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登记政策调整背后，是婚姻、生育与抚育的关系问题

一

2023年1月30日，四川省卫健委发布新的管理办法，调整生育登记政策，取消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引发了公众广泛关注和讨论。赞同者认为这是对未婚妈妈群体生育权利的保障，质疑者则担忧取消婚姻限制会助长非婚生育。

针对网络上的政策关心，诸多人口学、法学专家进行了政策解读。生育登记的核心职能是人口管理服务。在人口管理方面，目标是如实登记新生儿，便于国家准确掌握人口数据。在人口服务方面，具体涉及新生儿母亲的福利获得，包括生育保险、产假等福利，这是保障女性生育权的重要举措。

现实中，有些非婚生育的孩子不能正常进行登记，没有及时纳入人口数据库。未婚妈妈也因为不能进行生育登记而无法享受生育保险、产假等一系列生育权利。所以，从人口管理服务的角度来看，取消生育登记的婚姻条件，相当于松绑了婚姻与生育的关系，这也极大减少了人口管理服务工作中的现实压力。

因此，我们不能颠倒政策调整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政策调整是果，日益增多的非婚生育现象才是因，生育登记政策调整是对非婚生育增加问题的回应。

二

政策调整往往反映了社会现实领域一些重要变化。日益增加的非婚生育现象，挑战着人们对于婚姻与生育关系的理解。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理念中，婚姻与生育高度关联在一起，即结婚是生育的前提条件。

目前存在的非婚生育，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婚前生育，即男女双方在领取结婚证之前，女性已经怀孕并生产。此种情况，通常男女双方后续会办理结婚手续。针对生育和婚姻先后顺序颠倒的现象，近年来社会舆论已经比较宽容。

第二，婚外生育，指已婚夫妻的一方，和其他异性生育子女。现实中主要涉及的情况是未婚女性和已婚男性的生育行为。网络上质疑生育登记政策调整的人，主要是针对这种婚外生育情况，担忧政策调整的间接效果是降低了婚外生育的登记成本和心理成本。

第三，不婚生育，指男性或女性虽然没有结婚意愿，但是有生育意愿，通过某种方式完成生育后，愿意独立抚育孩子。现实中主要涉及的情况是，一些女性经济条件好，不想成家，但是想养育孩子。这个政策的出台也为这部分群体提供了便利。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恋爱分手后，女性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决定克服困难生下孩子并独立抚养。

针对以上几种非婚生育类型，我们虽然在逻辑上可以区分并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进行评价，但是在生育登记的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根本没法准确识别判断每份申请的实际情形。

现实中非婚生育情况的复杂性和隐秘性，远远超出了生育登记部门的常规业务能力范围。这是越来越多地区作出生育登记政策调整的直接原因。这种调整是为了适应现实，对此不能反过来理解。

三

在针对非婚生育现象的诸多讨论中，关于不婚生育的话题比较火热。即便是一些已婚已育女性，也表达出对这种主张的赞同。这既反映了一些女性独立生育生活的意愿，也折射出当前一些女性对丈夫参与子女抚育现状的不满，从根本上质疑婚姻与抚育之间的关系。

一些已婚女性将自家的抚育现状概括为“丧偶式育儿”，认为丈夫极少参与甚至不参与，有的是因为工作忙，顾不上家，有的是因为缺乏责任感，只顾游戏玩耍、不顾家，甚至生活上还不独立，依靠妻子照顾。这样家庭中的女性，当然不会认为婚姻关系会减轻育儿压力，反而怀疑婚姻关系本身的必要性。

离婚率升高，同样会引发女性关于婚姻与抚育关系的省思。一些女性看到身边姐妹离婚后独立带孩子，认为与其离婚后独立育儿，还不如开始就不婚生育，避免离婚给自己和孩子带来的伤害。经济收入较高的女性，更容易产生这种想法，相信自己可以独立承担抚育任务。

传统社会中，婚姻、生育与抚育高度统一，紧密关联，相互保障。婚姻是生育的前提，两性围绕孩子抚育分工合作，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婚姻稳定性。

