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女孩搭顺风车进藏，用三颗奶糖换一张床

屋顶上的五色经幡随风飘扬，蓝、白、红、绿、黄，象征从天到地的五种自然元素。牧民们身穿藏袍，沿街磕着长头，他们三步一停，俯身向前爬下，起身时额头沾满地上的尘土，很多人已经如此虔诚地走了半年。

这是西藏拉萨，一座充满异域色彩的高原城市。这里，符合大多数人对“远方”的想象。

于是，叛逆的人纷纷逃离城市，驻扎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乌托邦，满大街的青旅、文艺书店、咖啡厅和手作纪念品店都可以作为一种见证。

19的女孩德吉也是如此。疫情刚开始的那一年夏天，她成为了一家青年旅舍的义工，试图用打工换宿的方式限时体验一把“藏漂”生活，但一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对西藏的认识，并没有比那些明信片上的照片具体更多。

失望之后，她决定搭车前往草原，去看看真正鲜活的藏族文化。但那些从没走进过牧民帐篷的朋友们纷纷阻拦她，“藏民很危险”，并由衷地向她建议，“带好避孕套”。

和这些充满猜忌和偏见的想象不一样，在语言不通的草原，她没有遇到太多危险。这趟莽撞的旅行最终让她尝到了藏民最正宗的糌粑、酥油茶、风干牛肉，见证了草原上最热闹的赛马节，还收获了许许多多来自藏民的真挚友谊。

为此，她也付出了一点代价，那是一把糖果，一幅画，一些善意的问候，却唯独没有花费一分钱。

我们关于西藏的想象，确实不该被一座城市局限。

“藏民很危险”

从拉萨市出发，只需3小时20分钟，就到了那曲。火车一路往北，途径雪山、草甸，和数不清的海子。这个平均海拔4500米的藏北小城，被唐古拉、念青唐古拉和冈底斯三座山脉环抱于中央，最出名的三样分别是虫草、赛马节，和嘉黎牦牛。

不像拉萨，那曲鲜少有游客，坐这趟火车的也大多是本地人，混杂在一众青黑的藏袍和牛皮夹克衫里，我的出现显得非常突兀——一个穿明橙色冲锋衣、戴着厚底眼镜的刚成年的汉族女孩。

我是从拉萨逃来这里的。那座海拔4200米的日光之城，作为远方生活的象征，年复一年地接受着理想主义者的朝拜。这群妄想逃离城市的人数量正成倍地增长——2019年，拉萨接待的旅游人数第一年突破4000万，是本市人口的8倍，满街的文艺书店、夏季价格翻倍还订不到床位的青旅，以及小红书博主充满各色滤镜的旅行推文，都为此贡献了一份力量。

禁不住诱惑，我也成为了其中一员。2020年的暑假，疫情刚刚解封，我在豆瓣上找了一家青旅，用义工换宿的方式在拉萨住了下来。然而，事实是，一个多月后，我对于“圣城”的想象还是被咖啡厅、文艺书店，以及仿佛同一流水线上出产的小商品消磨殆尽。我仿佛从一种无聊跳进了另一种无聊。

那曲成为了我下一个目的地。听人说，那曲市班戈县的草原最有名。那里6亿亩土地被草原覆盖，占了整个西藏的一半，超过六成人口仍然从事传统牧业，因此保留着西藏最完整的游牧文化。

虽然渴望离开拉萨，走远一些，但我没有车，想要从城市前往草原，只能途搭了。公路上那么多车，总有一辆有空着的座位。而关于住宿，我想的就更简单了：去藏民家借宿，如果草原上实在找不到借宿地，再搭车到最近的县城去住宾馆。

我感到这已经是一个成熟、完备的计划了，于是满怀激动地告诉我在青旅里认识的朋友们。这群朋友里，有的是在西藏经营了数十年生意的商人，有的是和我一样来打工或旅游的年轻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否定了我的计划，用的理由也惊人的相似：“不要去，藏民很危险。”

为了打消我一个人冒险的念头，他们动用了各种耸人听闻的例子：草原天高地远，法律难以监管得到，因此很少有人守法；藏族可以合法佩刀；藏族脾气烈，一言不合就打架；那里的男性有时会强迫女性……

