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学生不能失去衡水二中

前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着一篇名为《衡水二中学生的发声，救救我们》的文章。文章里提到，衡水二中的纪律严格程度超乎想象：吃饭时间只有15分钟，需要从教室跑进食堂；罚站时要脚尖贴墙、额头贴墙，“短则几节课，长则几天”；许多人平时几乎没有时间大便……

这些细节已经被书写过很多次。但在衡水二中的县城学生口中，我们得到了另一种视角：痛苦或许确实存在，但与此同时，自己的命运已经被衡水二中改变。回过头来看，“那仅仅是一段经历而已”，是必须要做的选择、必须要渡的劫。

那种矛盾始终存在：他们感激衡水二中让自己走出河北，而他们走出河北的最初动力，又恰恰是在这里受过的苦。

这些学生们是如何被卷入这个系统的？在这里三年，他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县城学生涌入衡水二中

王磊已经记不清老家的模样了。那是张家口的一个小县城，曾经的支柱产业是煤矿，后来由于污染严重，当地的重工业“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整改整改”，只剩下一些零散的装配厂和蔬菜大棚。本地最好的中学在镇上，本科率52%，2022年高考，理科有5个人考到了600分以上。王磊刚小学毕业，就被送到隔壁廊坊市的一个私立初中读书。在这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地学生）只要家里有一点能力，都不会让在本地念了。”

初中毕业，王磊选择了衡水二中——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出路。

在河北，能够异地招生的学校寥寥无几，衡水一中、衡水二中是“衡水模式”的代表。衡水一中，也就是广为人知的“衡水中学”，近十年来随着它响亮的成绩水涨船高，只招收桃城区前1000名以内的学生，以及保定、邢台、廊坊等外地的优质生源。据一名邢台的家长说，2018年，邢台市每个县的前三（大县的前五）、市重点中学的前十，基本上都去了衡水一中。

对于剩下的学生来说，衡水二中成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它同样沿用衡中模式，并且近些年来高考成绩直逼衡中。

钱当然也是个问题。在回答为何选择衡水二中时，王磊反复提到“学费”：衡水二中对不同成绩段的学生，有不同的收费标准，如果成绩足够好，一年的学费可能只要三五千元——几乎是衡水中学或石家庄二中的十分之一；还有传言说，高三每次模考，衡水二中会给年级排名靠前的、进步大的学生300~500不等的“奖励金”。

更重要的是，对于很多偏远、贫瘠或异地招生政策异常严格的县城，衡水一中根本就不会来招生。这些地方成了衡水二中抢人的胜地。

衡水二中的毕业生周涵就来自这样一个县城，他记得，衡水二中的老师们“抢人”的姿态曾异常热烈——从初三一模开始，招生老师就一次次约谈学生，还组织了家长集体去二中参观。

周涵所在县城的一中，成绩乏善可陈，打架斗殴的消息屡屡传来，“几年出一个清北就算是行大运”。他早早便知道，衡水二中可能是自己最好的选择：它像是一块跳板，尽管踏上去的滋味并不好受，但至少每个人都有通往更大的世界的可能性。

当然，初次领悟到什么是“衡水模式”，后悔是共通的感受。衡水二中开学以后，周涵跟着紧张的时间表跑操、自习，一下课就狂奔去打饭，食堂里“人多得想吐”，他有时宁可饿着肚子。最让他诧异的是，隔壁班有男生被级部主任扇了耳光，回来骄傲地宣布，“主任刚刚打了我”——“我现在都觉得他是不是被PUA了，怎么挨了打还那么自豪？”

周涵说，几乎是整个高一上半学期，他都有想回家的念头——在衡水二中，这不是新鲜事。高一的军训结束后，班里就会有一些同学消失了；高一寒假结束，可能又有几个同学没有回来。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

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周涵的父母去学校准备接他回家了。他拉着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校门，走到车站售票厅，母亲问：“你确定回去了吗？你要是回去我就买票了。”他看着红色LED屏上的列车时刻表一闪一闪，心里又犹豫了：“我知道如果上了火车，以后就真的回不来了。”

LED屏又翻过一页的时候，周涵说，还是回学校吧。

对留下来的人来说，感受排在许多事后面。周涵从来没有怀疑过，留在衡二是个正确的决定。他最后考上了北京的一所211，如今留在本校读研。他想，如果那天真的回到县城一中，他最好的结果是考到560分左右——勉强考上河北“双非”一本的冷门专业——运气好可以混个状元，上个末流211。而在衡水二中，他的高考校内排名即使在100名开外，也可以达到全省400名。

衡水二中毕业生李媛媛也有类似的经历，但她说，现在去衡二越来越难了。她同样来自县城，从衡水二中考进双一流以后，父母把弟弟送进了衡水二中的初中部——随着衡水二中的名气越来越大，招生门槛也越来越高，最好的办法是提前将孩子塞进初中部，“提前适应衡中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衡水二中的确实现了它“低进优出”的目标：根据喜报，2019年，衡水一中的文科本一上线率92.44%；而二中的文科本一上线率高达99.06%。虽然状元和清北的人数远不如一中，但“稳定”才是这里的金字招牌。

