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 |《功夫》剧照
最近一条热搜很火：成都平均月薪10039元。有人留言讽刺：「我和西施人均倾国倾城，我和貂蝉人均绝世美女。」还有人在下面用事实说话：「我们家里上班的都是三千内，身边没听说哪个月薪上万，除非自己做生意的。」
收入关系着钱袋子，人人心里都有把秤，尤其是在高昂的房价和飞速上涨的物价压力下，大家换算一下实际购买力难免沮丧：看起来赚得多了，其实收入涨得比乌龟跑路还慢。明明科技在进步、企业在壮大，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却停滞不前？
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中国，全球打工人都困在其中，经济学界也曾为此争论不休。经济学家简·埃克豪特研究后，开创性地提出「利润悖论」的概念，将这一谜团解开。今天，我们将他的观点分享给大家，读完之后，你不仅会获得上述问题的答案，也会对置身其中的商业社会有更深刻的认知。
我女儿那部手机的高速传输功能出现了问题，无法正常使用，我只好给技术人员打电话求助。最初跟我对接的都是一些初级技术人员，他们每个人都对手机做了相同的检查，但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我的电话被转接给了一名高级技术顾问——埃琳。短短几天内，我们总共进行了4次通话，累计时间超过了3个小时。最后，她终于找出了问题所在。问题解决之后，我开始思考其背后的商业逻辑：为什么这件事需要一位高级技术顾问花费3个多小时来处理？毫无疑问，埃琳的人力成本肯定比旧手机的更换费用高得多，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手机（价格大约为300美元，厂商的生产成本我估计也就150美元左右），反而要花更多的人力成本去雇用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技术顾问呢？
更夸张的是，为了对这一技术上的瑕疵表示歉意，弥补我在时间、精力上的损失，该公司甚至允许我在它的店铺中挑选价值150美元的手机配件作为补偿。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在解决问题之后，我又找埃琳聊了一些和技术故障无关的话题。埃琳告诉我，她分别在两所不同的大学取得了学士学位，一个是新闻专业，一个是社会心理学专业。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最底层的员工，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就成为最高级别的技术顾问。埃琳跟我提起她的收入时，我感到十分震惊：税前时薪12美元，而且没有带薪休假。她每周的工作时长大约为40个小时，由此可以算出，她每周能赚480美元。如果一年工作48周，那么她的年薪就是23000美元。这份薪酬远远低于全美工资的中位数，也就是每周917美元（如果按一年工作52周算，全美年薪的中位数为47684美元）。在埃琳生活的地方，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来说，他们的工资甚至更低，时薪只有9美元。虽然埃琳是一位拥有研究生学历、工作经验丰富的高级技术顾问，但她的工资也只不过比全美工资中位数的一半高出一点点。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家智能手机公司宁可让一位高级技术顾问花费3小时的时间去解决问题，也不愿意直接给我更换一部新手机了：埃琳的时薪只有12美元，即便算上企业为她支出的各种其他费用，埃琳的劳动力成本也只不过是15~20美元的水平。换句话说，排除技术故障的人工总成本大约只有50~60美元，远远低于手机的更换成本。事实上，该公司赔给我的赠品（价值150美元）倒是花费得更多。埃琳的收入水平代表了当前经济体系中大多数岗位的薪资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那些没能晋升到管理岗位的劳动力、那些从事单调乏味的重复性工作的劳动力，以及那些没怎么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来说，他们的工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这三种劳动力占据了全美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在全部劳动力中，只有不到1/5的人从事着管理岗位的工作。直到今天，美国仍旧有大量的工作属于机械性的重复劳动，比如秘书或司机，超过55%的劳动力没有拿到大学本科文凭。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些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更让人惊讶的是，在同一时期，也就是2014年至今，劳动生产率其实一直在稳步提高。所谓劳动生产率，指的就是经济体系生产的总价值（GDP）除以全部劳动力的数量（当然也包括高薪劳动力）。平均来看，这项指标每年都在以1.7%的速率稳定增长（见图1）。尽管劳动力所生产产品的价值一直在增长，但大多数劳动力通过生产劳动所获得的回报却并没有随之增长。从图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后，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与大多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而大多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显而易见，劳动力在经济体系中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少了。由此可见，我们真正应该感到惊讶的不是劳动力收入水平没有增长，而是劳动力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却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也就是说，在如今的经济体系中，社会财富分配给工资的份额（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劳动收入份额」）越来越小了。普通工薪阶层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情况比他们父母的情况更糟糕。