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学教授，专攻近代早期法国史，以研究贵族政治文化著称，代表作包括《荣誉文化》《18世纪的贵族》《魔物的诞生：1760年代法国热沃当怪兽事件》等。2007 年夏，当我在巴黎做研究的时候，我与一位法国的学友在索邦广场共进了一顿午餐，我从中受益颇多。当交流教学和研究经历的时候，我们最终谈及了热沃当的野兽这一主题。我正在酝酿的书会被法国人接受吗，尤其是会被法国历史学家接受吗？当我向朋友承认我的踟蹰后，他对我报以一个直言不讳的警告。“是的，你是需要谨慎些。”他富有同情心地说道。他担心由于这一主题过于贴近大众娱乐领域，历史学家们可能不会“严肃对待”本书。如果我想要避免倨傲鲜腆的审视，他似乎如此说道，那么本书就需要符合学术认知的传统表达，这样才不至于被误认是有关热沃当野兽的又一“理论”。
《魔物的诞生: 1760年代法国热沃当怪兽事件》
[美] 杰伊·M.史密斯 著
林剑锋 译
也人 出品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2年12月
与热沃当怪兽相关的学术研究有多少价值，时间会做出裁决。不过在我完成这一著作时，我发现人们不止一次对野兽及其故事意义提出怀疑。也许 20 世纪中叶的小说家和民俗信仰研究者亨利·普拉所言不虚，因为地方文人在其中占了极高的比例，表明“只有来自山区的人”才密切关注 1764—1767 年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的是，智力劳动奇特的分工、专业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将野兽现象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事情，这些事实上都源自 19 世纪的历史境遇。它对乡村传统的客体化后来被证明是虚弱无力的。去语境化后的野兽渐渐变成了超越时间的传奇或娱乐幻想的符号。虽然说这种方式没有禁止对这一富含历史意义的现象进行细致入微和目的明确的解读，但至少是不鼓励人们这么做的。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少数讨论过 1760 年代热沃当事件的历史学家，基本上都将人们对野兽恶行的广泛关注解释为农民迷信的放大。对于勒华拉杜里而言，野兽现象只不过是又一个地方狼人故事意外上升至国家层面。对于克里斯托夫·潘瑟马耶来说，整个故事都来自农民的祖先信仰以及农民对“奇异之事的喜爱”。让—马克·莫里索最近写了大部头著作《热沃当野兽》。他指出在法国近代早期的历史中存在着大量的狼灾。通过将野兽置于上述的“环境背景”下，他证明想象出来的野兽特殊性是不可靠的。不过为了解释野兽在 18 世纪的想象中过大的影响，莫里索又转向了自伏尔泰以来精英叙述中的模式化见解。他提到了热沃当农民们“集体恐惧”和“集体癫狂”的影响。他们“身处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之中”。他说村民们的观点与文化人和城里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后者中的大部分都嘲笑农民迷信的心态。围绕着杀戮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性与当地居民的“非理性内核”组成了一种一点即着的混合物，“今天在部分公众舆论中”仍然可以发现人类的非理性本能。这种划定责任的倾向反映了一种持久的愿望，即划定野兽现象的界限，并将其与现代世界的经验区分开来。在现代世界中，人类的“不理性”应该受到抑制，或被下放到某些可疑的公共舆论中。从更早些时候康德所表现出来的屈尊俯就的姿态，再到1890 年代文化话语中突显出来的现代和传统的两极对比，这种分析倾向掩盖了精英参与制造野兽的证据。要想充分理解热沃当野兽这一变化的公共现象，理解法国精英们的观点是如何塑造了野兽的故事，他们的观点又是如何被故事所塑造，我们需要将这些事件置于 1760 年代中前期法国文化和社会变幻无常的背景之下。换言之，早就需要对野兽的故事再进行一次“重新语境化”。此番“重新语境化”旨在将故事重新置于其原有的历史背景的框架内。
