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山本是花果山——悟空那次五百年的“居家隔离”

文化

2022-04-29 09:04

为什么？为什么？偏有这样的安排？

各位好，今日得闲，我们再来聊聊《西游记》。

有关《西游记》有个鲜为人知的梗，那就是在明初流传的“原版”西游记——《西游记平话》当中，那座压了孙悟空足足五百年的大山，其实不是五行山，而是花果山。

对，没错，就是那个孙悟空最开始称王称霸，带领他那一众猴子猴孙快活逍遥的老家“花果山”。

也就是说，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山下，本来是一个“居家隔离五百年”的故事。

这里面的原委，要费点笔墨讲清。

有关这本《西游记平话》与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游记》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同人逼死官方”的经典案例。

《西游记平话》应该是一本明初相当受欢迎的小说，它是将流传于元代元杂剧《西游记》剧本加以整理改变后的小说本。

。整个明代，有不少的文人墨客“借物言志”，改编、捏他这部作品。这股改编潮的火爆程度，应该类似于今天的人们拿现版西游记改编《大话西游》、《悟空传》之类的东西。

终于，到了明中后期，一个作者（可能是吴承恩），拿《西游记平话》改编出了一个终极版本《西游记释厄传》。

书如其名，可以看出，吴承恩给《西游记》做《释厄传》的本意，其实类似于后人给孔子的《春秋》做《公羊传》、《谷梁传》、《左传》，是试图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去重新阐释西游这个经典故事。

但“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这么乱改经典，也不知吴承恩是不是要向全大明人民谢罪。

谁的角度呢？显然是孙悟空的角度。整本小说的中心思想，是讲述孙悟空怎样通过西游取经的历程“释厄”（破除心中魔障）的。

所以今本《西游记》开篇就说“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这话不是白说的，而是在给这个同人本打广告。而明末思想家李卓吾（李贽）在评这本《西游记》的时候就曾强调说：“不能释厄，不如不读《西游》”，又言“释厄二字，着眼。”

而我们可以猜测，这本《西游记释厄传》相比原版的《西游记平话》，对于孙悟空这个人物是有大量的拔高，聚焦和改动的，且疑似加入了大量明末世相和心学思想的隐喻。

之所以说是“猜测”，是因为在《西游记释厄传》出现之后，其受欢迎和流传程度迅速超过《西游记平话》本身，导致这本原版书传到后来居然传没了（清初康雍乾三朝的“修书”运动功不可没）。

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典型的同人逼死官方。

我们今天能知道有这么本原著，是因为韩国留下了一本《朴通事谚解》。

这本书也很有意思，它是一本教明代时的朝鲜人学说汉语的书，由于当时朝鲜是明朝最亲的藩属，他们考公务员（科举）啥的必须写汉字说汉语。所以有人就像现在编英语教材一样，选了一些中国当时流传的、最受欢迎，也最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加上韩文注音，缉纳成册了。

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本明代版的“外语教材”。

这种书，小时候都读过吧？

而《朴通事谚解》当中，就大量照搬、缩写了《西游记平话》中的故事。

因为远在韩国，该书幸运的躲过了清初朝廷借“修书”之名焚书的那次大和谐运动。而从这本书中，我们也借以得知原版西游记大体是个什么样子。

其中一个最有意思的对比，就是里面写道，原本压孙悟空的那座山，不是五行山，而是花果山。

也就是说，在古本《西游记》中，当悟空“犯罪”之后，如来佛祖给他的处理意见，不是异地关押，而是遣回原籍，让这猴头“居家隔离”。

这个古本《西游记》中的这个细节，解释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今本《西游记》当中很多似乎不通的梗：

第一，为什么孙悟空被唐僧放出来以后，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回花果山去看看？

正常人蹲了那么多年大牢，理应很想家才对么。可是今本《西游记》原著中，孙悟空从第十四回放出来，就没提过回花果山的事儿，直到第二十七回因为三打白骨精被唐僧赶走之后，才想起来“回家看看”，然后看到二郎神早把他的花果山都烧干净了。

这样一写，是不是显得悟空对他的那些猴子猴孙有点太无情了？

第二，为什么孙悟空回了花果山之后，猴子猴孙们都还认识他？

按说五百多年，山上的猴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茬了，就算长寿的，谁还能记得当年有这么个“大王”？想想看，五百年以前，中国还是明代，现在突然来个人，说他是朱家皇室子孙，所以要当你的皇帝，你能信他么？

