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信仰 |王鼎钧

母亲的信仰

文／王鼎钧

除了冷僻的地方志，大概无人会记下这些名字了： 

一八三二年，基督教德人传教士首先踏入山东境内，在胶东布道。 

一八六七年，苏格兰圣经会传教士廉臣、美国长老会教士梅里士，由胶东烟台到临沂布道。 

一九○五年，北美长老会派叶克斯、范珍珠二人由临沂到峄县布道。一九一一年在峄城南关建造大教堂。 

一九一九年，德人美籍护士万美利来峄县创办孤儿院、职业学校和诊所。 

长老会在峄县建堂后，派传教士四出宣扬教义，大约一九三○年左右，兰陵教会成立了，称为峄东支会。 

那时吾乡一般人对基督教有种种猜疑，例如，他们听见男男女女在一间屋子里高唱“耶稣爱我、我爱耶稣”，产生想象，对前往参加聚会的妇女有轻蔑之意。幸亏早期教友中有一位王兴信先生，他当过保长，在地面上有些实力，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看他的面子，没有到教堂里来骚扰过。 

我还记得，晚间聚会散会时，天地黑成一片，王兴信先生拿着三节电池的手电筒照亮道路，护送女教友回家。那时以吾乡的消费程度，这一举动甚为豪华，手电筒是奢侈品，大家相信“捏一捏，一个铜咯”，铜咯就是铜元。 

另一位对初期教会有贡献的是宋师母，她一人住在教堂旁边的小屋里，专职传教，教友轮流供应粮食蔬菜，没有一文钱的薪水。 

宋师母是一个温婉的小妇人，丈夫英年早逝，唯一的儿子又从军远走，就把对生活的热情倾注在教会里。但她说话的声音轻细，说话时也没有手势，跟一般传道士的风格不同。 

我记得，宋师母永远是一个最清洁的人。朴素是必然的，不用头油，头发也能一丝不紊，粗布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手上、脸上没有灰垢，达到城市中白领的水准。她并不像有洁癖的人那样难以相处，她平易近人。教会里有这样一位工作者，才可以深入家庭，劝导妇女。 

教会初创，没有驻会的牧师，峄城的牧师杨成新、台儿庄的牧师翟庆峨，以及侯敬敏牧师、侯敬臣牧师等人轮流前来主讲。此外还有侯敬臣的父亲侯长老、乡村布道家张继圣先生，都很受教友欢迎。 

这些牧师都是华北神学院的高才生。华北神学院设于滕县，院长赫士，是有名的神学家，我们用的赞美诗也是他主持编定的。 

回想起来，侯长老讲道最是诚恳动人，他年纪大，阅历深，使你觉得他确确实实想救你。他的这份天赋由侯敬臣牧师获得，侯有神学院的底子，讲说的层次又高些。台儿庄来的翟牧师仪表最好，国学有根基，对基督教义和孔孟学说常作巧妙的融合。 

我就在这些人的熏陶中渐渐长大。 

兰陵教会的礼拜堂，盖在西北隅靠近城墙的地方，附近人家稀少。抗战爆发，治安问题复杂起来，那房屋就不常使用了。 

我家有一排五间空屋，由一位本家借住，后来那人搬走，母亲愿意借给教会使用，教会又有了共同聚会的处所。这栋房子离我们的住屋只隔一个四合院，坐在客厅里能听见唱赞美诗。 

教会久由王兴信长老当家做主，这时教友有了不同的意见。王长老的口才和仪表都很好，但他逐渐丧失了基督徒的气质，越来越像一个政客。这长老一职，就在一次选举后改由宗茂山先生担任。 

宗、王两人本是密友，皈主后，彼此的差异日益显著。宗先生勤勉谦和，有服务的热诚，把不相干的外务都断绝了，专心事奉。他以百分之九十的高票当选。 

在吾乡，母亲皈主甚早，参与了兰陵教会的创建。我不知道她老人家何时、由何人引领入教。 

基督教发展的经验是，妇女儿童首先受到吸引，而妇女之中，又以贫穷的、识字不多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居多。若是主的救恩同时降临缙绅之家，有少数信徒来自名门大户，可以对教会产生庇护作用，教会在当地所受到的歧视因而减少。这就是母亲信教对兰陵教会的意义。 