尽管工作十分努力，但他们仍旧不可避免地沿着社会阶层这座滑梯一路下滑。注意，这并不是说他们一直在原地踏步，而是说他们虽然在努力提高自己的速度，却发现自己一直在不断倒退。少数高薪人士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抵消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收入下滑。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把高薪人士的收入和超级巨星的工资算进去，将所有劳动力的薪酬综合到一起来看，经济体系在劳动力薪资方面的支出自1980年以来也一直在稳步下降。劳动收入份额，即劳动力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历来都在2/3，或者说65%左右，余下的那1/3是经济体系在资本和利润方面的支出。如今，劳动收入份额已经降到了58%以下，以1980年的水平为基准下降了10个百分点。看似幅度并不大，但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比例包括了所有收入群体，这意味着广大劳动力在经济大蛋糕中所获得的份额比之前少了足足10%。这一下降不仅比例惊人，而且前所未有。更不可思议的是，不仅劳动收入份额在下降，就连资本份额也在下降。换句话说，企业用于资本投资的份额也越来越低。而事实上，1980年以后，整个经济体的利润在飞速上升。广义上讲，GDP这块大蛋糕可以分为劳动力和资本两部分。如果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在GDP当中的比例都下降了，总数就对不上了，多出来的那部分蛋糕去哪了呢？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资本」。我们说资本份额正在下降，其实指的是建筑、机器的购买费用与使用费用正在下降。一般来说，销售额减去劳动力成本与资本成本之后，剩下的才是利润。虽然很多人会将资本成本和利润归并在一起，可事实上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经济大蛋糕一共可以分成三块：劳动力、资本、利润。之所以会产生前面的问题，是因为利润有时也会被算作资本的一部分。更糟的是，二者有时很难区分开来。打个比方。假如我用一生的积蓄，也就是250000美元，买了一套二手房用来出租，那么这笔钱可以让我成为这片土地以及房屋的所有者。之后，我会根据租房者的实际需求收取适当的租金，具体价格取决于社区环境以及房屋质量。虽然每座房子的租金都不尽相同，但由于房屋租赁市场的竞争较为激烈，我不能把租金定得太高，否则就没人来租房子了。不过，为了提高租金，我可以进行一些投资。如果我花费20000美元重新装修一下，那么租户可能就愿意支付1000美元的月租金，而不是700美元。当这笔投资折现以后，超过20000美元的那部分金额就是我获得的利润。在房屋上花费20000美元来改善居住环境，本质上属于为了产生更多价值而进行的资本投资。而花费250000美元购买房屋，本质上只是产权的改变，它并没有给房屋增加任何价值。虽然这两种行为都算作投资，我支付的金额也都被称为资本，但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一个资本会影响到房产的实际价值，而另一个资本则只会影响到房产的所有权。这两种资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用来提高商业价值的投资的回报率越高，利润就越高，潜在买家愿意支付的价格也会越高。反过来，如果企业的所有者资金短缺，那么他有可能愿意出售一部分所有权——他可以发行股票，并将筹集到的资金用来提高商业价值，比如购买一些机器。这两种资本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那么明显，因为二者不仅存在紧密关联，而且可以相互转换。当前时代的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大约占GDP的59%，利润大约占GDP的12%，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比例分别是65%和3%。也就是说，如果把生产资本和利润放在一起，那么它们的总占比实际上是上升了，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仍旧有必要把生产资本和非生产资本（即利润）区分开来。当加价指数一路飙升，也就是售价与成本的比例越来越高时，企业产品的销量就会下降，产量也会随之下降。结果就是那些掌控了市场支配力的企业会雇用更少的员工、投入更少的资本、生产更少的商品。这就是凭借市场支配力称霸整个行业的那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份额下降、利润却不断上升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获取较高的利润，只有那些掌控市场的企业可以做到这一点。证据表明，各行各业都存在这种企业，它们给劳动力的薪酬带来了很大冲击。那些大型企业一边贩卖着商品，一边主宰着市场。广大劳动力薪酬降低，企业拥有者（包括所有用养老金购买这些企业股票的散户股东）的收益提高，这是经济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在安海斯—布希与英博啤酒合并成百威英博之后，CEO将利润最大化定为首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策略就是快速掌控市场支配力，并以超高的加价指数销售自家啤酒，尽管这会减少一部分销量。当然，酒精会让人们做出很多非理性行为，可即便再不理智，消费者面对较高的价格时也会少买一些啤酒。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篇报道指出，啤酒市场的消费正在逐渐变得疲软，整体销量不升反降。难道说，大家终于意识到适量饮酒可以让头脑更为清醒了吗？当然不是，这根本不是健康意识的问题，而只是需求定律在起作用罢了：啤酒价格上涨，销量自然会随之下降。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之处：在需求定律的作用下，百威英博合并之后的销量比合并之前还少？答案是否定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将整个啤酒市场的需求与大家对百威英博啤酒的需求区分开来。假定现在啤酒的售价是每瓶2美元，百威啤酒的需求是2000瓶，时代啤酒的需求是3000瓶。当价格上升至每瓶3美元时，百威与时代的销量分别降至1500瓶和2500瓶。