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错图》：古代那些神奇的水中“怪物”

古代人对海洋世界有着神秘的想象。因为那时科学技术有限，很难到达远海或者深海区域，所以有些传说就越来越扑朔迷离，关于海洋生物的故事也越来越光怪陆离。到了清代，有一位民间博物学家，集合了前代对于海洋风物的研究成果，广泛阅读了从西方传入的博物学作品，将当时人们所知的海洋物种做了一番总结，并编成了四册一套的《海错图》。

康熙六年（1667 年），喜好云游各地的生物爱好者聂璜在考察大量不同环境中的海洋生物习性之后，将自己对生物的爱好和绘画特长结合起来，开始创作一部画册。他将游历海滨所见过的鱼、虾、贝、蟹等现实和传说中的水族进行了整理、绘图，并加以注释点评，将这部书命名为《海错图》。

“海错”是中国古代对水族之中种类繁多的海产品的统称，语出《尚书·禹贡》：“厥贡盐絺，海物惟错。”《海错图》全书四册，前三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四册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该书大致成书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前后，用时三十余年。乾隆年间，该书被收入皇宫，归入“石渠宝笈”，也因此有幸存留至今。

书中有图 340 余幅，除重复、淡水、非生物、神话、化生、友人代画者外，约计有 300 幅图文，涵盖原生、 刺胞、环节、星虫、软体、节肢、腕足、棘皮、脊椎 （软骨鱼、硬骨鱼、海蛇海龟、海鸟、海兽、海豚）等海洋动物和以海藻为主的海洋植物。如此巨幅长篇，可谓古代之最。

《海错图》所描绘的生物物种，虽然绝大部分是“取其可见可知者”，但聂璜为了对每一物种“绘而名，名而赞，赞而考，考而辨”，就绘以图形，因此本书的海洋生物也以其奇异的画风闻名于世。聂璜旁征博引，考据其名，辨析其源，使《海错图》成为一部亦图、亦文、亦诗的与众不同的图志类专著。

在未知的海洋世界中，夸张的描写比比皆是，其主要体现在“大鱼”构架中，具体的手法是极力描述“大鱼”的大，这种“大”就是夸张放大鱼的形体，而不是“白发三千丈”式的审美修辞。比如《山海经·海内北经》说“大鯾居海中”，郭璞注《山海经》认为“大鯾”就是魴鱼，民间一般叫鳊鱼，是淡水鱼。可在《山海经》语境里，鯾鱼生活于海中而且体型奇大无比。

《海错图》内记录的品类众多，但与《山海经》不同的是，其中大多数生物都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比如在第一册中介绍了一种“井鱼”。其条目出自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组》：“井鱼脑有穴，每嗡水辄于脑穴蹙出，如飞泉散落海中。舟人竞以空器贮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明代彭大翼的《山堂肆考》也记载了这种鱼，描写它“状似纯，鼻中有们声，脑上有孔，喷水直上。出入波浪中，见则有风。无鳞、黑色、多脂膏。以其脑中有井，故又名井鱼”，指出这种鱼就是江豚。

此外，《海错图》还引用了《西方答问》中的“海奇”：“西海内有一种大鱼，头有两角而虚其中，喷水如舟，舟几沉。说者曰：此鱼嗜酒嗜油，或抛酒、油数桶；则恋之而舍舟也。”这段描写近似鲸鱼。鲸鱼呼吸时要在水面进行，如果在水下，水就会进入垂直的鼻腔内引起窒息。鲸鱼呼气时，由于体内气体比外界温度高，加上鼻孔外围不可避免有微量的水，所以看到鲸鱼喷水雾柱，就知道它在呼气。于是聂璜就将其与“头上有一穴，贮水冲起，多在大洋”的井鱼联系在一起。这种中国古老传说对接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例子，在《海错图》中比比皆是。

其中最为复杂的是关于“人鱼”的传说。当代人对于人鱼的印象通常都要加上一个“美”字。它们或活泼善良，或温柔贤惠，与人类有着良好的互动，但在中国古代并非如此。中国古代的“人鱼”记载一般有“男性人鱼”和“女性人鱼”两种形态。其中，“女性人鱼”形象最早出于《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这条记载有两个要素，一是天发大水，蛇出洞了，变成了鱼妇；二是鱼妇形态不佳，“偏枯”，所以这个鱼妇形象，既是由蛇化身而来，也不怎么好看。

聂璜旅居广东时，曾有一个姓柳的广东人给他画过一种生物——“人鱼”。但聂璜不相信有这种生物，因为它太怪了：“其长如人，肉黑发黄，手足、眉目、口鼻皆具，阴阳亦与男女同。惟背有翅，红色，后有短尾及胼指，与人稍异耳。”后来，聂璜阅读了一些西方文献，比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记载的人鱼形象是“西洋有海人，男女二种，通体皆人，男子须眉毕具，特手指相连如凫爪。男子赤身，女子生成有肉皮一片，自肩下垂至地，如衣袍者然，但著体而生，不可脱卸。”

可以说，《职方外纪》等相关记载是《海错图》中人鱼形象的主要源流。

《海错图》中的人鱼形象奇丑无比，是一个后背长鳍的秃顶中年男子，它作为鱼的特点，就是手足如蹼，背上有鱼鳍。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奇丑无比的海洋生物，体现的是人们对于深海的恐惧。