至于母亲为什么信教，那倒不难了解。 

母亲于归甚早，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不幸早逝，我这个小不点儿才成为长子。 我一点也不记得哥哥的影子，大姐二姐倒有眉有目。我记得，大姐已经出嫁，常常哭着回来，再哭着由家中套车送走，母亲陪着哭。 

对二姐，印象更清楚些。记得她生病，医生说必须常吃鹅肉，家中特地养了几只鹅。不知，鹅总是把它的长长的脖子伸得很直，贴近地面，蛇一样游动，又大声喧哗，常常追我赶我咬我的小腿肚子。这个经验很恐怖，我长大成人以后还常常做这样的噩梦。 

二姐死时还没出嫁，所以我约略记得她的葬礼。至于死因，说来就可怜了，她的病中医束手，转求西医，那时吾乡能够找到的西医，不过是在街口开了个西药房，顺便向病家推销成药。他给了一瓶药水，回家服用，二姐含了一口马上吐出来。家人不知道她的牙床已经脱皮出血，还在劝她、哄她、哀求她，告诉她良药苦口利于病。二姐奋勇地再吞一口药水进去，这回吐出来的是血，是血…… 

二姐死后，母亲要拄着拐杖才站得起来。一群亲邻（都是妇女）来我家大骂庸医杀人，一左一右架着母亲往外走，后来知道她们把那家西药房砸烂了，那个卖药兼行医的家伙本是外路人，从此无影无踪。 

母亲大病一场，然后黄着脸、拄着拐杖行动，整天不说一句话。咳！她当然需要宗教。 

还有，母亲婚后的境遇相当痛苦。我说过，大家庭好比一只猫，努力扭曲身体以各种姿势去舔掉身上的肮脏，吞进肚里，有些事是要隐瞒的，有些话是不外传的。 

后来，父亲唤母亲奉命从大家庭中分出去，彼此距离拉远，压力减轻了，每年仍有一些活动，像祭祖、拜年、庆寿，暂时恢复大家庭的形式。由于活动集中，加上“我又逮着机会了”之类的想法，大家庭制度的负面功能也就即兴发挥，淋漓尽致。当然，这些也必须舔个干净、吞进肚里。

这时，基督教来了，它说，你不可烧香摆供，你只能跪拜真神。 这时，母亲说，我信主了，你们的什么什么我都不能参加了。 对母亲来说，这已是一种拯救，不必再待来日。 

母亲的心底，也许还有更复杂更隐微之处，是我所不能觉察的吧？

有人问她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为什么不信佛教，我清清楚楚听见她是怎么回答的。她说：“我不要来生。” 

不错，基督教的教义里只有今生永生，没有前生来世。对熟知轮回的中国人来说，这的确是它的特色。 母亲是把新旧约全书看了一遍才决定信主的，她对教义领悟得很快。 

那时，教会初立，有思考能力的人对这个外来的宗教抱着挑战的态度，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转弯抹角、或早或迟传到母亲那里。 

有人提出：耶稣本是一个人，为什么拿他当神敬拜呢？ 如果那人信佛，母亲就反问：释迦牟尼岂不也是一个人？如果那人好道，母亲就提醒他：太上老君岂不也是一个人？

母亲指出，灶神姓张，不但是人，而且不成材；送子的张仙不但是人，而且是亡国之君。关羽、岳飞、姜太公、杨二郎哪个不是人？他们不是一直在受中国人的敬拜？ 

耶稣是外国人，中国人怎可奉外人做教主？这不成问题，佛教在中国有无数的信徒，佛祖乃是印度人。 

有一位大婶当面问我的母亲：“神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既然看不见，我又怎么能信他？”她拿这个问题问倒了好几个教友，言下颇为自负。 

母亲慢慢地告诉她：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眼睛的用处有限。 你可以看见我的嘴在动，你看不见我发出来的声音，声音要用耳朵听。 你可以看见花，你看不见花香，花香要用鼻子闻。 你可以看见盐，你看不见咸，咸味要用舌头尝。 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神，我们是用心灵去感受神，神确实存在。

