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爱放炮？
民间传说，魏征梦斩泾河龙王之后，后者的魂魄便缠上了唐太宗，让他彻夜难眠。
唐太宗找来秦琼和尉迟恭两位猛将日夜在殿前守护。尽管两位大将在战场上勇猛过人，但毕竟都是血肉之躯，无休止地日夜站岗，谁也吃不消。唐太宗只能一边将二人的画像贴在门上，一边下旨征集能人异士替自己辟邪。
湖南醴陵有个名叫李畋的猎户。因其师傅仲叟上山采药而遭山魈邪气伤身，救师心切的他灵光一闪，在爆竹中加入一定比例的硝石、硫磺和木炭，制作成威力巨大的爆竹，用于辟邪除障。
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仲叟的疾病，竟奇迹般痊愈了。
李畋因此相信，自己研发出来的“黑科技”，一定能祛除唐太宗的心魔。于是，他北上入长安。
说来也怪，自从李畋在唐太宗寝殿前燃放起自制的爆竹后，唐太宗就几乎没有做过噩梦。唐太宗大喜，重赏李畋，敕封他为“爆竹祖师”。
先民对“火”怀有极高的信仰，西汉礼学大师戴圣整理编撰《礼记》时就留下“时人以为祭火神”的记载，说明古代早有祭祀火神的习俗。魏晋时代的《古史考》则认为：“有圣人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曰燧人。”
火的出现，给先民带去温暖和光明，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而火的力量，让原始人类捉摸不透，崇火意识渐渐形成——火被视为由神灵掌管，火神就此产生。
自周朝起，“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只要一遇到大事，无论天子还是诸侯，都习惯在夜晚时分召集宗族子弟在庭院中点燃火把，借助火光问卜上天。周制规定，祭天仪式宜用“燔柴”，即祭天之时，堆起高高的柴堆，“以实牲体、玉帛而燔之，使烟气之臭上达于天”。
当时的人们相信，这种方式不仅能将人间之事上达天听，更重要的是，借助“神火”，人间的妖魔鬼怪也会速速避去，还百姓安宁。即便后来周室衰微，这种习俗依旧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成了每年天寒时节“燔柴驱病”的重要形式。
时转星移，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在西晋末年遭到“五胡”侵袭。晋元帝司马睿率江北名族“衣冠南渡”，由此，拉开南北方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北方燔柴和庭燎用的是木柴、秸秆，到了盛产竹子的南方后，“爆竹”就成了燔柴的平替，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那时的爆竹颇为“天然”，只以新鲜的竹节替代原先的燔柴进行燃烧。但，新鲜的竹节中空，在高温的催发下，空气膨胀，出现炸膛，从而产生巨大的爆裂之声。
南梁著名学者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写道：“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
宗懔笔下的“山臊”，后来也被写作“山魈”。与唐朝爆竹祖师同名的宋朝人李畋曾写过一本《该闻录》，在书中，他曾记载了一个用爆竹驱鬼的故事：“李岐邻叟家，为山魈所祟，岐令除夕聚竹数十根于庭，焚之使爆裂有声，至晓乃寂然。”
可见，无论是山臊还是山魈，此物最忌怕火光和响声。所以每到除夕，燃放爆竹，敲锣打鼓就成了辞旧迎新的必要环节。
尽管“爆竹祖师”李畋改良了传统的爆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还是习惯于沿用过去传统的爆竹燃烧方式。
这一点，中晚唐时期诗人来鹄曾在诗作《早春》中写道：“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而更晚一点的诗人韩鄂则在《岁华纪丽》中写道：“故除夕元日，竹爆广庭，松标高户，门绽金柳，朱联罗户，以待月益日新，承福寿财禄。”从初唐到晚唐，人们还是习惯于烧天然的竹子。
到了宋朝，统治者重文轻武，强敌环伺，为了提振国威、守住江山，朝廷不得不花大力气抓紧研发“黑火药”及先进火器以御敌。作为研发成果，一批领先世界数百年的霹雳火炮、突火枪等武器被装配到宋朝的军队里。可惜的是，火药武器生产虽然受到重视，但重文轻武的观念却像把枷锁禁锢着统治者的思想。所以，大量被生产出来而滞销的火药，逐渐变成了制作爆竹的原料。
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曾在诗作《爆竹行》中描写过家仆除夕放爆竹的场景：
