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活挽救了我们的婚姻：一对上海海归夫妻美国的六年生活

真实故事

我嫁给楚铭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我毕业于上海交大，随后进入上海一家公司的市场部工作，主攻集团大单业务。

楚铭是复旦的高材生，本来，他在大四那年就以高分获得了托福和GRE的PASS，但是因为他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他不得不暂停出国的原计划留在上海工作处理父亲的后事以及陪伴悲痛的母亲。

然后，我俩的距离慢慢拉近，由恋人到了婚姻。我们一起贷款在虹口区买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当房子装修完毕后，我们领取了结婚证。

新婚的热情过后，我们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状态，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他坐公汽转地铁到莘庄搭乘公司的通勤车，我到南京西路文华大厦等我单位的通勤车，到了单位便是昏天黑地的8小时忙碌。

拜上海的拥挤交通所赐，我俩回到家的时候多半都是华灯已上了，于是一起在附近的永和、振鼎鸡甚至麦当劳胡乱吃上一顿当是晚餐。

回到家洗完澡大概已经在10点以后了，说不上两句话便都倒头睡去。到了周末，一起睡个懒觉、然后处理一下堆积一周的家务，浑浑噩噩中两天时间似乎溜得飞快，接着就又是星期一了。

结婚半年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婚姻的兴奋点了：每个月的薪水除了还贷和存下1万元外，我俩还能各自捏着几千块钱零花，可是，我们一点都不快乐——我们有钱，但彼此都不需要对方的钱；我们有家，但120平米的房子就像一个临时旅馆……

对于那种生活，楚铭的不满并不比我少，终于，在一个周末为了家务的分配问题，我俩爆发了婚后的第一次战争，不过，我俩谁也占不了上风。

因为我们谁也不能证明自己为这个家做的事情比对方多：我俩收入持平、上下班时间一致、工作强度类似……最后，我只能恨恨地叹一口气——这该死的般配！

夫妻吵架这种事情就和灯泡坏掉一样，只要有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我俩的争吵频率很快从几个月一次发展到每月一吵再到每周一闹，到了后来，我俩见面的时候脸都臭臭的，谁都不愿意先和对方打个招呼。

我悲哀地想，或许，我俩的婚姻到头了。

就在日子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的时候，楚铭和我好好谈了一次，他说他也觉得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他决定去考托福，打算去美国留学。

他说我们可以选择马上离婚，也可以考虑利用他留学的时间先暂时分开一段时间给对方独处的冷静时间，如果觉得这段婚姻真的没有存在价值的话再离婚。

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我们都找不出一个恨不得马上离开对方的理由。

随后，楚铭在托福中考出了618的高分，他开始向美国的各大高校寄出自己的奖学金申请，当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遥遥而来的时候，我俩的日子蓦然就要变得以天以小时来计算了。

出国前的日子里，楚铭办理了辞职在家准备，也就在那时，我充分领略到了他的温情：

每天早上，我会在早餐的香味里醒来，洗漱完毕后桌上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饭加上4个小味碟的各种小菜；吃完早饭，楚铭会送我去文华大厦陪我等通勤车，等我上车了再向我挥挥手，目送车子远去。

白天我在办公室忙碌的时候，会收到他的电话或短信，或者问我晚上想吃什么，或者告诉我他在街上找到了我很久以前就想要的一个小玩意；下班的时候，他又早已在通勤车停靠点等着我了。

回到家里，干净得一尘不染，简单而可口的晚饭已经在餐桌上摆得整整齐齐；等到周末的时候，他会有耐心地推醒我，陪我去逛街、在外面吃饭……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只是，我有些伤感，为何总要到了分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

当楚铭终于去了美国以后，蓦然冷清下来的生活让我觉得寂寞而空虚，我甚至找不到一点能够让自己开心的理由——原来我还是离不开他的——这是我对我们婚姻最后的结论。

于是，我决定去美国陪读。

对于我的这个决定，楚铭表现出了出乎意外的惊喜和支持，不过，他也委婉向我透露：美国的生活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美好。

3个月后，楚铭给我发来了齐全的证明材料，我很快获准签证，开始了我的美国陪读生涯。

与我的陪读生涯携手而来的，是窘迫的生活：我们在上海购房的时候向工商银行申请了30万贷款，没有来美国前，我俩的月薪加起来大概2万5的样子，我俩是那种不喜欢欠债的人。

因此，我们选择的是无定额还款，手里有了钱就全部还给了银行。当我们来美国时，还有18万的贷款在虎视眈眈。

为了保有那份房产，我在出国前在银行办理了异国联程账户，我们每个月必须在伊利诺伊州的达菲尔德花旗银行存入两百美金作为上海房子的分期付款。

因为我的到来，楚铭搬出了免费的学生宿舍，在校外租了房子。说是房子，不如说是岩洞，多山的达菲尔德的建筑都是依山而建，有钱人的别墅便显得格外气势雄浑。

而穷人便只有偷懒节约建材，在山体上往内挖掘推进，将坚实的花岗岩作为自家的免费墙壁——我们租到的，便是这样一间在山体上挖出来的房子——整间房子只有一扇大门在外面，其余的部分就全部在山体内部，像个防空洞一样。