那位大婶仍然不服，可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拿这个问题去质问别人。 

潘子皋先生是我们镇上的明白人，谈吐有听众，他也把新旧约大致看了一遍，告诉我：“基督教谈人道不如儒，谈神道不如佛。” 

我急忙把这话告诉母亲。母亲沉吟片刻，认为潘先生的话有道理，“可是，他的话也证明，基督教谈人道胜过了佛，谈神道胜过了儒。” 

基督教分成许多教派，互相攻击。据说，某地有一群信徒对他们的教会不满意，自立为“耶稣教会”。不久，他们内部闹意见，有一部分人分出去自己聚会，大门外挂了块牌子，写的是“真耶稣教会”。 

到底哪个是真的？教我们信哪一个？出外传道的人碰见这样的问题不免啼笑皆非。 

母亲的意见是：没关系，你愿意信哪一个就信哪一个，只要信。 母亲认为，儒家和释家不是都有许多流派吗！百岳朝宗，万水归海。 

那时兰陵西门里建立了天主堂，新旧之争本已过时，后进地区照例补课。这边说，你是早该推翻的专制魔鬼，那边说，你是被我们开除了的劣等门徒。 

母亲从未批评过天主教，她认为天主教也是神的使者，若非天主教教士将福音东传，我们也许至今不知道耶稣的名字。 

回想起来，母亲是个有智慧的人，在那样封闭的环境里，她老人家无从发展自我，服务人群，只能为这个简陋的小教堂添一分力量。这也真是委屈她老人家了！ 

在这期间，母亲认识了万美利女士。 

万美利原籍德国，抱独身主义立志不嫁，本来在教会医院当护士，工作之余也下乡传道。 那时有弃婴之风，被丢弃的多半是女孩。有一天，她在医院门外拾到一个女婴，动了不忍之心，就回到美国募集了一笔捐款，在峄县设立孤儿院。 

她的孤儿院规模不小，能收容三百名弃婴，为了支持孤儿院，她又兴办了牧场、酱园和纺织厂，以外围企业的收入作孤儿院的经费。孤儿长大了，可以进纺织厂学习一技之长，也可以由她送进教会办的职业学校。 

万护士后来声望日隆，众人尊万老姑。一个女子，不必坠入男人的掌握和大家庭的牢笼，另有一条光明大道可走，使母亲非常惊讶感动。就拿孤儿院收容的女孩来说，虽不幸而为弃婴，但日后有专长，有收入，对婚姻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在家庭中可以有独立的人格，可能比那些由父母和丈夫主宰命运的女子要幸运些。 

万老姑的生活方式显然给母亲很大的震撼。我以今日的理解力猜想当日的母亲，她一定立刻想到她那唯一的女儿长大后的出路。但她回家以后绝口不提这些，她谈的全是反面教材。 

当我和她老人家单独相对的时候，她没有引言，不加预告，自说自话一般讲述某些女孩子的故事。某一个女孩何等温婉，何等有慧心，可惜一顶花轿把她抬给一个不认识也不了解的男孩，男孩哪里懂得夫妇爱情，而婆婆寡居，也还年轻，对这等事又太敏感了。“钟鼓乐之，乾坤定矣”的后续发展竟是母子联手虐待这个可爱的小鸟。那日子怎么过？日起日落，令人心裂。——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有一个媳妇，产后坐月子，丈夫在千里外混差使，婆婆不准产房里生火。那气候滴水成冰，媳妇住的是南屋，寒气森森，俗语说西屋、南房、不孝的儿郎！好狠，儿孙可是自家的骨肉哪。一冬下来，产妇冻坏了一条腿，孩子咳嗽，咳嗽，咳嗽了几年还是没保住一条命。媳妇连哭也得小心翼翼，哭多了是对婆婆抗议，哭少了证明自己冷血，都是罪，难赎难救。——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母亲说这些事，多半在她做针线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她和面，一大团湿面，放在瓷盆里用拳头捣，再放在案上用手揉。那团面好像自己有主意，想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忽而这边翘上去，忽而那边涨出来。母亲不停地揉，还加上摔，终于，面团柔软了，弹性恰好，不大也不小，周身润滑光亮，很乖，饺子面条由你。母亲这才抬起头来：“打倒的媳妇搋倒的面 。”