王磊记得，家人决定让他去二中的时候，理由是他的“自制力不行，要磨练磨练”——即使他的中考考了年级第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省心，后面的事情就像‘打包服务’那样，总会吐出来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给他们的。”

 “低进优出”的系统

高考结束后，王磊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出狱了。

在二中这三年，他感到“生存的缝隙被渐渐挤压”。有关这所中学的铁律早已不是秘密：早晨5:30打起床铃，起床后先列队跑操；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地面不可以有头发，宿管定时定期检查；不可以带手机、不可以谈恋爱，晚自习要检查“抬头率”，等等。

但这只是一套最粗略的建构，由条条规则编织而成的蛛网，会不断缩紧。王磊记得，高一的时候，每天早晨的整理时间是15分钟左右，后来被压缩为12分钟、10分钟，一直到极限的7分钟；晚自习的纪律也在不断细化：从不能转头、不能说话，到不能抬头（包括抬头看表），再到不能转笔、不能捡东西、不能挠头皮。

支撑起这个系统运作的，是量化考核机制：学生的违规行为有精确的扣分标准。被褥不整齐、地上有头发、“卫生区”有垃圾……不同程度的违纪会扣除不同的分值。每天早晨，学校会公布每个班级量化考评的结果，以及违纪扣分的同学。因此，学生的生活和班级荣誉息息相关。

王磊说，高二以后，起床时间压缩到7分钟，很多同学为了节省时间而选择不洗漱：因为叠被、扫地、拖地、倒垃圾等都会关系到量化分数，这其中能被舍弃的，只有个人卫生。

而后是惩罚。在二中，体罚偶尔存在，但在王磊看来，这不是最严酷的惩罚——最可怕的是停课：在衡水二中，任何一个老师都有权利对学生无限期停课，这节课、下节课、下下节课。严重的情况会被停课半个月甚至更久。

这是一种羞耻的体验。在停课期间，你会被要求站在走廊里，听不到教室里老师讲的新课；写作业，垫在腿上蹲着写，腰酸背疼，效率差。按照老师们的说法，这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学习的珍贵”，更拼命地学。

如果错误足够严重，还可能被回家停学。王磊说，衡水二中有很多外地生源，如果学生被停学，家长就要请假来衡水接人。跟家长走出校门、坐上火车，那真是一个漫长而沉默的旅途。

几乎每天都有学生被停课。王磊第一次被停课的时候，他感觉“很丢人”，好像所有的目光都集中自己走出门的背影上；到后来，所有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背影，“就会想，哎呀，不小心中招了，但也不会觉得自己怎么样了”。

这也是一个能够自我修复的系统。经历了疫情下的网课，王磊说，最开始，网课是可以“摸鱼”的：录播课会被上传到一个APP，学生自行收看，很多同学会倍速观看或直接拖动进度条，这样就有更多时间自习；后来，钉钉打卡和视频直播课出现了，早操、早自习也有了落实的方式。时间又一次变得“衡水模式”，生活就和在校期间没什么不同了。

而所有的规则，最终导向了“低进优出”的结果。这曾经一度是衡水二中的教学理念——以低于衡水一中的生源，得到和衡水一中不相上下的成绩。

回到衡水二中当老师之后，文婧才理解了这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对学生的管理模式，被完整地复制在老师身上。

最近几年，衡水二中的起床时间已经延后到早晨6点半；但作为班主任，文婧依旧要6点前起床，6:15前到达操场，准备开全体老师的“操前会”。操前会必须用纸和笔记录，不准中途看手机，如果不到就会扣工资，还会全年级通报批评；操前会之后，值班老师需要查早读、准备上午的教研会；即使下午没课，班主任也需要留在办公室，一直到晚上10点半才被允许离开学校……

而班级的“量化分数”，也是对老师的评价系统：扣除量化分数的班级会被公开通报，量化分数过低的班级，班主任可能会被点名批评，那种羞辱感不亚于被扣分的学生。文婧说，很多新来的老师会因此感到崩溃，甚至把情绪转嫁给学生，体罚通常就发生在这种时刻。

作为老师，她对一些纪律有了决策权，比如在晚饭时间不巡班，让学生们能安心吃个饭。但对于大部分规则，她也无能为力——比如为什么要跑操，为什么自习课不能挠头，为什么吃饭时间要那么短？她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觉得“想这些没有必要”：纪律就像一个铁栅栏，牢不可破地存在于那里，老师的权力仅仅是在一些时刻可以选择绕过他们。但是能够拿开铁栅栏的不是她。

没有人知道，挠头皮和考试成绩之间的关联性在哪里？这是高分的代价吗？王磊被处罚过几次以后，他很快就学会了老师来巡查时，保持不抬头的姿势：“该走神还是会走神的，但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但有些事情坚固地扎根在他的身体里。王磊毕业后再也没有叠过被子，有时候甚至故意让被子摊在床上，“像是一种报复”；但他依然会习惯性地在闹铃响后就起床，五六分钟内完成刷牙洗脸穿衣，吃饭时只吞咽、不咀嚼。