岁朝爆竹传自昔，吴侬政用前五日。
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
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仍疾走。
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
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
十声百声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
却拾焦头叠床底，犹有余威可驱疠。
屏除药裹添酒杯，昼日嬉游夜浓睡。
范府过年放的爆竹足令“百鬼惊”，可“健仆取将仍疾走”却暴露出燃烧爆竹的安全隐患。
大约与此同时，宋朝人发明了卷纸裹硝代替爆竹的方法。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鞭炮，就此诞生。这种“黑科技”一经问世，就被记入《武林旧事》：“岁除爆竹，内藏药线，一发百余响不绝。”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发明了各式烟火、烟花、炮仗。
据《西湖志余》记载，南宋淳熙十年（1183），宋孝宗赴钱塘江观潮，兼赏烟花，五色烟炮满江绽放，龙颜甚悦。之后，淳熙十二年元宵节，宋孝宗又让人在皇宫燃起百余架烟火，他本人携后宫嫔妃、皇子皇孙前往皇宫正门宣德门登楼观看。
皇家节日燃放烟花靡费巨大，普通人家消受不起。所以，过年过节的“烟火戏”便成了大家消遣娱乐的首选。
据洪迈所著《夷坚志》记载，早在北宋时期，民间市井就出现了一种“甚危险骇人”的“吐烟火”表演。表演者事先将硝石与硫黄、木炭等均匀混合，装置于类似竹子的器皿中，点火施放，使观众与表演者间形成“对面不相见”的状态。同时，伴随竹子的燃烧，人们还会听到“一大声如净鞭鸣跸”的声响效果，是当时技术含量相当高的一种“烟火戏”。
南宋时期，“烟火戏”与药发木偶等元素结合到一起，比如每年四月初八的“浴佛节”，临安街头总要上演一出喜迎佛子的大戏。表演者事先在一根长度为13至15米的毛竹竿上，隔层装置特制烟花轮和身穿光腊纸服装的金佛。当最低层的烟花轮引线点燃后，绚烂的烟火会沿着竹杆逐层往上绽放，并带动木偶表演。
被节日烟火笼罩的临安城中，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售卖烟花炮仗的个体户和商铺。
或许是嫌南宋的烟火烧得还不够旺，明清时代，硝石被大量运用于制造焰火，供百姓娱乐或节日时燃放。甚至只要年节临近，人们就会想到“撮弄开个火药铺子”，这是很赚钱的生意。
16世纪初，波斯商人阿克巴尔第一次踏上这片东方圣地时，就被这里的人们惊到了。在《中国纪行》中，他写道：“烟火十分普遍，老少都会制火药，人人皆知造烟火。”
明代百姓已经会自制烟火，市场上除了宋朝传承下来的旧品种外， 又出现了“霸王鞭”“地老鼠”“二踢脚”“三春柳”等20多个新品种。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当属水上烟火。
古代皇帝最重农耕，“籍田”祭祀往往是开春时最重要的仪式。为了显示皇帝天人感应、福泽万民的一面，官员们需要花费大量心思祈雨。自从水上烟火面世后，大家都省心多了。水上烟火在制作时就被赋予抗潮湿、抗浸泡的功能，在祭天大典上，明朝的教坊名伶只需穿着戏服化身风、雨、雷、电、土、谷诸神，藏于事先搭好的草棚虚处，再在棚架四周藏入异香、烟药、巨鼓和火线。待主持祭祀的官员喊出一句“雨生”时，祭天大典最重要的祈雨、施雨环节便徐徐展开了：“虚处烟雾四塞，鼓声彭彭震，起火线勃发，先掣数丈，霹雳之声交加，上藏水匮，倒倾如沫，凡棚内逾里无不沾润。”好久，雨止了，烟也渐渐熄灭了。
随着小说戏曲文化的兴盛，烟火戏还被明清时代的能工巧匠搬入梨园。在人声鼎沸的呼应下，绚烂的烟火成了“刘关张三顾诸葛亮”“张翼德葭萌关战马超”“十面埋伏”等经典戏码的背景。通过人与烟火、故事与场景的相融，唱出一个时代的盛世繁华。
虽然烟花爆竹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美好的夙愿，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点火，一点光，一声爆炸，爆竹就耗尽了全部的生命，留给世界的是不堪利用的躯壳，又或者，是致命的火星。
史载，永乐十三年（1415），北京紫禁城尚未完工，明成祖朱棣下令元宵节期间在刚刚建成的午门外扎“鳌山万岁灯”，邀百姓共赏，与民同乐。鳌山灯又名“靠山灯”，是一种自带烟火效果的巨大花灯。