但当我问，哪些是他们真正经历过的“危险”时，每个人都含糊其辞。“虽然这些事情都是听说的，但根据我的经验，它们都是真的，即便不是，小心也是没有错的。”一位朋友这样说。

在拉萨，我听到的对于藏民的描述总是离不开落后、暴力、凶狠、危险。那些自诩在藏地摸爬滚打数十年的商人，或许从没有亲自走进过一顶牧民的帐篷，向他们讨要过一杯酥油茶，也从没和他们坐在炉边讨论过今年牛羊的数量，却一边高谈阔论地指责商业化正在侵蚀青藏高原原有的独特文化，一边又恪守着关于这个民族的刻板印象，执着于用种种负面的词汇将“他们”和“我们”区别开来。

这种对于藏民的印象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它们有几分是真实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好的求证方式是，自己去草原上看看。

在我离开拉萨的前一晚，东勤——一位在拉萨卖了十多年珠宝的汉族商人，问我是否真的要一个人去草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那我最后给你一个建议吧。带好避孕套，实在反抗不了的时候，用得上。”

在草原，

你永远可以找到汽车和住处

藏地不该被一座城市概括。

结束义工工作的那天下午，我买了一张去那曲的火车票，50块钱。我的全部家当是一个骆驼牌的书包，里面装着一部手机、一个相机、一个水杯、一根牙刷、一套内衣、两根登山杖、一袋奶糖，还有一大包青稞饼，当做路上的干粮。

下午三点，火车到达那曲，我坐上唯一一辆去往市内的公交车，准备前往客运站换乘。但直到站在那曲客运站门口，我才得知，去往班戈县的大巴仅仅也只有一班，而且中午12点便已离开。我决定再往前走走，看看能否碰见一辆车将我送到有草原的地方。

打开手机地图，输入班戈县，230公里，导航说开车需要13个小时，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沿着车道向班戈县的方向慢慢走。高原天气多变，没走一会儿，天上就飘起小雨，气温骤然降到了0度以下。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对拦车这件事毫无经验。

起初，我很担心拦下来的司机会不怀好意，把我拖到某个偏远的地方卖掉，于是采取最为谨慎的方式，只拦能看到坐有老人、女性、孩子的轿车。

但我逐渐发现这样是行不通的——一辆辆车呼啸着从我身边经过，偶尔有司机从车窗里与我对视一眼，但车速不减。即便停下的车，在听到“搭一段”的请求后，也以车里没空位、不同路为由拒绝了我。

和书里、电影里都不一样，原来搭车并不是只要招招手就会有车停下。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一无所获，独自站在雨里打着哆嗦。走到一片工厂区的路口时，我意识到再往前走已经不会再有什么车了，于是大起胆子来，向过路的每一辆车都伸出胳膊，竖起大拇指。

终于，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停下来，“你去哪？”

“去班戈，您能载我一程吗？把我放到市区外面就好。”

“行，快上来吧，雨这么大。” 两个东北口音的男人，身上透着一股东北人的仗义劲儿，将我一路送出那曲市，送到了检查站。

在随后的五天中，我总共搭乘了六次他人的车。搭载我的车主大多数是男性（只有两次，副驾驶位坐着另一位女性），其中既有汉族，也有藏族。对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而言，这里的矛盾和恐惧是双重的：既有性别弱势带来的潜在危险，也有民族相异造成的天然隔膜。

想象一下，在一个偏远小城，和陌生的男性——往往还不只一位，共处一个狭小、移动的空间，听起来是不是太过恐怖？

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搭载我的司机里，有曾驻守边关的退伍军人、出差办事的政府官员、修路的工人，也有从四川来的经商者、去邻村看望亲戚的夫妻。

我询问他们的工作，与他们聊路上的风景、那曲市的发展，也一遍遍讲述自己孤身一人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路上的氛围很是轻松，以至于决定离开草原的回程路上，我在两个陌生男商人的车上睡着了。到了那曲市内，他们将我喊醒，然后给我推荐了市内一家不错的餐馆，提醒我走之前一定去试一试。