对娶进门来的媳妇要千方百计地找理由折磨她，直到她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人格，做驯服的奴隶，这是做公婆的哲学。乡下小媳妇挨打多半因为在厨房里偷嘴，而偷嘴是因为她天天都吃不饱，规矩大，饭桌上不敢多吃。每年到罂粟收成，鸦片烟膏随手可得，你就听见这一家的小媳妇服毒死了，那一家的小媳妇也服毒死了。 

这一次，母亲多说了几句话，那一定是她心中最重要的几句话： “等你妹妹长大，我不慌慌张张地把她嫁了，我要撑到她师范毕业，或者是护校。你可要跟我一块撑呀！” 

我含糊答应，实在没弄清楚撑什么，怎么撑。 

供教会使用的这几间房屋砖墙瓦顶，门窗严密，冬天足可抵挡寒风。院子平坦宽大，院中又有两棵老槐遮阴，夏天正好乘凉。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听道的人慢慢多起来。 

我记得，夏天证道的时间以日影为准，浓阴满院的时候，牧师说：“上帝告诉我们可以开始了。”树阴退走了，证道也就结束。奇怪的是，这两棵槐树上似乎没有蝉，从来没受过蝉声的干扰。

有时候，讲道的人语重心长，恨不得把肺腑掏出来，有些听道的人正双目微合，口涎拉成有弹性的细线缓缓垂下，那情态，你不知道可笑还是可爱。 

翟牧师说：“不要推她，她的灵魂听得见。”农家妇女起五更睡半夜，哪有工夫午睡，能让她打个盹儿，就是天国。 

张继圣先生不这么想，他把他的演讲分成几个段落，在两段之间领导大家唱一首歌。那时我们教会连一架手风琴也没有，仍然有许多人为了歌声而来，大多数是妇女。依照习俗，她们不准“无故唱曲”，要抒散内心的抑郁，只有哭泣。唱总比哭好一些。教会是她们唯一可以唱歌的地方。 

张继圣先生的歌喉很好。那时，他大概有四十岁了吧，从歌声里听不出他的年龄，只觉得嘹亮充沛。他可能有一副男高音的声带。可惜没有机会学习声乐。他描述耶稣受难的歌曲，唱那呼唤浪子回家的歌曲，常使女教友泪流满面。午睡？当然忘了。

我们唱诗的本子叫《赞神圣诗》，由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主持编定。这个本子的特色是，曲谱采用西方的名曲而以中文填词。多年后，我接触西方音乐，才发现有许多调子是我早就熟悉的。但是这个本子通行的范围很小，我离开鲁南以后再也没见有哪座教堂采用。 

在那座简陋的小教堂里，日子随着唱诗和祈祷流逝。每周一次，牧师来为我们梳理麻乱的人生，我顺着他的思路过日子，觉得妥妥当当，舒舒服服，一切也简简单单，问题都可以解决，或者可以等待解决。 

我们的座位是长条的木凳，坚硬，没有靠背，然而那是很舒服的地方，这就是牧师的魅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接收了美国教会。惊人的消息不断传来，连万老姑也进了集中营。谁也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天寒风凛冽，忽然进来了一个日本兵，而教堂里只有宗师母和我，我们觉得不寻常，倒也不敢惊慌，好在他徒手而来，未带刀枪。我们都不会说日语，用起身让座表示了礼貌，他大概也不会说中国话，没答理。 

这日本兵响着靴声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站在教堂中央点着了一根烟。他那傲慢的样子引起我们极端的厌恶。 

他向宗师母要纸笔，写了几个字给我看：“密侦的有”。

密侦就是侦探、间谍，必须坚决否认。在这时刻，我认为不妨卖弄一点小聪明，就在纸上写下：“带刀” 。一面用手势向腰间比画，那是佩带刺刀的位置。 

他摇摇头，脸色和缓下来，把半截香烟丢在地上。 

日兵走后，宗师母说：“我看他最多十八岁，看他走路的样子！拖不动那一双皮靴。这么小就出来了，教他爹娘怎么放心！” 

