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补贴，被黑手抢走了

在“券”消费热潮带来的积极愿景下

消费券乱象问题仍存

1月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将和各地方各相关部门一道，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积极研究细化落实促消费政策举措。

疫情发生的这三年来，通过消费券来刺激消费已成为各地政府应对疫情冲击的重要抓手。如今，恰逢春节临近，全国多地又开启了一轮新春消费券热潮。

比如，1月10日至2月28日期间，沈阳市将组织发放1亿元新春消费券；天津市从1月11日起陆续发放第二期1.15亿元的“津乐购”消费券，将设立汽车、家电、百货零售、餐饮文旅等四大类消费券类型；北京市房山区1月11日至2月2日期间将发放百万文旅消费券……

政府发放消费券，本质上是“让利于民”，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成本负担，又可促进消费市场活跃，提振经济恢复的信心。

之前在《撒币啦，赶紧出来花钱吧》的评论区就有读者朋友说，自己怎么就没领到消费券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存在不少消费券乱象，倒卖、套现消费券成为了一些黄牛党和羊毛党的“生意经”。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政府消费券进行倒卖、套现的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将可能涉嫌触犯多项法律法规。

比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政府消费券进行倒卖、套现、薅羊毛等行为都属于违规使用。对于少量倒买、倒卖消费券的，可能涉嫌倒卖有价票证，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处罚。

对于那些与商家合作伪造消费记录的套现行为，如果情节严重，还将涉嫌诈骗犯罪，商家与行为人都可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共同犯罪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一般来说，骗取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应当刑事立案。

此外，利用软件囤券，把本属于其他人的消费券抢到自己手里，可能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利用社交软件、网络平台等发布、传播套现消费券等违法犯罪信息，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2022年12月16日，许昌市魏都区法院就判处过一例消费券诈骗案：在2021年许昌市政府电子消费券发放期间，徐某组织人员使用软件异地申领大量电子消费券，随后与饭店经营者以虚假消费交易的形式套现，先后共骗取人民币18万余元。

最后，被告人徐某六人被法院判定构成诈骗罪，分别被判处了三年到两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和五年到两年不等的缓刑，并处罚金。

这种消费券诈骗案已经不是个例，包括太原、忻州、金华、嘉兴、哈尔滨等在内的多地，都曾被媒体报道过相关案件进展。

异地抢券、批量囤券、二手交易、套利返现……

——看羊毛党如何花式薅消费券的非法羊毛

网络流行语“羊毛党”，原本是一种戏称，指喜好在优惠促销活动和免费业务中以相对较低成本甚至零成本换取物质实惠的人群，这一行为也被称为“薅羊毛”。

然而，近年来，随着羊毛党群体不断扩大和职业化，如今的羊毛党已再不只是占小便宜的代名词。

薅羊毛逐渐发展成一种“黑灰产业”——利用非法手段钻平台优惠活动的漏洞，从中赚取差价牟利的犯罪行为。

互联网交互安全服务商“极验”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截至2020年，我国“羊毛党”灰色产业市场规模已逾1000亿元。

在各地电子消费券发放热潮下，愈发职业化的羊毛党们薅羊毛方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从囤券到套现都有对应的技术和手段。

实际上，各地政府在通过指定平台投放消费券时，为避免消费券被冒领或反复领取，已经采取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比如，在支付宝2022“惠购湖北”消费券活动指引中，明确规定，此活动面向湖北用户（已绑定手机号码且已完成支付宝实名认证），并且需要打开支付宝APP的GPS定位权限，允许获取用户当前地理位置后，才可参与本次活动。

然而，这些限制条件很难阻断羊毛党的套利行为。

在地域限制方面，一些羊毛党利用虚拟网络的IP地址，就轻松绕过了地域限制。

账户和实名制的限制，对职业羊毛党而言也是小菜一碟。有安全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指出，当前羊毛党主要通过在账号或设备上做手脚实现抢券、囤券。