没想到，鳌山灯燃放的第一晚，京城的一阵大风就把鳌山灯吹倒。风助火势，把旁边的午门城楼给点燃了。此时正值百戏表演时间，宫里宫外都挤满了人。鳌山灯的倒塌及燃烧，造成百姓死伤无数，连负责此次元宵节燃灯活动安保的最高负责人、中军都督同知马旺也在事故中丧失。
事后，朱棣认为，鳌山灯倒塌是上天对他的示警，遂将每年一度燃放烟花和花灯的活动挪到北海举行。
然而，继朱棣之后，明朝嘉靖皇帝也因在永寿宫燃放烟花取乐引发火情，致使永寿宫整体被烧毁，救火的太监宫女死伤无数。于是，自嘉靖年间起，京城就率先实施了烟花爆竹“限放令”。所谓“限放令”，即官府明确规定燃放时间和设置燃放“专属区”，并严禁在紫禁城周围燃放烟花爆竹。
这一举措在今天看来，都具有划时代意义。当然，在燃放烟花爆竹的强大习俗面前，具体执行效果应该很有限。
到了清朝，皇帝们的防火意识普遍较强。康熙皇帝不仅奉太后的谕旨，严禁宫人在紫禁城内抽烟，还在皇城的东、西华门外，设立防火步军，加强宫城火警防护力量。与此同时，朝廷大力整顿京城民间的烟花爆竹燃放秩序。每逢年节，清朝的五城兵马司都会全体出动，严格盘查违规制作、出售和燃放烟花者。一经发现，轻则枷号，重责入狱。
但重罚未必出良序，自晚清开始，民间便多次出现死伤惨重的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伴随烟花爆竹生产技术的发展，此时，民间已实现烟花爆竹的批量化生产。据说，当时湖南某地一袁姓女子发明了一种专门用于制作爆竹的机器，日均产量就可达到2万枚。
为此，当晚清政府以天津作为示范区成立新式警察部队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就成了这支警察部队成立之初的首要任务。
1907年2月3日，天津巡警总局在《大公报》发布公告：“入冬以来，风高物燥，瞬届年节，竞放花爆。起花双响，高入云霄，遗火落下，贻害非小。贩卖燃放，均于禁条。特先晓谕，广为劝告，父戒其子，兄为弟导，子弟有犯，父兄枷号，倘敢故违，决不宽饶。”
然而，即便是实行连坐，在流行了上千年的民俗面前，晚清的法律也犹如废纸一张，无法真正约束百姓燃放烟火爆竹的行为。
待到民国成立，政府改旧历为新历，废除旧历年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袁世凯政府干脆派出督察小分队沿街巡视，督促大伙不许贴春联和放鞭炮。但，不难预料，没多久，这项禁令就成了空头口号。
当时的北平城，每到年底，人们就疯抢烟花爆竹，“当子正初交时，乒乓之声，即不绝于耳”。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烟花爆竹依照“民用爆炸品”的相关法规实施管理。一时间，街头巷尾的烟花爆竹销声匿迹。但大约从1998年春节起，全国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案件明显增多，之后连年呈增长态势。围绕禁放问题，每年春节前后在警方和市民之间，形成了“猫捉老鼠”的现象。虽然媒体一再宣传“过年方式千万般，何必独钟这一种”，但也必须承认，没有鞭炮的农历新年，是少了一点节日的气氛。
那么，为什么很多城市还是坚定不移地“禁燃”？
数据显示，2007-2011年我国共发生烟花爆竹事故503起，造成998人死亡。到2020年，相关事故骤降到个位数。可见，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对社会安稳以及人民生命财产保护的重要性。
但，问题从来不会这么简单。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统计，2021年全国烟花、爆竹累计出口322901吨，金额累计51984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9.2%和16.5%。亚洲、北美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是我国烟花爆竹产品主要的出口市场。而我国花炮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湖南的浏阳、醴陵两市，江西的万载、萍乡、上栗等市县，以及广西的北海市，其中浏阳、醴陵、上栗、万载是花炮产业最集中的几个区域，约占中国花炮行业总产量的80%以上。颇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意味。
或许，该不该放，该如何放，还有一条更细致的管理之路可以走。而不是简单的一禁了之。
因为，从漫长的历史长河看过来，爆竹响，烟花繁，始终是中国人追求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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