当我们从近代早期阶段的长期发展来审视时，野兽现象仍旧是反常且令人惊讶的。因为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进程中，使人精疲力竭的宗教冲突以及自然哲学家的实验工作逐渐“祛魅”了自然的运作。受过教育的人对所谓的非理性表达显露出了戏谑的优越感。从佩罗 1697 年出版的《往日故事》到 18 世纪中叶法国如火如荼地出版童话故事（经典的《美女与野兽》出版于 1757年），口头传说和乡间迷信都被沙龙的常客以及其他上层社会的成员当作适合应酬消遣和道德教育的内容。因此精英创作者及其读者懂得品味和改善大众文化，他们从人民当中借用并修改信仰传统。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把“人民”当作小孩一般来对待。更普遍的是，自伏尔泰 1730 年代以来不遗余力地鼓吹学识，启蒙运动蔚为大观，这都进一步促使精英们嘲讽、蔑视与大众阶层及其经历相关的信仰和想法，又或是取乐于大众。18 世纪中叶的精英们似乎已经开始意识到农民身上的异域性。不过就自然界的事物而言，精英们与他们日常嘲笑的农民在思维习惯上尚未显得迥然不同。很多贵族和文人团体中的成员在他们的日常想法和自我描绘中，还为各种形式的奇迹、惊奇，甚至是魔法念头留有一席之地。因此尽管对奇迹和农民们的各种证词的怀疑情绪日益高涨，但是 1764 年底至 1765 年，来自热沃当的怪兽传闻还是在稳固地获取新的力量。与现代印象相反的是，精英们与没文化的人（有的时候经常扮演引领角色）一道，于每个阶段都共同参与了野兽故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野兽事件从一个地方的紧急事件变成不可控制的具有轰动性的公共事件。当精英们收到这一有趣且神秘的自然事物报告时，他们与当地农民们的反应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对各种不同寻常的理论持开放态度。对于希望寻找巫术或期待自然发现的人来说，不论是野兽的杂交性，还是野兽所谓闪烁的眼睛以及难闻的气味，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不管怎么说，对自然奥秘的恐惧和迷恋都是在这一历史时刻的紧张气氛中有机地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气氛中，自然现象的特征和分类、宗教和魔法之间的界限、王权的效力、宣传的机制以及国内状况和政体本身都受到了质疑。由此可见热沃当的灾祸第一次吸引精英们注意力的时候，环境非常动荡。这对精英们参与制造野兽日后引人入胜的故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不同寻常之事喜闻乐见，这一点不仅仅来自一以贯之的民间传统信仰和受过教育的读者持续增长的兴趣，也同样来自文化人的创作。这些文化人后来重新点燃了人们对自然的兴趣。从广博的自然学家布封（1764—1765 年，他的《自然史》发挥了一种怪兽图鉴的作用），到海外的旅行家拉菲托和布干维尔，从豪猪人爱德华·朗贝尔到 1764 年克劳德—尼古拉·勒卡的“怪胎”，18 世纪中叶这些学术上的论述反映并激发了人们对奇异生物、陌生或难以定义的物种以及区分自然和非自然力量界限的日益增长的好奇心。早期一些来自和关于热沃当的报告指出，野兽可能是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外国物种，或是从地中海的某个港口偷渡进来的。其他一些人则主张野兽混有多个物种的特征，他们甚至声称野兽可能是杂交而来的生物种类。在学术刊物和自然学家的著述中，人们已经对照样本展开了评述。在准备接受此类提示的受过教育的读者中，关于野兽形态和习性相互矛盾的传闻足以引起人们对遥远土地上奇怪生物的兴趣。当然，自始至终一直有怀疑的声音。但是这些怀疑主义的观点存在于一个有关奇异自然的连续统一体中。也就是说在这个连续统一体中，奇特的生物向来会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不确定性激发了区分可能和不可能的知情（以及相对的不知情）尝试。有格里姆就有小拉巴尔特，有沃波尔就有弗雷隆。本来人们只是对野兽故事感兴趣，在 1764 年底至 1765 年中期这一倾向发展成了催眠般的迷恋。在那一时期，由于一系列机构和个人的介入，野兽获得了新的吸引力。事实上，这些人全都来自社会和政治等级的上层。他们有着接受或相信存在非比寻常的掠食者的理由。芒德主教的想法受到了耶稣会士和冉森派激烈斗争的影响。他将野兽的出现视为有效恩典必然性的昭然证明，以及神意对不敬畏神灵者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力量。