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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在课堂上发言要举手，但你在餐桌上讲话时却不必举手？为什么普通家长感慨因为工作去不了女儿的成人礼会获得同情，但社区书记在防疫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却会引发争议？
社会学就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社会学的观点，如果简化再简化，不外乎两条：一是从特例中寻找一般性，二是从熟悉中寻找陌生感。但真正了解社会学并非易事，该从社会学祖师爷孔德的理论入手？还是从我们更为熟悉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开始？翻译而来的社会学著作多是难啃的硬骨头。上世纪学者们把社会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时，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现成的教材虽好，但在解释当时的中国社会时，多少有些词不达意。这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社会学大家费孝通初任教职时所面临的问题。他最终决定用本土化的术语，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讲授乡村经济学。日后，在这门课程的基础上，费孝通写了一系列更为通俗的文章，汇编成《乡土中国》。现在，这本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人怎样生活”的《乡土中国》，被誉为“了解中国社会的必读书目”。
今天，我们不妨先把社会学的大部头暂时搁下，一起打开这本平实而又接地气的《乡土中国》。只需要一个下午，你就可以随着费孝通的指引，沿着这条由汉字筑成的乡间小道，走进社会学的大花园。跟随吴老师去到2023财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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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用这样一句话为《乡土中国》开篇：“从基层上看去，中国是乡土性的。”乡土性源于中国的农耕传统。不同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也不同于工人们择地而居，农民被框在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上。他们为了耕作而聚集，以简单的分工，世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只有战乱和重大的天灾才让他们迁徙。而土气，正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在这样一个相对静止的乡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熟悉和默契相黏合。你或许听过这样的话，“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而这类“说了就见外”的事情，正是乡土中国在走向城市化时最不适应的。各人的惯例，在磨合初期不再起作用。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为主的现代社会时，也面临着各种惯例的失效。乡土社会如何决定惯例的适用范围？费孝通为了描述乡土社会中这种特有的、适用于不同人的准则，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西方的社会就好比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西方社会组织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在团里，谁在团外，界限分明。费孝通把这种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称作团体格局。团体格局在描绘中国社会时有些力不从心，因为乡土社会“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
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必须先假定团体的存在。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我们采用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处于波纹中心的“我”，决定着社会范围的收放伸缩。在这样的波纹格局下，在国家层面上看起来的自私，却可能是在某个家族中的公允。也就是说，“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举个例子来说，喜欢痛骂贪污的人，遇到他亲爹贪污时，未必骂得出口。在差序格局下施加道德标准时，得先考虑一下被评判人与自己的关系。这样的自我视角，让许多人认为，乡土社会是人治的，而不像西方社会是法治的。在费孝通看来，“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所以，乡土社会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人治社会。乡土社会不是无法无天的，乡土社会依靠“礼”来运转。
客家人传统做客习俗
礼不一定是文明的，比如殉葬既残忍又落后，但在特定的社会时期却符合礼。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
在乡土社会中，礼来自经验习惯，在人们主动服从于成规的过程中发展。这也让我们看到，只有传统可以有效地应对生活问题时，礼治才能成为可能。乡土社会在差序格局和礼的调剂下，并不推崇诉讼。诉讼把用不着多说的事情不仅说破了，还要写在诉状上，并要求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乡土社会中人们对诉讼的厌恶不仅源于它破坏了礼治的惯例，还因为西方式的诉讼似乎只关心对个人权利的厘定，并没有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教化意义。很多舆论分明的社会热点事件走上法律程序时，总有人质疑，怎么坏人还有律师愿意为他辩护呢？这类质疑，也是传统礼治在今天的回响。对于这类现象，费孝通从实用角度指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今天的读者在合上《乡土中国》时，或许会疑惑写作于抗战时期的这本小书是否还符合中国现实。特别是2021年，国家发改委数据表明，当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4.72%。一个城镇化的中国，是否还有着乡土本色呢？简单来说，现象在改变，但《乡土中国》观察社会的视角依然适用。《乡土中国》在今天的意义，更像是让人们在了解过去时，多了一种看清纷繁未来的视角。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乡土性正在被人们的流动性瓦解。在城市学研究专家吴缚龙看来，城市化进程促使中国社会脱离了稳定、静态的和可预测的乡土性。但四十年来的社会流动，也可以在一瞬间因为封控而按下暂停键。但此时，人们并不是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安身，而是在相对陌生的环境中独居。但信息的流动并没有因为地缘上的相对隔绝而停止。于是我们还看到，社交网络小圈子中网民间的互动，逐渐走向捆柴火式的关系。特定话题的评论区有时就会成为站队实验场，你必须泾渭分明、一以贯之地支持某种观点，可溯源的网络言论不欢迎人们在意见方面实现差序格局。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后记中提到的那样，中国社会曾经“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着极快的变动”。费孝通在经历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动时，体会到“社会里的成员必须清醒地、自觉地看到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个人的行为既要能符合社会身份一时的要求，还得善于适应演变的形势”。而你我皆是涓滴乡土水，最终汇向时代的汪洋大海。现在成为《每天听见吴晓波》会员，跟着吴老师从商业视角解读中国社会现象，解锁往期2000+期音频以及未来1年300期新音频，还能免费获得《乡土中国》纸书一本，仅限前200名。《每天听见吴晓波》2月热门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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