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深圳河去上学

回到深圳，她又有些想念天水围的日夜。陪儿子上学前，她只在电影里看过这个地方，“以为是没人住的、好乱的一个区域。”真搬来了，她才觉得“挺喜欢的”，天水围很安静、老年居民偏多，不像中环闹哄哄的；生态环境也好，她常常约了跨境家长朋友，一道在家周围的山上徒步。

2月8日的早上7点，陈楚楚走在深圳福田口岸的长廊里，向外望，太阳从对岸升起来。

这个时候，口岸的两侧已经很热闹了，到处是急匆匆行走的上班族；再晚些，水客和旅游团们也会到来。夹杂在他们中间，最显眼的是像陈楚楚这样，着各式校服、大大小小的跨境学生。

据新华社报道，包括幼儿园及中小学阶段，香港有大约2.1万名跨境学生。2020年初，深港各个口岸因疫情封关后，许多跨境学生家庭被囿于并不宽阔的深圳河的两岸。网课与隔离成了新的日常。

直到2023年2月6日，深港口岸全面恢复通关。对跨境学生们而言，历经三年的等待后，两座最近直线距离不过二十米的城市又连接了起来。

跨境上学的日子里，时间是按分钟计算的。从小学一年级起，张琳早上六点就会喊儿子起床。六点半钟从家里出发，驾车前往深圳湾口岸，“塞车15分钟，不塞车10分钟。”

排队、过关，差不多七点，就到达口岸巴士站等车。等车也要半小时，等的是一种小巴，单程12港元，“乘客八九成是学生。”不能多也不能少，满载十四人就开走。15分钟后可以到达张琳儿子在天水围就读的小学。

张琳是家庭主妇，把儿子送进学校后，她会去屏山天水围图书馆、元朗的各个商场转转。下午三点半，儿子放了学，又原路陪护回深圳。

儿子出生在香港，但张琳是浙江籍贯的深圳人。最开始，她的香港签注是“一周一行”，便与同校的其他四个跨境生家长合作，周一到周五，每个家长负责陪读一天。她记得，也有些家长会合作包车，早上让几个孩子在口岸集合，由随车保姆领着过关，再一道坐车去学校。

某香港教育咨询机构的唐老师介绍，跨境生群体中不乏随港籍父母北上居住、南下求学的孩子，但多数是早年“双非”（即父母二人均不是港籍）孕妇赴港生出的“双非”港籍儿童。这些孩子依法享有在香港接受教育的权利，综合考量，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让孩子住在深圳、走读香港。为此，跨境生家庭的择校多集中于香港北部、靠近口岸的地区，如屯门、上水、天水围等都是热门板块。

张琳说，这几年，走在天水围的路上，越来越常能听到普通话交流了；她儿子就读的小学，有一半学生是跨境生。

也有少数条件相当好的跨境家庭，选择去九龙、港岛念私校，“一年二十万学费，在中环附近租一个两室一厅，基本都要两万多一个月。同样的房子，在天水围的价格可能只要一万左右。”

如果要笼统地概括一下跨境生的家境的话，几位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是“中产以上”：2008年，张琳赴港生子时，光基础的医疗费用就花了好几万；且香港公立学校虽免学费，但每年需要交纳3000多港元的书本费。换一套学校制服也要上千港元。再加上每日通勤的车费，一年也会有一万港元左右的成本。

2018年，张琳的姑姐在天水围闲置了一套五十平的两房，以“低于市价”的价格租给她。她办理了“Q签”签注（每次在香港逗留不超过14天），和儿子搬去了香港，每周往返一次深圳。这为升入高年级的儿子节约了很多通勤时间。

但移居香港并不是跨境生们的常见选择。另一名跨境生家长刘芸和张琳居住在深圳的同一个小区，两个孩子也在香港的同一所学校上学。刘芸算了笔账：若遣一名家长去女儿就读的天水围租房陪读，“房租加上吃穿用度，每个月至少多出一万五千港元的支出，还不算辞职陪读的家长本来能挣的工资。”刘芸与丈夫是双职工，不具备陪读的空闲劳力，走读香港是他们家最好的选择。代价则是每天牺牲孩子至少一小时的睡眠。

跨境上学，最早有港籍儿童难以入读深圳公立学校的原因。2017年，深圳出台了应对政策，“双非”儿童可凭积分入读深圳的公办学校。就受访者们观察到的，回流深圳公立学校的跨境生少之又少。

张琳的儿子今年在香港上中三，写家庭作业的时间少有超过一小时的。学校每学期还组织数次游学活动，去博物馆、科技馆、海洋馆等等。校内有各式各样的免费兴趣班，想学乐器演奏、做体育锻炼的都能报名参加。张琳的儿子在小学当了五年合唱团的男中音主唱，常外出表演，到中学才停下来，“青春期害羞了，不想抛头露面。”