这不是“我是秦始皇，打钱”的烂梗么。

第三，孙猴子被压的这五百年间，他的生活物资问题怎么解决？今本《西游记》当中，是如来佛祖命令当地的土地神衹、会同五方揭谛喂给他吃“铁丸铜汁”……

悟空的这个伙食水平，比如今某大学的“猪肉刺身”那可骇人听闻太多了，真要是这么“吃在五行山”五百年搞下来，放出来的以后孙悟空那还不得第一时间就打上灵山，甭管打不打得过，先跟那如来拼了老命再说？

第四，取经路上，猪八戒动不动就闹着要分行李、回高老庄啥的，唐僧也经常念叨“何日才能回朝跟唐王交差”，唯独就是悟空，按说也是离家已久的人，却从来不提回家这茬事儿。这是为啥呢？他咋这么敬业呢？

……

所有这些疑问，当你明白压孙悟空的五行山本来就是花果山时，就都能说通了——古本《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受到的处分就是“居家隔离”，且一罐就是五百年。

所以他一直待在花果山，被放出来以后不需要再回家一趟看看。而在“隔离”期间，悟空受的待遇应该比今本好得多，至少有他的猴子猴孙们日常送物资照料、聊天解闷什么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孙悟空再回花果山时，一下子就又收服众心了，他本就没离开多久么。

再者，取经路上为什么唯独孙悟空从来不想家？这一点，眼下的上海朋友们应该比较有发言权——你要是现在突然接到个通知，说解除居家隔离了，你随便愿去哪儿去哪儿了。那你肯定也是立马撒愣子的满世界跑，不在外面溜个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你是不会想回家的——五百年啊，在家里早就呆够了。他现在眼里肯定只有诗和远方。

那么，古本《西游记》中是怎么想出让悟空在自己老家山下压五百年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剧情的呢？

我想，这应该是明初文人们跟他们的大明王朝玩的一个黑色幽默。

如果你丢掉《明朝那些事儿》，了解一下真实的明代历史，会发现元明鼎革这件事，远没有看上去那么“伟光正”。

在朱元璋宣誓“驱除鞑虏”，汉族人似乎重新“翻身做主人”之后，中原草民百姓们的生活自由度，相比蒙元其实是大大下降的。

因为朱元璋治国的整体思路，是把老百姓当做植物来对待——你们最好处于完全的“静态”，这样才能方便我管理。

为此，他设立匠户、军户、贱户等诸多名目，在这些名目下又细分出惰民、乐籍、疍户、伴当、世仆、丐户等等诸多名目，明朝的子民们一旦被划定“成分”，除非你考科举当官，否则必须把祖传的职业世世代代一直延续下去，法律上不得转业。你祖宗是掏大粪的，你就必须也掏大粪为生。而且各个行业还要在衣着上有明显的区分，让人一眼就看出你是什么身份——中国人流传至今的“绿帽”梗，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知丁法”，这个我在《但凡会点正经营生，谁干这昧良心的活儿？》一文中已经谈过了，这里不赘述了。

而更为奇葩的则是“路引制度”。

明朝路引制度，应该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严厉限制平民百姓人身自由的制度。申请“路引”很麻烦，先向本乡里甲说明事由，进行申请，再呈报州县审核，核准之后发给“路引”，“路引”要注明姓名，年龄，住址，事项原因，起止地点还有返回期限。没有“正当理由”或过硬背景，申请路引几乎就是天方夜谭。

你说我没有路引，硬闯行不行？不好意思，《明会典》规定，任何居民，离开所属地100里以外，都需要路引，不然的话，你是士兵就以逃兵论处，你是百姓就以偷渡论处，且处罚非常严厉：

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

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外出境者绞，守把之人，知而故纵者，同罪。

——《明会典》

这个“路引”其实就是《西游记》中那个“通关文牒”。小说里这个通关文牒的出镜率特别高，取经一路上虽然妖怪和麻烦千奇百怪，但有一个保留难题是从来不变的，那就是师徒四人每到一地，就必须“倒换通关文牒”。