当前出现的婚姻家庭难题在于：抚育所需要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越来越高，对夫妻分工合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提高抚育质量需要经济保障，要求夫妻更多精力投入工作。但抚育精细化，又要求夫妻育儿时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时间精力在工作情境和家庭情境中的有效分配，构成了婚姻生活中的基本矛盾。即便有老人帮忙，还是需要夫妻尽可能通力合作。也许在精力上，妻子一个人可以勉强应付，但心理层面还是迫切需要丈夫更多参与，平等育儿。

经济压力和抚育压力，增加了夫妻家庭生活中的焦虑感，考验夫妻的责任心和乐观生活态度，更考验着家庭抗压能力。一些青年夫妻在抚育压力面前矛盾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难协调，围绕育儿形成的怨气不断积累，疲惫不堪，家庭生活一团乱麻。

如果人们对婚姻关系稳定性缺乏信心，对两性协作育儿丧失预期，就会产生三种后果：第一，降低生育子女的意义感，将育儿理解为负担，这自然会降低生育意愿；第二，认为婚姻没有意义，就会降低结婚意愿；第三，认为婚姻无意义、养育子女有意义的女性，就会偏好不婚生育。

四

激发青年人的生育意愿，不能仅仅着眼于提高生育福利和降低生育登记门槛，更为重要的是降低抚育成本，减轻抚育压力，构建更为系统有效的抚育支持体系。

理想意义上的抚育模式，是基于婚姻关系而形成的夫妻分工协作。在家庭共同体中，既有经济上的共有制，也有抚育上的积极参与。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将子女抚育区分为生理性抚育和社会性抚育，前者涉及孩子饥饿、冷暖等生理需要的满足，主要靠母亲来完成。社会性需要则需要父亲和母亲共同参与，帮助孩子顺利进行社会化。当前许多家庭中，父亲也积极参与到孩子的生理性抚育之中。

家庭结构的完整性有利于家庭功能的完备性。子女在成长中，能够获得来自于父母共同照料和情感支持，在完整家庭中开展人格塑造和性别认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外生育和不婚生育情况下，子女成长可能面临一些难题。毕竟家庭完整性对子女成长具有关键作用。

所以说，只有将生育与抚育关联起来思考，才能更好理解生育权保障问题。良好的家庭抚育功能支持，更有利于实现对女性的生育权保障。没有足够持久稳定的家庭功能支持，个体生育权的独立实践将面临压力甚至风险。

五

舆论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内心深处真正关心和在乎的价值观念。婚姻、生育和抚育的统一性，影响着家庭基础秩序和观念。关于生育登记政策调整引发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显示着转型期人们婚姻家庭中的困惑焦虑，也表达着大众保卫家庭秩序的强烈意愿。

婚姻与生育、婚姻与抚育、生育与抚育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人们对于家庭功能和家庭伦理的基本理解。社会大众对婚姻、生育和抚育三者关系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本身就代表了人们对于家庭基础秩序的保卫。

保卫家庭秩序，既需要人们在自己家庭生活中更多担当和付出，也需要在面对家庭生活困难压力时，保持乐观，积极面对，作出合乎道德的行为选择，更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构建有利于家庭发展的支持体系。

如果说人口登记服务管理中将生育与婚姻的关系松绑，这体现了新时期生育政策的包容性，那么在长期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道德涵养过程中，如何保卫家庭秩序，如何更好地协调统一婚姻、生育与抚育的关系，避免三者脱钩，将是新时期人口发展和家庭建设的重要议题。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的人口发展战略，不能单纯定位于人口数量的增长，还应该特别关照人口质量的提升。忽视质量关照的人口数量增长，并不是高水平的人口生产模式。影响人口生产质量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学校教育水平，还涉及到完整的家庭结构、和谐的家庭关系及其所决定的稳定有序的抚育环境。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发展中婚姻、生育与抚育的统一性才至关重要，因为它影响着人们的家庭观念，影响着人们家庭信仰的坚定性，影响着人们家庭生活中意义感的形成。

婚姻家庭生活中所形成的意义感，是促使人们结婚生育的有效精神动力。人类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在人口生产中，这个逻辑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