不过按照王磊和李媛媛的说法，这些痕迹终究会淡去，变成很淡很淡的梦，对外省学生的谈资。或许还会留下一些伤痛，但无从查证——有伤痛的人或许很难再谈起。在河北，“这样显得很矫情”。

 受苦或许没有意义，但成绩有

成为老师以后，文婧理解了一些纪律与成绩间的内在关联。比如内务整洁程度可以反映出学生的状态，“太想家的学生会叠不好被子，也会很难进入状态学习”；再比如，设置“操前读”、控制洗漱时间，是为了保证状态的延续，“让学生不会彻底放松下来”。

这些纪律更像是一种标尺，精准丈量出学生的状态，再由老师、主任手动调整出现问题的部分，由此保障“低进优出”的效率性和标准化。

受苦或许没有意义，但成绩有。文婧说，在2004年之前，衡水二中的成绩，和河北省各地的普高没什么区别。直到2004年，新校长上任，创造了“超越永无止境”的校训，开始“半军事化、封闭式管理”，之后学校开始逐年取得突破性成绩。

根据网络上的说法， 衡水二中才是“衡水模式”的最初缔造者，它印证了“魔鬼作息”和“半军事化管理”的有效性。

但这些尝试是经验性的，没人知道跑操、量化分、“操前读”这些举措与好成绩之间的具体关联是什么，但只要成功的经验可被复制，就没有人会去尝试更换系统的零件。

从进入衡水二中的第一天起，王磊就知道，这里的校训是“超越永无止境”。因为它被写在学生们生活中的每个空白处。

最开始，王磊领会到的是“超越”：在二中，一个年级通常分为三个级部，加起来接近100个班、数千个人。级部之间会分开排名、比较成绩；在级部内部，班级与班级之间也要形成竞争；班级内部当然还会再排名。竞争无处不在，你永远有需要超越的人。

更重要的是向外超越，超越衡水一中。“我们总觉得自己也没有比衡中的学生差多少，都憋着一口气吧，而且我们也更努力。”

但到后来，他才发现，这句话里更重要的是“永无止境”——向上攀登的路看不到尽头。王磊身处理科实验班，他最痛苦和排斥的，是“老师们好像永远看不到我们的努力”：有一次，某个普通班学生“逆袭”了，考了年级第一，年级主任却在理性早操会上，冲到王磊所在的实验班，把学生们训了一顿。“和我们说，你们还不如一个普通班的学生能学，就好像没有考好是我们的错。”

那是他第一次萌生了离开衡水二中的念头——细密的蛛网越裹越紧，“好像永远就要这么过下去了似的”。但这个想法仅仅一秒钟就消散了：“退学了去哪？又没有别的学校可去。”

在王磊看来，衡二的成功，更像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依靠严格管理取得成绩后，它争取到异地招生的资格，于是带走了县城的优质生源和有经验的老师；随后，这套模式的有效性被反复确认，县城学生无处可去，只能选择来到这里。

文婧说，现在衡中县城学生和非县城学生的比例，依然是大约1：1。但差距通常不来自于此，而是“衡中系”与“非衡中系”的区别——学生如果来自衡一、衡二的初中部，或者其他采用“衡中模式”的寄宿初中，会对高中生活适应得很快；但如果是没有经历过“衡中模式”的学生，回家、转学则时有发生。

“衡中模式”已经扩展到了全河北，甚至包括一直以“素质教育”为口号的石家庄二中。这些学校通常采取“公参民”（公立中小学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形式，建立庞大的教育集团，有些甚至有了自己的幼儿园。有了民办资本的参与，学校就请得起更好的师资，建得起更大的学校，招来更多的优质生源。最终，谁的运作机制更有效率，谁就能在比赛中胜出。

没有人能在这场比赛中停下来，这套系统由此完成了时间的、空间的闭环。这是河北的游戏规则。

 命运的跳板

在周涵心里，老家的县城还是自己在初三时离开家的样子。县城没有开得长久的店，上个假期回家吃到的餐馆，下个假期可能就倒闭了，更多的时候，他和发小们在不大的商业中心游荡，试图寻找一些新鲜事物。在这里，最好的交通方式是开车，哪里都是“一脚油就到”，所有的生活都近在咫尺。

他也会开玩笑说，“梦想是回老家开一家驴肉火烧店”，不过只是玩笑而已。他很少认真考虑“回家工作”这件事，努力留在北京，是理所应当的事。

而对于王磊，老家的印象更加淡薄，他记得镇上好像有一些木材加工厂，镇中心有几家三四家不大的饭店。留在县城的同龄人在做什么？不知道，可能是托关系找个厂工作，或者给家里帮忙吧，他想象不出更多的可能。那已经是一种离他非常遥远的生活。

作者  浪淘淘  |  内容编辑  何晓山  |  微信编辑  李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