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为纳粹生育机器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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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聚焦于纳粹及其同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近百年之后的世人仍毛骨悚然。在这桩桩件件中，有一个不太为今人所知的纳粹计划：为打造所谓的纯种雅利安人，数十万儿童被绑架，数万人犹如工具般被纳粹炮制出来。

鼓励生育的方法不计其数，但最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之一是让成千上万名妙龄女子自愿居于特殊生育机构中，心甘情愿为祖国履行职责。下面，我们将来讲述这个鲜为人知的、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之源”故事。

一战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德国的情况并不好。与本文最相关的问题是，战后十年间，出生率暴跌了约43%。原因之一是，德国有200多万年轻男子死于战争，其中大部分都正处于成家立业的年纪。不消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再加上从社会层面来看，当时非婚生子会招致极大的污名，这一点对人口增长也无甚助益。

德国高级军官当时估计，全国每年大约实施了80万例流产手术。虽然对于其中的大部分人，纳粹毫不关心，但也有约10万例是他们不希望堕胎的，因为其认为，这些孕妇是有生理价值的，她们血统纯正，至于是否结过婚则无关紧要。

“德意志母亲十字奖章”。该奖章分为三等：铜质、银质和金质，颁发对象是品性正直、具有典范母性并作为母亲生育至少四个子女的德国妇女，该勋章的授予对象后增加至所有德意志裔人，例如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的德裔妇女。© LVR-Industriemuseum

为了解决生育问题，希特勒及其同党极力鼓励符合特定条件的德国女性怀孕，让他们的男人挥洒汗水，直至女性孕肚突起。1938年8月12日，希特勒设立了“德意志母亲十字奖章”（Mutterehrenkreuz），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德国人和荷兰人一样，手指随意在键盘上乱敲一通，就称这些字母的组合实际上是一个单词。这个词还被赋予了含义，即德意志母亲十字奖章。我们看穿你们了，说德语和荷兰语的朋友们！

1940年，佩戴有“德意志母亲十字奖章”的母亲及其一家。©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无论如何，设立该奖章的目的是让符合条件的已婚妇女不是在生孩子，就是在生孩子的路上，将她们塑造成一把把专门用于造人的MG3机枪。为此，该奖章还分三种类型，金奖、银奖和铜奖。据说其实还存在第四种——钻石奖，奖章的纳粹万字纹上嵌有钻石，不过获此奖章的条件不得而知。曾有一名获过此奖章的妇女成功生下了16个孩子。如果想拿金奖，就需要生下至少7个孩子，银奖则是6个，铜奖是5个。

其他一些基本要求为，孩子的父母都得是德国人，是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母亲必须有着贤妻良母的特质，才有资格获奖。此外，所有的孩子不能夭折。

一对夫妻在纳粹万字符前为他们的孩子接受洗礼。© Medium

获奖者除了获得奖章，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和荣誉，她们就像祖国的战士一样备受尊敬。例如，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会训练有素地向奖章获得者敬礼。《青年词汇：1935至1945独裁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词汇》（Youth-Glossary National Socialism- Terminology from the era of dictatorship 1933-1945）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说法：“她们总是享有最好的一切——住所、食物、衣服还有孩子的教育。在公交车或者有轨电车上，老人甚至得给她们让座。她们如同皇室成员，众人皆致以最高敬意。她们无须排队，肉店里最好的肉都进了她们的菜篮。”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她们对孩子不管不顾、出轨或者不再扮演一个20世纪中期德国人眼中的好妻子、好母亲，那么奖章将被收回。

德国少女联盟（Bund Deutscher Mädel）成员的集会。© Medium

这只是促使本国那些想要生孩子的纳粹党人多多生育的措施中的小小一环。大屠杀的鼓动者、党卫队的头头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空闲之余竟还想出了鼓励年轻女性沦为党卫队士兵的生育机器的办法，生下之后便把孩子抢走，把他们交给富裕的雅利安人家庭抚养。他还提出了一个自认了不得的点子：绑架其他民族的孩子，将那些血统纯正的送给德国人抚养，其余的直接杀掉或用作实验工具。真是丧心病狂的希姆莱！