那时，日军已经感到兵源不足，连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也征到中国来做占领军，腾出老兵来上前线，这些娃娃兵容易对付。 

没几天，有个小青年来听道，他人小名气大，是保安大队长的干儿子，一张脸干净秀气，谁见了都想疼他，可惜他在落座时先从腰带里抽出手枪来放在大腿旁边，吓得没人敢挨着他坐，让他一人坐那么长那么长的板凳。 

带枪的小青年一双眼睛骨碌骨碌转，最后盯住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姑娘。那小青年，也许是有任务的吧，他现在只记得小姑娘了。 

以后他常来，听说也常到小姑娘家烤火，两人隔着火盆坐，在火盆上空捏她的手，她父母急得在卧室里流汗。 

日军责成保安大队“清乡”，保安大队就出动抓人。抓人总要有个理由。日本人来了，你为什么逃？莫非是抗日军？你为什么不逃？莫非留下做间谍？都抓回来。有一个人挨了五花大绑，因为他家里有一本《圣经》。 

风声紧，倒也不怎么怕，还敢营救被捕的教友，至少也派个人去探监。我的同学张宝来在保安大队做文书上士，没他陪着我还进不了牢门。被捕的教友鼻青脸肿，还连声说“我很好”，比起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人，他的确很好。 

我和宝来都还不懂事，谁也没带礼物打点守卫，也没人提醒我们，没几次，守卫不耐烦了：“张上士，你进进出出真方便，像是你的家一样！”终于，有一天，我们受到很不客气的拒绝。 

长老们开始为教会的前途忧虑。也许，有一天，所有的教会都要关闭，所有的牧师都要改业，《圣经》唱诗都要烧掉。也许有一天，基督教要像回教一样，父承子继，单口秘传，对外绝不谈论。也许像禅宗那样，相会于心，不著一字。 

那时有一种说法，信教的人都亲美，都不爱国，如果中美两国作战，信教的人都会通敌投降。但是，在日本人眼里，信教的人反日，为中国流血汗，个个是嫌疑犯。

那时，我想，这两种下判断的人最好一块儿琢磨琢磨，再作结论。 很不幸，这两种人是从不坐在一起开会的。 

那年头，乡下人常常挨打。如果他遇见一个穿制服的，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没扎皮带，皮带解下来拿在手中就是鞭子。如果扎着皮带，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不使用有铜环的那一头。 

大牢是个有设备的地方，花样很多，使你无法祈祷。最常用的是“压杠子”，刑具不过一根扁担，一根杠子，几块砖头，虽在穷乡僻壤也可以就地取材，使用的方法却有赖天才发明家。

先把犯人的衣服脱光，把他的两臂平伸拉直，绑在一根扁担上，上身维持十字架上的姿势，双膝却是跪在砖上，杠子穿过腿弯，杠子两端站人，以扁担作扶手。这样，犯人丝毫动弹不得，着力处全在砖上的膝盖。如果犯人很强壮，杠子两端可以由两个人增加为四个人，叫做四人担，再增为六个人，称为六人担，也许膝盖从此压碎了，终身残废。 

还有一种经典之作叫“灌凉水”，把赤条条的犯人固定在门板上，朝天平放，开始灌水，等到肚皮高高地胀起来，再派几个汉子抬着木杠放在肚子上滚来压去，这时候，水从口中射出来，灌进去的是清水，射出来的是血块屎浆。这一套程序可以重复施行，周而复始。 

这是“大件”，至于“小件”，在屁股上割一道血口，填进去一点石灰之类，行刑的人可以即兴发明。这才是被捕最可怕的地方。可怜那些乡巴佬，一向以三代没进过官府衙门为荣，忽然捉将牢里，教他们怎么办？ 

遇这等事，信众就在教堂里哀告上帝。单单哀告是不够的，母亲就回到家里发呆。发呆是不够的，我就到大队部门口逡巡张望。张望有用吗？有用吗？ 

无巧不成神迹，这天恰值大队长送客到门外。那客人五短身材，加上马裤的裤管左右膨胀，看背影像日本人。大队长比他高，就算鞠躬的时候也比他高些。看大队长那客气劲儿，他是日本人无疑。可是一转身，我认得他，他是日军的翻译官，中国人。 