2美元的价格对应着5000瓶的总需求，3美元的价格对应着4000瓶的总需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需求定律。合并之前，百威公司销售百威啤酒，英博公司销售时代啤酒，后者的销量为3000瓶。合并之后，两个品牌归属于百威英博一家公司，所以新公司的销量是两个品牌之和，即1500+2500=4000瓶。这意味着，合并之后啤酒价格上涨了，市场需求下降了，但单个公司的销量却提升了，尽管这一「单个公司」原本是两家不同的公司。那么，需求的下降怎么会导致工资的下降呢？更高的啤酒价格意味着更少的消费者，同时也意味着更低的产量。既然卖不出去，那企业就没必要生产那么多啤酒。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啤酒厂商会购买更少的生产原料（啤酒花、谷物、酵母、水、玻璃、啤酒桶），在生产方面减少投资，并雇用更少的工人。因此对于那些掌控了市场支配力的公司来说，它们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更高的价格导致更低的产量），资本所占的份额也会下降。是不是说，啤酒行业的市场支配力十分强大，以至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市场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当然不是，啤酒市场只是整个消费市场的一小部分。真正的问题在于，市场支配力不是只存在于啤酒市场当中，而是广泛存在于各个行业。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可以统治整个行业的巨无霸企业，比如网络零售业中的亚马逊，实体零售业中的沃尔玛，卫星电视行业中的DirecTV，搜索引擎行业中的谷歌，碳酸饮料行业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轮胎行业的固特异、米其林，家用电器行业的惠而浦、伊莱克斯、通用电气等等。正是因为企业巨头普遍存在于各个领域当中，我们的整体经济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近些年令整个经济学界为之困惑的谜团，现在终于得到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1980年以后，经济体系花费在劳动力方面的支出一直在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市场支配力也在迅速增长。如果只是啤酒的价格上涨了，那整个经济体系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但如果所有行业的价格都在上涨，情况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劳动收入与GDP的比例之所以会从20世纪70年代的65%稳步下降至2016年的59%，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行各业的市场支配力都在显著提升。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市场支配力越强大的企业，在劳动力方面的支出就越少。之前我们在衡量市场支配力时使用了加价指数（价格与成本的比例）和利润这两项指标，然后我们发现这两项数据都在上升。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又发现，在市场支配力的作用下，价格在不断攀升，产量在不断降低。考虑到市场支配力广泛存在于整个经济体系当中，且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一直在不断上升，这些证据就越发有说服力了。随着各个企业的市场支配力的不断增强，这股强大的力量终将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因此，所有企业在劳动力方面的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不断下降。没错，虽然单个企业的影响力有限，但如果每个企业巨头的市场支配力在过去40年当中都在大幅增强，那么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个问题上，每个企业巨头就都难辞其咎。每个企业后退一小步，整个经济体系就会后退一大步。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市场支配力会间接地影响到工资水平，我们以家庭为例加以分析。路易斯是一名图书管理员，而他的妻子简则是一名收入颇丰的大学教授，夫妇二人养育着四个孩子。在孩子们还没到上学年纪的时候，路易斯选择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因为日托费用远远高于图书管理员的工资水平。尽管夫妻二人都想去工作赚钱，但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路易斯留在家里而简去工作是一种最佳策略，因为这样家庭收入会更高。假如图书管理员的工资能够涨一些，至少涨到高于日托费用的水平，那么路易斯就很有可能会回到工作岗位上。由于不同家庭的状况不同，大家的工作意愿也不尽相同：有些人已经无路可退，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一份工作；有些人只有在工作足够有趣、薪资足够高的情况下才会去工作。工作人数与工资水平之间的这种关系又被称为劳动供给弹性。工资水平越高，就会有越多的人在早晨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赶往办公室。尽管工资下降只是一种间接的均衡效应，但它无疑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低收入群体。大量研究结果和媒体报道都指向了同一事实：以美元来衡量，低收入群体的工资一直停滞不前，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也在不断下降。为什么会这样？工资的中位数可以说明很多问题。美国大约有1.6亿劳动力，这意味着有8000万劳动力的工资位于中位数之上，还有8000万劳动力的工资位于中位数之下。由于有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属于天文数字，工资的中位数要远远低于工资的平均数。20世纪80年代以后，工资的中位数几乎就没怎么变过。