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气球事件”以美国最先进的武器F-22猛禽战斗机，击落了最原始的观察工具：一个漂流穿越美国领空的气球作为结束。毫不奇怪，美国自认为“赢了” 。
斗争继而转向内讧，共和党全力攻击拜登政府在这事情上的失误及懦弱的表现。美国舆论对此事反应热烈，美国政治人物则对“气球事件”做出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回应，拜登政府不得不推迟国务卿布林肯的中国之行，这一行为也进一步恶化了目前已相当脆弱的中美关系。
在气球狂热事件发生的前几天，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上将在一份内部的备忘录中，预测美中将在两年内开战：“我希望我错了……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在2025年开战。”这一说法虽然被美国国防部否认是官方立场，也有官员出来表示目前看不到两国有开战的征兆，但另一方面美国的舆论界不仅热衷于传播这个说法，并且差不多完全没有不同的意见。台湾海峡的局势，已被广泛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台海早已被《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一战是必然的还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当前美国国内以及被美国所带动的各地反华情绪，与二战后到冷战前这段时间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美国朝野对苏联及其主导的意识形态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在他的成名之作：《长电报
》及署名“X”的
《苏联行为的根源》文章中，提供了一个对俄罗斯民族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准确而深刻的介绍、分析和预见。这一系列文章虽然令乔治·凯南这个国务院内寂寂无名的中层官员声名鹊起、终身受用，但并不为当时美国政府的领导明白及掌握，反而被利用作为冷战的理论基础。
后来美国在外交政策中对苏联的过度“遏制”
、围堵政策，以及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采用的极端军事手段，都令乔治·凯南在余下的大半生后悔不已。而美国当前的决策高层，包括政府内外的专家，对中国的认识甚至还不如上世纪4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认识。这种认知上的缺失是目前局面极度危险的来源之一。
在随后的冷战中，苏联很快就成功制成原子弹，美国便觉得在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处于劣势，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会到来。这种建立在错误判断基础上的极其危险、带有自恋性的思维方式，导致美国国内出现了一面倒的激进反共浪潮。这与美国的政党和选举政治文化有相当的关系，与目前中美关系的情况也非常相似。
这种误判导致了美国在朝鲜半岛战争上狂妄地采取反守为攻的战略，随后又大幅度介入了越南内战，在各地发动了一场又一场，下场悲惨又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更因“核末日”可能出现，令这种情绪在国内几乎失控。不少人认为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国际主导力量开始衰退的主要原因。目前美国对中国出现的歇斯底里情绪，会不会引致同样的后果，也是不少人担心的问题。
事实上，正如乔治·凯南所指出的，苏联从未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强大，也没有任意扩充势力范围的表现。其二战后的政策及举措，主要是维护在二战中的战果。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欧洲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并不形成真正的挑战和危机。
这与现在的情况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国多次公开明确宣称不称霸，也无意输出其政治模式或意识形态。虽然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比起美国，中国自认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也没有和美国“争霸”的企图和目标。自我发展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中国的基本政策，但显然我们的这些行为及表述，在美国明显并没有多少听众及市场。
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美国都比中国强大。和中国的“不结盟”政策不同，美国还有众多“盟友”。美国不否认目前仍然有这些优势，但同时认定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企图，能挑战美国全球独大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着眼的不是当下，而是未来。因此，就算中国只是努力专注自己的民族复兴，改善人民生活，但发展下去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在经济体量、某些科技领域、某方面的军事能力上超越美国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美元更会逐渐失去其在全球经济上独有的角色与地位，这是美国不能面对和接受的事实。现实是，无论我们的主观意图及目的是什么，中国的发展必然会，或已经造成了全球大国力量平衡的变化。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
美国这次针对中国的论述，强调了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仅和美国有着不同的制度，在信仰和基础价值观上也是与美国互不包容甚至对立的。两国的民族差异也是美国论述背后的潜台词。
美国形容中美之间是一场比赛、一场竞争。但这是一场没有规矩的竞争，这场比赛也没有公正人或是双方都接受的裁判。这不是一场每个运动员各有跑道的100米田径赛，而是一场没有指定跑道的1500米田径赛，运动员之间“出阴招”，出现摩擦、碰撞的机会非常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美出现战争的危险不能低估，而台海就是最大的热点。
台湾海峡会出现战事，已是美国多方面都已认定的一个问题。各种兵棋推演，探讨各种作战方法、演变过程和各方的胜算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游戏。美国空军司令员预计中美在两年内会开战，虽然他说出的论据很狭窄，就是台湾及美国明年会出现的两次选举，但我们不妨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一个探讨。
中美是否会在2025年左右的时间出现战事，有两个前提。一是中国决定以武力统一台湾，二是美国面对这种情况会出兵干预，造成中美两国直接交锋。
首先，这两个前提并不一定能够成立。中国虽然没有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但以和平手段达到的目标仍是我们的首选。国家的反分裂法中，明确列出了除非在受到现实出现“台独”情况的挑战，只在和平手段无望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统一台湾。现在，台湾以外的力量主要是美国——美国不断挑拨台海现状，通过军售、建立官方往来关系、政治人物窜访、制定涉及台湾的各种政策及法律，都是赤裸裸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这是造成目前两岸紧张情况的主要原因。以美国前议长佩洛希为代表的西方政客窜访台湾加剧了台海的紧张局势（图片来源：网络）