刘芸说，家中大女儿在内地上学，上高中时寄宿，10点熄灯了，与室友们还会拿个小台灯在床上学习到半夜，有些人早上5点多就起床温书。这在今年于香港念中四的小女儿的学习生涯中是从未得见的。

港校体制下的大学申请也似乎比内地容易不少，以张琳多年的观察来看，儿子的中学一年级有140多人，排名前二十基本就能考上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了。

整体来说，家长们被一种“不那么辛苦又回报高”的气氛吸引了。

但在2020年2月，这种气氛戛然而止。2月8日，香港宣布所有内地进港人士，需接受检疫14天。同年3月26日，广东省宣布对所有入境人员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

赶在封关前，正陪儿子在深圳过寒假的张琳两次往返香港，提回儿子升入六年级下学期的教材、作业和书籍。下学期随后在网课中度过。原本定下的中学升学面试也取消了，改为只参考五年级、六年级的成绩。

2020年6月中旬，香港新冠疫情缓和，各中小学课堂逐步恢复正常。张琳随即带着儿子过关赴港，希望在香港的家中隔离14天后，可以参加新录取中学的学前培训。好景不长。7月初，香港又暴发新一轮疫情，各校停止实体教学。

而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但凡香港疫情暴发、学校开始网课，她就带着儿子回深，“逃难一样。”等学校恢复“面授”，他们又返港。来来回回，都是动辄数十天的隔离。

直至今年1月深港首阶段通关，合算起来，张琳三年间带儿子往返深港五次，在两地的隔离则总计有一百二十多天。

但张琳自觉是幸运的。回顾这三年，因为有在香港陪读的条件，儿子基本没有错过学校的实体教学与活动。她加了不少跨境生交流群，“至少三分之二的学生没条件在香港租房，只能留在深圳上网课。”在这些家庭，学习衍生出一种独特的生态。

2020年9月开始，刚上中一的跨境生陈楚楚每天都坐在家里，通过一个对准老师讲台的摄像头参与学习。此时，她在香港居住的同学们已经恢复面授。班上只有一个同学，同她一样在深圳上网课，两人的头像孤零零地挂在网课界面上——那也是她唯一一个能准确将长相和姓名对上的同学。她没有张琳儿子的“好运”，由于没能赴港面试，她被心仪的学校“一下就pass掉了”。

跨境生家长刘芸经常在家校软件上看到学校组织野营、陆运会、水运会等，在深圳的女儿感兴趣的不少，但只能眼巴巴看着。

另一位家长林琼则记得，由于女儿班上只有包括她在内的两个跨境生，授课老师有时会忘记为他们打开网课通道。他们不得不打电话到学校教务室，再让教务室通知老师，“等重新把孩子拉进线上课，半节课都过去了。”遇上体育课，老师会把平板电脑放在操场边，让跨境生看着同学们打羽毛球。每学期，跨境生要上传一两个运动视频，五分钟时长即可，录制一些基础的锻炼动作，当做体育成绩考核。

最要命的是，监督权与边界感成了这些家庭的大难题。要上课，不能不让孩子接触手机和平板电脑，但家长又不能时时盯着，“好像不信任孩子。”林琼说，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常见的结果是孩子的生活、学习习惯变差了，“上面摆着平板上课，下面拿着手机聊天、打游戏。”

徐萍的儿子今年9月上中一。过去三年，她多次发现他往手游里几千地充钱，家里闹得天翻地覆。这是上网课前从没有过的情况。与儿子同校的一位跨境学生，也是上网课后有了游戏瘾，“他爸给摔烂了三部手机。”有的家长在家里多角度安装摄像头。结果发现，孩子用布把摄像头给蒙上了。还有的孩子假装上课，偷偷在房间里打游戏，家长敲门不应，把门锁撬了。

2022年7月，张琳的公公去世，考虑到隔离必然赶不上葬礼，她没有和孩子返回内地。因疫情不便，母子与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2020年末。为此，儿子很是难过了一阵。这也是张琳三年间最觉无力的时候。

家长们只能在群里转发些呼吁或预测通关的文章，很多时候更像是祈愿，“就怕一直网课到孩子上大学。”

封关日久后，香港的部分学校会在深圳找几间教室，设置一个线下的网络课堂：学生们集中到教室里，通过设备收听网课，配一名老师管纪律。家长们通常只需支付场地、设备和聘用老师的费用。林琼听说，这种方案的效果并不太理想，“实际上就是换个地方集中上网课，和实体课还是不能比。”