虽然清代《海错图》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人已经开始研究海洋生物学，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从表现上看，中西方此时差距并不甚大，但清代人对于海洋生物的认识，却与近代科学相去甚远。

例如，中国古代人认为，很多生物都是“化生”而成的。从《夏小正》开始，就记载了“鸠化为鹰”“田鼠化为鴽”的典故。《海错图》中也有记载，“天地生物不离乎胎卵湿化，而奇妙不测，莫如化生。”不仅如此，成型的生物也可以互相转化，比如瓦雀和花蛤之间有互相转化的关系：“瓦雀多时花蛤多，少时花蛤几无”“八月黄鱼化为雀，至十月雀复为鱼”。

更有甚者，海鲨“尝以春晦陟于海山之麓……化为虎”，它的变身过程大概需要一个月之久，之后就会为祸人间。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七月，“嘉兴乍浦海滩上有虎鲨跌成黑虎，形成之后遂走，入胜塘关”，围观群众无处可逃，“避入东厕遂死”。

有鉴于此，聂璜称“山有者，海必有之”，也就是“海之所产，山未必所有者如此”。山有蜈蚣、蚕、驴、虎，这些东西幻化到海中，就有了海蜈蚣、海蚕、海驴、鱼虎。此外，聂璜还“笃信前说”，继承了很多古代离奇的观点。比如他说石斑鱼（海鯚鱼）“与蛇交而孕，故其刺甚毒……因走上岸合牝”或“好与蛇交”“二三月与蜥蜴合于水上”。这些说法是因为古人不知石斑鱼为雌雄同体，性成熟时全雌，次年则会逆转成雄性，因此杜撰了很多奇怪的交配方法；再比如前述的“虎鲨条”中，即便聂璜在观察中发现了与事实相悖“谬甚矣”“事实不一”，但仍取古人前说，或沿袭古之成说，恪守不疑。

讨论奇境异物的博物志专书，在中国有着悠远的传统。三国时期吴地陆机就编纂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西晋张华著有《博物志》，分类探究动植物的由来。5 世纪时，所谓的本草学（博物学）通过朝鲜流传至日本。明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东亚各国之间的通商贸易日渐频繁，人们的认知能力也大幅提高。李时珍将药物按照虫、鳞、介、禽、兽等 16 部类目划分的《本草纲目》于 1596 年首次在南京刊刻。《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典，也是一部很有分量的博物辞典。

到了清代，考据的方法鼎盛一时，出现了很多考据学著作，对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以至文字声韵、训诂等进行求实考证。例如对《山海经》《禹贡》《水经注》等的校注，纠正了古书在传抄翻刻中产生的讹误，也再次对其中描写的物种做出考察。

清代类书编纂工作的兴盛，也促进了清代博物学的发展，呈现出官方和私人创作的黄金期。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海错图》，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康熙朝《鹁鸽谱》，乾隆朝《仿蒋廷锡鸟谱》《兽谱》和道光朝的《鸽谱》不同，是清宫所藏五部表现博物题材的画谱中唯一出自民间画师之手的画谱。

18 世纪，正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活跃时期，有大量博物学书籍出版。欧洲发展起来的博物学内涵丰富，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四大传统之一，包括了当今意义上的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这些学术思潮对欧洲知识界有着重大影响，对来中国的传教士也是如此。

来中国的传教士都有一技之长，或通晓天文学，或擅长数学，或通晓生物学，或精通测绘学，或擅长械制造等。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也由此影响到中国的知识界，促进了此种图谱类绘画在清宫中的流行。

不过，此时中国图谱类绘画的创作很多还是以指导生产、生活为主。《海错图》描绘的已考证生物物种中，可供人类食用的高达 111 种，约占生物物种数的 57.5%。在可食用的物种中，被视为美味佳肴或食 用之珍品者有 45 种，约占可食用物种的 40.5%，作者还简要介绍了其食用的方法及腌、醉、炙等制作技巧。

如在河豚的文字叙述中，称“不食河豚，不知鱼味。其味为鱼中绝品”。同时警告食者“然有大毒，能杀人”，因此指出“烹此者，不但去肝，目之精、脊之血并宜去之。洗宜极洁，煮宜极熟，尤忌见尘。”万一不慎中毒，“以槐花末或龙脑水，或橄榄汤，皆可解也，粪清尤妙。”文中“粪清”又名黄龙汤，俗称金汁，是解毒用药之一。

除介绍其食用性外，作者也注意到这些海洋物种 的药用价值。如海鳗（海鳗鲡）、龙鱼（待考）、肭脐（北海狗或斑海豹的雄性生殖器）、海马等都可入中药使用。而两种非生命物质之一的吸毒石，“乃西洋岛中毒蛇脑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切肿毒，即发背亦可治。”

《海错图》的本质还是一部生活实用类书籍，它的内容主要是研究鱼类的价值，而非它们在生物学上的属性。在欧洲科技飞速发展的 18 世纪，这部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东西方发展的差异。不过，我们不应苛责古人，毕竟这部全员形象“超萌”的图册，是古人迈向海洋生物学的重要一步。

作者 王敬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古代史博士，关注清代政治史、宫廷史研究

（本文来自《商学院》杂志2022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