这些行为导致我方提升了一些军事行动，这是果，不是因。这种状况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导致武装冲突，但也可能造成台方出现谈判的意愿。这是“以武逼统”策略的基本思维，成功的机会有多大虽然难以估计或量化，但这说明目前紧张的局面，并不一定会发展到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一步。
如果出现了中国在红线被打破，被逼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情况，美国是否会出兵介入，则仍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从俄乌战事得出美国不会出兵的结论，是一个过分简单的解读。美国虽然没有派出穿制服的人员直接参与俄乌战事，但几乎除此以外，早已全面介入这场冲突之中——提供情报，参谋献计，包括打击目标的定点，培训军队，不断提供越来越有杀伤力的武器，以及资金支持，说得白一点，根本是美国与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仗，由乌克兰出兵，其他都由美国负责。美国目前与台湾的关系，绝对不比俄乌战争之前美国与乌克兰的关系浅。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毫不犹豫地表示美国会介入，但每次都被国务院事后澄清，可见“战略模糊”仍然是美国政府内部希望保持的政策姿态。
但对美国来说，一个残酷的现实是，美国进行了十多次兵棋推演，没有一次是能胜出的。最近的一次也只是出现一个“三输”的局面，即中美双方均出现重大的伤亡及损失，而台湾则会被打成稀巴烂，所以美国的统治阶层，包括国防部的高层，也有认为不要打、不想打的“鸽派”。
民主党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日前在一个涉及“气球事件”的听证会议上就公开宣称，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强国，以为可以战胜中国是个危险的想法。他认为与中国开战并不是必然的，也是应该避免的。美中之间应该寻找一个共存的办法。但这样的声音，在美国仍然是非常薄弱及稀少。
当然，认为中美为了台湾问题最终难免一战的美国人也不少。这种观点基于美国当局对台湾的政策与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而美国的台湾政策则是反对改变台湾目前与中国大陆分离的现况。美国方面的公开立场讲得好听一点是“反对任何一方以武力改变现状”，然而美国又绝对不会鼓励或推动双方进行谈判，从而和平解决问题，反而在背后全力阻止和平统一出现的可能。这样做不仅符合其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又可以缓解美国的焦虑——美国担心一旦失去台湾，会对其在国际上的声望造成重大的伤害，不仅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会失去作用，同时也会失去在东亚、东南亚，及至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优势。简单地说，美国担心失去台湾就会失去其在全球独大的霸权地位——对美国来说，这可以是这个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
故此，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如果能找到一个办法，一方面让中国达到国家统一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维持美国在全球的大国地位，安抚美国的“安全焦虑”，不失为走出这个死局的一种思路、一个办法。要达到这个目的，首要前提是两国需要就这一问题展开谈话。
但台湾问题不像香港回归的问题，涉及另一个国家，英国。香港的回归过程中，我们争取到与英国的一个和平平稳的交接协议，使过程可以顺利进行。虽然原则上，没有英国的同意及配合，我们也可以单方面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然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问题，不需要，也不适宜有第三者介入。
但如果中美之间的有关对话、交流，并不涉及两岸关系这一内政问题，而是集中在海峡两岸情况出现变化后，对美国及周边地区的影响。这样的一个讨论议题，应该是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但前提是，美国要有心理准备接受，台湾回归中国的可能。这与中英谈判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中英围绕香港回归谈判的初期，英方坚持“三条条约有效论”，即在19世纪与中国签订的三条涉及香港的条约仍然有效。英国当时其实在心理上也准备放弃对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主权，但作为一种策略将其作为谈判的交换筹码，期望延续对香港的管治权。这就是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以主权换治权”的谈判策略。但中国坚持香港的主权从来都在中国，条约是在武装压力下被逼签署的，中国早已宣布不予承认，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空间。1983年7月25日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举行第二轮谈判（图片来源：新华社）
在这样胶着对立的情况下，时间渐渐消失，1997年的期限渐近，英国被逼调整策略，建议“暂时放下”分歧，即不在条约的有效性和香港的主权问题上继续争吵，转向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听取中国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计划在香港执行的政策。在讨论过程中，中国实际上也一定程度上让英国参与了1997年后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讨论，给了英方发言的机会。这种转变让谈判出现了转机，最终在1984年双方达成香港交还中国的协议。
同样，如果美国愿意先放下对台湾问题的某些保留，对两岸统一进程暂时不持立场，同意与中国就统一后美国的相关利益进行探讨，那么美国在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能否在相当程度下得以维持，这些都是美国合理的关注问题，不涉及中国的主权、内政。在中国统一台湾的过程中以及完成后，也有责任对其他国家地区原有在台湾的关系以及各种经济和商业利益、社会联系，做出解说及交代。
美国对台湾的兴趣，虽然口头上声称是关乎“维护台湾居民的人权、民主、自由，及生活方式”，但其实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关注的，是自己的国际“声望”及信用、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在这变化出现后会有什么影响。在台湾当地关心的问题，实际上集中在高端芯片的供应、产业链的维持、敏感科技、高端武器的流失等方面。这些成为中美对话交流的实际内容及范围，并不损害中国的主权。
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寻求与中国达成一个共存、互惠、和双赢的状态，本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出路，这起码是中国的态度。但在美国目前的统治阶层中，这样的声音虽不是没有，但非常少。也有美国的智库专家认为如果美国的地缘政治及经济利益能受到尊重及保护，美国也应考虑接受台湾回归中国的现实。但这样的声音非常少。
中美要避免“必有一战”的结局，关键是要能在台湾问题上找到协调的出路，并且遵循这样的思路展开对话沟通。这种道路虽然机会不大，但不是没有可能，差的只是一念之间。而现实情况进一步的冷酷发展，会是推动这一机制出现的最大原因。
来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