我看很多解说者把“通关文牒”类比于今日的护照，连剧版《西游》当年也是这么拍的。但其实不是的，到了天竺国这样的大国当中，你会发现唐僧在很多州府也需要换通关文牒才能通过。很显然，在以明朝想象唐朝、以明朝想象世界的《西游记》中，通关文牒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唐僧每到一处就会念叨：换不得通关文牒，怎么过境？一旦丢了行李，别的宝贝也就罢了，只是没有那通关文牒，怎去西天取经？

这其实就是生活在明代行路人最真实的写照——先别说路途遥远、劫匪路霸和狼虫虎豹了，就单单一个路引制度，和各地官府由此滋生出来的刁难找茬、吃拿卡要，就足以吓退大多数行路人了。

可是你又不能说这个制度设计是蠢笨的，恰恰相反，从“帝王术”的角度来说，它很聪明。

朱元璋在总结元亡教训的时候，曾经公开说：“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朱元璋“刚猛治国”的思路来自法家，而法家早在先秦的《商君书》中就公然提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给秦孝公提出了驭民五术：弱民、愚民、疲民、辱民、贫民。

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如果民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法家的驭民思想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老百姓如果可以自由商业、互通有无，就不可能被“弱”和“贫”；

如果可以自由出行、见识世界，就无法被“愚”；

如果可以自由迁徙、用脚投票，就注定不甘心被“疲”和“辱”。

所以，商鞅的驭民五术其实有一个更前置条件，那就是“控民”——想一个办法让老百姓停下来，减少流动性。只有如此，他们才能甘心被收割。

这个道理，就像“噶韭菜”一样——你一定先要把韭叶攥住，而后才能上镰刀收割。

所以怎样控民，一直是历代帝制王朝首先要研究的重点问题。

喊着必须弱民的商鞅后来自己就死在这事儿上，逃亡时投宿旅店，旅店老板跟他要通行证，他没有，旅店老板怕连坐不敢收留，于是他只能束手就擒了。

孔子说的好，“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商鞅这号人，死有余辜，活该。

而控民政策，哪怕是较为开明的唐宋时代，也没有停止过，这一点我在《长安，其实从未有你想象中那般繁华》一文中已经谈过了。

从控民角度讲，明代至少在中前期，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一点其实不是朱元璋制度设计的失败，而他的成功。

当然，代价总是有的。

由于过于严苛的“控民”制度，明朝（至少“太祖之法”得到忠实执行的明前期）成为了一个人员、物资高度不流通，商品经济严重不发达的时代，各地甚至需要依赖朝廷派出的转运使，进行官方特许商贸才能够达成互通有无的效果。同为农业帝国，如果单从耕地面积上看，北宋鼎盛时代的耕种土地面积约为五百二十四万顷，明朝初期已经达到了七百八十万顷，按说明代的经济应该比宋代繁荣很多，但事实上，史学界的公论是宋朝比明朝要富裕的多，政府的财政收入折算购买力，前者当在后者6-10倍左右。

到了明后期一个，一个“小冰期”的季节反常，就让庞大的明帝国陷入了入不敷出、最终财政破产、灰飞烟灭的窘境，明代因为压制社会活力所造成的贫穷与脆弱由此可见一斑了。

所以路引制等控民术所创造的，是一个静态的，死气沉沉的帝国。明朝的社会创造力，就宛如孙悟空一样，纵有天大的本事，却只能被压在五行（花果）山下，苦熬时光。

从社会流动性较为活跃、“以宽失天下”的元，进入要力图将老百姓像植物一样栽种的明，很多人，尤其是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应该是不适应的，所以他们就编了各种段子去揶揄，孙悟空被压在山底下的构思，显然就是在这种压抑中被创作出来的。

到了今本《西游记》成书的明中后期，朱元璋那套牢笼百姓的太祖之法总算无可避免的松动了，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都是因为各种别扭而多年不上朝的懒政帝王，皇帝自己都不上心，明朝的户籍、路引等制度当然就在底层逐渐废弛。所以到了明末，随着朝廷管控力的下降，明朝经济反而迎来了一波空前的繁荣。

其实我们今天在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那个大侠满街走，客栈遍地有的明代武侠江湖，是只有在明朝末年朝廷管控力季度下降是才出现的，因为官府无暇顾及了，所以才导致“太祖之法”败坏，社会有所开放——穿越回明朝大多数时候，店小二看你进门问你的第一句话不应该是“客官，您打尖儿还是住店？”而应是“客官，请出示一下您的路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