同样志在救国，但一个主张改良，一个主张革命的康有为、蔡元培，却同样反对“仇满”、“排满”，主张在爱人的基础上爱国，主张“无论黄、白、棕、黑之种，同为天生，皆为兄弟”。因为在民族或种族问题上反对贵贱优劣之分，他们还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不相同的激进的西方思想观念。
1903年，四十五岁的康有为撰成《大同书》，专门有“去国界”、“去种界”之论。认为“凡有小界者，皆最妨害大界者也。小界之立愈多，则进于大界之害愈大”。因地球浩大，群居人类生发无序，“自有人民而成家族，积家族吞并而成部落，积部落吞并而成邦国，积邦国吞并而成一统大国”。但“凡此吞小为大，皆由无量战争而来，涂炭无量人民而至”。
此国与国分划分立，更造成无尽之隔阂与无穷之冲突，逼成弱肉强食，“非公理所能及也”。因此而来的抢夺、压迫、战争、杀戮，不仅无休无止，且“愈文明则战祸愈烈”。这是因为，古之争杀以刀，一人仅杀一人；今之争杀以现代武器，“数十万人可一夕而全焚”。故康有为告天下人曰：今日“仁人君子所当日夜焦心敝舌以图之者，除破国界外，更无救民之义矣”。
无独有偶，1904年，三十七岁的蔡元培也做了一个颇有些相似的“大同梦”（又称“新年梦”）。他梦见一直遭受列强瓜分威胁的中国人，竟然一朝打败了联合入侵的列强各国，然后在俄、美两国介绍下与各国议定了和约。进而为弭平人类绵延不绝的争斗杀戮起见，乘着各国军备不济，中国推动各国开了一个会，把造成人类相互隔阂争斗的国家统统取消了。自此，人类和睦相处，再没有冲突战争和多余的纷争与交涉。“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类指使，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了。从古代国家，到现代国家，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初始过程中，人们对种种新事物不适应，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尤其是自以为一向生活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人，突然要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突然意识到自己和社会的一切荣辱福祸都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意识到正是因为国家强力的存在造成一系列人间惨祸，许多人会不适应，会抵触，甚至想要另谋出路，不足为怪。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就经历着这样一种社会大变动，因而不仅社会下层有无数与外界隔膜、不知有国者，社会中上层有许多想要把中国改造或建成一个西方式新国家的改良派或革命党；同时也有大量新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西方“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影响，对因国家和民族（种族）的区隔划分产生的对立、冲突、压迫和战争充满厌恶，转而拥抱了西方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康有为、蔡元培等虽然向往人类未来无政府、无国家、人人平等的理想前景，但他们到底还是立足于中国当下政治及社会改造的思想者，没有尝试着去把这种理想主张具体化。但整个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还有大批真正致力于用社会主义，特别是用无政府主义思想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践者。中国最早开始介绍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的，大概要算马叙伦、张继等人了。马叙伦1903年依据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论述写过一篇题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的文章，狂热鼓吹无政府主义“直与佛氏涅槃、孔氏太平、耶氏天国无以异”；称“其宗旨高，其识见卓，其希望伟，帝国主义遇之而却步，民族主义遭之而退走”；说“彼不仅希望于一国，而普望于全世界；彼不仅希望于一己，而普望于全人类”。故在世界各种主义中，“无政府主义独能均贫富贵贱老稚男女而一熔之”。因此他认为：如果18、19世纪民族主义盛行的话，那么20世纪必然会是“无政府党执牛耳握霸权主盟全球之时代”。张继外语能力强，他这时不仅翻译了《无政府主义》一书，还具体介绍了西方无政府主义的由来及其各种思想流派。他举1881年世界无政府党大会的宣言告称：无政府主义主张共产，主张人类依互助而得生活，靠自治以求结合，旨在使世间再无贵贱强弱之别，人人平等、自由。为此，无政府主义认为必须废除一切私产、专权和法律制度，并向一切地主、厂主、君主、僧侣、官吏、军人、侦探及其彼等所借以藏身之政府和国家宣战。中国信奉无政府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前形成了两股势力。多数在日本，以刘师培、何震夫妇等人为主，在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帮助下，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公开倡言：“吾辈宗旨，不仅以实现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另一部分人，以去法国的张继、吴稚晖、李石曾等为主，一度加入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鹰山共产村”，与“同志十余人，国籍七八种”，实践了一段“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半工半农的生活。因而，他们更强调依照主义去具体实践，即要入工厂、下农村、去兵营，从贫民窟开始打下革命的基础。反政治、反政府、反权力、废国家，宣扬共产制度和世界大同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无论辛亥革命成功前或成功后，都不免会为政府所禁止。但即便如此，仍有相当多知识分子在努力坚持或实践。为此，辛亥革命后就有公开声言“反政府”、“无国界”、“消灭阶级”、“实行共产”的社会党领导人沙淦、陈翼龙等，分别被政府杀害于江苏、北京等地。但是，政府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镇压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相反，1913年以后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在中国生长迅速，追随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被无政府主义主张吸引的人还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当刘师复先后发起成立了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和互助生活的心社、晦鸣学社，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后，在南方许多地方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军人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师复解释得很明白：“无政府之字面为反对政府，而含义则为反对强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他指出：无政府共产主义革命一方面要以世界革命为出发点，一方面要准备牺牲二十年之时光，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竭力传播主义于平民之多数中。