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形成、收获与消失：新中国建立70年来人口红利的变化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是Bloom 和Williamson（1997）在研究东亚经济发展奇迹过程中提出来的。他们发现，在东亚的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和生育率降低使得人口抚养压力下降，过程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对促进东亚奇迹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后，他们的研究在不同地区得以证实（Lee，Mason 等，2010，陆旸和蔡昉，2014），人口红利逐渐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社会经济现象。另外，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认为，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仅是人口机会窗口，人口机会窗口并不必然会转变为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转变为人口红利需要对制度中阻碍发展的关键环节加以矫正，消除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Brandt，Rawski，2008）。同时，蔡昉（2018）也认为，与中国同期进入人口机会窗口的50 多个国家中，只有中国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因为同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对人口机会窗口向人口红利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人口红利形成于人口转变的过程。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而形成了机会窗口，如果对这一机会窗口能够得到有效利用，便可能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国家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大都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初始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和“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第三阶段。在人口增长模式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过程中，第二阶段的高自然增长率形成的“婴儿潮”会在一定时期后形成规模较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而随着生育率快速下降，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又会减轻人口抚养压力。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会使得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规模比重较大，人口抚养压力较低，较大的劳动力规模和较低的人口抚养压力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进而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机会窗口。

因此，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的机会窗口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和前置条件，在一定社会经济和制度匹配作为充分条件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从人口机会窗口到经济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人口红利不完全是一种单纯人口现象，而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人口结果或效果。

人口红利概念的理解，需要注意一下几个关键点：第一，人口红利是一种机会窗口，有时间性和阶段性，会关闭或消失。第二，人口机会窗口只是对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有利条件，人口机会窗口不会自动转变成人口红利。第三，人口机会窗口是人口红利产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口红利的发生需要有其他条件加以匹配。因此，在人口机会窗口期，需要对其他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发展战略等条件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使之与丰富的劳动力社会特征相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将丰富的劳动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机会窗口也才能转变为人口红利。

图1 建国以来我国劳动年龄结构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70 年来，我国人口红利的形成和有效利用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以前，这段时间为人口红利的孕育期。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到2015 年左右，这段时间为人口机会窗口期，也是人口红利收获期。

（一）人口转变与人口机会窗口的孕育和形成（1949 ～ 1978）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进入和平和建设时期，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再生产模式也开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第一阶段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第二阶段转型，1950 年，我国的出生率高达37‰，死亡率也达到了18‰，而自然增长率也达到了19‰，这主要是由于生育率高企造成。到1978 年，我国出生率为18.25‰，死亡率则下降至6.52‰，自然增长率为12‰。虽然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世纪70 年代后期开始缓慢下降，但是在20 世纪50年代到60 年代却年均高达33‰，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达25‰，这一时期形成的“婴儿潮”直接促使60 年代中后期劳动力人口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比重均呈现出了上升趋势，人口机会窗口逐渐形成。

（二）人口机会窗口扩大和人口红利收获期（1979 ～ 2010）

70 年代末期以后，由于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加之前20 世纪50 年代后高生育率形成的“婴儿潮”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市场中劳动力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走高，进而使得人口抚养比则随之持续走低，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机会窗口。自1979 年到2013 年的30 多年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由58% 上升到了2010 年最高的73.75%，此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出现了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则由1979 年的5.7 亿人，上升到了2013 年最高峰的10.06 亿人。在这段时间内，无论人口出生率还是自然增长率，都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使得我国拥有规模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时，人口抚养比也从1979 年的0.79 持续下降到了2010 年的0.355，人口负担保持相对较低水平，人口机会窗口在这几十年里持续扩大。

20 世纪70 年代末到21 世纪前10 年的近40 年时间是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收获期。这是因为，20世纪70 年代末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与人口机会窗口双重叠加，一系列改革措施形成了有利于收获人口红利的社会条件，才使得我国的人口机会窗口迅速转变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才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例如，20 世纪70 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对内进行市场化改革，承认和发展民营经济，激发市场活力，激发城市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消除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对外则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引进国外先进资本、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加速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得到快速发展。