尽管主教在 12 月 31 日的谕令中对人类能够施行魔法的迷信进行了谴责，但是他希望信徒们坚定不移地相信野兽具有神意本身赐予的能力。在热沃当内外，主教乞灵于天意审判的可怕举动都引起了震动。这一做法促使人们相信野兽对不幸的受害者运用了某种魔法。在世俗方面，至 1764 年底另外两个人开始在野兽的形象中留下他们自身的印迹。当时可悲的七年战争之后的空虚形成了沉重的负担——对于其中一位来说，空虚是数字上的空虚；对于另外一位而言，空虚是忧心的精神上的空虚。他们两人像搭档一般提升了野兽盛大的名声，它令人咋舌的举动能够填补令人痛心的空虚。作为野兽各种行为的主要记录者，弗朗索瓦·莫雷纳斯觉得热沃当事件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阿维尼翁快报》的版面上正需要能够引起“人类兴趣”的故事情节。弗朗索瓦·莫雷纳斯在创新的报纸体裁“时事”方面天赋异禀。在战后多变的出版物市场中，莫雷纳斯随机应变，希望能够保住报纸的利润。因此他以企业家般的热情盯上了热沃当的创伤。通过传播可疑的流言、刊登来自当地的信件以及在任何必要的时候进行添油加醋的改编，莫雷纳斯一直让野兽处于读者的视线之内。他对修饰现实有着独特的天赋。随着野兽的故事日益激发着欧洲境内外的读者和听众的想象力，对现实进行修饰成为 1765 年报道的模式，莫雷纳斯的做法为记者和出版商们广为效仿。上尉迪阿梅尔的经历不仅在野兽的形象方面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在典型性方面与莫雷纳斯交相辉映。18 世纪中叶以来，新闻事业快速发展并对大众的阅读需求日益敏感。莫雷纳斯或许很有天赋，但是他对野兽故事的机智运用其实是对以上现象的反映（至 1760 年代，我们甚至在《法兰西公报》上都能体会到这一敏感性）。迪阿梅尔也是与众不同的人。他有着自己的考量，对任务的结果投入了复杂的情感。随着法国被英国和普鲁士打败的前景日益清晰，迪阿梅尔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使他成了这场困苦的典型受害者。1750 年代末至 1766 年，荣誉受损和攀升的焦虑错落分布在法国的文化和政治图景上。王室对具有颠覆性的言论和意图愈发敏感。与此同时，法官们和匿名的小册子作者蓄意接纳有关改革的煽动性论点。军队悻悻然地撤退，回去反思自身的失败。为了缓解上述情绪，爱国情操和王室或国家荣誉的表达充斥着各种体裁的作品。《加来之围》出乎意料地成了一时的爆款。野兽必然就成了战争的隐喻，甚至成了“皮特先生”本人。自我怀疑和不安定的气氛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其中就包括热沃当本地人莫朗吉耶，对龙骑兵队长的影响更是深远。不论是迪阿梅尔对荣誉和名声持之以恒的关注，还是他一心想着取悦失宠的指挥官和社会上层人物，抑或是他想要通过打败这只恼人的野兽来实现“荣耀”，都是他焦虑的明显反映。为了让野兽能够符合他脑海中所构想出来的重要任务的要求，迪阿梅尔催生了地方流言，并将流言与自身丰富的想象力结合起来。一幅符合甚或超越好奇公众预期的野兽图像由此诞生。迪阿梅尔向朋友鲁塞尔吹嘘道：“先生，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向您提供有关野兽造成的可怕破坏的准确描述了。”而且迪阿梅尔不断重复他掌握的所谓充足的野兽知识，以期稳固和提升他在公共舆论中的地位。通过夸大这一似乎不可战胜的野兽的形象，迪阿梅尔为自己的失败提供了便利的解释。但是他也因此该对 1765 年上半年野兽神秘化的报道负有主要责任。12 月末至次年 2 月间，芒德主教、莫雷纳斯和迪阿梅尔对野兽故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集中的时期可以视为制造热沃当野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 1764 年秋，广泛流传的谣言与类似巴黎这样的地方的想象形成了有力的互动）。野兽现象第三阶段的时间节点没有那么清晰，因为这一时期运作着的力量在之前和之后的时刻也很明显。不过大概在 1765 年的 2 月中旬至 6 月底，追逐热点的人和制造热点的人为创造热沃当野兽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是通过既塑造又抹杀被派去（或被命运选上）同野兽作战的英雄来达成上述效果的。为了回应野兽肆虐造成的早期恐慌，相关舆论出现了。贵族猎人丹瓦尔父子就经受了舆论的磨炼。