在账号方面，大的薅羊毛黑灰产团队一般都拥有多达数十万乃至千万级别的手机“黑卡库”，或者利用“接码平台”的大量卡号资源，以每条0.1元左右的价格接收验证码，快速并大批量注册。

有的羊毛党会通过大量招募真实身份、真实账户的的“刷手”，然后通过社群，下达任务，组织进行冒名领取。

新华社就曾报道，北京昌平区的一名老师利用其学校老师身份，组织了200余名学生在购物平台领券，后以虚假形式完成“刷单”，在没有实际消费的情况下，短短4天就套取了14990元。

有的团伙还通过发布虚假的消费券程序，以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方式来获取大量账户。此前，金华公安还曾专门辟谣“金华消费（卷）券领取通知”、“本地消费卷领取通知”等信息网页为虚假信息。

在设备方面，羊毛党主要通过技术手段对设备进行篡改实现多次抢券。比如有的平台限制一个设备只能领一次券，但修改设备后，同一个设备就能够绕开平台限制进行多次领取。

此外，一些羊毛党不仅自己抢券，还会在贴吧、闲鱼等平台低价收购普通人抢到的消费券。

囤券环节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套现了。

部分个体羊毛党会在咸鱼等平台进行二次销售，赚取差价。比如，满700元减350元的海南旅游券，喊价70元；满3000减450元的深圳龙华消费券，报价150元。

不过，最有赚头的方式还是与商家合谋分成，这也是专业羊毛党组织最常采用的套现方式。

以满200减50的消费券为例，羊毛党向商家支付150元人民币，商家账户则可收到200元，其中50元是消费券的抵扣金额，由羊毛党和商家协商瓜分。

特别是疫情之下，很多店铺的生意都不理想，在“坐着就能收钱”的利益驱使下，很容易与羊毛党一起共谋套现。

别看消费券的单笔交易获利不大，但一旦由专业的黑灰产介入进行大批量的操作，几万、几十万的利润并不难实现。

2021年兰溪市公安局破获的一起案件就曾披露：

截至四月底兰溪共发放了四期消费券，合计发放415万元，累计使用215.07万元，而犯罪分子廖某一行人套取的消费补贴款就达120多万元，涉案商家在短短十多天内就分得套取的消费补贴款约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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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羊毛党日渐职业化、专业化、团队化、跨国化的趋势下，

监管难度不小

此前，根据各地消费券发放的反馈，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最大的烦恼就是抢券难，不少人“手机屏幕都快戳破了也抢不到”。

现在看来，除了券少人多、网速手速等因素的影响，羊毛党的非法囤券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顶象2022年11月发布的《城市消费券安全调研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累计发放的190亿消费券中，消费者只抢到了其中29%。

此外，核销率是评判消费券对经济是否起促进作用的重要标准，可以理解为“发出去的消费券中有多少被用掉了”。

《调研报告》显示，统计的15个地区中，核销率在90%以上的仅有深圳、成都和宁波三个城市，其余城市核销率都徘徊在50%~70%之间。通过前文的分析也不难猜测，未核销的消费券很大一部分沦为了羊毛党非法牟利的工具。

这无疑都使得消费券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地方财政支出了巨额补贴，结果却落入了羊毛党的腰包，普通消费者反而一券难求。

其实，羊毛党的违法行为早已引起监管部门关注，相关部门也及时出台了有关弥补措施。然而，消费券套现乱象仍屡禁不止，因为在实际监管打击的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多困难。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监管部门用黑名单就可以阻击一大批以自然人为主、潜伏在各个社群搜集优惠信息并刷单的羊毛党。

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羊毛党技术发展和规模的不断壮大，产业链的分工日渐严密，专业化程度也大幅提高。