第一晚在这里入眠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就想到了自己在上海的家，想念家里的高床软枕和空调——只是，当初整天和楚铭呕气，压根没有意识到那时已经在一种非常幸福的状态。

楚铭每周有10小时的合法打工时间，于是他在一家墨西哥餐厅打工，时薪是15美元，一个月大概600美元的收入，加上小费能够拿到800美元的样子——还上海房款200美元、达菲尔德的房屋租金300美元。

我俩真正能够动用的，只是拮据的300美元而已——哪怕在上海，这折算成2500人民币的生活费也是以往大手大脚习惯了的我们周末出去购物的一点零花钱而已。

而今，我这个家庭主妇必须用这笔在国内作为零花钱的小钱在美国保证两个人的所有开支，我觉得这真是对我经济能力的莫大挑战。

最大的开支便是吃，以前在国内，我几乎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到了美国，我们的那点钱还不够去餐厅吃两顿饭的，结婚一年多以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学习做饭。

由于我们的房子见不到阳光，为了预防风湿病和皮肤病，我们尽量地多换衣服和被褥，每天早上楚铭去学校上课以后，我要在第一时间把昨晚换下的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把床上的垫褥被子全部抱到门外的草坪上摊开，然后捡一根小树枝拍拍打打，防止内褥因为潮湿凝结成团。

这里的居民都习惯用干衣机，取出来只要在家里稍微晾一下就行了，可我们没有干衣机，超市里面最便宜的干衣机要300美元一台。

于是我用了最传统的干衣办法——伊利诺伊有的是最灿烂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我在门口钉一枚钉子，拉上绳子，另一头系在几米开外的邮筒上，衣服就可以在阳光下随风起舞了。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把衣服成功晾好的时候，我手脚忙碌着，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歌，等我意识到自己的开心时，一首歌已经都唱完了。

可是，尽管我努力开源节流，第一个月下来，我们仍然出现了赤字。我在一张纸上面划来划去，决定从下个月开始，在家做便当给楚铭当午餐。

楚铭平时的午餐都在学校吃，学校餐厅最便宜的套餐也要2块钱，一个月下来是60块，这要花掉我俩生活费的20%，我要把这笔钱省出来。

于是我每天早上做早餐的时候顺便就把中饭也做了，然后给楚铭装在饭盒里让他带走，在这下厨的日子里，我的厨艺也算是大有长进。三天后的下午，楚铭一回家就催我快开饭，说他快要饿死了。

我疑惑地问他是不是便当不够吃，他说有个中国籍同学看中了他的便当，非要花5块钱买去，说要尝尝久违的中国菜的味道，他就把便当卖给同学，自己没吃午饭。

楚铭的话一下提醒了我，在西北大学，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留学生，其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手头并不宽裕，美国的中餐厅贵得吓死人，远不是他们能问津的，或许，这批中国留学生身上蕴藏着适合我的商机。

在楚铭的试探和问询下，那些留学生果然都很愿意花5块钱享受一个正宗的中国便当。

于是，我不挂牌的中国餐厅在那个小小的岩洞厨房里悄然开张了。

以前，因为只有两个人吃饭，我多半在社区的小超市买菜，尽管贵一点，但是可以只买很少的分量，避免浪费和扔在冰箱里营养流失。

如今，找楚铭报名购买便当的人数一下超过了30，我就必须节约成本了。离家8公里以外的河边有早市，会有本地的菜农去那里售卖自家田地出产的新鲜蔬菜，有时还有未经冷冻的新鲜肉类。

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每天7点准时出门去早市一家家比较，买最便宜的原材料。

回到家时多半已经是9点以后了，我洗好衣服晒好被子，就要开始准备午餐了，三十多个便当全部就绪，大概已经是11点以后，接着我得把这些便当全部装进自行车的车篓里面，送到西北大学去交给楚铭，由他给同学分发。

那个月底是我和楚铭到美国后第一次去外面吃饭——我们在他打工的墨西哥餐厅吃了玉米面饼、玉米浓汤、仙人掌布丁，还一人喝了一杯龙舌兰酒。

因为，那个月我卖便当赚了2000美金——整整2000美金。

当楚铭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们在美国的存款已经积累到了3万美元，我们还提前还清了上海住房的全部贷款，我们也搬了家，搬到了一处四面都有窗户的独门小院，月租金1000美元。

美国的出租房分两种：有家具和没家具。后者往往较便宜，我们自然还是选的后者，家具是我俩捡来的和在"Yardsale"买来的(美国人搬迁频繁，所以常常会自家后院或车库低价出售不愿带走的旧家具及用品)。

还算幸运，我们花了45美元就买到全套的大餐桌及餐椅、沙发、写字台、床、床头柜等。然后，我俩去社区的垃圾站捡了一条宽条凳，买块台布一搭，成了电视柜；捡块木板往纸箱上一搁，成了小灯柜。

