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的一大动力是当公务员？

儿子放学回来，我问他，今天都学了啥？他说，学了一个儿歌。拿出语文课本，第一页就是“上学歌”，歌词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要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据说这首儿歌始创于上世纪50年代，我依稀记得曲调。短短几十个字，有拟人的修辞手法，还有赋比兴。不过，调皮孩子改过的歌词是这样的——“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线我就跑，轰隆一声学校不见了。”

有一种说法，说“语文”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张之洞1887年所呈的《创设水陆师学堂折》中，所以我们现在拿起课本，看到封面上的“语文”两字，就该知道这个词来自张之洞。张之洞有一首《学堂歌》，开头两句是：“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无别方。”我到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学堂歌》洋洋洒洒十三段，讲了各学科概要，讲了国际形势，比如这几句：“波兰灭，印度亡，犹太遗民散四方。埃及国，古老邦，衰微文字多雕丧。越与缅，出产旺，权利全被他人攘。”还提出向日本学习，“日本强，由尊王，志士伊藤与西乡。三海岛，雄东方，一国三万小学堂”。

《张之洞》剧照

张之洞还有更重要的一篇文章，叫《劝学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他劝诫后生，“勿为钩章棘句之文，勿为浮诞嵬琐之诗”。《劝学篇》只有四万字，我抽空读了一遍，听老先生讲，“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他老人家说，少年学子还是要读四书五经。“近日英国洋文报讥中国不肯变法自强，以为专信孔教之弊，此大误也！彼所翻四书五经，皆俗儒村师解释之理，固不知孔教为何事，无责焉耳。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不知道张之洞看到现在那么多人解读《论语》，是不是也会觉得太浮诞太扯淡了。

儿子校园里有一尊孔子塑像，每到节庆，孩子们围在塑像边唱歌。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批林批孔”运动，小人书上直呼圣人的名字“孔丘”，还叫他“孔老二”，弄得我从小就对圣人缺乏敬意。最近这几年，解读《论语》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在我看来并不识字，但也会写两本“读论语”。有些人实在是“俗儒村师的解释”。

有一位在东京大学拿了政治学博士的先生，这样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说——有些人认为本章主张“愚民政策”，其实大谬不然，实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在以“下愚”理解“上智”。在现代社会中，一项好的政策和法律，人民无法全部理解，或者无法做到充分的关心。因此，政策与法律的制定通常由一部分法律专家先行拟定，然后经过人民代表的充分讨论，最终审议并通过。法律法规一旦得到通过并公布，全国国民就有义务无条件服从，而不管自己理解与认可的程度如何。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民可使由之”。这位先生说，读《论语》，无法不让人心志高尚起来，无法不让人心灵明净起来。

说实话，我还是读过一点儿《论语》的，但并没有变得高尚。我总免不了以“下愚”来理解“上智”。日本也有一本书叫《劝学篇》，是大教育家福泽谕吉写的，开头就说：“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及作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像古来世上儒学家和日本国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可贵。自古以来，很少汉学家善理家产；善咏和歌，而又精于买卖的商人也不多。因此有些具有心机的商贾农人，看到子弟全力向学，却担心家业中落，这种做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这类学问远离实际不切合日常需要的明证。所以我们应当把不切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而专心致力于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学，如学习伊吕波四十七个字母，练习写信记账，学会打算盘和使用天秤等等。更进一步，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学科。”福泽谕吉说，你可以学地理、历史，学物理、经济，可以通过日语译本来学，也可以直接学洋文，学了后能独立，一个人独立了，一家就独立了，一个国家也就独立了。

《胜者即是正义》剧照

福泽谕吉这本书开头，有一句大名言——“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其实就是“生而平等”的意思。这句话现在就用拉丁文刻在庆应大学的门口，大概是“校训”的意思。但福泽谕吉这本书更多的还是聊天一样的口吻。他说，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之牧”，说政府的工作是“牧民之职”，这是把一州的人民当牛羊看待，公然这样说，真是无礼。似乎把人民当作孩童，当作牛羊，也许其本意并不坏，但首先要认定国君是圣明的，当官的都贤良方正，其间无丝毫杂心，无私欲，对待人民就跟亲爹养亲儿子似的。

然而，政府和人民本不是血肉至亲，只是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他说：“以上所说的圣明之君、贤良之士和柔顺的人民，只是一种愿望，可是究竟哪种学校才能造成这样善良的人民呢？中国自周朝以来，即曾不断为此焦思苦虑，可是直到如今，连一次符合愿望的治世也没有出现。其多次的结局，往往和今日遭受外国人的压迫一样。”他还说，圣贤妄施小惠以充仁政，其所谓仁政含有强迫性质，企图强使人民“叨沐圣恩”，结果圣恩一变而为骚扰，仁政一变而为苛政，怎么还想要人来歌颂太平呢？如果真想歌颂，恐怕只有自己独唱，无人奉和，其谋划之迂阔，可怜亦复可笑。