也有部分跨境家庭选择回流深圳，就读深圳的港制学校。2022年春天，判断通关“遥遥无期”之下，刘芸的女儿考上了一所港制中学的深圳分校，“老师、校长都是从香港的学校来的，学制也完全一样。”9月开学时，她转学到了这所位处深圳的港校就读中学四年级。

封关的头两年，林琼“很坚决、很乐观”。女儿在港就读的学校很好，她舍不得转学放弃。“我想今年不开明年开，总有开关的那天的。”等到第三年，她也急了起来。

也是这年夏天，女儿向林琼提出，学校里不少跨境生同学搬到了香港的寄宿家庭居住，自己也想效仿。开学后，女儿将上中学四年级，那是港制中学关键的、涉及选科的一年。为了让女儿提高学习效率，林琼答应了她的诉求。8月底，开学前夕，女儿与另一名女同学一起去往香港元朗，寄宿在一个深圳妈妈带两个儿子租下的房里。

兴许是寄宿潮的助推，林琼观察到，2022年下半年以来，元朗的房租涨了20%。她女儿寄宿的房子目前月租一万八千港元，三室两厅，女儿的房间统共七八平方米，放下衣柜、书桌和一张高低床后，人就难以腾挪了。

“一个床位4000港元每个月，饭钱是2000港元每个月，加上杂费，每个月大约要9000港元。”林琼说，“还是比我去陪读要实惠不少。”

1月8日，香港与内地实施首阶段通关，开放福田、深圳湾等七个口岸，单日限额人流量，且自香港入境人员需填写海关健康申明卡、出示出行前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2月6日，香港与内地实现全面通关，取消出入境预约与核酸检测规定。

香港教联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仅2021年，由于“通关难”，大部分受访的港校称有跨境生退学，“平均每间学校流失12名学生，占全校跨境生的15%。”

而2023年2月的前十天，香港某教育咨询机构的教师曾洁共计接待了六个即将来港读书的跨境生家庭。比起去年同期的“一个”明显要强，与疫情前则基本没有差异。

2月8日，全面通关的第三天，陈楚楚回到阔别三年的学校接受“面授”。她穿了一身新校服，早上六点过七分就出了家门，坐半小时地铁到达深圳市福田口岸站，往东走一百米，天桥下有块“湾区返埋嚟”的看板。她知道，跨境的日常又回来了。

那天她看什么都新鲜。巴士站、车窗外、马路边，甚至教室里的课桌都被她拍摄下来。香港还是她记忆中的样子：道路多数不比深圳的宽阔；虽只隔着一条深圳河，深圳冷些，香港热些；港岛区很繁华，和深圳一样有崭新的高楼大厦，旺角则显得破旧，新界北几乎都是村屋；香港的生活节奏更快——一过口岸，行人、扶梯上下行的速度都显而易见地快了起来……

想回深圳的人也归心似箭。1月20日，儿子上午考完期末考的最后一场，下午一点，张琳母子从天水围的家搭上的士。的士驶过深圳湾大桥时，海风吹得张琳“心花怒放”。不出十五分钟，两人就到达深圳湾口岸。出示核酸阴性证明、预约码、海关健康申报码后，他们十分钟内连过香港、深圳两道关。

走出口岸大厅、踏上深圳的土地时，张琳看到一幅巨大的“欢迎回家”的标语，路边的行道树上挂着红灯笼，她“恍若隔世”。等候的丈夫迎上来，三人久违地拥抱了一下。三人上一次见面是八个月前。

被“困”香港时，好几次，张琳在天水围的一座山上徒步，登顶北望，能看见深圳的天际线，甚至能辨别出华侨城附近的、自家所在的那栋居民高楼。她心里五味杂陈，“直线距离可能就十几公里。”在深圳的丈夫开玩笑说要放个无人机过来。

那时她想念内地的家人，想念深圳华侨城的林荫小道、道上的小野猫。回到深圳，她又有些想念天水围的日夜。陪儿子上学前，她只在电影里看过这个地方，“以为是没人住的、好乱的一个区域。”真搬来了，她才觉得“挺喜欢的”，天水围很安静、老年居民偏多，不像中环闹哄哄的；生态环境也好，她常常约了跨境家长朋友，一道在家周围的山上徒步。

三年疫情让张琳对居住模式有了新的思考。恰好她姑姐家有了用房需求，她就把房子还了回去，找了一位跨境生家长，合租一套三室一厅。两个孩子各住一间房，剩余的一间留给“值班”家长。每一周或两周，换一位“值班”家长去香港陪读，其余的家长在深圳“看家”。这样，“内地的家也不至于完全没有照应。”

儿子马上要升入“中四”了，相当于在内地升入高中。未来是关键的三年。跨境生活重回正轨，他们也要继续他们的求学之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曾洁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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