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发了100亿红包

在福建省福清市，有一个高山镇。

镇上有一曹姓望族，家主曹公望曾经富甲一方，算得上福清首富。

怎料好景不长，到了孙子曹河仁这一代，家底已然破败，曹河仁无奈去往日本，当学徒谋生。

也许是家里有经商的基因，也许就是不屈的性格使然，曹河仁在日本多年，赚了10万日元——当时日元比美元汇率还高，值钱得很。

回国之后，曹河仁去了上海，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之一。

1946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河仁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

曹德旺旧照

儿子长到一岁，曹河仁决定，搬家回福清。

他买了一辆货船，载着所有家产，家属们乘坐客船，载着满船期待回了老家。但人到了福清，货船却久久不至，没过几天，消息传来：船沉了。

祸不单行。

家产沉入大海，好在妻子陈惠珍出身名门，还有嫁妆陪衬，于是变卖了嫁妆，在高山镇盖起房子，安家落户。

但没过多久，修房子的工人被溃逃的国民党抓走，工人家属闹着来要赔偿，曹河仁只好又去了上海闯荡，留下妻儿守着老家。

乱象之下，以至于大家都忽视了，那个刚出生的儿子，还没有名字。

陈惠珍拉扯着六个孩子，又恰逢战乱，曹河仁寄回的钱财时常收不到，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曹家一日只吃两餐，忍饥挨饿成为常态，有时，还会吃花生壳磨的粉做的馒头，生吞难以下咽，喝水强行咽下，孩子马上胃痛得在地上打滚。

每到这时，陈惠珍就把孩子聚在一起，吹口琴、唱歌。哪怕糊口艰难，她也想要孩子们拾起对未来的志气——好比尽管都穿着破烂的衣服，她也尽量将补丁封在内里，不被人看见。

她告诉孩子们：“穷要穷得清，富要富得明。”

1954年，搬家前出生的那个儿子长到了9岁，到了上学的年纪，却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陈惠珍请来村里的先生，点上了一颗烟，换来了一个名字：曹德旺。

老先生认真道：“聪明又有德，必然兴旺。”

曹德旺自由生长了九年，突然被关进了学校里，自然是难以适应。

课堂上，他模仿老师的动作，不遵守课堂纪律，时常被老师找到家里，成了远近闻名的“坏孩子”。

因为家贫，曹德旺每日要早起去山野拾柴火，中午放了学也要抽空去，福建的夏天酷热难耐，曹德旺中午捡完柴就跳进水沟洗澡，图个清凉和省事。

某天，他因为上课睡觉被老师揪到了办公室，又因身上有河水的痕迹，在全校师生面前被点名批评：

“这个小不点中午不午休，天天跑到小沟里玩水，哪天淹死了，家长还要找我们的麻烦，你们可不能像他这样！”

彼时曹德旺14岁，正是好面子的时候，更受不了老师不经调查的空口污蔑。他怀恨在心，趁着老师上厕所，尿了老师一身，于是，他的学生生涯，戛然而止。

曹德旺成了生产队里的放牛娃。

曹德旺旧照

没有了是非不分的老师，曹德旺反而怀念起学校的好。

他记得小学时有一个名为林秉珠的女老师，是唯一坚持他是好孩子的老师：“德旺不是坏孩子，他只是调皮、好动”。

没有了枯燥无味的课堂，曹德旺却燃起了旺盛的求知欲。

那怎么办呢？看书。他捡哥哥读过的书看，不认识的字就去翻《新华字典》——彼时一本字典售价8毛钱，用的还是曹德旺割了一年的马草攒下的积蓄。

15岁之后，他开始跟着父亲做生意。

那是1961年，私人买卖还不能放到明面上谈。曹德旺父子先是暗中贩卖烟丝，去福州进货到镇上售卖，进一趟货来回要骑三天的自行车。

没过多久，父子俩又倒腾起水果，进货的事就单独交给了曹德旺。

曹德旺要在凌晨两点起床，骑车去福清县城进货，下午三点才能回到家里，待卖完水果回到家，吃完饭就到了晚上八点。他躺在床上，整个脑子都是蒙的。

多年之后，他依旧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

每天凌晨两点，曹德旺几乎刚刚睡熟，母亲坐在他的床边，一边哭，一边推他起床。

曹德旺问母亲为什么哭，母亲含着泪说：“你小小年纪，小小个子，就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难为你了。”