我还从外面拾回别人扔掉的花盆，种上路边找回来的兰草和常青藤，我们就算是正式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了。

楚铭决定继续读博士，他建议早已通过语言关的我尝试也一起读书，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他说也是我该换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了。

经过楚铭的推荐和我的笔试，我成为了西北大学法学硕士班的一名新生。

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我的读书而受到影响，楚铭跟着他的导师接下了州政府的一项研究活动，每个月固定能有1500美元的政府津贴，而因为我们住房的搬迁，我的便当业务也被更加赚钱的家宴业务所取代了。

因为上午下午都有课，我再不能做便当了，那些吃惯了我做的饭菜的留学生们都怅然若失，纷纷来找我，希望我能拿出一个既不影响读书又能让他们大快朵颐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做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收费式家宴。

在我读硕士以前，在楚铭的"逼迫"下，我经过艰难的2次笔试5次路考才总算拿到了驾照，然后我们买了一辆80年代的二手日本车，每天下午下课后，我马上驱车去晚市买菜。

因为临近收摊，蔬菜看起来就有点蔫蔫的，不像早上那么新鲜，我可以大肆砍价。

买好菜驱车飞奔回家一头扎进厨房开始忙碌，房子里有一个房间里面除了一张硕大的圆桌和椅子以外空无一物，这便是我家的家宴宴会厅了。

到了快开饭的时候，事先预约好的留学生们便会络绎不绝地拥进来，每上一道菜便是一阵惊呼，他们可以在这里好好享受来自家乡的美食——我回国探亲带来的金华火腿、桂花鸭、黄泥螺……

自己舍不得吃，全部被他们扫荡一空。不过，家宴的费用是比便当贵很多的，以人头计，一人15块钱。我的利润比起做便当还增长了50％呢！

自从我俩的经济走上正轨以后，每当有假期的时候，楚铭就会带我去美国各处旅游，因为有留学生证，我们可以享受半价的车费，可以六折费用住宿在青年旅馆。

说来惭愧，以前在上海的婚姻生活中，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爱好，直到在美国旅游的时候，我们方才发现：

彼此竟然都对精美的各地手工艺品情有独钟；尽管我们平时节衣缩食，但在面对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时，我们的口袋就仿佛长了翅膀一般。

而每当发现当地手工一流的制品后，我们会不约而同地从卖家那里打听到工坊所在，一起去那里目睹这些杰出工艺品的诞生过程。当我们游历完一圈回到达菲尔德时，除了大包小包的工艺品外，还拿到了众多一流工坊的联系方式。

然后，前来我们家家宴的留学生们便会眼前一亮地看中某一件在角落里熠熠生辉的工艺品，然后腼腆地上前来询问我们能否割爱——当然可以，只不过，价钱会比我们在原产地购买的时候高上那么一点点。

当我们家里的那些工艺品被抢购一空后，我俩惊喜地发现，我们的旅行竟然没有花掉自己一分钱——那些食宿交通费全部赚回来了。

有了这样"免费"旅游的经验以后，我俩的胆子也大了，目光也不仅仅限于美国大陆，我们利用春假和圣诞节假期往加拿大、古巴甚至欧洲跑，还一起利用一次回国探亲的机会顺便去了一趟日本北海道。

再等我们把这些精心淘来的工艺品正式亮相的时候，一下就热闹了，来的不仅仅是中国留学生，加拿大、古巴、英国、法国、日本……的留学生纷至沓来，有买自己国家工艺品的，有买自己没去过国家的工艺品的，有的甚至为了一件绝版的灯座争得脸红脖子粗。

那天晚上，我喜滋滋地点钱，楚铭喜滋滋地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我俩心有灵犀地一笑，决定正式展开我们的工艺品贩卖生意。

因为我们去了众多工坊，因此联系起来很方便，只需要指定货品的种类，让对方用货到付款的业务把产品交给快递公司就行了。我们只需要准备好货款坐在家里等东西送上门。

贩卖工艺品的利润是多少我们还真的没仔细算过，不过，我深刻地记得，一枚日本北海道的扇贝珍珠做成的挂坠进价是10美金，最后被别人200美金买走了。

也就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楚铭对我接待客人的机灵刮目相看，而我也越来越佩服他的前瞻性和细心——要不是他坚持在每个旅游地去登门拜访各个工坊，我们哪会有这么长效性的收益——这种彼此的欣赏让我们都觉得对方身上的优点原来是层出不穷，无疑，我俩的感情自然是随着存款的增加越发热络。

吃饭赚钱、旅游也赚钱，这样赚钱的结果就是，当楚铭戴上博士帽我硕士也毕业的时候，我俩的存款超过了10万美金。

我们一起从一无所有开始，从拮据到可怜的日子开始，相濡以沫地彼此扶持，他为了这个家打工挨饿，我为了这个家卖力动脑。

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人，不再对对方不闻不问，我们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心疼，知道了原来夫妻一起为了家拼搏是一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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