在产业链上游，专业羊毛党主要负责底层技术搭建，通过卡商、号商和代理IP提供虚假用户的银行卡、电话及网络地址信息。

中游负责连接整合上下游资源，由工作室或专业提供养号服务的云端平台长期养号，他们会努力模拟正常人的行为，让监管方难以判别。

下游则负责“薅”，利用自动化攻击工具和准备好的套现渠道，瞄准时机，批量获取优惠券或现金奖励后批量变现。

大规模的羊毛党组织可以做到全国联动，将运营网点散布在各地甚至国外，有的只需要一张收款码，线上即可完成套现，进一步增加了监管难度。

而随着执法力度加大，现在不少商家也已经学会规避风控系统，比如支付宝消费的钱款用微信返还，甚至有些店面备了充足的现金，所有返还的钱款，都用现金支付，更让违法行为难以追踪。

为了躲避监管，非法团伙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暗语：

“套”代表“套现”，“卷”代表“券”，“司机”指收券人，“发车”指收消费券，“100润30”指100元返30元，“主扫”指的是出售券的消费者扫描商家二维码，“被扫”指出售券的消费者出示二维码供商家扫描。

此外，有些对规则熟清熟路的商家，虽然不与羊毛党合谋，但也会借用套现优惠的提示来笼络住顾客。

据媒体报道，杭州一位市民有一次买菜花了60元，摊位老板很贴心地“提醒”她套现的招数——按总价80元、分两次结算，老板把多付的20元私下转账还给她。

保证“券”尽其用：

填补监管漏洞与完善发放机制并行

对于消费券发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乱象，多地都发布了关于规范使用社会消费券有关事项的通告，要求严禁通过虚假交易进行消费券套现等违法行为，严禁通过社交软件、网络平台等信息渠道，发布、传播套现消费券等违法信息。

同时也对消费券的设计和风险防控机制持续优化完善，比如通过大数据手段监测异常交易（小店铺使用大数额消费券等），及时跟进并处置。

还有的地方由商家先行垫付消费券优惠金额，待活动结束经由第三方审核无误后再将资金拨付给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业羊毛党的批量套现行为。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利用消费券获得实惠，一般是合法的行为，这也是政府发放消费券的政策动因：通过提供优惠补贴，帮助商家招徕顾客，从而刺激消费。

而政府消费券通常设置了消费门槛和消费时限，有的消费者抢了消费券后如果受限于金额和时间没有办法使用，可能会选择将自己的消费券转让出去。

那么，这种行为算违规使用吗？薅羊毛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对于消费券在私人亲戚朋友之间的流转应当尊重，但若以营利为目标专门买卖消费券，让经济发展杠杆功能“悬空”，就要予以取缔。

普通消费者为了几十块钱的小利，把自己的账户信息外泄，甚至让羊毛党这类非法团伙用自己的账户密码来登录操作，这会带来更多潜在的隐私泄露和财产损失的风险，得不偿失。

正如前文提到的，从薅羊毛软件的开发，到公民个人信息的倒卖，再到批量变现，如今的专业羊毛党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一条龙犯罪产业链。

我们看到的“薅羊毛”行为，往往只是犯罪链条的最后一层，但这其中实际上涉及了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等多个犯罪行为。

因此，想要从源头打击“薅羊毛”犯罪行为，还需要严厉打击出售、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以及“薅羊毛”软件或平台的开发、售卖的犯罪。普通消费者也需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

实际上，除了消费券乱象，一些地方的消费券在发放和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也影响了消费券政策的实施效果。

比如，目前各地消费券普遍选择线上发放，但部分老年人群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对各种手机App推送的信息很难及时关注到，即便关注到了，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不熟悉，也难以抢到消费券，只能“望券兴叹”。

一些消费券使用规则亦不完善，有的消费者使用了消费券网购，后因个人原因申请退款想重买，但平台却不退回消费券，“辛辛苦苦抢来的消费券算是白抢了”。部分店铺还存在提前涨价、随意划定用券范围的情况，也不利于消费券发挥政策效果。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乱象与不足，也将成为推动消费券政策不断优化的重要动力。在各地新一轮的消费券热潮下，相信持续完善的消费券政策将在今年的消费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