曹德旺倒没觉得难，反而觉得母亲过得太苦。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后，老百姓穷得吃起了观音土，母亲也在那时得了“浮肿病”——饿到营养不良，需要人搀扶才能行走。

为了照顾母亲，曹德旺在家里的安排下，结了婚。

1968年，22岁的曹德旺穿着几块钱买来的中山装以及从哥哥脚上扒下来的袜子，摆了十几桌酒，把妻子娶进了家门。

妻子叫陈凤英，是舅舅同村的姑娘，没上过几天学，和当时的曹德旺算得上门当户对。

但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曹德旺的野心，也开始高涨。

曹德旺的第一桶金，正是来自于妻子。

结婚之后，曹德旺想继续做生意，却缺少进货的本钱，陈凤英索性卖了自己的嫁妆，用来支持丈夫的决定。

曹德旺就从收购白木耳到江西售卖这门生意开始做起，一开始也小赚了一笔。

但没过多久，他赌上全部身家买的所有木耳在车站被查收，曹德旺不仅赔得底朝天，还欠了一屁股债。

1971年，刚过完年，25岁的曹德旺将老婆儿子送到岳母家里，准备自己去打工还钱，他对岳母说：“我这一去，如果没有赚到钱，您就让凤英改嫁他人。”

那些年，他去工地拉车，做过修车工，当了炊事员，只要有任何往上走的机会，他都要迎头试一试。

许多年后，曹德旺回忆起来这段经历，满含感激：“不管学什么，年龄积累之后，一通百通。”

1972年，曹德旺还做起了帮农民推销树苗的生意，赚100块抽成20块。到1975年的时候，29岁的他攒下了5万块钱——在那个万元户都很稀缺的年代，这简直可以衣锦还乡了。

中国人有个旧习，有钱了一般都先想着盖房子，但曹德旺没敢，穷怕了。

他依旧住在20平方的房子里，还多了一个女儿：“钱先用来吃吧，房子以后再说。”

他没有想到的是，机缘很快就来了。

1976年，一个朋友告诉他，水表玻璃很赚钱，可以试试做一个玻璃厂。

一番调研之后，曹德旺说服了当地高山公社的领导，成立了一个社办工厂：高山异形玻璃厂。曹德旺是这个玻璃厂的采购员，后来也做了销售工作。

但社办企业尾大不掉，到了后期，管理上的弊端开始一一显现。

到了1983年，国家下发了“一号文件”，鼓励个人承包社队企业，在此之前，高山玻璃厂已经亏损超过六年。

这六年的时间里，工厂换了6个厂长，依旧挽救不了颓势，彼时，谁也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

曹德旺旧照

因为曹德旺算得上厂子的初创员工，公社副书记问他想不想接这个厂，曹德旺狠了狠心，点了头，但因为资金不足，还是得找人联合承包。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玻璃厂带来了22万元的收益，合伙人开始吵着把钱分了，就此分道扬镳。

曹德旺不明白，问他们为什么要走，却被人指着鼻子说：“你就是个傻帽”。

那一年，曹德旺37岁。

没有了合伙人，曹德旺只好将自己与父亲的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又请镇政府做了担保人，向银行贷了11万元，再加上其他参股的合资人，保住了这个玻璃厂。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曹德旺头顶积云，在昏暗中摸索前行。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个缺口，漏下了一缕光。

1984年，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给母亲买了一个竹根做的拐杖。

他把这根拐杖当做扁担，挑着自己买的其他东西，刚一上车，司机突然来了一句：“小心一点，车玻璃不要给我碰了，万一破了，你可赔不起。”

曹德旺观察了一下车窗玻璃，估摸着成本也就几十块，当即摆出一副质疑的模样。

司机接着说：“真的很贵，一片要几千块钱呢。”

曹德旺还是不信，觉得他在吹牛，回到福建后，他去汽修店转了一圈，这才实实在在地愣住了——彼时，一辆日本马自达汽车的前挡玻璃就要6000块。

曹德旺愤怒了：“这不明摆着欺负我们中国人不行嘛。”但国内没有技术，就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没人来做，那就我曹德旺来做。日后，他将自己当时的血气方刚形容为：“为中国人造一片自己的玻璃”。