为何他选择党卫队士兵作为计划的实施者呢？因为在他看来，他选择的士兵都是血统纯正的雅利安人。他提及：“我们就像苗圃园丁，试图让那些被掺入次等血统、被玷污的优良品种重新恢复往日的矜贵。我们从植物选种的准则出发，将那些不够格成为纳粹党卫军的男人通通筛掉。”

讽刺的，大权在握的希姆莱本人实际上并不符合自己设定的标准，不过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1938年3月6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坐在他膝上的女儿古德伦（Gudrun）观看柏林的一场室内体育表演。© AP

1931年，他甚至要求每一个想要结婚生子的党卫队成员提供文件，以证明自己和女方家谱中从1800年至今的族人都属于雅利安种族。如果他们无法提供，就会被赶出党卫队。符合条件的小家庭将被鼓励生至少4个孩子。

经过此番审查，希姆莱已经有一批血统纯正的男人了，现在只差女人和孩子了。1935年12月12日，“生命之源”（Lebensborn）计划启动了。

1936年9月13日，希姆莱向党卫队大致说明了这一计划的内容，就“生命之源”及其目标提到了以下几点：“支持具有种族、生理和基因优势的多子家庭；党卫队种族与移民总局对孕妇家庭及族谱进行全面审查后，安置和照料具有种族、生理和基因优势的孕妇，让她们生下具有优势的孩子；照顾孩子；照顾孩子的母亲，”他还提到，“成为‘生命之泉’组织的成员，是每个中央安全总局领导的光荣职责。”

1936年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开设了20多所“生命之泉”中的一所，1941年第一家海外机构在挪威开设。© Messy Nessy Chic

作为福利，党卫队成员的妻子可以使用“生命之泉”机构的分娩设施和其他服务，不过“生命之泉”也对其他孕妇开放，不管她们是否已婚，只要她们和腹中胎儿有着优良血统就可以入住。

如前所述，这被视为一种遏制非婚女性堕胎的手段之一，至少对于那些有着纯正血统的非婚女性来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享受“生命之泉”服务的女性中，约有60%为未婚女性。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这些孩子就在“生命之泉”机构中成长，接受纳粹的意识形态教育。© picture-alliance / Mary Evans Pi

“生命之泉”机构中蹒跚学步的孩子。© History Collection

但光靠这些仍无法达到纳粹的期望，所以他们决定更进一步。他们一方面招募愿意以匿名方式与党卫队成员结合生子的女性，另一方面又从已征服的土地上抢夺他们想要的孩子。

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大规模抢劫、谋杀儿童，以及儿童集中营的事情。现在，我们先来详细地了解一下造人计划，让我们转向希尔德加德·特鲁兹（Hildegard Trutz)，听一听她的亲身经历。

特鲁兹曾是纳粹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德国少女联盟训练出来的一员。她表示，就像家乡的男人一样，“我曾为阿道夫·希特勒和更好的德国而疯狂。”

请注意，特鲁兹金发碧眼，正是典型的雅利安人形象。她还提及：“我被指定为完美的日耳曼女性形象，腿长身长，有着适合生育的大屁股和阴道。”

希尔德加德·特鲁兹。© Wikimedia Commons

当时是1936年，特鲁兹刚刚毕业、初出茅庐，对于未来该做什么一片茫然。这时，德国少女联盟的负责人建议：“为什么不为元首生个孩子呢？德国最需要的就是血统纯洁的孩子。”

她这才了解“生命之泉”项目，她一旦通过背景审查，就能成为党卫队军官的生育伴侣。在这个过程中，她的需求将被满足，而且是在为国家做很重要的贡献。

多年之后，她提到这一点：“那听起来太美好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说她要去上国家社会主义的课程，并将住在机构里。那个机构其实是位于巴伐利亚的一座城堡，她和几十个同样接受过严格审查的女孩住在那里。她说这一阶段的审查主要是证明父母两个家族中的曾祖父母皆为雅利安人。

“整个地方都由一个教授负责，他是身居要职的党卫队医生，我们一到那里就要接受他全方位的检查。我们要做出法定声明，确认家族中没有任何患遗传病、酗酒或患智力障碍的人。”她们还必须签署一份协议，同意她们生下的孩子将是国家的财产，在给合适的家庭抚养之前，将被送去教授纳粹意识形态的机构。