如此，将来一旦起事，或数国合举，或一国先举其余各国群起响应，才能一举成功。仅1914年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告成立后，便先后在广州、上海、南京、常熟、香港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分社。尽管不到一年后刘师复就因病去世，但他的影响仍在延续中，特别是1917年俄国共产革命成功后，中国各地一度又产生了更多的组织，进而在随后的五四运动中影响了更多的青年。像湖北的恽代英、湖南的毛泽东、天津的周恩来等，都曾一度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吸引和影响，传播或实践过无政府主义的一些思想主张。恽代英、毛泽东，包括李大钊等这时都深受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的思想影响，或在武昌组织“互助社”，或在长沙设计岳麓新村，或积极撰文提倡“物心两面”、“灵肉一致的改造”，号召青年学生组织工读互助团或干脆直接到乡下去，过一种劳动互助的“新生活”。毛泽东这时认为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要比马克思“更广、更深远”，因为他们“鄙弃爱国”, “鄙弃某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 “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就连赞同民治主义的陈独秀这时也认为：“国家国家，吾人诚无之不足为忧，有之不足为喜。”毕竟，“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在五四运动期间，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在政治上发生作用最大的一位，还得提到曾经深为孙中山所倚重，一度控制着福建漳州和广州的粤军将领陈炯明。陈炯明辛亥前曾是广东咨议局议员，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加入过刘师复领导的“支那暗杀团”。辛亥革命成功，陈炯明虽不赞成刘“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当军警，不信宗教，不称姓，不婚姻”等道德主张，但对无政府主义的一些思想十分看重，其率粤军进驻福建漳州两年中，就曾尝试帮助推行过。刘的弟子陈秋霖、梁冰弦等都被他邀去办刊办报。陈炯明1920年打回广州后，他们又跟到广州来办刊办报。在陈秋霖、梁冰弦等人创办的报刊上，许多文章都充斥着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如陈秋霖就曾撰文公开批评人们对一战胜利和五四新思潮的欢呼与肯定。他明白宣称：“第一，国家是战争的导火线”;“第二，国家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的工具）”; “第三，国家是妨碍人类共同的生活（的障碍）”;“第四，国家是保护阶级制度（的压迫机器）”。人类有国家不过四千年的短时间，“拿进化的眼光来看，国家不过（是）社会进化一种过渡的组织”。“我不赞成爱国，就是因为今日爱国的只知有国家，不知有人类；因为不知有人类，所以只知自己国家的利益，不顾他国的利益，或者侵夺他国的利益。所以我反对爱国，一面是不赞成我侵夺（他）人的利益，一面又抵抗别人侵夺我的利益。”而人类只有废除国家，才能拿爱和自己同一土地上的人的感情，去爱其他的人，即无分别地去爱人类。陈炯明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最鲜明地表现在他关于应由“自治”而联邦的主张上。一切国民、一切村落、一切州县，均有自治之权，并应由此自由之结合一步步组织成世界联邦，这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陈炯明这时亦开始形成类似主张。他主张以乡自治为基础，然后层层自治，组成亚洲联邦，最后合组无军备的万国联邦，以向“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迈进。而此一建立在联乡、联区、联县、联省自治基础上的联邦主张，不免与孙中山以集权于一党一军来实现大一统的北伐计划发生了冲突。结果显而易见，就像无政府主义运动很快就开始退潮一样，陈炯明的主张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大潮下，也同样难成气候。上文是著名历史学者杨奎松对晚晴民国时期，各路仁人志士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考察。在杨奎松他看来，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他认为，如果历史研究，不能让读者更懂得尊重、敬畏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反而因为立场造成了更多的对立或伤害，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有人请教他，什么是好的历史著作？他列出了三个标准：
凡是那些读起来痛快、解气的所谓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更别说那些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研究。正如他在《读史求实》一书中说：
“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
杨奎松能抛开历史是非，以可靠的材料说话，又能发掘到未解密的档案，行走在学术的雷区，在中国能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历史学者，实在不多。
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但群体性的人没有逻辑，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变量，无法用科学的方式衡量，更难系统地编排归纳。因此，研究历史，不能以后来者的视角对当事人进行苛责，只有“洞察人性、悲悯人心”的历史学者，才能做出好的研究。他尽量去掉了后人的审判视角，躬身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去理解历史的逻辑。
中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就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杨奎松一直带着问题意识做历史研究，他的写作最终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书写历史，他只是摆事实，并不带节奏，因为事实最能给人以启发，去掉审判视角则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深入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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