不久之后，他从上海买回图纸，从福州客车厂请来总工程师，加班加点，将所有零部件分类制好。

1985年5月，曹德旺的工厂做出了第一块汽车玻璃。1986年底，高山玻璃厂的产值就达到了596万元，盈利101万元。

后来，故事的基调变得昂扬向上，且家喻户晓。

1987年，41岁的曹德旺推动高山玻璃厂转型，成立了福耀玻璃工业有限公司，也就是如今我们看到的福耀。

1993年，福耀成为中国第一家登陆A股市场的民营企业。到2009年，福耀发展成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全球每四辆汽车，就有一辆使用福耀的玻璃。

再到如今，福耀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30%，中国市场占有率超68%，曹德旺说：“可以问心无愧的说，福耀已经是行业第一。”

成功之路热血沸腾，以至于一夜暴富的美梦成为主流，但背后的坎坷与昏暗，却少有人提。

1993年，福耀成为福建省最早上市的公司之一

曹德旺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我们代表的是中国人。”

1987年，福耀刚刚成立的那一年，要派九个人到荷兰某公司培训，每人每天可以有70块美金的补贴。

彼时，很多出国的中国人都不舍得用这个钱，攒到最后，能带一个大件的家用电器回国。所以出国考察的中国团队，一般都会自带粮食，要求住带有厨房的房间，能省则省。

出国之前，曹德旺就对福耀员工三令五申：“不要出洋相，不要在洋人面前丢人现眼，我们就把这些补贴用了。”

“在国外，洋人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但知道我们是中国人。”

谁知出国第20天的时候，荷兰公司的总裁突然发出了邀请，热情地接待了福耀的培训团队。谈到请客的原因，对方的介绍人说：“总裁讲，他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做玻璃的人。”

哪怕日后曹德旺荣誉等身，这句评价，他始终记在心里。他说：“我把它作为激励我这一辈子的一个最大的奖励品。”

2009年，63岁的曹德旺打败了全世界一万余名企业家，获得了有着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奖”——这也是奖项设立23年以来，首位华人企业家获奖。

他的获奖感言是：“我必须保持优秀，否则会造成羞耻，不仅给评委们，而且会给整个中国。”

哪怕“中国人”这个身份，也曾给他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

2009年，曹德旺获安永全球企业家奖

2001年，曹德旺收到了一纸判决书——美国PPG工业公司联合其他两家玻璃公司，向美国商务部起诉，称中国企业有倾销行为（指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家销售）。

判决书上有多家中国玻璃公司，其他企业都选择了认栽，只有福耀不服，不断提出申诉。

“他美国人拳头大，就可以欺负我呐？我就把事情捅大，让全世界来评评理！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跟他干！花再多的钱也不在乎，但中国人的骨气不能不在乎。打，一定要打赢！”

2002年，福耀以美国商务部裁决不公为由，把美国商务部告上了法庭，结果是，福耀赢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第一起反倾销胜诉案。在此之前，有太多的中国企业已经迫于各种原因吃了哑巴亏，貌似公平的“商业规则”背后，有太多太多不对等的博弈。

但曹德旺，不服。

记者曾问曹德旺，一个民营企业对抗一个超级大国的政府，当时有没有压力。

曹德旺笑得开怀：“没有压力，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美国人搞错了。”

他让调查组进驻自己公司，把财务系统打开，登上自己的账号，一切都毫无保留：“一个包装箱，用多少木材，多少根铁钉，这铁钉是多长的，一斤多少根，我都有这个数据给他”。

行得正、坐得直，所以他赢了。而这样的故事，在日后多次上演。

2008年，金融危机袭卷美国，位于俄亥俄州的通用汽车工厂宣布倒闭。

在此之前，通用汽车工厂是该市的经济支柱，有4000多名工人靠着工厂收入摆脱贫困，跻身中产，但一夜之间，全部幻灭。

没有了收入，犯罪开始在这座城市滋生。

2015年，福耀宣布将在通用汽车工厂的遗址上建设新厂，重新雇佣美国工人。消息一出，美国人欢呼雀跃，当地人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被记录下来，于是曾经拍摄过通用汽车破产纪录片的导演，扛着摄像机进了工厂。

曹德旺没有任何异议，甚至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随意拍摄，摄像头就这么架在工厂里，拍了三年。

记者问他，不怕美国人的恶意引导吗？

曹德旺又露出了自己的憨厚笑容：“他不就是想了解中国嘛，我光明磊落，我可以拿得出手。”