（三）人口机会窗口收窄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期（2010 ～）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分别在2010 年和2013 年相继进入拐点，人口机会窗口自20 世纪70年代以来的扩大趋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2013 年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都将出现缓慢下降的势头，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提高和生育政策的转变，人口抚养比也将会逐年提升。这也意味着，2010 年后，我国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形成的机会窗口将持续收窄。

图2 1979 年来我国劳动年龄结果及人口抚养比的变化

从人口红利和机会窗口来说，这个机会窗口还能持续多久，目前学术界给出的结论不一。大多认为人口红利期还能持续相当长时期：如于学军等（2003）根据人口抚养比大小来判断，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大约能持续 40 年，从 1990 年到 2030 年。他们认为人口抚养比将在 2010 年达到最低，此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向老龄化发展，人口抚养比转而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小，2030 年前后人口红利期将关闭。陈佳鹏（2012）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1987到2034 年为第一次人口红利期，持续约 48 年。由于人一生工作的时间大约为 50 年，因此第一次人口红利期将持续约50 年，而 2040 到 2080 年将是中国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老年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而王德文、蔡昉等（2004）认为，根据劳动力数量变化的情况，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 1982 到 2000 年期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大，但在 2000 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开始减小，到了 2013 年左右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标志着人口红利已经枯竭。但根据统计，虽然我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和规模分别在2010 年和2013 年出现下降，由长期的增长约过转折点转而下降，但是2017 年我国劳动力规模和比重依然分别为9.98 亿和71.68%，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不仅比重依然很高，而且规模巨大。根据预测，到2030 年依然有9.4亿劳动力，2050 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依然在7.7 亿左右。可以说，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很丰富。关键是，从当前和今后长期看，这样相对还比较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是否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呢？

实际上，从当前和今后来看，中国不仅是劳动力的供给形势有所变化，社会经济对丰富劳动力的需求情况也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传统人口红利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

首先，中国经济经过30 多年的增长，目前已经进入到增速趋稳而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和供给侧改革的新阶段。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从数量需求转向质量需求，目前并不需要大量低素质劳动者，劳动力也并没有出现绝对数量的短缺，相反高技能劳动者的结构性短缺较为严重。同时，我国经济增长的国际形势和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原先依靠给国外加工生产的外向型经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沿海一带的大量加工业已经严重萎缩，这也使得传统制造业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从劳动力需求角度来说，依靠大量劳动力供给和低成本优势来收获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

第二，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很高，导致投资资金比较充足，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资驱动，以不断扩大经济规模。但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转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不再依靠高储蓄和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相反，如何刺激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今后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战略方向。

由此可见，伴随着人口机会窗口的收紧，传统的依靠丰富劳动力以及高储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其实现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人口红利真的不复存在，而且今后很难再次重复发生。

近年来有学者根据亚洲国家老年人的消费模式，提出了并扩展了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Bloom，2003；Mason，Lee，2016），他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死亡率大幅降低，预期寿命延长，子女较少，家庭规模变小时，人们会在劳动年龄阶段准备更多的储蓄，以满足老年时的消费，较高的储蓄会促进投资，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但是相比第一次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则小得多（Mason，Lee，2006）。也有学者认为，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依靠创新驱动，高技术和高素质人才投入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质量红利，老年人口开发红利等作为新的人口红利，然而对照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的概念来看，因为这些人口变化虽然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有利作用，但是从机会窗口的角度而言，并不符合人口红利的本来含义。

因此，我们需要根据人口转变规律以及今后发生发展的特点，进一步寻求新的人口红利，抓住新的可能存在的人口机会窗口，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进行支持以利于新的人口红利的实现，这将成为今后人口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研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