这翻译官跟插柳口进士第有来往，我在进士第跟他同席吃过一次饭，他瞒着太太在进士第藏了个女人。也许是这个缘，他对在进士第读书的我另眼看待。他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想来探监。那人跟你什么关系？对呀，什么关系？只能说是朋友。他犯了什么事？有没有杀人？是不是抗日分子？我说都不是。 

大队长在旁边听看，没有马上走开。翻译官说，大队长，这小兄弟教我为难，我既然碰上了，不能不说个人情。大队长说，翻译官，大队部的事，还不是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问我，你那朋友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我说他叫田老憨，住在田家村。大队长吩咐他身旁的一个军官：那田老憨，教他家里来个人，把他领回去。他又加上一句：这事今天一定要办好。声音很高，是希望翻译官能听清楚。 

翻译官说，大队长，谢了。他对我说，这里不是你常来的地方，下次不要再来。他也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希望大队长听见。 

我在教会上一下子出了名。可是任何人都料得到，我不能再创造第二次奇迹，翻译官已经把他开的路随手堵死。有人病急了信偏方，提着老母鸡到我家，坚持要我们再试一次，管它死马活马。我母亲也急了，急中生智，想起大队长的干儿子。 

提起这位干儿子，教会上没人敢理他，只有宗长老跟他说过两句话，表示欢迎他来听道。我母亲走的也是步险棋，好在我家没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那小青年，坐在长板凳上也是怪寂寞的，母亲跟他一谈，他居然大为兴奋。他说：“你们等着。”起身就走。

聚会未散，他就把一个半百老汉带回来，这老汉有几处皮肉淤血，走路带点儿跛，此外能吃能喝，能说能笑。大家又是唱诗，又是祷告，感动得如醉如痴。 

倒也没什么后遗症。慢慢的，小青年在教会里也有了朋友。几个月后，小青年托朋友来我家说，想借些粮食拿到市上变钱应急，母亲欣然答应。小青年带着工人来扛粮食的时候，一直面红耳赤，于是母亲高高兴兴地告诉人家，这孩子很纯洁，心地不坏。 

空中好像真的有神，但空中也有铅块罩着压着，令人心情沉重。以后这段日子，大家特别爱唱诗篇第一百二十三篇，尤其是最后一段： 

耶和华啊 

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 

我们被安逸人的讥诮 

和骄傲人的藐视 

已到极处已到极处 

已到极处 

美国长老会在峄县投下大量资金，对各支会并没有多少资助，但这些支会总是美国教会的支流。 

远在抗战发生以前，中国教会即要求脱离外国人的支配，改以中国的长老牧师为主导。当然，中国人若要自己当家做主，必须不再依赖美国捐款。后来这观念凝聚成六字真言，那就是自立、自养、自传。 

美国教会默察形势，顺应潮流，宣称逐步退出中国教会，与此同步进行的，是分期减少经济援助，喻之为“断奶”。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人粗暴地拔掉了教会的奶嘴，教会立即展开宣导，要求信众养成捐献的习惯。 

信徒捐款维持教会，《圣经》中有此主张，中国教会一直避讳不谈，初期的教会甚至以“散财”为招徕的手段，信教可以收到种种“救济品”，被国人目为“吃洋教的”。教会迁入我家时，这种现象已成过去，教会逐渐成为信众的共同负担。 

时势造英雄，那时有几位全国知名的牧师鼓动了信徒捐献的风气。宋尚节牧师绰号“送钱包”，他到哪个教会讲道，哪个教会的财务困难立刻解除。还有一位赵世光牧师，绰号“赵开荒”，也能化无为有。 

乡村教会的开支很少。房舍有了，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日常费用不过是晚间聚会的灯油，星期天聚会的茶水，每周一次例行的乐捐足够。后来有了驻会的传道员，教会要付薪水给他，这笔钱全靠捐款，母亲每年三季都派人扛着口袋往教会里送粮食。 