但也正是这个纪录片，让曹德旺直面当下，最大的舆论危机。

在《美国工厂》纪录片中，有一组对立角色——以曹德旺为首的管理人员，与美国工会。

影片刚开始，重新拥有工作的美国工人对曹德旺心怀感激，他们不再因饥寒交迫而寄人篱下，中国人建造的这个工厂拯救了他们。

但随着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矛盾开始日益加深。

美国工人不满于工厂的管理文化，中国员工看不惯美国人的效率低下，从2016年开始，有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型组织，在工厂里反复游说，要成立工会。

但曹德旺毫不留情：“要么工会进来，我出去，我不干了。”

在曹福旺看来，美国工会并没有它标榜得那样高尚：“工厂在他们手上，永远不会有工厂，因为工厂需要管理，他们是无政府主义，没有管理。”

更何况还有前车之鉴——通用汽车破产，正是因为工会在其中掺和，使得工厂支出失衡，代价是4000名员工的流离失所。

在影片中，曹德旺花费了100万美元，请来劳资关系委员会介入，让工人自己投票决定是否成立工会。

2017年，美国劳资委就福耀是否需要设立工会举行投票，收到了444票支持，868票反对——曹德旺取到了多数工人的支持，他们更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影片发出后，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说这是中西文化的碰撞，有人说这是奸商的迫害，甚至因为在美国建厂，曹德旺还被痛骂“卖国贼”，说他“要跑路”。

曹德旺只笑了笑：“我钱不拿走，跑哪里去？我有那么傻吗？”他没有提到的是，据调查显示，福耀玻璃是福建省最早成立工会的民营企业之一。

事实上，曹德旺的身上从来不缺解读——有的诚恳理智，有的恶意满满。

上世纪八十年代，曹德旺刚刚在福清闯出名头，一条谣言开始在整个城市蔓延，“说我找小姐，每天晚上两个”。

曹德旺直接回应：“先感谢大家还记得曹德旺这个人，其次鲁迅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阿Q还存在。”

他说：“那些人自己没有钱，他们猜测自己发财了就会这么过日子。”

而四十年过去后，阿Q依然存在。

2021年，曹德旺旗下的基金会宣布总出资100亿元，筹建福耀科技大学，同时表示，虽然由基金会出资建设，但学校仍是公立性质，是属于中国的大学。

曹德旺认为，现在最紧缺的就是技术型人才，“不是多办一所大学，而是找到一条路。”

2023年伊始，77岁的曹德旺在访谈中提及此事，“曹德旺捐款100亿建世界一流名校”的词条顺势登上热搜。但在该条新闻底下，却充斥着网友的质疑：

“国内双一流高校财政拨款一年都不止100亿吧”；

“还是xxx说的好，有这钱不如给自家员工涨点工资”；

……

在一片谩骂声中，也有部分网友发现了这所大学的官方网站，网站信息公开显示：福耀科技大学的主楼、体育馆均已顺利封顶，计划2023年10月底竣工，2024年秋季全面招生。

曹德旺还对媒体表示：“有需要我还会凑出100亿元作为学校的奖励基金。”哪怕到目前，他已经累计捐款超过了260亿。

曹德旺曾将自己比作金庸小说《侠客行》中的石破天——一个憨厚老实的小乞丐，从不相信世界上有坏人。

而曹德旺那颗慈善的初心，是被小学老师唤醒的。

那是1983年，37岁的曹德旺刚刚承包了高山异形玻璃厂，正准备建房子，气派一把。

某日，他的小学老师林秉珠找上门来，对他说：“你小时候坐的桌椅，现在学校还在用，已经破破烂烂了。你捐笔钱给学校买课桌椅吧，我会把你的名字刻在桌子椅子的腿上。”

曹德旺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但有一个要求：“不能在课桌椅上刻我的名字，捐了钱，还要我帮你们看教室，被孩子踹呀。”

就这样，他捐了自己的第一笔钱，金额是2000元，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这些年，他捐过福利院，捐过学校，为灾区建设捐过，也为阻击疫情捐过……

福州的图书馆，由他出资4亿修建；厦门大学的商学院，他出资2亿。2020年新冠肆虐时，他捐款1.4亿；2021年河南水灾，他再捐1亿，捐赠资金一次性汇入河南省政府指定账户。

捐完了钱，他说：“我现在体验到，天下最幸福的事情，走到哪里都受人尊重，这很幸福，比有钱幸福。”