以2019年的美元价值为基准，1980年周工资中位数为812美元，1990年为807美元，2019年约为917美元。此外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段时期内，最低收入者的工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然而，如果工资水平维持不变，而经济却在不断发展，那么工资收入与总产出（以人均GDP来衡量）的比值必然会不断下降。过去40多年中，GDP几乎翻了一番，那么相应地，工资中位数与人均GDP的比值就下降了一半。由此可见，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工资停滞不前的现象尤为严重。尽管大量劳动者的待遇在过去40年里变得更糟，但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被整体工资水平的提升掩盖了，因为这种提升极为不均。少数精英人士收入的增长，可以抵消大多数劳动力工资的下降。换句话说，由于高收入人士赚得更多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市场支配力的上升会给市场带来很大冲击，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工资水平的下降。尽管受市场支配力的影响，处于活跃状态的劳动力变少了，但那些因生活窘迫而无法待在家里的人，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这会给薪酬水平带来一定的下行压力。因为掌控市场支配力的企业会雇用更少的员工，且市场支配力广泛存在于整个经济体系当中，所以工资的下降趋势也会逐渐蔓延到经济体系的各个角落，这就是所谓的水落船低。虽然很多人在商讨政策时都会把焦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但实际上，大量劳动力因工资过低而退出市场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切听上去都很矛盾：由于工资水平下降，很多劳动力退出了市场，但与此同时，大量劳动力被迫接受了工资下降的事实。这是因为那些退出市场的劳动力不愿意接受这么低的工资，但大多数劳动力无法承担失去收入来源的后果，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不情愿地去打卡上班。总而言之，利润悖论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科技进步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极高的活力，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企业的各种创新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改善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新科技的出现也帮助某些企业在市场中建起了难以撼动的支配力与统治力，从而给广大劳动力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利润悖论在1980年以后的发展、演变情况，跟一个世纪之前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今的摩登时代几乎就是卓别林影片中的摩登时代的翻版：社会上有很多像埃琳一样的高级技术顾问，他们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教育、在IT（信息技术）行业工作，工资却低得吓人；而埃琳服务的那家智能手机公司却赚着巨额利润，市值也是屡创新高。就像19世纪电力、通信、内燃机的发展情况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技术进步也催生了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产业。这些技术问世50年之后，也就是在千禧年前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业务规模的扩大，移动电话开始迅速普及，以零售业为主的多个行业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颠覆性的科技进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给某些行业的先行者带来了强大的市场支配力，帮助它们将竞争对手扼杀在了摇篮里。今天的数字通信网络，其实就相当于20世纪初的铁路。就像之前约翰·摩根通过整合竞争对手、提高市场价格等手段攫取了市场支配力一样，如今马克·扎克伯格也如法炮制，将Instagram、WhatsApp、脸书等大型社交平台整合到了一起。这种市场支配力不仅带来了极高利润，同时也创造了巨额财富。50年后，我们的孙辈和曾孙辈很可能会向扎克伯格基金会或者贝佐斯家族基金会申请助学基金，带有这些家族名字或公司名字的大厦与博物馆，也很有可能成为各个街道的地标性建筑。这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十分类似。人们常常指责那段时期商业帝国的缔造者不择手段、道德败坏，并给他们贴上「强盗资本家」的标签，比如安德鲁·梅隆、约翰·摩根、安德鲁·卡内基、查尔斯·施瓦布、利兰·斯坦福、罗素·塞奇、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以及约翰·洛克菲勒等人，他们的企业和个人迅速积累了不计其数的财富。虽然那些大公司疯狂聚敛了巨额财富，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财富最终流入了最富有的几个基金会中，这些基金会通常会为各种慈善活动或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然而讽刺的是，这些研究机构所研究的社会问题，通常都是由基金会创始人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当今时代的银行家、对冲基金创始人、企业家、硅谷亿万富翁们，目前名声都还不错。希望今天市场支配力对经济的影响，不会像一个世纪以前那么严重。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就像100多年前的情形一样，企业在市场中的强大支配力，一定会对当今时代的广大劳动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