虽然有了全职的传道员，各地布道人员的交流并未中断。翟牧师、侯牧师，他们仍然常来主持礼拜，晚间把礼拜堂里的长凳子拼并起来当床铺，草草一宵。他们不要酬劳，但是这一日两餐必得由教友轮流供应。

那年头，人对人轻易不肯留饭，为了把客人在饭前赶走，民间故事里不知有多少笑话。何况还有农忙、冬天太冷、住处太远等等困难。我家和教堂只隔一个院子，母亲总是说：“由我做饭送来吧。”地利人和理当如此，大家都没有异议。

但是还有问题。 

那几年，我是说家乡成为“沦陷区”的那段日子，常常有人背着简单的行囊，手持一本《圣经》走进教会，自称布道人。他是谁，大家不认识；高姓大名，从没听见过；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法子查证。根据《圣经》，耶稣生前设计过这种模式，云游布道，不带盘缠，没有多余的行李，望门投止，由信主的人随地接待，接待这等人等于是接待了耶稣。 

这等人何以应运而生，想来有些奇怪。依宗长老的主张，一律不予接待。有一天晚上，这样一个人进入教堂，要求投宿，宗长老表示只能请他喝一杯茶。那人立刻在地上跺脚，然后退出。这也于经有据，耶稣说过，如果有人不肯接待你，你赶快离开他，连脚上的尘土也给他留下。这时我母亲也在座，两人望着那为夜色吞没的背影，半天不发一语。 

母亲本来主张接待这等人。那时人口流动又快又远，不比战前，教会也还没有发证件、写介绍信之类的办法，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教友，的确困难。但是，母亲说，就算有人混吃蒙喝，他既然奉主的名，也就给他。若是有人短了饭钱，教会也算周济了他。 

终于，母亲说服了宗长老。 这件事间接改变了我的生命。 

一九四二年春天，我们接待了一个人。我至今不能透露他的名字，甚至不能描述他的容貌。由于现实的原因，我必须继续为他守密。 

我只能说，他穿着长袍，拿着《圣经》，是那种个子不高的山东人。他大概三十多岁，脸上风霜之色并未完全掩盖了读书人的气质。 

他和我父亲谈得来，不觉多住了两天。他到附近的支会讲道，又回到兰陵。这期间，他对我的家庭了解不少。 

那时，日人推行怀柔政策，命令每一区公所保送两个学生进临沂五中，所有费用由区公所拨款。区长跟“大老师”璞公商量之后，提了我和管文奎的名。 

五中是山东的名校之一，若在平时，我们未必考得进，即使录取，家里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不过？—— 现在家乡沦陷，五中是所谓伪校，这怎生是好？ 

区长说，你可以指校长是伪校长，不可以指学生是伪学生，“正如我这个区长是伪的，那八区的老百姓一点也不伪！” 

他又说：“学生不伪，知识不伪，咱山东教的几何代数跟重庆教的一模一样！” 

父亲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我进城去亲眼看看再说。”他老人家披星戴月地去了，又风尘仆仆地回来，他对五中的事一字未提，从此不提，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些，那云游客看在眼里。他在辞别的时候握着父亲的手说了一些悄悄话。 他的话是这样开头的：“有一件事，我只能让你知道，不能让令郎知道，他的口风不紧。” 

他走后，父亲还是把他的话告诉了我，父亲说：“我要你知道别人对你的看法。” 

那云游客，他从安徽阜阳来。阜阳有一座中学，管吃管穿，专门收容沦陷区的青年。校长是山东人，叫李仙洲，一员名将。云游客主张我赶快到那里去读书。 云游客说，到了阜阳，提一下他的名字，入学没有问题。可是，令郎……“我跟那边的关系绝对不要泄露出去。” 

云游客匆匆上路，他给的资料太少，还有些问题找不到答案。这时五姨来了，她告诉我们，二表姐已经在阜阳进了高中。 

那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学校？据五姨介绍，那是按照教育部中学课程标准办的学校，加上军事训练。男生女生一律穿军服，佩手枪，上午上课，下午打靶，晚上演戏，将来是个文武全才。高中毕业以后，你想升学由政府保送，你想就业由政府分发，到那时候，当然是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打跑了，你站在山头上看吧，东西南北全是出路。 