但曹德旺讨厌外国人口中的慈善。2010年，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慈善晚宴在北京举行，鼓励富豪们捐款，陈光标站起来发言，说一定要向“巴比”学习。

曹德旺听了，直言陈光标“真扯淡”。

“我们的文化比他们美国人多了4000多年，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怎么会没有慈善的心态呢？你看我们汶川地震，那个捐款的场面热闹不热闹。”

早在晚宴开始的前几个月，曹德旺就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五省区遭受旱灾的10万贫困户，每户发放2000元捐助，总额高达两亿元。

他曾说：“创业等于做事，做慈善等于学做人。如果你没有很崇高的信仰和自己应具备的素质，弄不好你就变成土豪，捐了钱还被人骂。”但曹德旺或许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不论做什么，都逃不开被骂。

某次，他收到了许多封求救信，来自一对退休的老夫妻——

这对夫妻有一个女儿，七岁得肾炎，现在31岁了，需要换肾，但是没钱。

身边人劝曹德旺不要管，因为换肾手术的成功率很低，再加上术后的抗排异治疗，又是一大笔钱。

但曹德旺立刻决定：“后续三年的抗排异反应以及换肾手术的钱，都由我来负责。”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一个美满的故事，感慨于曹德旺的善心，也为那个幸运的女孩高兴。

但三年之后，曹德旺的秘书告诉了他故事的后续。

这个女孩在医院里找到了一个医生，让医生开一个证明给曹德旺，表示自己还在接受治疗，需要继续接受资助。

医生不解，说你明明药已经停了，这不是好好的嘛。女孩却说：“你不就是靠医院卖药嘛，你管他，曹德旺有的是钱。”

秘书汇报完了，欲言又止地看着曹德旺，问他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也担心他会因此生气，但曹德旺只说：“我现在弄清楚她怎么会生病了。”

曹德旺把自己所做的慈善事业当作是一个修行，修行路上吃一点亏没有关系，同时他也反复强调，并不是捐钱才叫做慈善。

某档节目中，他对一个从事科研助力乡村振兴的学生说：“你的功德比我还大，财施最没有功德，你做的是法施，用办法来救助人家。”

他更是无数次拒绝“首善”这个称呼，公开倡议取消富豪评比榜单：

“富豪榜的评比弄得人心痒痒的，不利于教育我们的国民，我们要树立袁隆平那样的榜样。”

曾经，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用“马云卸任CEO”的例子反问曹德旺，为什么依旧奋战在一线：“是对下属不放心吗？”

曹德旺笑了笑，苦口婆心：“早期为了温饱，赚两片钱养家糊口，到了这几年，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事情了，我自己养老的钱，都已经足够花了。”

他话锋一转，说道：“国家培养一个真正会做事的企业家，那个代价不是说用一亿两亿来算的，不要轻易谈退下来。”

“坚持在第一线，像蜡烛一样，把蜡烧光了再说，这个才叫做奉献。如果我现在开着我心爱的飞机到处去玩，那是不负责任的，就不会受人家尊敬，你鼓掌也鼓错了。”

在中国众多的企业家中，曹德旺好像是一个异类。

他对论坛、颁奖典礼、俱乐部等呼朋唤友的场合毫无兴趣，曾经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上，所有人捧着酒杯寒暄，只有曹德旺在认真地吃饭。

他也对官商之间的复杂关系嗤之以鼻，声称自己“从来没有给官员送过一盒月饼”。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耿直与张狂得罪了不少人，“我如果犯规，会死得很惨，所以我看见谁都怕，做事很谨慎。”

在许多人站在市场的风口，妄图用杠杆撬动更多资本时，曹德旺依旧坚持只做“汽车玻璃”这一实业领域，别的一概不碰。比如，房地产。

他公开指责房地产产业，不再是为普通人服务，成为了有钱人的“击鼓传花”，“有钱的人都几套房子，剩下需要房子的人才没有钱”。

有人因此问他：一辈子只做玻璃，有没有觉得低人一等，有些丢人。

曹德旺听了，挠了挠头，好像在疑惑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他问那个人，澳洲歌剧院招演员，不同的舞台有不同的角色登场，你会觉得演某个角色的人很下等吗？

没有下等的职业，只有下等的人，“我不嫌我的舞台小，因为我的演技就这么水平，个子也只有这么高”。

他认为，人生重要的不是角色的份量，而是是否能够演好，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

曹德旺说：“我希望，我演得足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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