当他们 2 月踏足热沃当的时候，他们全身上下都包裹着战无不胜的光环。这是通过自吹自擂、激动的谣言和典型的类比塑造起来的。当他们 6 月从这份考验中抽身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形象已七零八碎，他们的话语也不再具有任何可信度。他们的行为，诸如傲慢、表里不一、能力低下，都体现了将当地人和外乡人区分开来的价值观念，备受争议。他们自矜自夸的性格和格格不入的做事风格都衬托了以下两者的不同：一种是当地有关野兽事件的实际经验，还有一种是从新闻故事和大量涌现的出版物中产生的有关野兽事件的天真幻想。他们的失败与困窘，以及后来为了免除责任而夸大自身所面临挑战的行为，都对野兽传奇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与丹瓦尔父子漫长且令人丧气的经历并行的是另一种舆论现象。此种舆论激起了人们对新英雄的信心。一系列的利益和焦虑促使很多精英（以及非精英）投身到感人的故事。雅克·波特费和让娜·瓦尔莱英雄主义叙述的构建就受到上述情感的影响。战后的法国民众急须听到富有爱国勇气和道德韧性的故事。1760 年代，各种文学、哲学和政治文本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这种需求也影响了维莱和贝西埃可敬事件的叙述。主角出身之贫寒，地位之低下，只会使得他们举动的爱国反响更加热烈。新的更为广泛的新闻报道也纷至沓来。如果说《法兰西公报》的编辑们没有赋予这些热沃当的平民英雄超自然的能力，那么他们至少使其具备了非同寻常的能力，也就从而将他们变成了乡村美德的典范。这些报道很快为国内外其他各种出版物所效仿，而原本在此之前，它们对热沃当的兴趣还只是断断续续或根本不存在。2 月至 4 月，路易十五本人对小波特费非常关注。这不仅再一次展现了 1765 年高涨的舆论和爱国主义的重要性，而且也表明国王认可政府对中央高原的山地中所发生的不同寻常的故事的兴趣和关切。至春末的时候，民间和官方经历了波特费和茹夫夫人的整个一系列令人激动的事件。在很多入迷的受众心目中，此时热沃当野兽达到了想象的巅峰。春末夏初，波特费和茹夫夫人的故事以及其他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使得怀疑主义抬头了。事实上，不论是在王室的部门里还是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内，一种明显的、深深的矛盾心理产生了。这种心理构建和定义了 1765 年热沃当野兽故事的第四阶段，也成为最后一个阶段的背景。6 月至 9 月，一些人斗胆提出野兽可能只是一只普通的狼罢了。在一大批记者、官员、猎人当中都可以觉察到这一暧昧迹象，其中最重要的就包括王家火枪手弗朗索瓦·安托万本人。这一心态转变的迹象只是进一步突出了精英们于 9 月最后的日子里，在制造野兽的最后一幕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那些消灭和展示雷沙兹怪兽的人的脑海中势必有各种想法和动机混杂其间。捍卫或追求荣誉的需要、被人关注的渴望、厌恶面对和解释集体过度反应的想法、突然不得不完成长期发展的英雄主义征服叙事，文件记录传达了所有这些心理力量的痕迹。不论这些推动力到底是怎么混合的，也不论弗朗索瓦·安托万及其一大群合作者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些想法，他们复活了这一失去知觉的野兽，这只似乎正处于断气边缘的动物。在雷沙兹修道院的森林中，这位王室火枪手杀死了一匹狼，随即诞生了一只具有新生命的怪兽。安托万所杀的那只动物所谓的奇异特征将会得到各方面的确认和巩固。在疯狂的十天时间内，一大批人出于他们各自的理由前来给安托万施以援手：被带到贝塞城堡如释重负（但是也有可能是在威胁下）的农民，一个被自己的幻想搞得激动万分的总督，一个从著名自然学家的作品中做出有瑕疵推论的医生，那些乐得传递据说野兽身形庞大的记者和出版商，急切想要给故事画上清楚、正确句号的王室大臣，以及为找到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而高兴的国王。所有这些人，再加上安托万父子，全都兴冲冲地前去拯救摇摇欲坠的热沃当传奇。怀疑者也有，他们是——沃波尔、伏尔泰，可能还要算上那位勇敢的少女。10 月的最初几周本还有其他一些较为温和的怀疑之声，但是等到安托万 11 月初因工作出色来到枫丹白露宫接受官方祝贺的时候，这种声音已销声匿迹。法国官方以及国内的大部分人都感到筋疲力尽，都愿意默默地承认来自雷沙兹的动物就是热沃当恐怖的野兽。即使以下的观念未被公开认可，它至少是普遍的共识：是时候将野兽以及当事人对这一漫长且莫名其妙的故事的复杂介入放到一边了。