当然，重要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收费的，我们明白五姨也没有钱。 

简直十全十美！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怎会有这样的学校？怎么会？ 

父亲说，就算打个折扣，只有七成，也该教孩子到那里去。 母亲说，就算打个对折，只有五成，我也主张孩子快点动身。 我呢，我是信任二姐的，她去的地方一定值得去，应该去。 

五姨问我：你想不想去？ 我说不出话来，我早已醉在浪漫的想象里，如果一觉醒来好梦可以成真，我连这一觉也嫌太长了。 

我是一九四二年暑假期间到后方去“流学”的，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准备。 所谓准备，在我不过是和早已在后方的二姐通信，在母亲则是给我缝几件衣服，一床棉被。身在沦陷区，做这等事未免心惊胆怕，表面上竭力掩饰，不敢真正准备什么。 

可是，外人恐怕已看出我们神色有异，也许发现我们的生活秩序大乱，因而有了揣测，而那揣测又接近事实。我家的房子大部分租给一位本家开点心铺子，连客厅也和他共用，如果他坐在客厅里，看见父亲和母亲一同进来，必定连忙起身躲避，意思是不妨碍你们的机密。 

亲友的反应使人不安。我们尽其在我，一直紧紧地瞒着，尤其是妹妹和弟弟，始终没得到半句消息，他们年纪太小，可能成为某种“导体”。我连啃教科书都怕人看见，有疑难也闷在肚子里，幸而入学并不举行甄试，否则一定名落孙山。 

父亲设计了离家的方式：黎明，城门刚刚打开，趁着行人稀少。空着手上路，不惹人注意，行李另外补送。第一站峄县南关教会，由杨成新牧师安排，找同路做伴的人。 

半夜，妹妹、弟弟睡熟了，父母把我叫进客厅。“你再想一想，后方的生活很苦，也许还有危险，你怕不怕？” 

“不怕！”我很坚决。 

父亲转向母亲。“你再想一想，他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再见，抗战胜利遥遥无期，就算胜利了，他也未必能马上回家。这些话，我早先都对你说过。” 

母亲点头。 

“我再说一遍：他走了，将来如果你生了病，想他念他，见不着他，那时候，你可不要怨我哟！” 

这时母亲泪流满面，但是说出来的话清楚明白：“我不想他。” 

父亲像完成了重要的程序，长吁一口气，放松了表情。他抽了一支烟，捻熄烟蒂，对我作了如下的叮嘱： 

“这些年，青年没有出路，人都快憋死了。你是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有出路，才可以把担子挑起来。咱们这个家是不行了，你别再依赖这个家，你的妹妹弟弟还小，他们以后有些日子还得靠你。你出去奋斗，咱们不求富贵，单求你有一技之长，能拉他们一把。要是你有文凭，他们白丁，你也亏心。他们不如你，你要多为他们想，前头的要给后头的修桥补路。仗总有打完的一天，以后年头儿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人心人情万古千秋不变。皇天不负苦心人，好心自有好报。 ”

然后，父亲要母亲交代我几句话。母亲这才擦干眼泪，教我在外面勤读《新约》。她老人家还重复了平时的一些教训，《新约》里未必会有： 

“行万里路，读万遍经。笨鸭早飞，笨牛勤耕。让小的敬老的，拿次的留好的。宁欺官，不欺贤，宁欺贤不欺天。人多的地方不去，没人的地方不留。赞美成功的人，安慰失败的人。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情不做。不要穿金戴银，只要好好做人。墙倒众人推，我不推；枪打出头鸟，我不打。种瓜得瓜瓜儿大，种豆得豆豆儿多。 ”

千叮万嘱，看着我喝了稀饭，逼着我吃了包子，母亲为我作了祷告。 父亲说：“你走吧，不要回头看。” 

我一口气奔了五里路才回头，已经看不见兰陵。 

回想起来，离家这一幕还是草率了。这等事，该有仪式，例如手持放大镜，匍匐在地，一寸一寸看。

文章来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一《昨天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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