《龙樱》剧照

福泽谕吉幼年学汉学，名字中的“谕”就来自一本中国古代典籍。他爸爸买到那一套书，给儿子的名字中就有了个“谕”字。后来他爸爸去世，福泽家境清寒，为了还债，卖掉了爸爸的很多汉学藏书。福泽成年学“兰学”，就是荷兰语，又学英语，译书著书，《劝学篇》是他1872年至1875年间写就的十来篇文章，集在一起，据说刊行了三百万册。我见过一个新版本，题目改为“你为什么要上学”，很有点儿当代育儿书的意味。

张之洞的《劝学篇》是1898年上呈给朝廷的，曾刊行两百万册，文章中强调三纲五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很多文章比较过两个《劝学篇》思想观念之差异，比如张之洞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若尽废官权，学成之材既无进身之阶，又无饩廪之望，其谁肯来学者？”饩廪，是朝廷给官员的俸禄。张之洞说，学习的一大动力是当公务员，如果不能捧上铁饭碗，就没人会学习。福泽谕吉说，学习是为了做一个独立自尊的人。

福泽谕吉出访欧美，总购置大批外文书带回日本，在其创办的庆应私塾中，让学生依靠这些原版书学习。他在自传中说：“我坚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我已下定决心，不论如何也要把这些后生拯救出来。”后世的日本学者评价福泽的启蒙思想，说他将学子从“惑溺”状态中拯救出来。庆应私塾也就是现在的庆应大学，主校区坐落于东京湾边上的三田町，正是福泽谕吉当年买下的土地。

《张之洞》剧照

我读《福泽谕吉自传》，很喜欢他挣钱的方式。他把庆应私塾搬到三田町时，是从东京市政府那里租来的土地。那片宅邸及土地本来归岛原藩，被政府收回后租给了福泽办学用，福泽一直想把这块地方变为私产，四处游说。到1871年，东京市政府决定将全市的借地卖给租用者，福泽谕吉从市政府的朋友那里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派人去交钱，政府官员说，账本还没制妥，收据还没印制，您这钱交得太早了。福泽的代表坚持先交钱，回头再拿收据。这块1.3万多坪的土地就变成了福泽谕吉的私产。

等消息传出去后，岛原藩的人来和福泽商量，要从他手里买下这块地。福泽说，这是我从东京市政府手里买的，您有什么要求，去和政府谈。这块土地高燥平坦，房舍面海，空气清新，适于远眺。福泽谕吉花了五百多块钱买下，没几年工夫，价格就涨了数百倍。福泽65岁时很骄傲地说：“我自21岁离家以来就在外独立谋生，23岁家兄病故，以后就把老母和侄女接养在身边，28岁娶妻生子，全家生活都由我一人承担，至今已经有四十五年之久。”

福泽强调“一身独立”，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在一位汉学家那里学习，当时有两个同学，会按摩，福泽就跟那两个同学学按摩，想的是一旦落魄了，可以靠按摩糊口。“幸而后来我没有遭遇到需用按摩术糊口的情况，但是学好的技能是忘不了的，直到今天，我的按摩术也比一般乡村里的按摩家高明，有时去温泉洗澡给妻子孩儿揉搓一番。”一身之独立，个人主义，乃至个人自由，实际上都跟自食其力这个基础紧密相关。

《重启人生》剧照

福泽说他没什么经济头脑，一辈子只干过一次投机，但他干的这桩买卖实在有意思。他不愿在政府里做官，也不愿意替权贵做事，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行销甚广，给他带来很多收入，但他看到自己的出版物很多，把它委诸别人之手太不合算。“我认为书店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他们不过是些聪明有限的商人罢了。于是我拿定主意，无论如何，我要把一切权力夺回自己手中。”福泽谕吉想了一个办法挖墙脚，他凑齐一千元现金，从一个大批发商那里买了大量的印刷用纸，堆满库房，然后借用一些印刷工人来搬运纸张，工人看到库房里有那么多纸，认定这里的工作一定长久可靠，于是就跳槽，刻字匠和装订工也跟着前来，以前由书店负责的印制环节归福泽直接管理，书店只管销售渠道，福泽给他们佣钱。这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弱的东方面对强的西方该怎么办？福泽谕吉说：“国势的强弱如果是由来于国民教育的话，双方的教育法一定相异，如果把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加以比较，可知东洋所缺的是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他说，东西学的差异，只在于是否以物理学为根本，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在我的庆应私塾，引导学生入门的是物理学，这是各科的预备知识。”

小孩子学一首上学歌，能做到“爱学习爱劳动”，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至于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也要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锻造成器。像我这样“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小文人，比较喜欢福泽谕吉言论中个人主义那部分，他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那部分言论，我觉得很无聊。两个《劝学篇》，都讲了很多大道理，但就是不肯说，知识本身就是有乐趣的。我喜欢丸山真男对福泽谕吉的一段评价，话是这样说的——“他把那些僵化的教条，那些所谓历史的传统，所谓先天就适用的价值统统放进他那严格的实验精神的筛子上，毫不留情地暴露其权威的虚伪性。不论是关于事物还是制度，凡主张其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作用，不需经过验证，自身就具有绝对性价值的想法，在福泽面前是完全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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