女孩们生活的地方较为豪华，基本应有尽有，城堡中甚至还有电影院。特鲁兹回忆道：“食物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我们不用工作，仆人一大堆。”至于那些生育伴侣，她提及：“他们全都又高又壮，金发碧眼。我们有一周的时间选择自己中意的男人，我们必须留意他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是否和自己的一样。选好人后，我们必须等到月经后的第十天与他见面。”

1940年，一名护士怀抱一名“生命之泉”计划下诞生的婴儿。© Alexander Historical Auctions

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这个过程是完全匿名的。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被选中的党卫队军官不仅有单身的，还有已婚的，他们的理想特征被征用，为国家和种族贡献一半的遗传基因。在女孩月经结束后的第十天，女性先经过体格检查，再去邀请未来孩子的父亲进入房间共享一段私密时间。

她说：“孩子的父亲和我都坚信不疑，我们所做的事情意义重大，我们既无半分羞愧，也无一丝顾虑。”她还提到与她共度良宵的男人都十分迷人，但看起来也极为木讷。连续三天他们都在一起共度良宵，但除了她之外，男人还得抽空去别的女人房中，只因还有别的女人也同时看中了他。很快，特鲁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旦确认此事，她就被送到产院等着孩子出生。至于分娩过程，她提到：“不是件容易事，品质优良的德国女人都不会想到用人工辅助技术，比如打止痛针，只有堕落的西方民主国家才会干这种事。”

在孩子被送走之前，她有两周的时间和他待在一起，之后她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这次经历似乎并没有给她留下精神创伤，之后她还考虑再为祖国奉献一次。不过，她很快在现实世界中认识了一位军官并嫁给了他。她说，当她告诉他自己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时，她很诧异地发现他其实并没有多高兴。不过，他倒是承认她只是在履行义务，所以一切往前看吧。

对于她的孩子和其他8000~20000个被如法炮制的孩子来说，命运是不幸的（顺便说一下，相较于该计划一开始的造人目标，大概还少3000万人）。特鲁兹不曾知道这个孩子遭遇了什么，如果参考大多数“生命之泉”项目中孩子的命运轨迹，战后他的生活很可能不会像我们现在的生活这般好。

一位来自罗兹（Łódź，位于波兰）的年轻女孩的三张照片，她在“生命之泉”计划下被慕尼黑的一个家庭收养。没有找到关于她背景的进一步文件资料。© Instytut Pamieci Narodowej

不论如何，尽管这一切在道德上存在争议，但至少对参与其中的成年人来说，双方基本都是出于自愿。虽然有些人并非完全自愿，被制造出来的孩子当然也谈不上自愿，但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没有被迫做这些事。需要注意的是，许多党卫队军官之类的人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与外国女人生了孩子，其中有些被认为是将来德国的“铁军”，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被带走，这让我们得以看见“生命之泉”计划的另一面。

如前所述，这些造人机构并未生产出足够多的孩子，因此，从德国人攻占的土地上抢夺那些有着种族价值的孩子似乎也是一条路。

希姆勒可能会说：“很显然，在这么多民族之中，总有一些是种族优良的。因此，我认为把他们的孩子带离原来的环境，让他们和我们待在一起是我们的责任。如有必要，可以偷抢。我们要么将血统纯正的人变成我们的一份子，让他们为我们所用……要么就毁掉他们。”

他也提到了这整件事，他们应该“将（孩子）交给合适的教育机构或德国家庭养育。孩子的年龄不能超过8岁或10岁，因为只有小于这个年纪，我们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这才是真正的德国化。”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让他们断绝亲缘关系。孩子们会有德国名字，他们的户籍将由特别办事处管理。

虽然各个国家都有孩子被抢夺，但波兰显然首当其冲（在很多方面，波兰都处境尴尬，例如纳粹和苏联都给其造成巨大影响）。被抢走的孩子多达20万，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波兰兹盖日（Zgierz）附近纳粹德国劳改营中的波兰儿童。© Wikipedia

这些孩子一起被送上火车，运往各个地方。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并不算被优待的对象，食物也不是一定会有的，成千上万人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死掉了。