在雷沙兹杀死野兽后的两年是制造恐怖野兽的第五个阶段。热沃当和奥弗涅当地人对不体谅农民的“外地人”和所有外部权威都持怀疑态度。与此同时，他们还要与卷土重来的暴力事件做斗争，他们根据熟悉的流程再次制造了奇特的野兽。不过通过改变征服野兽的环境和地点，他们赋予了野兽新的意义。他们使得一股野兽传奇的地下暗流一直流淌至现代和当代。1766—1767 年，法国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包括政府官员，打造了一个未经协商的无声同盟的早期形态。由于他们证实了自己长期以来的猜测，即热沃当的野兽是一种虚构的东西，所以他们不愿意再考虑一个奇异的继承者的存在。王室采取了逐步消灭狼的政策。精英们相信这一政策在应对乡村广泛存在的恐慌问题时能够奏效。而且他们新近又认可对不同寻常之物该保持审慎的怀疑态度。因此政府内外的精英们对怪兽或围绕着怪兽的流言采取了以下的态度：他们要么对此保持缄默不语，要么嘲讽这样的观念。而在热沃当和奥弗涅当地人民的心目中，1760 年代的野兽是有魔力的或非同寻常的。这一点是有充分正当性的。再加上邪恶的同谋、勇敢的受害者以及当地的英雄，这些共同构成了有价值的传说并一直流传下来。但是巴黎的看客们和其他一些精英，包括事件的参与者以及曾一度被残忍新闻所牵动的人，都想要忘掉这一糟心且难堪的事件。前狩猎领导者的沉默尤其使人疑窦丛生。法国精英群体想要忘掉这一事件的现象即便没有那么普遍，至少也是广泛存在的。通过嘲讽，他们让农民和妇女承担了一切不幸误解的罪责。他们持续的沉默使得对事件的解读固化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建立因果关系是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我们很难说一起如狩猎野兽这样的独特事件，在事实中构成了时间前后的分界线。1756—1771 年出现的其他众多事件——七年战争、布列塔尼事件、莫普的改革——似乎更有可能成为确立因果关系的候选对象。然而寻找野兽时间之长以及狩猎活动表面上结束后舆论的迅速消失，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是普通人对自然态度的一个变革性节点。随着有关野兽的流言和图像成为文化图景的一部分，读者、听众以及狩猎实际参与者都有充足的时间回味并质问报告依靠的假设以及已知事实和猜测模式之间的差异。怀疑主义姗姗来迟，不少人因为尴尬浑身不自在。最重要的是，自 1760 年代的事件之后，没有任何假定的超自然生物再像热沃当的野兽那样，在社会成分各异的人群内部引起如此广泛的癫狂兴奋状态。在后来的时间中不再有这样的扰动。这说明向来为历史研究所注重的观念环境发生了变化。然而在过去的阅读中，现代的历史学家在不知不觉间继承并激活了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理性的精英男性对热沃当野兽现象的蔑视。18 世纪的精英们对农民的迷信装出一副鄙视的样子。他们在曾一度围绕野兽的激动之情与他们自己之间匆匆建立了一堵遗忘之墙。这堵墙使这些自许理性的人得以隔绝他们自己有关 1760 年代中期事件的回忆，使他们得以在当时及以后避开与民间的迷信或未去质疑之失策的关联。这些陈旧的心理习惯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某些较早阶段的决定性特征。自 19 世纪以来，大量离奇且去语境化的故事反复出现。这进一步误导了历史学家，使得他们难以发现野兽传奇的历史证据。长期以来关于野兽的选择性记忆保护了精英，他们实际上也处于热沃当的农民及其怪物所在的那种扩张和无序的观念环境中。制造野兽的人员列表至少包括：舒瓦瑟尔—博普雷、迪阿梅尔、莫雷纳斯、巴兰维利耶尔、圣普列斯特、莱因哈德、雅拉东、圣弗洛朗坦、丹瓦尔父子、弗雷隆、布里乌德伯爵、拉丰兄弟、蒙吕克、厄镇伯爵、蒙卡、拉瓦尔迪、安托万父子、路易十五以及一系列次要人物（为什么著名的自然学家布封满足于沉默地作壁上观呢）。这些都是明智、有学识、有地位的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积极参与野兽故事的传播，或者说如果他们没有对野兽不同寻常的特征持开放态度，那么野兽的故事将永远不会越过中央高原的山峰。