而留宿牧民家的体验更让我发现，那些汉人想象中“藏民很危险”的威胁，或许并没有太多效力。

搭车出了那曲市，草原在我眼前铺开，向国道两侧无尽延伸。视线尽头隐约有一个村落，十几栋灰砖房，还冒着炊烟，我便朝着那里走去。

进了村子，这里的老牧民只能听懂最简单的汉语。我向一位四十来岁的大叔提出住宿的请求，告诉他自己“可以付钱”。大叔摆了摆手掌对我说，不懂，不懂，拉着我找到村子里的正在放羊女教师。在她的翻译下，大叔弄明白了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盯着我有几分惊讶地笑了。女教师说，大叔同意你住了。

这样的顺利不在我的预料范围之内。他带我回到自家屋子里，简单地向家里人解释了我的来意，没人对我的到来提出异议，没人盘问我此行的目的、为什么不回到市内，以及怎样翻过牧场的栅栏闯入他们家院子。

屋子里昏暗，但温暖干燥。进门左手边是一排木质排柜，柜顶上供着佛像，也放着日常用的茶壶碗筷。房间正中央，一个长条形水泥炉灶烧得正旺，围着的三面倚墙摆有三排藏式沙发，上面搁着毯子和被褥。

大叔的儿媳做好晚饭，首先给我盛了一碗。牦牛肉、酸白菜和粉丝乱炖，配上一碗扎实的白米饭。我饿极了，扒一口饭，抬起头大声赞叹，好吃。家里的男人笑起来。

一碗饭很快见了底，我放下筷子。大叔的儿媳走过来，双手从桌上端起我的碗，走到锅边，望向我，眼里露出询问的意思。我朝她摆手，然后拍拍肚子。她懂了，放下碗，又给我的面前的杯子里斟满酥油茶。没法用语言交谈的世界里，食物成为了媒介，一种最原始的善意在其中流淌。

第二天离开大叔家之前，我犹豫是否该支付一些费用，但一家人似乎对此毫不在意，不断地将我面前的酥油茶倒满，热情地示意我再喝一杯。在喝完第五杯茶后，我与一家人道别，给家里的三个孩子留下一把糖果。

很难想象的是，我在草原上度过了七天，没有花一分钱。我曾多次想过用钱来表达谢意，但几乎寻找不到任何一个合适的情境。当你从阿妈手里接过糌粑，或被手把手教导如何割下一块风干肉时，钱会破坏掉一切。

有一次，在男孩儿多杰家借宿时，他奶奶递给我一部智能手机，问我里面的短信都是什么意思。多杰在市里读小学，能听懂汉语，但短信里的汉字太复杂，家里没有人看得懂。我将短信一条条讲给多杰听，从10086的防网络诈骗提醒，到政府的暴雨黄色预警，再到农业银行的贷款还款提示，多杰一条条翻译给奶奶。两人为贷款讨论了一番，担心贷款今年还不完。

多杰随后抛给我一连串的问题：你的相机能录视频吗？你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读大学是什么感觉？我怎么才能考上大学？今天早上我手上突然出现了好多包，是什么东西咬的？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那个能为他们解决问题的人。我把相机交给多杰，教他给奶奶录下一段视频，给他讲我的家乡、学校里五层楼高的图书馆，告诉他“清凉油可以止痒”。

临走前，多杰问我，还会来看他吗？我说，会的，下个夏天再见。

母亲，女孩，花儿

必须承认的是，牧区并非只有美好的一面。

在草原上的这些天里，同我打交道的永远是男性、男性、男性。传统文明保存完好的另一面是性别权力的失衡，女性的低下地位凸显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

每一个家庭中，女性都是最忙碌的，做饭、料理家务、喂养家畜、为客人不断地沏满酥油茶。她们的忙碌致使她们没空与旁人说话，许多女性也听不懂汉语，只能在目光相遇时冲我点头微笑。

最终，在我为数不多的草原借宿记忆里，每一户家庭的女性都面目模糊，相似的只有昏暗的灯光下她们90度弯折着腰的背影，或是在盛饭，或是在倒茶。

南措成为了我所遇见的唯一一位草原上的女性朋友。在我被两户人家拒绝后，南措收留了我——她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问明我的来意，说服了家里的男人，放这个看起来不坏的小女孩进入院子。我走到南措家门口时，她正在挤羊奶，等她挤完，我俩就坐在草坡上聊天。