除了可能会被送往奥斯维辛等我们熟知的地方，他们还可能被送往一个被称为KZ集中营的地方，这是为孩子——尤其是波兰孩子而建的，他们有的只有2岁，大部分被迫做童工，其他一些则被当成实验对象或被杀掉。

至于那些被视为潜在优质对象的孩子，他们会被送到选拔营（Kindererziehungslager），在这里接受“质量筛选”。纳粹不仅会审查孩子们的种族，还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医学和心理检查，就连头骨形状、是否有胎记、胎记大小等都被考虑在内，并给他们的可取程度打分。最后，他们被分成三组：优质的，一般的，劣等的。

根据分数的不同，他们被送到党卫队军官的家里，或者寄宿学校，抑或集中营。至于那些具有“生理价值”的儿童，他们随后会被灌输纳粹意识形态，获得新的德国名字，被强制学习和讲德语，如果做不到或者不服从，那么就会被狠狠惩罚，甚至会被送到集中营。至于那些幸运儿，纳粹告诉他们的是，他们现在要和新家人生活在一起，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的父母已死亡。

至于那些“劣等”孩子，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有一份文件提到，有几百个这样的孩子被注射了致命的石碳酸，“他们都不会等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在他仍处于痛苦之时，两个人抬着他的胳膊把他拖走，扔进另一个房间的尸体堆中，接下来，下一个受害者坐在了凳子上。”

让我们再看下战后余波，看看“生命之泉”的孩子们在战后遭遇了什么。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纳粹败局已定，记载这些孩子原国籍的文件以及“生命之泉”项目信息的资料大部分被销毁，以防同盟军得到它们。

不幸的是，这意味着无数被绑架、被生产出来的孩子没有机会回到真正的家人身边，最终只有10%的人得以回家。此外，就算这些幸运者和亲人团聚，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又造成了新的创伤，毕竟当时他们已经和新家庭生活了好几年，对于原有生活、亲生父母及其他亲人几乎没有记忆。因此，将他们与新家庭剥离实际上是有违其意愿的。

不过，也有一些人最后得到了稍许圆满的结局，比如吉塞拉·海登里赫（Gisela Heidenriech），她的母亲曾是“生命之泉”项目的秘书，在此期间与一个党卫队军官相恋，最后在机构中生下了她，并最终获得允许能够继续抚养她。在战争结束后，吉塞拉忍受着人们叫她“党卫队杂种”，但她最后得以与父亲团聚，她忽视他的身份和过往，只是说着：“我第一次见他时是在站台上，我跑过去抱住他，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有爸爸了’！”

如前所述，“生命之泉”项目制造的孩子的人生十分坎坷，尤其是在挪威和德国，他们被大规模排挤，他们和父母遭受侮辱，据称女性有时被殴打，头发会被强制剃掉，否则社区会竭尽所能将其赶出去。除了“生命之泉”的那些孩子，德国士兵和外国女性所生的孩子也会在各自的生活中遭遇同样的白眼。

挪威大概有12000个“生命之泉”的孩子，有些在战后被送往精神病院，还被强制送往其他国家。霸凌和虐待对于他们及其母亲来说似乎是家常便饭。有些人为了逃离这一切而离开挪威，最有名的例子是一个叫安妮-弗里德·林斯塔德（Anni-Frid Lyngstad）的小女孩。

安妮-弗里德·林斯塔德与她的父母。© Find a Grave

她的母亲辛尼·林斯塔德（Synni Lyngstad）在19岁时和一名德国军士阿尔德雷德·哈斯（Aldred Haase）结合并生下了她。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哈斯离开了挪威的家回到德国，年纪尚浅的辛尼因为和德国士兵生了孩子而被视为通敌者。为了避开恶劣对待，安妮-弗里德的祖母阿尔丁（Arntine）带她去了瑞典，辛尼不久也来到瑞典与她们团聚，但最终因肾衰竭于21岁死去。20年之后，当初的小女孩成了ABBA乐队的主唱之一。

21世纪初，一些“生命之泉”的孩子将挪威政府起诉至欧洲人权法院，因为政府涉嫌参与了对他们的虐待，尽管败诉，但他们最终还是得到了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