他们所创造、传播或维持的野兽形象在法国境内外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对话。一位学者研究过怪兽形象与催生这些形象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怪兽应该被理解为“某种文化契机的体现——如时间、感受、地点”。现当代时期第六次、第七次乃至后续众多的对热沃当野兽的“制造”为上述论断提供了证明。野兽故事所经历的变化为社会背景与怪兽轮廓（由有创造力和焦虑的人构想出来）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无可争议的证据。1809 年，蓬皮尼将他的野兽故事放到一个安全的遥远时期。那个时期刚好也面对着政治和解的挑战。数十年之后，贝尔泰所虚构出来的野兽则在遍布狼人和古堡的黑暗哥特式环境中游荡。普谢在一个反宗教以及世俗化的幽灵成为墨守成规的教士们的梦魇的时代，复兴了“上帝降灾”的观点。在 1890 年代法国第一次遭遇大规模的随机凶杀后的十年间，医生皮埃什将热沃当的野兽重新定义为变态连环杀手。而梅纳托利、路易和其他一些人之所以觉得热沃当的怪兽肯定不是狼，是因为他们一头栽入了在 20 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环境保护或动物权利保护运动。 1764—1765 年入侵热沃当的野兽也必须被理解成社会环境的生动创造物——由七年战争后法国易燃易爆的环境孕育而出。1760 年代中前期，法国独有的张力和创造力引发了一系列的焦虑情绪。这些焦虑情绪又极大地激活了想象力，并使得大脑中充满了亟待投射出来的恐惧。外国动物、不可控的杂交物、奇怪骇人的物种产物，并不是那些年来唯一使人困扰的事物。尽管没有人正儿八经地把野兽错当成皮特先生、普鲁士的骑兵或秘密的新教徒，但是对于一个失去荣耀、公民美德受到威胁、摇摇欲坠的王朝来说，各种各样忧虑的出现使得法国人对以下的事件更为脆弱：一个邪恶的“公共敌人”已经占领了南部的乡村。法国迫切地想要提振国运和士气，这就促使人们将冲突的性质简化为善恶的二元对立，也促使人们决心获取压倒性的胜利。野兽所产生和凝结的恐惧影响了来自社会和政治各个光谱的人。野兽也以这种方式成为时代的产物。随着热沃当故事的展开，怀疑者多次重复了他们对无知乡下人和城市乌合之众的非理性的长期偏见。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精英们将用反民间偏见的深不见底的泉水清洗他们的手和记忆，并将野兽现象重新塑造为民间愚蠢的产物。不过 1764—1765 年的证据揭示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催生野兽的焦虑和奇思妙想有很多来源，只有很少与民间传统有特定的关联。文化人和没文化的人都站在难以想象之物的边缘。18 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受过教育的市民将把非同寻常的野兽神话换成一个新的神话，也就是他们永远不再胡乱幻想的理性神话。这一神话帮助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进入法国大革命所馈赠的文化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所遇到的野兽和其他可怕生物只会以民间故事中的虚构、想象之物的形式出现。然而，现代的遗忘迹象却带着辛酸，因为它意味着 1760 年代中期是法国历史上的最后时刻之一，即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和出身贫寒之人可以一起公开将非同寻常的野兽视为某种并非潜意识虚幻表达的最后时刻。野兽的生存环境在解释工具箱中仍有一席之地，有思想的人用它来解码和理解一个经常令人不安的现实。丹瓦尔“返回诺曼底之后，仍旧坚持认为在热沃当存在着非同寻常的野兽；我的一些熟人告诉我，他曾从两百步开外的地方见到过野兽。野兽背上有醒目的条纹，尾巴像手臂一样粗”。丹瓦尔畅想神秘且疯狂的敌人的环境已经消失了，但是 1764—1765 年的记录显示一大批精英，包括怀疑主义者，的确都曾非常认真地对待野兽及其所处的世界。想要理解法国旧制度以及从中形成的现代世界，学者们应该进入他们的世界。
—End—
本文编选自《魔物的诞生: 1760年代法国热沃当怪兽事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