她只比我大四岁，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小儿子今年两岁。她念完初中之后就去学了跳舞，待过一阵子文艺团，在拉萨那个著名的金马演艺厅做过舞蹈演员，后来腰受了伤，跳不成舞了，就与现在的丈夫结了婚、生了孩子。

这片草原是她的老家，她和丈夫几天前刚从拉萨回来，看望她的母亲。因为早年去了城市里，她不大熟悉放羊、挤羊奶之类的事务，还是昨天晚上现学的。因为她的母亲去乡里的赛马节帮忙了，她就要做一点这些事。

我问她这个村子的名字，她想了想，摇摇头说她也不清楚。

她邀请我明天和她的母亲一起去赛马节看看。我问她怎么不去，她说她也很想去，但丈夫明天要带她去拉萨办事，她不能违抗他。我们互相留了微信，她请我拍些赛马节的照片发给她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南措家的小面包车，同她的母亲和哥哥一起来到了赛马节。

在那曲，每个县、每个乡都有自己的赛马节，时间不一，大致集中在七八月。这也是男人的节日，骑在马背上清一色的是六岁到十来岁少年，他们的父兄为他们牵着马。下午，男人们比赛拔河、丢石头，年轻的男孩女孩们穿着传统服饰跳锅庄。

晚上，我住进村长家里，交换的条件是用我的相机帮他拍了几张照片。村长的三个女儿——都在八九岁左右的年纪，见到我很开心，拿出图画本和铅笔，问我：“你会画花儿吗？”

女孩儿们喜欢花儿，但她们从来没有在草原上见过真正的花儿——由于海拔太高，这片草原上甚至无法生长出任何一种树木，更别提花儿了。她们也叫不上来任何一种花儿的汉文名字。我问，你们想要什么花儿？得到一阵沉默。

最后还是大姐翻出语文课本，指着某一页的页角小声说，画这个吧。我看了看，是荷花。水乡的花儿，她们的家乡开不出来的花儿。我边画边念叨，荷花，花瓣是粉红色的，荷花中间有莲子，下面是荷叶，很大，像个小伞……一抬头，三个女孩儿在灯下睁大了眼睛听着。

第二天，我没等到下午的锅庄舞开场便离开了村子。穿过草原时，昨天跳锅庄的余劲仍然像火苗似的在胸口燃烧，背包沉重，身体轻盈，我又忍不住独自跳起了舞来。

走出围墙

在我到达那曲的第二天，“女大学生独自前往可可西里失踪”的新闻登上了微博热搜，朋友第一时间转发给了我。“你不要变成下一个。”他提醒我。

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正独自走在旷无人烟的草原上，发愁今晚的留宿还没找到。

七天的旅途后，我最终安全地回到了家。这段经历被我当作一个有趣的故事讲给周围人听，每次讲完，我总要强调一句，“草原上的人都很好，不是传言里的那样”。得到的回复，“那是你运气好。”

是幸存者偏差吗？或许是，但我更相信另一种解释：长久以来，新闻和社交媒体对犯罪和负面消息的偏爱造成我们对社会现实认知的偏差，使得人们认为自己遇到坏人或犯罪的概率远大于这些实际存在的概率。

当然，谨慎的心态无可指摘，但也从内心里抹去了我们“走出围墙”的可能性。归根到底，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和与民族或性别的标签打交道是不一样的。

当时的我不会想到，这场一时兴起的冒险会成为我未来两年中唯一值得回味的记忆。2021年和2022年在反反复复的封控和静默中度过了，人们每天担忧的事情是明天还能不能去楼下的菜市场，一些非必要的事情——草原、雪山、另一个民族的生活，统统在最基础的生活需求前丧失了价值。

很遗憾，我没能履行和多杰的承诺。

2022年末尾，“新十条”颁布，封控在一夜之间解除了。消息发布的半小时内，携程上的热门海外目的地搜索量翻了10倍。和其他人一样，我在朋友圈里欢庆自由世界的重新到来，配图是两年前在草原上拍的照片。南措很快发来一条评论，“很想你，你还好吗？”

“我也很想你。”我回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